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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有多大的能量能够在身陷囹圄之中辗转腾挪撇清干系,难道另有隐情?”
备受关注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案,4月15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因在国开行副行长任上,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收受钱款1196万余元,而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前,检方指控亦只涉及这一项罪名。王益对此供认不讳。然而,由于王益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对资本市场一直保持着隐秘而巨大的影响力,其落马在资本市场掀起轩然大波。此番受审却未涉及证券市场大案,引发外界猜疑。
“公众最关注的涉案证券公司却无一提及,尤其是太平洋证券和国金证券”,“王益有多大的能量能够在身陷囹圄之中辗转腾挪撇清干系,难道另有隐情?”知名财经评论员水皮写道。
据媒体4月23日报道,知情者称,王益对法院判决结果基本认可,没有上诉的意愿,这也就意味着一审的死缓判决将会生效。但由于其上诉期限至4月25日,“不排除在两天内有新变化的可能。”
案发河南问题贷款
据指控,王益收受的贿赂共分三笔。第一笔受贿金额538万元,来自深圳市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涛;第二笔金额630万余元,由云南昆钢朝阳钢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宏分12次提供,部分是经王磊(王益弟弟)之手;第三笔来自王磊(与王益弟弟同名),其为其他企业办理贷款获得300万元好处费,分给王益30万元。案发后全部赃款均已追缴。
对此,王益当庭承认:“这些事都属实,这是我利用直接权力以及权力以外的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利益,我也得了好处。”
据信,王益的案发,与其任内国开行在河南的问题贷款有关。
成立于1994年3月的国开行,直属国务院领导,致力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及配套工程的长期融资服务。2007年,这家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国家审计署、银监局向其分行下派工作组,进行了3个月到半年的审计调查。
在“延伸审计”中发现,2003年国开行河南分行针对当地企业的一个项目贷款存疑。河南一家企业抽取部分贷款资本金,以“融资奖励”的方式支付给北京一家房地产企业。而这家房地产企业作为渠道,最终有4万元输送给了王益在国开行的前任秘书孟涛。孟涛已下海从商,因上述“融资奖励”的资金额度并不大,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利用孟涛利益输送的路径顺藤摸瓜,却查到了王益的违规案件。
此外,国开行在河南的系列贷款,有两笔进入司法程序:其一,2007年河南蓝天集团骗贷30.68亿元,国开行总行处级干部胡汉成因受贿550万元,2009年2月被判无期徒刑;另一笔贷款同样发生在2007年,国开行河南分行违规向河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3亿元,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为此通过虚列预算支出,向一家民营企业支付“融资奖”1625万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中纪委立案查处。
在第二笔贷款中,“掮客”王磊现身,王益受贿金额里的30万元,正来自帮助王磊为其他企业办理贷款。王磊为金融圈人士,系河南一家机构的办公室主任,与王益相识多年,其通过王益帮助的贷款企业即为河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
事实上,早在2008年上半年,有报道称王益一年前批示为郑州提供25亿元贷款用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但其中约20亿元去向不明,王益弟弟王磊从中收受“64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当年6月25日,国开行向河南分行下发了《请协调郑州市政府有关澄清“25亿元贷款”谣言的通知》。
如今看来,上述“谣言”并非空穴来风,只是两个王磊的身份存在差异。
在是次审计中,国开行共处理有关责任人22名,其中免职2人,停职2人,通报批评18人,涉及厅局级干部10人。一时风声鹤唳。
年少得志的骄横
在很多人眼里,王益无疑属于年少得志。
现年54岁的王益,1956年4月出生于云南一个普通白族家庭,排行老大,有一弟一妹。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直到研究生毕业,其与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女儿薄小莹等人是同窗。
