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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俊1968年进入铁路系统。那时“文革”刚有些止歇，各单位恢复生产，分片从农村招工。高中后下乡3年，所在的地方正好是铁路的招工范围。这可是难得的好运气。那时人人都知道：“要想富，铁道部。”
工人是“老大哥”，铁路工人更是“老大哥”中的“老大哥”。铁俊记得，介绍对象时，一说是铁路职工，姑娘都喜欢。
1977年结婚前，铁俊用了每年两次的火车免票机会，去六百多公里外的河南洛阳农村，买回一百多斤猪肉、一麻袋红薯粉条和几斤水果糖。在物资紧张的时代，这是值得骄傲的强大能力。三十多年后，提起铁路职工，铁俊的妻妹还会想起姐姐结婚前屋檐下挂的满满一竹竿猪肉：“那么多肉啊！之前从没见过！可惜第二天就全被偷了。”
铁俊的女儿记得，小时候父亲总能带回来她喜欢吃的鱼片，还有当地买不到的荔枝等稀奇水果，那是父亲在各地出差的成果。另一种好处是在火车餐车上买吃的不要粮票，馒头、饼子一毛钱一个，省下来的粮票拿到需要的地方，很显阔气。
连铁路制服的帽子都紧俏。一次铁俊送给外甥一顶，外甥刚戴出去逛街，就被人抢跑了。
铁俊的家属甚至每人有一张专门的“铁路职工家属证”，拿着它可以去铁路医院免费看病。
福利也伴随着代价。铁俊的妻子对铁路的“半军事化”印象深刻：“那意思就是，不管家里有啥事，就算天塌下来，他该走就要走。”她记得铁路上总是不时有“大干多少天”的口号，每次这种时候，丈夫常会一个多月才回家一次。她生孩子的时候就赶上过这事。
李良的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父亲总在外面施工，每月只能回来一两次，一次待三四天。妈妈的工作也让她中午不能回家。“同学们都是中午回家吃饭的，铁路上不一样，我妈就托家属区里没工作的叔叔阿姨帮忙做个饭，或者我自己买着吃。当时我就想，我长大后可不要这样。”
回来
李良考大学不太顺利，复读几次。有一次，录取通知书都寄到了，是郑州的一所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大专，专业是他父亲学的牵引供电。他犹豫一下，想到常年在外辛苦的父亲，还是宁愿继续复读。
从西安一所大学毕业后，他本来想去上海闯荡，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乡的铁路。“父母不想让我离得远，这是决定因素。”
另一个因素是，他去一家著名企业见习做销售，发现那种流动性特别大的感觉让人很不舒服，“人也比较复杂。不像我们铁路上，再跑来跑去，工作是不变的，会一直干下去。人的境况也都差不多。” 已经是2007年，随着“铁老大”地位的衰落，铁路子弟回到铁路不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尤其是读过大学的，很少有人回来了。
李良记得父母在1992年左右，一个人的工资收入还基本相当于地方上两个人的收入。但渐渐地，他们的收入似乎和这个庞大沉重的铁路系统一样凝滞了。“我2007年上班的时候工资1200多元。也就比我父母1998年左右的时候多两百多块。”
福利是慢慢消失的。每年两次职工和家属都可以享受的免票，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取消了。“因为周恩来一句话，说铁路职工不能待遇特殊。实际上这是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成果，那时候铁路工人提的要求，一年要12张免票，家属也可以用。”铁俊说，再后来的免票大都是通勤票和探亲票，有时间和路程的限制。也有人拿着工作证上车，靠熟脸和勇气免费坐车，火气一大就容易跟列车员打起来。
