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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在上海马当路尚贤坊40号,郁达夫穿着妻子孙荃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登门拜访老朋友孙百刚,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20岁姑娘王映霞。
俘获芳心
王映霞的外祖父是当时杭州的名士,因为从小跟着外祖父,受他的熏陶,王映霞非常喜欢古典诗词。才情加美貌,郁达夫对王映霞是一见倾心的。
彼时,王映霞虽然十分仰慕郁达夫的才华,却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爱情轻易地许给这个极度追求感情自由的浪漫诗人,更何况郁达夫还是一个有妇之夫,而她亦有婚约在身。于是,王映霞断然拒绝了他。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郁达夫认准了女人的心是水做的经不起执意,所以,他继续给王映霞写情书,并在信中委婉地写道:“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轻轻放弃……”
或许“自由”和“独立”这样的字眼看上去太有诱惑力了吧,在经历了一番战战兢兢、近乎绝望的守候之后,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的芳心。
1933年,郁达夫与妻子孙荃离婚,从上海迁回杭州,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第二年竣工。这座房子几乎花尽了他们全部的积蓄,郁达夫给新家起名为“风雨茅庐”,由他自己设计,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彼时,王映霞凭借自己的美貌和优雅谈吐成为杭州上流社交圈里明星般的人物。郁达夫的“世外桃源”很快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与政界要员交际往来的场所。
出现裂痕
频繁的社交往来令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情感世界出现了无可弥补的裂痕。从郁达夫的角度来说,安静写作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固守,而推杯换盏的交际场只会让他心躁不安无所适从,逃离才是惟一的选择。搬进“风雨茅庐”后不久,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任省政府参议去了。
其间,王映霞通过郁达夫的关系结识了许绍棣,多有来往,引来一些议论。
1938年7月,郁达夫从浙东前线返回武汉。一天晚上,王映霞与郁达夫因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王映霞出走之后,郁达夫找不到她,便回到家里。无意之中,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来的3封信,便误以为是许写给王映霞的情书,立即气急败坏地在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写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物。”几个大字。
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其《毁家诗纪》一度万人争诵,主要原因是郁达夫在这些诗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隐与“家丑”,包括他对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怀恨之意,而《毁家诗纪》一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离意。
1940年8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随后,郁达夫和王映霞分别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重庆3地刊出离婚启事,这场富春江上的才子佳人恋终以劳燕分飞而告结束。
(摘自《新闻信息报》2010.4.5)B③
“善良的人总抱有希望”
1940年,王映霞只身从新加坡回到重庆,经人介绍认识了钟贤道,这位华中航运局的经理看上去忠厚老实,在向王映霞求婚的时候,钟贤道说,“我懂得如何把你逝去的青春找回来”。据他们的女儿钟嘉利回忆,父亲的确给了母亲一生的呵护。“父亲对母亲的确是很好,有好吃的都给她。那时候对中国人来说吃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七几年前后,我们家想办法买来维生素E,我父亲就跟我说:‘这些都让你妈妈去吃吧,我反正在吃一些中药,中药吃了对身体也好。’当时能弄到这些东西不容易啊。生活中,父亲事事都让着母亲,我记得我在部队的时候,父亲写信说,小心肝怎么怎么的,接着是,老心肝也已经回来了,父亲就这样称呼母亲……”
1980年,钟贤道去世。“他去了,他也去了。如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王映霞记述。
郁达夫对他耿耿于怀
钟贤道去世后,王映霞仍然住在上海,像弄堂里的普通老人一样平静地生活。1991年,84岁的她应邀去了台湾。在台湾期间,女儿钟嘉利见到了很多母亲当年的朋友,有一位老先生叫金耀辉,讲了一段当年趣事,“他告诉我说,郁先生是个才子,郁先生当年跟他聊天的时候说自己看书能够一目十行,但是对一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郁先生说,‘现在他比我有名,再过五十年,我们两个齐名,再过一百年我比他有名。’郁先生说的他就是指许绍棣。”
许绍棣,上世纪30年代当过国民政府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38年,郁达夫听到流言蜚语,男女主角正是自己的夫人王映霞与朋友许绍棣。于是他爆发了。郁达夫称自己看到许绍棣给王映霞的“情书”,在外界看来,这致使郁王分手。
五十多年后,当年写“情书”的人和批“情书”的人都已经作古,就在“情书”成谜的时候,陈立夫说他看过“情书”。
蒋介石派陈立夫“断案”
在台湾小住的王映霞,收到了陈立夫的来信。“陈立夫先生来函说他要来看母亲,我们想,他比母亲大概要大七八岁,九十多岁了。那还是我们去看他吧。”钟嘉利陪着母亲来到陈立夫家中,“陈立夫指着母亲说,‘我们没见过面,但是五十年前,我帮过你的忙,替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五十多年前的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被叫到“总裁办公室”,蒋介石拿出几封信给他,说郁达夫来告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状,请教育部长陈立夫去查办。五十多年后,陈立夫对王映霞母女说,“我觉得挺奇怪,许绍棣是个挺一本正经的人嘛,他也会写情书吗?我就拆开来看了,一封一封看下来,都是谈家常,也不是什么情书。后来我就把这一批信还给了许绍棣。”