毕业后,王益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29岁即担任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的秘书。在这一职务上工作了7年,从1985年至1992年间,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很多省部级高官。“这些人脉资源,与他后来能在证券界取得地位有很大的关系。”
1992年10月,36岁的王益担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该机构并无实权,他于是选择挂职下海经商,1993年前后曾与妻子王昭明创办北京百峰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因赶上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生意以失败告终。夫妻感情亦恶化,后于1996年离婚。
1995年11月,39岁的王益出任证监会副主席,分管发行、基金等最为核心的部门。彼时,证监会尚处于初创阶段,但也是权力猛涨的阶段。
其间,王益在证券界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关系,不仅提拔的数位官员在他离任后仍担当要职,且在证券业界也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知情人士称:“凭借曾经当过证监会副主席的资源,王益掌握了大量的内幕信息。”“王益掌握实权的几年,也是中国证券史上投机最严重的几年。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监管制度的匮乏,庄家操控严重危害着市场。”据称,王益的目标曾是当证监会主席,但告他的告状信有一尺高。
1999年2月,王益被调离证监会,出任国开行副行长,由正厅级升任副部级。但有说法称,其在国开行并不得志,也从不曾离开证券市场。
据报道,1998年,毕业了14年的王益再次回到北大,应邀担任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后来还担任首届EMBA班的班主任。王益非常享受学者身份,如果他出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常常提醒那些初次见面的人,王益的身份不仅是国开行副行长,还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
随着光华管理学院的逐渐发展,越来越多海归经济学家在这里授课,本科和硕士专业为历史、在职博士读了经济学的王益,经济学功力弱处越见显露,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感觉到,他的学术角色是个“水货”。
一位经济学家在听过王益的课程后,认为“他并不懂得公司治理,可他按照自己早年下海后的一些感想,把公司当成了一种猎取金钱的工具”,“感觉台上讲课的不是一位副部级官员,而是一位混迹江湖的老大”。
而只有了解王益很深的朋友才明白,他的多才和夸夸其谈背后,隐藏的是放肆、虚荣和骄横的性格。
一位经济学家和王益交往不久,就收到王益赠送的他自己主编的若干本证券行业的著作。这位常年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不懂事,与王益开玩笑,说他分析的是“初级市场”。王益当场就给了他脸色看,说他从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做起,还在海南涉身股市,又做了证监会副主席,“关于证券的行业规则,没有人比我更熟悉”。
娱乐化的王益案
随着2008年2月,前任秘书孟涛因在河南问题贷款中受贿数万元被捕,尤其当同年4月29日,与之关系密切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在北京家中跳楼身亡后,王益被查的传闻甚嚣尘上。
2008年6月8日,在由宁波返京的飞机上,他被中央纪委专案组控制,随后被“双规”。2009年1月因涉嫌受贿罪被捕;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称,王益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亲属及他人经营活动谋利,收受巨额钱款,已对其实施“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有报道称,王益案发与央视女主持人刘芳菲提供重要证据有直接关系。彼时,王益的行贿人王磊、李涛均被专案组控制,但他们供述的行贿细节无第三方证实,亦无法通过银行账号等证据佐证;魏东之死更导致王益案裹足不前,陷入僵局。
刘芳菲生于197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任央视文艺中心国际部节目主持人、社教中心文化专题部节目主持人。在接受专案组谈话时,她旁证了王益接受李涛贿赂的事实——刘芳菲在北京东直门的万国城小区购买了一套房,月供上万元,王益让李涛给刘200万元房贷资金。而王益事发前曾交代刘芳菲将200万元还给李涛,并让她给了李涛4万元利息。此举引发二人决裂。
据称,刘芳菲与离婚后的王益曾是男女朋友,两人一度谈婚论嫁,但由于王益家人反对未能完婚。2008年3月,王益曾携刘前往家乡云南剑川石窟游览。