李良只享受过父母回关中时候的探亲票，每年有一次机会：“也没有座位，过年人多，我小时候，爸妈在那挤着，把我用军大衣一裹，扔在硬座座位下面。”
那张可以免费看病的“铁路职工家属证”，随着1990年代医改的到来，失去了作用。物资紧张时代早已过去，可以买到各种食物也算不上优势了。
随着待遇一起慢慢消失的还有铁路职工的自豪感。铁俊的女儿记得，父亲以前很爱穿铁路制服，后来就渐渐少了。
说是回到家乡，李良被分去的地方已经属于另一个省，离家乡400公里，没有直达火车，回一趟家得七八个小时。刚来的新人大都如此。
铁俊数数分局下面的艰苦车站：“有一站大家叫它‘第二监狱’，一面是水库，一面是高山，进去了就出不来，每天只有一趟慢车在那停，不通公路，只能坐船。不过这起码算青山绿水。还有一站是‘第一监狱’，四面全是山，离最近的集镇也有十几里路。没人想去这些地方，但领导一个调令，你就得去。铁路职工就是螺丝钉。更惨的是要跟领导关系不好了，他就可以随意调动你。我有个朋友，先被调到四川，再到湖北，怎么离家远怎么调，反正都属于一个段的。”
花了几年时间，李良终于一点点调回了离家近的地方，终于和相恋多年的女朋友结婚。他极力摆脱父亲的那种生活，希望能多照顾家庭，却还是没法完全避免。他的工作要负责四十多个站的设备维护，出了问题常得连夜赶过去。他已经觉得自己很幸运，同工区有两个女同事，平时都是自己带小孩，丈夫都在铁路沿线，一两周回家一次，“像我小时候一样。”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可能会出去闯一闯。可以干我喜欢干的销售，收入肯定比现在高。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眼望得清职业前景。”李良说，“我们也很疑惑，铁路速度越来越高，拉的人越来越多，拉的货越来越重，行车时间间隔越来越短，铁路居然还亏损，职工收入不见明显提升。”
李良记得1990年代末，铁路上做过一次大规模减员增效，各个站段都有减员指标，但效益似乎并不见好。“可能有一些没法减掉的人，像我们单位，门卫和食堂员工都是正式职工，一个月拿近三千块钱。作为一个现代企业，这完全可以外聘，又便宜又负责。”
2011年盛光祖任铁道部长后，重点给铁路基层职工涨薪多次，李良的工资从2010年的1900多元涨到了三千多元。今年初，盛光祖提出铁路职工收入倍增计划：2020年收入要比2010年增一倍。
但涨薪范围并不包括退休职工。铁俊仍然只拿着2000元出头的退休工资，看着妻子每月比自己多一千多元，委屈地嘟囔：“这怎么说？工资也不和水平挂钩。她每年的年终总结都是我帮她写的。”
离开
2004年，封闭的铁路王国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铁路学校、医院、企业逐步移交地方。2005年，全国41个铁路分局全部裁撤，分局所管辖的站段，都划归铁路局直属管辖。2012年，更象征权力和特殊性的铁路法院、检察院也开始移交地方。
“即使交出去，也是编制机构上交出去，人还是那些人，关系还是那些关系。”在陕南开了8年火车的侯明2010年辞职离开铁路，因为“实在太封闭了，除了铁路上这点事情，你跟任何人没有接触”。
铁路职工们拿的都是铁路医疗卡，即使铁路医院移交了地方，也只能去那儿看病，否则不能报销。除非有了重大疾病，由铁路医院医生开具证明，才能转到地方医院。如果自费去地方医院看病，开出的病假条在铁路上都没有用处。
转行去深圳开地铁后，侯明第一次参加了征询基层职工意见的“民主座谈会”，会有人收集了解职工宿舍住得好不好、饭菜吃得香不香之类的问题。座谈会每月都有一次。“就算有的问题解决不了，他也会给你解释。有时你就是听人一句话的事情，对不对？铁路上没听说有人协调这个。只见过职工实在受不了，提着酒瓶子或菜刀去找段长问：你到底还让不让我活了？”