走出陈立夫家门,王映霞对女儿说了一句,“怪不得,那时候我还在想那些信都到哪里去了,原来都是他拿走了。”钟嘉利说,母亲素有写信的习惯,自己在杭州母亲在上海的时候,她常常一天之中收到母亲两三封信,母亲总是想到什么就写一封信,急性子的人。
(摘自《作家文摘》2010.4.6)B③
俘获芳心
王映霞的外祖父是当时杭州的名士,因为从小跟着外祖父,受他的熏陶,王映霞非常喜欢古典诗词。才情加美貌,郁达夫对王映霞是一见倾心的。
彼时,王映霞虽然十分仰慕郁达夫的才华,却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爱情轻易地许给这个极度追求感情自由的浪漫诗人,更何况郁达夫还是一个有妇之夫,而她亦有婚约在身。于是,王映霞断然拒绝了他。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郁达夫认准了女人的心是水做的经不起执意,所以,他继续给王映霞写情书,并在信中委婉地写道:“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轻轻放弃……”
或许“自由”和“独立”这样的字眼看上去太有诱惑力了吧,在经历了一番战战兢兢、近乎绝望的守候之后,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的芳心。
1933年,郁达夫与妻子孙荃离婚,从上海迁回杭州,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第二年竣工。这座房子几乎花尽了他们全部的积蓄,郁达夫给新家起名为“风雨茅庐”,由他自己设计,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彼时,王映霞凭借自己的美貌和优雅谈吐成为杭州上流社交圈里明星般的人物。郁达夫的“世外桃源”很快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与政界要员交际往来的场所。
出现裂痕
频繁的社交往来令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情感世界出现了无可弥补的裂痕。从郁达夫的角度来说,安静写作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固守,而推杯换盏的交际场只会让他心躁不安无所适从,逃离才是惟一的选择。搬进“风雨茅庐”后不久,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任省政府参议去了。
其间,王映霞通过郁达夫的关系结识了许绍棣,多有来往,引来一些议论。
1938年7月,郁达夫从浙东前线返回武汉。一天晚上,王映霞与郁达夫因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王映霞出走之后,郁达夫找不到她,便回到家里。无意之中,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来的3封信,便误以为是许写给王映霞的情书,立即气急败坏地在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写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物。”几个大字。
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其《毁家诗纪》一度万人争诵,主要原因是郁达夫在这些诗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隐与“家丑”,包括他对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怀恨之意,而《毁家诗纪》一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离意。
1940年8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随后,郁达夫和王映霞分别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重庆3地刊出离婚启事,这场富春江上的才子佳人恋终以劳燕分飞而告结束。
(摘自《新闻信息报》2010.4.5)B③
“善良的人总抱有希望”
1940年,王映霞只身从新加坡回到重庆,经人介绍认识了钟贤道,这位华中航运局的经理看上去忠厚老实,在向王映霞求婚的时候,钟贤道说,“我懂得如何把你逝去的青春找回来”。据他们的女儿钟嘉利回忆,父亲的确给了母亲一生的呵护。“父亲对母亲的确是很好,有好吃的都给她。那时候对中国人来说吃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七几年前后,我们家想办法买来维生素E,我父亲就跟我说:‘这些都让你妈妈去吃吧,我反正在吃一些中药,中药吃了对身体也好。’当时能弄到这些东西不容易啊。生活中,父亲事事都让着母亲,我记得我在部队的时候,父亲写信说,小心肝怎么怎么的,接着是,老心肝也已经回来了,父亲就这样称呼母亲……”
1980年,钟贤道去世。“他去了,他也去了。如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王映霞记述。
郁达夫对他耿耿于怀
钟贤道去世后,王映霞仍然住在上海,像弄堂里的普通老人一样平静地生活。1991年,84岁的她应邀去了台湾。在台湾期间,女儿钟嘉利见到了很多母亲当年的朋友,有一位老先生叫金耀辉,讲了一段当年趣事,“他告诉我说,郁先生是个才子,郁先生当年跟他聊天的时候说自己看书能够一目十行,但是对一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郁先生说,‘现在他比我有名,再过五十年,我们两个齐名,再过一百年我比他有名。’郁先生说的他就是指许绍棣。”
许绍棣,上世纪30年代当过国民政府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38年,郁达夫听到流言蜚语,男女主角正是自己的夫人王映霞与朋友许绍棣。于是他爆发了。郁达夫称自己看到许绍棣给王映霞的“情书”,在外界看来,这致使郁王分手。
五十多年后,当年写“情书”的人和批“情书”的人都已经作古,就在“情书”成谜的时候,陈立夫说他看过“情书”。
蒋介石派陈立夫“断案”
在台湾小住的王映霞,收到了陈立夫的来信。“陈立夫先生来函说他要来看母亲,我们想,他比母亲大概要大七八岁,九十多岁了。那还是我们去看他吧。”钟嘉利陪着母亲来到陈立夫家中,“陈立夫指着母亲说,‘我们没见过面,但是五十年前,我帮过你的忙,替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五十多年前的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被叫到“总裁办公室”,蒋介石拿出几封信给他,说郁达夫来告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状,请教育部长陈立夫去查办。五十多年后,陈立夫对王映霞母女说,“我觉得挺奇怪,许绍棣是个挺一本正经的人嘛,他也会写情书吗?我就拆开来看了,一封一封看下来,都是谈家常,也不是什么情书。后来我就把这一批信还给了许绍棣。”
走出陈立夫家门,王映霞对女儿说了一句,“怪不得,那时候我还在想那些信都到哪里去了,原来都是他拿走了。”钟嘉利说,母亲素有写信的习惯,自己在杭州母亲在上海的时候,她常常一天之中收到母亲两三封信,母亲总是想到什么就写一封信,急性子的人。
(摘自《作家文摘》2010.4.6)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