获得刘芳菲证言的专案组,随即对王益采取了进一步措施。王益案的娱乐化色彩还表现在:据李涛证言,1999年太阳百货开业典礼时,王益前来出席,并带来女星赵薇,李涛后来给了赵薇30万元出场费。
但王益的爱好不止于此。其在“音乐家”角色下的演出,更像是一场场面宏大的闹剧。
王益从一名乐盲变身音乐家,据说是在46岁那年于青藏高原旅行时,神奇般地开了“天耳”。 此后他利用电脑作曲软件,很快创作出了《去远方》、《家乡》、《梦丽江》等几十首歌曲,并且向高难度的交响乐进军。2006年至2007年,王益“谱曲”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开始在全国巡演,并大获成功。仅在2007年,中国交响乐团就演出《神州颂》35场以上,演出收入超千万元。
为王益音乐会巨额开销买单捧场的,都是券商、基金和地方政府。魏东的哥哥魏锋便是王益交响乐《神州颂》的策划人之一,是“明天系”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赞助机构之一”。
王益的“艺术生涯”随着他被“双规”戛然而止。原计划于2008年6月24日在深圳音乐厅演出的《神州颂》被主办方撤换,从此成为绝唱。有媒体说,“王益创作的歌词大多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元素。听腐败分子歌颂祖国,不啻为莫大的讽刺。”
神秘行贿人
王益行贿人之一李涛,1963年10月生,祖籍湖南祁阳。其母李春阳曾在部队当护士,在军方拥有非凡资源,后任上海鹏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并由此发家。李家在深圳家世颇丰,李涛舅舅李映元是李氏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港资利联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一度卷入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案,许也是湖南人。
利联实业旗下有四个全资子公司: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太阳物业管理公司、龙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安邵高速公路公司。上述公司在湖南、山西等地拥有高速公路、水库等项目。
据报道,李涛所涉的王益案行贿要件之一,是通过王益承揽安邵高速公路项目。安邵高速全长129.8公里,2005年上马,项目投资逾80亿元,投资方湖南利联安邵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由利联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钰湖电力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李映元任该公司董事长,李涛系总经理。
其2006年在湖南签署上述项目时,获时任湖南省长周伯华等官员会见。而王益早年帮助魏东的“涌金系”入主九芝堂(000989)时,即在湖南拥有深厚的人脉资源。魏东在京的追悼会上,亦有大量湖南政要及资本大佬到场。
除了给刘芳菲房贷,李涛还在王益带儿子王帆到美国拉斯维加斯过年时,提供1万美元压岁钱。王帆1985年生,2001年被送至美国读书。李涛也是王益《神州颂》的总策划之一。2007年4月,他赞助的《神州颂—太阳夜》交响音乐会在深圳大剧院上演,利联百货向顾客送出了几百张音乐会赠票。有说法称,目前李涛已经被捕。
王益案中的最大行贿者,是其老乡周宏。周宏任董事长的朝阳钢渣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昆钢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98万元,周宏本人出资102万元。昆钢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昆钢集团子公司。王益考入北大前曾被招工到云南昆明钢铁公司,周宏即是其早年工友。二人相识数十年,周宏并与王家兄妹关系甚密,生意往来频繁。
资本黑幕水深几许
王益受审,此前坊间流传最广的太平洋证券蹊跷上市、广发证券借壳、“涌金系”等一系列资本市场黑幕,丝毫未涉及。而这些黑幕均被认为与王益、王益的行贿人以及其精心编织的关系网络密切相关。
2007年12月28日,太平洋证券(601099)通过与云大科技(600181)股东换股而上市。这一路径既非新股发行也非借壳,而是由证监会办公厅向上交所发文挂牌。此前太平洋连续三年共计亏损超过8482万元,很明显不符合IPO之前需要连续盈利三年的规定。
在太平洋证券上市前后的两轮增资扩股中,李涛的利联百货、王益弟弟王磊的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都是太平洋证券的“神秘股东”。其中,利联百货出资1000万元,持股0.67%;天津顺盈出资1503万元,持股1%。天津顺盈注册于2001年,法定代表人为王磊,其股权后转让至胞妹王薇及特定关系人周宏。几经变动后,王薇和周宏均已名义上退出。
太平洋证券为部分人提供了一夜暴富的机会。上市当天股价最高上摸至49元,其后虽经大跌,提前进入者仍有10倍以上的利润。当年入股1000万元的利联太阳百货目前持股市值已上亿元。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太平洋证券离奇上市,是王益及其合作者通过关系网点石成金的一个“杰作”。还有传,太平洋证券的实际控制人为“明天系”的肖建华。这位传说中的天才年仅15岁就考取了北大法律系,27岁执掌上市公司,30岁便打造出庞大的“明天系”,背靠利益集团,其资产高达上千亿。
