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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八年（736），唐僧道璿应邀至日本传授律学，道璿在传律的过程中，也将华严宗、天台宗、北宗禅的思想传入日本。这是天台宗进入日本的开始。天平胜宝五年（754），鉴真一行到达日本，将《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教义》等天台宗经典带入日本，其弟子法进亦曾向日僧讲授“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推动天台宗经典在日本的传播。道璿将天台思想传入日本，但具体情形阙载，故难以确考。鉴真等人将天台宗典籍带入日本，促进天台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但没有培养出专习天台宗的弟子。日本的天台宗，至最澄才正式形成。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近州滋贺郡人。先祖据载为后汉孝献帝后裔，其父亲百枝不仅精通儒学，更礼佛诵经，常以为乐。最澄7岁受学，志宗佛道。年十二，在近江大国师传灯法师行表处出家，学习唯识章疏。20岁时，最澄于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延历四年（785），最澄因观世间无常，荣衰有限，慨叹正法凌迟，苍生沉沦，至比叡山结庵修行，“每日读《法华》《金光明》《般若》等大乘经，一日不阙，无有懈怠”（《叡山大师传》）。坐禅之隙，最澄作有《愿文》一篇，发五种大愿，“伏愿解脱之味独不饮，安乐之果独不证。法界众生，同登妙觉。法界众生，同服妙味。”倡导自利利他的大乘佛法。
内供奉禅师寿兴因阅最澄《愿文》，一见即可，最澄因此得以披览《大乘起信论疏》《华严五教章》等，并对其中引涉的天台教义产生兴趣。其后机缘巧合，得知鉴真携来之台教经典所在之处，借阅抄写并研读《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教义》《维摩经疏》等，“优柔饫厌，乃能讲演”（《元亨释书》）。
延历十六年（797），最澄受桓武天皇命预内供奉十禅师之列，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逐步提高。十七年冬十一月立法华十讲法会，二十年十一月最澄在比叡峰一乘止观院延请佛教界十位大德演说“天台三大部”。二十一年国子祭酒和气弘世请最澄及其他十余位大德在高雄山寺讲演天台妙旨。同年九月四日，桓武天皇“见知天台教迹，特超诸宗”，意欲建立“天台之妙悟”，最澄因此上表天皇，请求入唐求法。最澄等人虽能讲演天台教法，但觉典籍字谬行脱，难得细趣，又无所师承，虽能讲读经文但难以确信。最澄又言及其时日本流行之三论宗与法相宗均以论为宗，不如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故需入唐求法，将天台宗传入日本，祈求“法华圆宗与日月齐明，天台妙记将乾坤等固。”（《入唐请益表》）
天皇准许了最澄入唐求法的上书，并施予金银数百两充入唐之资费，最澄请求携带弟子义真作为翻译一同入唐，也得到准许。延历二十三年（804）秋七月，最澄以还学僧的身份入唐求法，并于当年九月到达明州。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十五日，最澄、义真两人从明州出发，于九月二十六日到达台州（今浙江临海）。其时，台州刺史陆淳延请天台山修禅座主道邃于龙兴寺讲演《摩诃止观》，道邃为荆溪湛然（711—782）弟子。道邃法师一见最澄即器许，最澄从受天台教法并抄录天台教门疏记，又从道邃受菩萨三聚大戒。道邃对最澄寄予厚望：“弘道在人，人能持道。吾道化行，今其时哉！”
其后，最澄至天台山佛垅寺见行满座主，行满亦为荆溪湛然弟子。最澄从行满受法，并受天臺教典籍八十二卷。行满付法文言：“愿得大师以本念力，慈光远照，早达乡关。弘我教门，报我严训。生生世世，佛种不断。”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最澄一行离开台州，四月到达越州绍兴龙兴寺，值遇龙兴寺沙门顺晓，受三部灌顶秘教及陀罗尼经书、印契、图样、灌顶器物。晓顺为善无畏再传弟子，故在付法文中称最澄为第四咐嘱，希望最澄能令佛法永不断绝。
最澄在唐土的求法，涵括了天台宗、禅宗、密宗与大乘戒律，形成圆、密、禅、戒的“四宗相承”。之后日本通融念佛宗、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临济宗及曹洞宗的初祖均是天台宗僧人，而最澄开创的日本天台宗也被称为“日本文化之母”。
