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文化里的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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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面世的曹培根教授新著《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下简称《研究》)一书,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区域藏书文化研究的力作,它以中国藏书文化、吴文化作为典型范例,进行定点剖析研究。全书上下二册,内分上中下三篇,共二十六章三大部分,后附主要参考文献,共有七十余万字。
  上篇10章,分别述论了苏州私家藏书的历史、流派、理论、刻书、目录、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对官府、书院、寺观藏书的支撑作用、与其他区域藏书比较、藏书楼名宅建筑文化和藏书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内容。
  中篇16章,详细介绍了苏州16位藏书世家,有言氏、叶氏、文氏、赵氏、钱氏、毛氏、徐氏、席氏、黄氏、汪氏、张氏、陈氏、瞿氏、翁氏、顾氏、潘氏,叙其血胤世袭,述其藏书事功、特点等等。
  下篇以人物辞典形式介绍了苏州地区包括常熟、吴县、长洲、元和、昆山、太仓、吴江等地从先秦至清末839位藏书家(含流寓)的藏书事迹。
  全书从先秦时期述起,以唐宋元明清为主要内容,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阐述了苏州的藏书文化,读来感觉内容丰富,全面深刻,用精取宏,考论结合,体大思精,确为上乘之作。
  笔者曾在拙著《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版)的“导论”中述道:“藏书活动由所有者最初的简单保藏、以备平素阅读和需要时查阅的一种行为,逐渐演变成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活动,包括搜求、鉴别、典藏、整理、分类、编目、借鉴、资治、编纂、传抄、刊刻、赏玩等等,它涉及了书籍文献的方方面面,在长期的收藏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藏书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中国藏书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在传承中华文明、凝聚华夏儿女对祖国历史和国家的认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阅曹教授《研究》一书,概括之确有如下优长之处:
  一、较为全面论述了苏州地区的藏书文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藏书文化研究掀起第二次研究高潮,相关著作层出不穷,体例众多,有通史性的、断代性的、区域性的、专题性的、普及性的等。可以说,在区域藏书文化研究的专著中,该书论述得较为全面,除应有一般的藏书文化内容外,还高屋建瓴,总括论述了苏州私家藏书精神、流派特点、藏书世家之传承、藏书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重要事项,揭示了苏州藏书文化在吴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探寻了苏州私家藏书与苏州文化、学术、社会生活、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展示了该书的特点和著者的创新精神,和其他区域藏书文化研究相比较,该书论述之全面性尤为突出。
  二、较为深刻考述了苏州私家藏书对传承古籍文献、推进学术研究之贡献。笔者通过考察和研究私家藏书历史,曾总结私藏有六大特点:1.历史悠久。2.发展速度快。3.遍布全国各地。4.利群淑世。5.补充官藏。6.所含文化元素丰富。该书不仅全方位、多角度详细考述了苏州私家藏书的事功,而且对每项造就,都考证精详,阐述深刻,启发同好,确有促进该项研究之气势。
  比如,关于苏州藏书家利群淑世之业绩,该书洋洋洒洒,大篇幅叙述了自两宋以来迄近代,这些藏书家刻书、抄书、编书等传承古籍之活动,有详述历程,有考证统计,有精辟评说。
  再比如,关于苏州藏书家编制的古典目录,大约有五十余种,其中名目多有,如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钱曾的《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藏书目》和《读书敏求记》、毛扆的《汲古阁珍藏秘该书目》、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书目》、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陈揆的《稽瑞楼书目》、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等等。这些目录,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其发凡起例、分类排序、添加新项、考证评说、补苴罅漏等方面,对推进学术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曹先生多年从事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躬自编制过古籍目录,深谙此术之精髓,故在介绍这些目录特点时,言简意赅,评说准确,并总览全局,指出,苏州藏书家重视藏书目录,喜欢为自己或他人藏书编制目录,撰写心得,这种精细化管理,体现了他们传播流通藏书的开放心态。这些藏书目录,因其著录全面、精确,为后世保存了十分珍贵的书史文献,同时,也提供了诸多的苏州元素。此一论述,实事求是,后世编制书目、研究书史、讲授古典目录学,多借鉴、采摭、宣讲这些“苏州元素”。
  三、较多创新之处。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一部好的学术著作,除了围绕主题全面、深刻地论述其主旨、阐明观点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所创新,该书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研究方式上创新,比如,著者除了广泛搜集积累当地,尤其是没有公布过的文献外,还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研,依据第一手材料,拓展研究领域和方法。最为可贵的是,著者将古代私家藏书楼与现代园林相结合进行研究论述,得出“将居民建筑、文人藏书、园林造景有机结合……许多藏书楼往往是区域学术文化中心,藏书家们以藏书会友,在一起雅集唱和,或讲学交流,或编目著述,或鉴赏藏品等”。在揭示内容上创新,著者将苏州藏书家分成流派進行研讨,总结其特点,指出其影响,着实很有见地。再比如,著者设专章,阐述苏州私家藏书理论,有常熟派藏书理论代表作孙从添的《藏书纪要》,有第一部系统研究私家藏书史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还有大量见于藏书家的藏书目录、藏书题跋和藏书专题文章中,著者将其撮要阐释,这在同类书中是不多见的。这一方面说明古代苏州藏书文化十分发达,所以有学者专门探讨此种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著者很重视藏书理论,将其提炼出来,阐述自己观点,以提升研究私家藏书文化之品位,给研究者和同好以启发。
  总之,《研究》一书,可圈点处颇多,相信爱好藏书文化的学者、读者阅后,会受益匪浅有颇多启发的。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研究》一书也不例外,倘若著者在正文和书后的“主要参考文献”注释方面更详细、更规范一些,该书则更加完善矣。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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