对于公众的质疑,证监会并未予以表态,涉及到如此重大事项的太平洋证券也未停牌做出说明。有关人士解释,此次上市属于“股改特例”,对外的统一口径是“集体决策”。
而在王益落马后,2009年5月13日,国金证券(600109)前董事长雷波被调查,银河证券原总裁肖时庆被逮捕。
雷波本是一个小人物,医科大学毕业,在证监会时负责后勤工作。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尽心照顾了病重的王益,而被调到王益身边做秘书,成为大红人。下海后被“涌金系”掌门魏东网罗,担任涌金实业有限公司总裁,成功运作券商借壳上市之先河,最终坐上了国金证券董事长的宝座。
“涌金系”当初操控国金证券上市,业内对其违规之处多有议论。其上市,时任证监会股改办副主任肖时庆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湖南人肖时庆32岁进入证监会,先后在上市公司部、发行部、会计部工作,历任处长、副主任,是王益的“铁杆部下”。此后担任东方证券、银河证券高管。其在券商、证监会的旋转门几进几出,一直屹立不倒。在肖等人的运作下,借着股改的机会将国金证券借壳上市混在股改之中,直接走了股改办这个临时机构。
在以王益为老大的这个小网络中,魏东显是关键人物。魏东因其私德赢得赞誉,但其发家史离不开王益的栽培,一位业内人士曾言魏东是“内幕交易的受益者”。人称“江湖最后一个大佬”的他,在著名的“327国债期货风波”中,选择站在中经开一方,摧垮了万国证券管金生而大获其益,此后每一步都踏准了资本市场的脉搏。“涌金系刻意经营拥有非常灵通的信息和丰富的人脉资源,能够掌握制度变迁的时机,形成相应的赚钱模式。”金融学家巴曙松点破了“涌金系”的另类法门。
魏东死后,王益和雷波均出席了其追悼会。但了解内情的人士感慨:“魏东如果不自杀,他的下场会更惨。”据称,王益和魏东,他们在整个黑幕中,可能都是“小角色”。
因率先质疑太平洋证券上市,《证券市场周刊》常务副社长兼主编于颖曾被绑架。袭击者用胶袋蒙住于的头,勒住她的脖子,直指该刊某篇报道不实,威胁她如果不作出更正就勒死她。“跳楼、绑架,非法上市,这些都不是王益可以操纵的。推动太平洋证券上市的另有其人,背后的利益关系、推动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王益只是其中一环,为人效力。”
有媒体指,王益及其涉案同僚的身后留下了一份“遗产”——证监体系的中国特色,即在行政效能上,更注重体现其审批权和执法权,其自我日渐强化的审批权和执法权最终成为寻租的温床,而对交易、查处环节的监管则处于缺失状态。继任者与司法者显然不应回避这份“遗产”。
备受关注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案,4月15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因在国开行副行长任上,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收受钱款1196万余元,而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前,检方指控亦只涉及这一项罪名。王益对此供认不讳。然而,由于王益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对资本市场一直保持着隐秘而巨大的影响力,其落马在资本市场掀起轩然大波。此番受审却未涉及证券市场大案,引发外界猜疑。
“公众最关注的涉案证券公司却无一提及,尤其是太平洋证券和国金证券”,“王益有多大的能量能够在身陷囹圄之中辗转腾挪撇清干系,难道另有隐情?”知名财经评论员水皮写道。
据媒体4月23日报道,知情者称,王益对法院判决结果基本认可,没有上诉的意愿,这也就意味着一审的死缓判决将会生效。但由于其上诉期限至4月25日,“不排除在两天内有新变化的可能。”
案发河南问题贷款
据指控,王益收受的贿赂共分三笔。第一笔受贿金额538万元,来自深圳市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涛;第二笔金额630万余元,由云南昆钢朝阳钢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宏分12次提供,部分是经王磊(王益弟弟)之手;第三笔来自王磊(与王益弟弟同名),其为其他企业办理贷款获得300万元好处费,分给王益30万元。案发后全部赃款均已追缴。
对此,王益当庭承认:“这些事都属实,这是我利用直接权力以及权力以外的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利益,我也得了好处。”
据信,王益的案发,与其任内国开行在河南的问题贷款有关。
成立于1994年3月的国开行,直属国务院领导,致力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及配套工程的长期融资服务。2007年,这家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国家审计署、银监局向其分行下派工作组,进行了3个月到半年的审计调查。