贞元二十一年（805）五月中旬，最澄一行乘坐大使藤贺能的第一船返回日本。据《传教大师将来目录》，最澄由唐土带入日本的经疏总数为230部460卷，并有《金字法华经》《金字金刚经》及图像、法器等供养物一同献上。天皇下令将最澄带入的天台教典由奈良七大寺书写七通，又下诏道证、守遵、修圆、勤操、慈蕴等硕师于野寺天台院学习最澄带入的天台教典。
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三日，最澄向朝廷上表，以为“徒有诸宗名，忽绝传业人”，请求确立各宗度僧人数为“华严宗二人，天台法华宗二人，律宗二人；三论宗三人，加小乘成实宗；法相宗三人，加小乘俱摄宗”（《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天皇诏许最澄的提议。学僧要读《法华经》《金光明经》汉音及训（若习义特高则不限汉音），又规定得度僧人必须经过经义考试，《法华经》与《金光明经》中抽问大义十条，通五条以上者给度，若无得度者则该年阙置。受戒之后令读《四分律》，复试本经十条、戒律二条，通七条以上者依次差任。讲师若只知本经，不晓戒律，仍不听任用。就天台宗而言，每年得度的二人，一人令读密教的《大毗卢遮那经》（《大日经》），一人令读天台宗的《摩诃止观》。人能传法，代代相承不绝，天台宗至此在日本正式确立。
最澄在日本创立天台宗之后，为扩大天台宗的影响，扩建了一乘止观院，并远至九州等地传法，而其中对天台宗发展至关重要的事件，是上表奏请于比叡山设置大乘戒坛，天台宗僧人行大乘菩萨戒，不再行小乘戒律。
弘仁九年五月，最澄作《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式》），指出，“释教之中，出家二类。一小乘类，二大乘类……今我东州，但有小像，未有大类……愿天台年分用为大类，为菩萨僧”。最澄认为天台宗僧人先受十善戒为菩萨沙弥，之后受菩萨戒为菩萨僧。受菩萨戒后，12年不出山门，于比叡山修习止观业与遮那业。12年后，对僧人进行考核，“能行能言，常住山中，为众之首，为国之宝；能言不能行，为国之师；能行不能言，为国之用。凡国师、国用，以官府旨意差任传法及国讲师”。根据僧人的资质，随业任用。
弘仁九年八月，最澄上奏《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八条式》），再次重申在比叡山设立戒坛的请求，并对受戒之后修行僧的衣食、戒律、违法等行为做出说明。对其他宗派愿意在比叡山受戒修行者，亦给予便宜。
弘仁十二年，最澄又上《显戒论缘起》二卷，进一步阐述建立大乘戒律的根据。“上又降其书于南寺，南寺诸师无敢问议者”。弘仁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最澄圆寂七日后，天皇下诏准许比叡山设置大乘戒坛，受戒后仍令住山十二年。弘仁十四年，赐比叡山寺为延历寺，比叡山寺成为官寺。四月十四日，最澄弟子义真在延历寺为十四位僧人行菩萨戒。（《叡山大师传》）最澄争取的大乘戒在此时也正式确立。
弘仁十三年六月四日，最澄于比叡山中道院右胁而入寂灭，年寿五十六。《叡山大师传》中“使三乘一乘区分，声闻菩萨各色”一句，概括了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之后作出的最大贡献。首先是反对法相宗所说的“五种性”，倡导三乘方便，一乘真实，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其次是奏请在比叡山设立大乘戒坛。
《根本大师临终遗言》中最澄对寺院事务有较为周详的安排。在其去世后僧众不能穿俗服、不得饮酒、女人不能近寺，寺内僧众的饮食、衣服、住房、卧具按照上品人、中品人与下品人进行区分。又规定在座次安排上，先受大乘戒者先坐，后受大乘戒者后坐，这种仅以受戒先后安排坐次的做法，与最澄提倡的一乘思想相一致，对普通信众有很大的吸引力。
最澄主张“令法久住，守护国家”。最澄圆寂后，天皇有《哭澄上人诗》，公卿才子和天皇诗以悼念最澄者甚多。最澄逝世四十四年之后、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被敕谥传教大师号。最澄著作今有《传教大师全集》，分五卷，一至四卷为最澄著述，包括传宗相承部、天台圆教部、圆顿大戒部、真言密教部等，第五卷为最澄传记及当时诸大德所寄之诗文尺牍。
