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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揭短类生活节目扎堆荧屏，形式内容大同小异——受访者应邀出镜，大曝家丑，嘉宾点评，专家指导，力求化解矛盾。
不可否认，这类节目试图厘清线索，矫正不同利益取向，对和谐家庭有一定作用。然而，揭丑时，难免披露情感纷争、个人恩怨等隐私，极易给受访者带来负面效应。
法律界对此类节目披露隐私如何评价？采访双方应如何规制各自行为？北京市两级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或许能带来启迪。
自揭家丑，不堪压力抑郁成疾
《生活广角》是北京电视台推出的一档谈话节目。该栏目的部分节目，由北京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提供。
2011年5月，六十多岁的冯俊慧应邀，与《生活广角》节目组、文化公司签订了《讲述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该协议第七条约定：“本人在参加录制后、节目播出前或节目首播后，不同意播出已经制作完成的节目或因本人原因导致节目不能播出，本人愿全额承担节目组因此已经支出的制作费用；如对已经制作完成的节目有其他特殊要求，本人亦愿承担因此所增加的节目制作成本。如果本人未能在播出日（或重播日）前支付前述款项，节目组有权按原计划安排播出，且无须为此向本人承担任何责任。”
签订声明后，冯俊慧当天参加了节目录制。第二天，冯俊慧的女儿董妙彤找到居住地的居委会，表示不想让电视台播出节目。居委会负责人遂致电文化公司栏目组的郭浩淼，传达了请求。郭浩淼答复说，录好的节目已经交给北京电视台，电视台定于2011年6月2日、3日播出。
6月3日，冯俊慧去公园晨练，刚走到公园门口，有人用手朝着她指指，“这就是昨天电视里的恶婆婆。”此言一出，周围的人都投来异样的眼光，继而三五成群，窃窃私语。冯俊慧羞愧难当，赶紧跑回家中。
当日下午，冯俊慧看完上传至新浪网的节目，越看越气，认为剪辑后的内容与录制中想反映的问题有较大出入。此后连续数日，她的情绪明显异常。
直到10日，家人感觉情况不妙，将冯俊慧送至医院。经诊治，冯俊慧患有脑动脉硬化、脑梗死、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焦虑症等疾病。经二十天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家人将冯俊慧转院，这次又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症、反应性精神病，存在焦虑、强迫状态。
同结果判由相异，侵权与否终有定论
一期受访节目，就让母亲承受如此严重的疾病，董妙彤怎么也不能接受，决心讨一个说法。与文化公司多次交涉无果后，她以母亲为原告，以自己为法定代表人，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冯俊慧认为，节目播放后，造成本人社会评价降低。本人及亲属多次与文化公司交涉，希望能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播放录制的节目，不要为了收视效果而过度编辑采访内容，但文化公司置之不理。本人因此深受打击，患上了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请求法院判令文化公司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支付本人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等共计212万余元。
文化公司则认为，冯俊慧患病，内因是任性倔强的易感体质，外因是节目播出后家庭成员对她的评价。冯俊慧发病后违背医嘱，拒绝住院就医，加重病情发作。文化公司已尽到善意提醒，以及合法审查义务，对冯俊慧发病没有主观侵权故意、客观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冯俊慧、文化公司分别向法院申请，对冯俊慧精神状况的伤残等级、受伤害结果与节目有无因果关系等进行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出具意见，载明：冯俊慧患有应激相关障碍，即长期抑郁反应，目前尚无国家标准，本案不宜作出精神伤残评定；节目播放内容与冯俊慧所患精神疾病存在因果关系，事件参与度为50%；冯俊慧缺乏自我认知、情绪控制能力，评定为无诉讼行为能力。
法院审理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报名参加录制节目，是冯俊慧自愿同意，内容也是她明知的。冯俊慧享有撤回节目的权利，但同时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二，录制者应保护个人隐私，不能因为节目制作完成，并投入了人力、物力，而阻止他人享有节目撤回权。第三，该节目录制不是有偿的契约关系，没有支付被录制者相应报酬，这种情形下，被采访者不同意播放时，应终止节目播出。损失可以另行依约定主张。所以文化公司应承担一部分责任。
2016年1月，法院一审判决文化公司赔偿冯俊慧201236元。一审判决后，冯俊慧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6年5月，北京一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判决。
【以案说法】
承办此案的法官指出：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不同主体对同一件事的评价并非总是一致，自认为有理有据的事实，也往往在多元的社会价值中被赋予不同意义。在此背景中，对该类节目是否构成侵权，就应该设定严格的条件。而本案中，董妙彤并没有明确表示停止播出，也没有证据证明文化公司恶意颠倒是非。
当然，作为录制单位，在向受访者宣传节目带来积极帮助的同时，应当告知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让受访者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作为受访者，则应当充分评估参加节目的利与弊。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此类节目的作用。