在“延伸审计”中发现,2003年国开行河南分行针对当地企业的一个项目贷款存疑。河南一家企业抽取部分贷款资本金,以“融资奖励”的方式支付给北京一家房地产企业。而这家房地产企业作为渠道,最终有4万元输送给了王益在国开行的前任秘书孟涛。孟涛已下海从商,因上述“融资奖励”的资金额度并不大,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利用孟涛利益输送的路径顺藤摸瓜,却查到了王益的违规案件。
此外,国开行在河南的系列贷款,有两笔进入司法程序:其一,2007年河南蓝天集团骗贷30.68亿元,国开行总行处级干部胡汉成因受贿550万元,2009年2月被判无期徒刑;另一笔贷款同样发生在2007年,国开行河南分行违规向河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3亿元,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为此通过虚列预算支出,向一家民营企业支付“融资奖”1625万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中纪委立案查处。
在第二笔贷款中,“掮客”王磊现身,王益受贿金额里的30万元,正来自帮助王磊为其他企业办理贷款。王磊为金融圈人士,系河南一家机构的办公室主任,与王益相识多年,其通过王益帮助的贷款企业即为河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
事实上,早在2008年上半年,有报道称王益一年前批示为郑州提供25亿元贷款用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但其中约20亿元去向不明,王益弟弟王磊从中收受“64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当年6月25日,国开行向河南分行下发了《请协调郑州市政府有关澄清“25亿元贷款”谣言的通知》。
如今看来,上述“谣言”并非空穴来风,只是两个王磊的身份存在差异。
在是次审计中,国开行共处理有关责任人22名,其中免职2人,停职2人,通报批评18人,涉及厅局级干部10人。一时风声鹤唳。
年少得志的骄横
在很多人眼里,王益无疑属于年少得志。
现年54岁的王益,1956年4月出生于云南一个普通白族家庭,排行老大,有一弟一妹。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直到研究生毕业,其与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女儿薄小莹等人是同窗。
毕业后,王益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29岁即担任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的秘书。在这一职务上工作了7年,从1985年至1992年间,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很多省部级高官。“这些人脉资源,与他后来能在证券界取得地位有很大的关系。”
1992年10月,36岁的王益担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该机构并无实权,他于是选择挂职下海经商,1993年前后曾与妻子王昭明创办北京百峰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因赶上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生意以失败告终。夫妻感情亦恶化,后于1996年离婚。
1995年11月,39岁的王益出任证监会副主席,分管发行、基金等最为核心的部门。彼时,证监会尚处于初创阶段,但也是权力猛涨的阶段。
其间,王益在证券界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关系,不仅提拔的数位官员在他离任后仍担当要职,且在证券业界也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知情人士称:“凭借曾经当过证监会副主席的资源,王益掌握了大量的内幕信息。”“王益掌握实权的几年,也是中国证券史上投机最严重的几年。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监管制度的匮乏,庄家操控严重危害着市场。”据称,王益的目标曾是当证监会主席,但告他的告状信有一尺高。
1999年2月,王益被调离证监会,出任国开行副行长,由正厅级升任副部级。但有说法称,其在国开行并不得志,也从不曾离开证券市场。
据报道,1998年,毕业了14年的王益再次回到北大,应邀担任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后来还担任首届EMBA班的班主任。王益非常享受学者身份,如果他出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常常提醒那些初次见面的人,王益的身份不仅是国开行副行长,还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
随着光华管理学院的逐渐发展,越来越多海归经济学家在这里授课,本科和硕士专业为历史、在职博士读了经济学的王益,经济学功力弱处越见显露,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感觉到,他的学术角色是个“水货”。