侯明还第一次享受了有人送工作餐的待遇。“送到地铁线上来，你到地方了光吃就行，吃完盒子一放，你走你的。”还可以对饭菜味道、送饭时间提意见。
开火车时就痛苦多了。出一次车单程要七八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得提一堆包。一个大包装着工具箱、换洗衣服、铁道部颁发的规章、证件，还有厚厚的故障处理书籍，以应对突发故障，另一个大包里装着电饭锅、米、面、菜。“机务段有句话：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火车司机。”侯明笑说。平常人想象的餐车给司机送饭并不会发生，司机只能在停车时间长的时候煮面、热剩饭，或者泡几包方便面吃。
2006年之前实行正副司机制度，两人同时工作，相对轻松。2006年，铁道部开始实行单司机制度，节省人力。这在铁道部文件里被称为“铁路跨越式发展中一种新的机车乘务制度”。超过8小时的车程，采取双班单司机，两人轮流各开4个小时，一人开车，另一人在驾驶室里的架子床上睡觉。而之前的制度是开够一定时间，就要下车去公寓睡觉。 “不是说你真能睡4小时。电台不停地吵，开车的人不停呼唤，你睡不好的。要是跑十七八个小时，真是要疯了。我那时候一个月最高跑330个小时，纯劳动时间。”侯明说。
侯明更恐惧的是无处不在的规定——部里的、局里的、站段自己加的……一叠叠A4纸发下来，摞新华字典那么厚。“连你进了大门去上班，要走哪一条路，都规定了。领导没事了拿个望远镜在楼上瞅，看谁过道口打电话，也不跟你说，月底工资钱就减下来了。”
如果限速每小时80公里，跑到78、79时就会扣钱，因为“说明你安全意识不强”。如果超过限速，火车会自动紧急制动，这对司机是灾难性的。“起码扣三千多块，你一个月工资快没有了。然后下岗再培训，放到劳动力调剂中心，大家叫它铁路劳改所，去那天天写检查、读检查、打扫卫生，一个月放一两天假，发1000块生活费。要待三四个月。光工资就得损失一万多。”侯明在车上每做一步，都要考虑这一步回去会不会扣钱，几乎不敢开车了。
后来到了地铁，他才知道同样的情况，地铁只会扣去一两分，一定时间内累积超过5分才会罚几百块钱。
刚离开铁路时，侯明接到了许多同事的电话，询问要怎么离开？这两年几轮工资涨下来，才渐渐没有人询问了。
张赛也辞职了。他大学毕业后去沈阳火车站，用一年半时间从卖车票熬到客运车间值班主任。作为吉林的铁路职工第三代，他很自豪爷爷曾经开着火车去抗美援朝。尽管他对铁路很有感情，也受不了每天从早到晚无数的会，还没什么实际内容。
“人浮于事”——他把这个词重复了好几次。
让他困惑的不仅是无数的规则条文形成的高压，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干活越多越得罪人，受埋怨越大。条框和摊派无处不在。“局里的人下来检查，也带着任务量，比如这次要找到30个问题，找不到凑也要凑出来，还不能都是小问题，必须包括大问题。”
张赛辞职的事让爷爷伤心，因为张赛父亲几兄弟全在铁路系统，到了张赛这一辈，只有他听从家里的意见进来了。现在竟然又离开去考研究生。“其实读完研我还愿意进铁路系统，如果它能不那么人浮于事。我还是希望铁路变好些。”
老铁路人铁俊更警惕些。这几十年，他修过火车头，管过材料室，维护过接触网，也见过几次改革：“会不会是换汤不换药呢？”他给添过煤的蒸汽火车头，据说还拉过慈禧太后，淘汰后被运到段上澡堂供热。
过年后，铁俊又从铁路领到了一箱青稞啤酒。“这两年老发这个，听说是刘志军他们搞的，铁路上签了每年销售多少的合同。人现在下台了，合同还在，还得继续履行。24瓶，抵270多块钱，合一瓶十多块哪！去领的职工都叫它‘腐败酒’，说还不如发两百多块钱呢！”
李良已经内退的父亲闲不住，还经常在外面跑工程。听说，因为要建西安到成都的客运专线，他们一直居住的铁路家属院快要拆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