（文中人名系化名。）
（编辑 赵莹zhaoyingno.1@163.com）
不可否认，这类节目试图厘清线索，矫正不同利益取向，对和谐家庭有一定作用。然而，揭丑时，难免披露情感纷争、个人恩怨等隐私，极易给受访者带来负面效应。
法律界对此类节目披露隐私如何评价？采访双方应如何规制各自行为？北京市两级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或许能带来启迪。
自揭家丑，不堪压力抑郁成疾
《生活广角》是北京电视台推出的一档谈话节目。该栏目的部分节目，由北京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提供。
2011年5月，六十多岁的冯俊慧应邀，与《生活广角》节目组、文化公司签订了《讲述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该协议第七条约定：“本人在参加录制后、节目播出前或节目首播后，不同意播出已经制作完成的节目或因本人原因导致节目不能播出，本人愿全额承担节目组因此已经支出的制作费用；如对已经制作完成的节目有其他特殊要求，本人亦愿承担因此所增加的节目制作成本。如果本人未能在播出日（或重播日）前支付前述款项，节目组有权按原计划安排播出，且无须为此向本人承担任何责任。”
签订声明后，冯俊慧当天参加了节目录制。第二天，冯俊慧的女儿董妙彤找到居住地的居委会，表示不想让电视台播出节目。居委会负责人遂致电文化公司栏目组的郭浩淼，传达了请求。郭浩淼答复说，录好的节目已经交给北京电视台，电视台定于2011年6月2日、3日播出。
6月3日，冯俊慧去公园晨练，刚走到公园门口，有人用手朝着她指指，“这就是昨天电视里的恶婆婆。”此言一出，周围的人都投来异样的眼光，继而三五成群，窃窃私语。冯俊慧羞愧难当，赶紧跑回家中。
当日下午，冯俊慧看完上传至新浪网的节目，越看越气，认为剪辑后的内容与录制中想反映的问题有较大出入。此后连续数日，她的情绪明显异常。
直到10日，家人感觉情况不妙，将冯俊慧送至医院。经诊治，冯俊慧患有脑动脉硬化、脑梗死、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焦虑症等疾病。经二十天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家人将冯俊慧转院，这次又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症、反应性精神病，存在焦虑、强迫状态。
同结果判由相异，侵权与否终有定论
一期受访节目，就让母亲承受如此严重的疾病，董妙彤怎么也不能接受，决心讨一个说法。与文化公司多次交涉无果后，她以母亲为原告，以自己为法定代表人，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冯俊慧认为，节目播放后，造成本人社会评价降低。本人及亲属多次与文化公司交涉，希望能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播放录制的节目，不要为了收视效果而过度编辑采访内容，但文化公司置之不理。本人因此深受打击，患上了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请求法院判令文化公司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支付本人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等共计212万余元。
文化公司则认为，冯俊慧患病，内因是任性倔强的易感体质，外因是节目播出后家庭成员对她的评价。冯俊慧发病后违背医嘱，拒绝住院就医，加重病情发作。文化公司已尽到善意提醒，以及合法审查义务，对冯俊慧发病没有主观侵权故意、客观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冯俊慧、文化公司分别向法院申请，对冯俊慧精神状况的伤残等级、受伤害结果与节目有无因果关系等进行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出具意见，载明：冯俊慧患有应激相关障碍，即长期抑郁反应，目前尚无国家标准，本案不宜作出精神伤残评定；节目播放内容与冯俊慧所患精神疾病存在因果关系，事件参与度为50%；冯俊慧缺乏自我认知、情绪控制能力，评定为无诉讼行为能力。
法院审理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报名参加录制节目，是冯俊慧自愿同意，内容也是她明知的。冯俊慧享有撤回节目的权利，但同时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二，录制者应保护个人隐私，不能因为节目制作完成，并投入了人力、物力，而阻止他人享有节目撤回权。第三，该节目录制不是有偿的契约关系，没有支付被录制者相应报酬，这种情形下，被采访者不同意播放时，应终止节目播出。损失可以另行依约定主张。所以文化公司应承担一部分责任。
2016年1月，法院一审判决文化公司赔偿冯俊慧201236元。一审判决后，冯俊慧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6年5月，北京一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判决。
【以案说法】
承办此案的法官指出：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不同主体对同一件事的评价并非总是一致，自认为有理有据的事实，也往往在多元的社会价值中被赋予不同意义。在此背景中，对该类节目是否构成侵权，就应该设定严格的条件。而本案中，董妙彤并没有明确表示停止播出，也没有证据证明文化公司恶意颠倒是非。
当然，作为录制单位，在向受访者宣传节目带来积极帮助的同时，应当告知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让受访者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作为受访者，则应当充分评估参加节目的利与弊。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此类节目的作用。
（文中人名系化名。）
（编辑 赵莹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