一位经济学家在听过王益的课程后,认为“他并不懂得公司治理,可他按照自己早年下海后的一些感想,把公司当成了一种猎取金钱的工具”,“感觉台上讲课的不是一位副部级官员,而是一位混迹江湖的老大”。
而只有了解王益很深的朋友才明白,他的多才和夸夸其谈背后,隐藏的是放肆、虚荣和骄横的性格。
一位经济学家和王益交往不久,就收到王益赠送的他自己主编的若干本证券行业的著作。这位常年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不懂事,与王益开玩笑,说他分析的是“初级市场”。王益当场就给了他脸色看,说他从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做起,还在海南涉身股市,又做了证监会副主席,“关于证券的行业规则,没有人比我更熟悉”。
娱乐化的王益案
随着2008年2月,前任秘书孟涛因在河南问题贷款中受贿数万元被捕,尤其当同年4月29日,与之关系密切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在北京家中跳楼身亡后,王益被查的传闻甚嚣尘上。
2008年6月8日,在由宁波返京的飞机上,他被中央纪委专案组控制,随后被“双规”。2009年1月因涉嫌受贿罪被捕;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称,王益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亲属及他人经营活动谋利,收受巨额钱款,已对其实施“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有报道称,王益案发与央视女主持人刘芳菲提供重要证据有直接关系。彼时,王益的行贿人王磊、李涛均被专案组控制,但他们供述的行贿细节无第三方证实,亦无法通过银行账号等证据佐证;魏东之死更导致王益案裹足不前,陷入僵局。
刘芳菲生于197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任央视文艺中心国际部节目主持人、社教中心文化专题部节目主持人。在接受专案组谈话时,她旁证了王益接受李涛贿赂的事实——刘芳菲在北京东直门的万国城小区购买了一套房,月供上万元,王益让李涛给刘200万元房贷资金。而王益事发前曾交代刘芳菲将200万元还给李涛,并让她给了李涛4万元利息。此举引发二人决裂。
据称,刘芳菲与离婚后的王益曾是男女朋友,两人一度谈婚论嫁,但由于王益家人反对未能完婚。2008年3月,王益曾携刘前往家乡云南剑川石窟游览。
获得刘芳菲证言的专案组,随即对王益采取了进一步措施。王益案的娱乐化色彩还表现在:据李涛证言,1999年太阳百货开业典礼时,王益前来出席,并带来女星赵薇,李涛后来给了赵薇30万元出场费。
但王益的爱好不止于此。其在“音乐家”角色下的演出,更像是一场场面宏大的闹剧。
王益从一名乐盲变身音乐家,据说是在46岁那年于青藏高原旅行时,神奇般地开了“天耳”。 此后他利用电脑作曲软件,很快创作出了《去远方》、《家乡》、《梦丽江》等几十首歌曲,并且向高难度的交响乐进军。2006年至2007年,王益“谱曲”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开始在全国巡演,并大获成功。仅在2007年,中国交响乐团就演出《神州颂》35场以上,演出收入超千万元。
为王益音乐会巨额开销买单捧场的,都是券商、基金和地方政府。魏东的哥哥魏锋便是王益交响乐《神州颂》的策划人之一,是“明天系”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赞助机构之一”。
王益的“艺术生涯”随着他被“双规”戛然而止。原计划于2008年6月24日在深圳音乐厅演出的《神州颂》被主办方撤换,从此成为绝唱。有媒体说,“王益创作的歌词大多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元素。听腐败分子歌颂祖国,不啻为莫大的讽刺。”
神秘行贿人
王益行贿人之一李涛,1963年10月生,祖籍湖南祁阳。其母李春阳曾在部队当护士,在军方拥有非凡资源,后任上海鹏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并由此发家。李家在深圳家世颇丰,李涛舅舅李映元是李氏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港资利联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一度卷入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案,许也是湖南人。
利联实业旗下有四个全资子公司: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太阳物业管理公司、龙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安邵高速公路公司。上述公司在湖南、山西等地拥有高速公路、水库等项目。
据报道,李涛所涉的王益案行贿要件之一,是通过王益承揽安邵高速公路项目。安邵高速全长129.8公里,2005年上马,项目投资逾80亿元,投资方湖南利联安邵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由利联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钰湖电力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李映元任该公司董事长,李涛系总经理。
