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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世界瞩目。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当时的执行主编助理雷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迅速引发了中国的呼应,2007年,美国学者阿瑞吉又发表了新书《亚当斯密在北京》,继续探讨中国模式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又如何看待所谓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问题呢?
相对于外国学者的赞叹和乐观,大多数中国学者保持谨慎。最近,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美国《外交》杂志网络版上发表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明确表达了对“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这一说法的反对态度,受到了广泛关注。
姚洋提到,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包括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私营化等十项核心政策,而他经过考察后发现,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的建议,唯一的例外是利率的自由化,相反,中国坚持盯住美元的政策,这也正是最近人民币币值遭受非议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姚洋看来,所谓的“北京共识”,它的经济基础与其说是“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不如说正是华盛顿共识的翻版。
而就“中国模式”问题,北京学术界在今年4月底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在会上,大多数发言者都表示,所谓“中国模式”能不能成立,现在还是未定之数。
会上有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于四个原因:一是全方位对外开放;二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的私有化;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四是地方财政的竞争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学者把“城乡二元结构”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中国的户口制度人为地把中国分割成城市和农村两个领域,并且压低农村劳动力的价值,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物质基础。残酷地剥削农民,或许正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秘密。
来自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进一步指出,甚至连城乡二元结构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他以南非为例子,说明中国和种族隔离期间的南非极其相似,甚至连农民进城需要办理暂住证都一样,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控制更加严密和苛刻。他表示,支持中国崛起,但反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崛起,如果就以现在这种模式崛起,那么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不是好事。
社會学家孙立平教授也谈到了一个担忧:最近几年时间里,似乎出现了通过权力的力量来重组市场因素的现象。所谓中国模式,是不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总体性社会”,或者说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在他看来,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要求国家有更强的治理能力,但是这种要求可能直接转化为对权力的渴望、甚至是对专制的呼唤。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大陆新左派领袖的社会学家汪晖表示,他不太确定“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但中国走了一条独特道路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看来,中国独立自主的主权特性,以及党国一体的制度,可以说是这种独特性的最大体现。但是他也承认,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尤其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形势下,这两个特点的正面作用正在面临挑战。
本次研讨会上唯一一个公开为“中国模式”辩护的是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他强调,中国应当为自己的经济成就骄傲,要对自己的制度有信心,“这个体制里头还挺好的”。他甚至否认存在所谓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两分法、民主和专制的两分法、以及人治和法治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参加会议的研究者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就如何评价,大多数人都对未来经济是否能够高速发展的前景持保留态度,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大规模投资信贷政策,已经对这一个五年规划造成了严峻挑战。
在场的企业界人士也对所谓的“中国模式”表示质疑,尤其是它不能指明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宏观战略目标,缺乏可预见性,因此企业家无所适从,热衷于短期投机,很难做长线投资。所谓的“中国模式”,成了模糊现象的代名词。
(作者:凯文)
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世界瞩目。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当时的执行主编助理雷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迅速引发了中国的呼应,2007年,美国学者阿瑞吉又发表了新书《亚当斯密在北京》,继续探讨中国模式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又如何看待所谓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问题呢?
相对于外国学者的赞叹和乐观,大多数中国学者保持谨慎。最近,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美国《外交》杂志网络版上发表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明确表达了对“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这一说法的反对态度,受到了广泛关注。
姚洋提到,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包括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私营化等十项核心政策,而他经过考察后发现,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的建议,唯一的例外是利率的自由化,相反,中国坚持盯住美元的政策,这也正是最近人民币币值遭受非议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姚洋看来,所谓的“北京共识”,它的经济基础与其说是“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不如说正是华盛顿共识的翻版。
而就“中国模式”问题,北京学术界在今年4月底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在会上,大多数发言者都表示,所谓“中国模式”能不能成立,现在还是未定之数。
会上有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于四个原因:一是全方位对外开放;二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的私有化;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四是地方财政的竞争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学者把“城乡二元结构”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中国的户口制度人为地把中国分割成城市和农村两个领域,并且压低农村劳动力的价值,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物质基础。残酷地剥削农民,或许正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秘密。
来自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进一步指出,甚至连城乡二元结构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他以南非为例子,说明中国和种族隔离期间的南非极其相似,甚至连农民进城需要办理暂住证都一样,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控制更加严密和苛刻。他表示,支持中国崛起,但反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崛起,如果就以现在这种模式崛起,那么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不是好事。
社會学家孙立平教授也谈到了一个担忧:最近几年时间里,似乎出现了通过权力的力量来重组市场因素的现象。所谓中国模式,是不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总体性社会”,或者说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在他看来,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要求国家有更强的治理能力,但是这种要求可能直接转化为对权力的渴望、甚至是对专制的呼唤。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大陆新左派领袖的社会学家汪晖表示,他不太确定“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但中国走了一条独特道路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看来,中国独立自主的主权特性,以及党国一体的制度,可以说是这种独特性的最大体现。但是他也承认,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尤其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形势下,这两个特点的正面作用正在面临挑战。
本次研讨会上唯一一个公开为“中国模式”辩护的是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他强调,中国应当为自己的经济成就骄傲,要对自己的制度有信心,“这个体制里头还挺好的”。他甚至否认存在所谓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两分法、民主和专制的两分法、以及人治和法治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参加会议的研究者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就如何评价,大多数人都对未来经济是否能够高速发展的前景持保留态度,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大规模投资信贷政策,已经对这一个五年规划造成了严峻挑战。
在场的企业界人士也对所谓的“中国模式”表示质疑,尤其是它不能指明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宏观战略目标,缺乏可预见性,因此企业家无所适从,热衷于短期投机,很难做长线投资。所谓的“中国模式”,成了模糊现象的代名词。
(作者: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