最澄幼习佛法，远渡重洋至唐土求学，开创日本天台宗。最澄不仅是日本佛教界的一位大德，更是日本文化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作者系台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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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近州滋贺郡人。先祖据载为后汉孝献帝后裔，其父亲百枝不仅精通儒学，更礼佛诵经，常以为乐。最澄7岁受学，志宗佛道。年十二，在近江大国师传灯法师行表处出家，学习唯识章疏。20岁时，最澄于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延历四年（785），最澄因观世间无常，荣衰有限，慨叹正法凌迟，苍生沉沦，至比叡山结庵修行，“每日读《法华》《金光明》《般若》等大乘经，一日不阙，无有懈怠”（《叡山大师传》）。坐禅之隙，最澄作有《愿文》一篇，发五种大愿，“伏愿解脱之味独不饮，安乐之果独不证。法界众生，同登妙觉。法界众生，同服妙味。”倡导自利利他的大乘佛法。
内供奉禅师寿兴因阅最澄《愿文》，一见即可，最澄因此得以披览《大乘起信论疏》《华严五教章》等，并对其中引涉的天台教义产生兴趣。其后机缘巧合，得知鉴真携来之台教经典所在之处，借阅抄写并研读《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教义》《维摩经疏》等，“优柔饫厌，乃能讲演”（《元亨释书》）。
延历十六年（797），最澄受桓武天皇命预内供奉十禅师之列，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逐步提高。十七年冬十一月立法华十讲法会，二十年十一月最澄在比叡峰一乘止观院延请佛教界十位大德演说“天台三大部”。二十一年国子祭酒和气弘世请最澄及其他十余位大德在高雄山寺讲演天台妙旨。同年九月四日，桓武天皇“见知天台教迹，特超诸宗”，意欲建立“天台之妙悟”，最澄因此上表天皇，请求入唐求法。最澄等人虽能讲演天台教法，但觉典籍字谬行脱，难得细趣，又无所师承，虽能讲读经文但难以确信。最澄又言及其时日本流行之三论宗与法相宗均以论为宗，不如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故需入唐求法，将天台宗传入日本，祈求“法华圆宗与日月齐明，天台妙记将乾坤等固。”（《入唐请益表》）
天皇准许了最澄入唐求法的上书，并施予金银数百两充入唐之资费，最澄请求携带弟子义真作为翻译一同入唐，也得到准许。延历二十三年（804）秋七月，最澄以还学僧的身份入唐求法，并于当年九月到达明州。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十五日，最澄、义真两人从明州出发，于九月二十六日到达台州（今浙江临海）。其时，台州刺史陆淳延请天台山修禅座主道邃于龙兴寺讲演《摩诃止观》，道邃为荆溪湛然（711—782）弟子。道邃法师一见最澄即器许，最澄从受天台教法并抄录天台教门疏记，又从道邃受菩萨三聚大戒。道邃对最澄寄予厚望：“弘道在人，人能持道。吾道化行，今其时哉！”
其后，最澄至天台山佛垅寺见行满座主，行满亦为荆溪湛然弟子。最澄从行满受法，并受天臺教典籍八十二卷。行满付法文言：“愿得大师以本念力，慈光远照，早达乡关。弘我教门，报我严训。生生世世，佛种不断。”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最澄一行离开台州，四月到达越州绍兴龙兴寺，值遇龙兴寺沙门顺晓，受三部灌顶秘教及陀罗尼经书、印契、图样、灌顶器物。晓顺为善无畏再传弟子，故在付法文中称最澄为第四咐嘱，希望最澄能令佛法永不断绝。
最澄在唐土的求法，涵括了天台宗、禅宗、密宗与大乘戒律，形成圆、密、禅、戒的“四宗相承”。之后日本通融念佛宗、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临济宗及曹洞宗的初祖均是天台宗僧人，而最澄开创的日本天台宗也被称为“日本文化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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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二十一年（805）五月中旬，最澄一行乘坐大使藤贺能的第一船返回日本。据《传教大师将来目录》，最澄由唐土带入日本的经疏总数为230部460卷，并有《金字法华经》《金字金刚经》及图像、法器等供养物一同献上。天皇下令将最澄带入的天台教典由奈良七大寺书写七通，又下诏道证、守遵、修圆、勤操、慈蕴等硕师于野寺天台院学习最澄带入的天台教典。