其2006年在湖南签署上述项目时,获时任湖南省长周伯华等官员会见。而王益早年帮助魏东的“涌金系”入主九芝堂(000989)时,即在湖南拥有深厚的人脉资源。魏东在京的追悼会上,亦有大量湖南政要及资本大佬到场。
除了给刘芳菲房贷,李涛还在王益带儿子王帆到美国拉斯维加斯过年时,提供1万美元压岁钱。王帆1985年生,2001年被送至美国读书。李涛也是王益《神州颂》的总策划之一。2007年4月,他赞助的《神州颂—太阳夜》交响音乐会在深圳大剧院上演,利联百货向顾客送出了几百张音乐会赠票。有说法称,目前李涛已经被捕。
王益案中的最大行贿者,是其老乡周宏。周宏任董事长的朝阳钢渣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昆钢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98万元,周宏本人出资102万元。昆钢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昆钢集团子公司。王益考入北大前曾被招工到云南昆明钢铁公司,周宏即是其早年工友。二人相识数十年,周宏并与王家兄妹关系甚密,生意往来频繁。
资本黑幕水深几许
王益受审,此前坊间流传最广的太平洋证券蹊跷上市、广发证券借壳、“涌金系”等一系列资本市场黑幕,丝毫未涉及。而这些黑幕均被认为与王益、王益的行贿人以及其精心编织的关系网络密切相关。
2007年12月28日,太平洋证券(601099)通过与云大科技(600181)股东换股而上市。这一路径既非新股发行也非借壳,而是由证监会办公厅向上交所发文挂牌。此前太平洋连续三年共计亏损超过8482万元,很明显不符合IPO之前需要连续盈利三年的规定。
在太平洋证券上市前后的两轮增资扩股中,李涛的利联百货、王益弟弟王磊的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都是太平洋证券的“神秘股东”。其中,利联百货出资1000万元,持股0.67%;天津顺盈出资1503万元,持股1%。天津顺盈注册于2001年,法定代表人为王磊,其股权后转让至胞妹王薇及特定关系人周宏。几经变动后,王薇和周宏均已名义上退出。
太平洋证券为部分人提供了一夜暴富的机会。上市当天股价最高上摸至49元,其后虽经大跌,提前进入者仍有10倍以上的利润。当年入股1000万元的利联太阳百货目前持股市值已上亿元。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太平洋证券离奇上市,是王益及其合作者通过关系网点石成金的一个“杰作”。还有传,太平洋证券的实际控制人为“明天系”的肖建华。这位传说中的天才年仅15岁就考取了北大法律系,27岁执掌上市公司,30岁便打造出庞大的“明天系”,背靠利益集团,其资产高达上千亿。
对于公众的质疑,证监会并未予以表态,涉及到如此重大事项的太平洋证券也未停牌做出说明。有关人士解释,此次上市属于“股改特例”,对外的统一口径是“集体决策”。
而在王益落马后,2009年5月13日,国金证券(600109)前董事长雷波被调查,银河证券原总裁肖时庆被逮捕。
雷波本是一个小人物,医科大学毕业,在证监会时负责后勤工作。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尽心照顾了病重的王益,而被调到王益身边做秘书,成为大红人。下海后被“涌金系”掌门魏东网罗,担任涌金实业有限公司总裁,成功运作券商借壳上市之先河,最终坐上了国金证券董事长的宝座。
“涌金系”当初操控国金证券上市,业内对其违规之处多有议论。其上市,时任证监会股改办副主任肖时庆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湖南人肖时庆32岁进入证监会,先后在上市公司部、发行部、会计部工作,历任处长、副主任,是王益的“铁杆部下”。此后担任东方证券、银河证券高管。其在券商、证监会的旋转门几进几出,一直屹立不倒。在肖等人的运作下,借着股改的机会将国金证券借壳上市混在股改之中,直接走了股改办这个临时机构。
在以王益为老大的这个小网络中,魏东显是关键人物。魏东因其私德赢得赞誉,但其发家史离不开王益的栽培,一位业内人士曾言魏东是“内幕交易的受益者”。人称“江湖最后一个大佬”的他,在著名的“327国债期货风波”中,选择站在中经开一方,摧垮了万国证券管金生而大获其益,此后每一步都踏准了资本市场的脉搏。“涌金系刻意经营拥有非常灵通的信息和丰富的人脉资源,能够掌握制度变迁的时机,形成相应的赚钱模式。”金融学家巴曙松点破了“涌金系”的另类法门。
魏东死后,王益和雷波均出席了其追悼会。但了解内情的人士感慨:“魏东如果不自杀,他的下场会更惨。”据称,王益和魏东,他们在整个黑幕中,可能都是“小角色”。
因率先质疑太平洋证券上市,《证券市场周刊》常务副社长兼主编于颖曾被绑架。袭击者用胶袋蒙住于的头,勒住她的脖子,直指该刊某篇报道不实,威胁她如果不作出更正就勒死她。“跳楼、绑架,非法上市,这些都不是王益可以操纵的。推动太平洋证券上市的另有其人,背后的利益关系、推动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王益只是其中一环,为人效力。”
有媒体指,王益及其涉案同僚的身后留下了一份“遗产”——证监体系的中国特色,即在行政效能上,更注重体现其审批权和执法权,其自我日渐强化的审批权和执法权最终成为寻租的温床,而对交易、查处环节的监管则处于缺失状态。继任者与司法者显然不应回避这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