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三日，最澄向朝廷上表，以为“徒有诸宗名，忽绝传业人”，请求确立各宗度僧人数为“华严宗二人，天台法华宗二人，律宗二人；三论宗三人，加小乘成实宗；法相宗三人，加小乘俱摄宗”（《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天皇诏许最澄的提议。学僧要读《法华经》《金光明经》汉音及训（若习义特高则不限汉音），又规定得度僧人必须经过经义考试，《法华经》与《金光明经》中抽问大义十条，通五条以上者给度，若无得度者则该年阙置。受戒之后令读《四分律》，复试本经十条、戒律二条，通七条以上者依次差任。讲师若只知本经，不晓戒律，仍不听任用。就天台宗而言，每年得度的二人，一人令读密教的《大毗卢遮那经》（《大日经》），一人令读天台宗的《摩诃止观》。人能传法，代代相承不绝，天台宗至此在日本正式确立。
最澄在日本创立天台宗之后，为扩大天台宗的影响，扩建了一乘止观院，并远至九州等地传法，而其中对天台宗发展至关重要的事件，是上表奏请于比叡山设置大乘戒坛，天台宗僧人行大乘菩萨戒，不再行小乘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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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仁九年五月，最澄作《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式》），指出，“释教之中，出家二类。一小乘类，二大乘类……今我东州，但有小像，未有大类……愿天台年分用为大类，为菩萨僧”。最澄认为天台宗僧人先受十善戒为菩萨沙弥，之后受菩萨戒为菩萨僧。受菩萨戒后，12年不出山门，于比叡山修习止观业与遮那业。12年后，对僧人进行考核，“能行能言，常住山中，为众之首，为国之宝；能言不能行，为国之师；能行不能言，为国之用。凡国师、国用，以官府旨意差任传法及国讲师”。根据僧人的资质，随业任用。
弘仁九年八月，最澄上奏《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八条式》），再次重申在比叡山设立戒坛的请求，并对受戒之后修行僧的衣食、戒律、违法等行为做出说明。对其他宗派愿意在比叡山受戒修行者，亦给予便宜。
弘仁十二年，最澄又上《显戒论缘起》二卷，进一步阐述建立大乘戒律的根据。“上又降其书于南寺，南寺诸师无敢问议者”。弘仁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最澄圆寂七日后，天皇下诏准许比叡山设置大乘戒坛，受戒后仍令住山十二年。弘仁十四年，赐比叡山寺为延历寺，比叡山寺成为官寺。四月十四日，最澄弟子义真在延历寺为十四位僧人行菩萨戒。（《叡山大师传》）最澄争取的大乘戒在此时也正式确立。
弘仁十三年六月四日，最澄于比叡山中道院右胁而入寂灭，年寿五十六。《叡山大师传》中“使三乘一乘区分，声闻菩萨各色”一句，概括了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之后作出的最大贡献。首先是反对法相宗所说的“五种性”，倡导三乘方便，一乘真实，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其次是奏请在比叡山设立大乘戒坛。
《根本大师临终遗言》中最澄对寺院事务有较为周详的安排。在其去世后僧众不能穿俗服、不得饮酒、女人不能近寺，寺内僧众的饮食、衣服、住房、卧具按照上品人、中品人与下品人进行区分。又规定在座次安排上，先受大乘戒者先坐，后受大乘戒者后坐，这种仅以受戒先后安排坐次的做法，与最澄提倡的一乘思想相一致，对普通信众有很大的吸引力。
最澄主张“令法久住，守护国家”。最澄圆寂后，天皇有《哭澄上人诗》，公卿才子和天皇诗以悼念最澄者甚多。最澄逝世四十四年之后、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被敕谥传教大师号。最澄著作今有《传教大师全集》，分五卷，一至四卷为最澄著述，包括传宗相承部、天台圆教部、圆顿大戒部、真言密教部等，第五卷为最澄传记及当时诸大德所寄之诗文尺牍。
最澄幼习佛法，远渡重洋至唐土求学，开创日本天台宗。最澄不仅是日本佛教界的一位大德，更是日本文化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作者系台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