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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据统计，仅2015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就达到60多起。大家在痛心之余都在思考，校园暴力事件为何会一再上演？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矛盾性、去个体化效应、媒体过度渲染等有关。
青少年时期是学生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关键时期。此时，学生身体外形发生明显变化，第二性征也开始显现，成人感逐渐产生，但相对身体的快速成长，学生的心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其认知能力、思维水平、社会经验等都处于半成熟水平。青少年身体发展水平和心理发展水平之间的不一致带来了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危机”。同时，青少年自我意识水平提高，过分关注自己的外貌、性格特征、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以及学习成绩等，易带来挫折感。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通过著名的“睡眠剥夺实验”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永远是挫折的一种后果，挫折总会导致各种形式的攻击。”
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提出同一性危机论。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心理社会发展的第五阶段（“同一性”对“角色混乱”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果青少年不能获得心理上的同一感将会产生角色混乱，诱发各种不良行为，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去个体化效应是指当个人的身份不能被识别（处于群体之中）时，个人的同一性意识、自我控制水平和自我评价水平都会下降，对自我的规范限制就会放松，此时更容易做出平时不敢做的行为。
通常情况下，个体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个体单独存在的时候一般不会轻易表现出失态行为或严重暴力行为。媒体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对一（少）的施暴，施暴群体的成员往往迷失在群体之中。
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身体匿名性。施暴者隐匿在群体中，往往觉得自己是不会被发现的，自我觀察和评价的意识都会降低，通常对内疚、羞愧、恐惧的自我控制力减弱，从而导致施暴行为的产生。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通过电击实验发现，身穿白色衣服和帽兜的被试（使人感到隐匿）比身份公开的被试给他人实施电击的时间长一倍。
二是责任分散。由于有其他施暴成员的存在，施暴个体为后果承担的责任也会相应减小，产生法不责众的错觉，降低了对行为的责任感。心理学家马西斯（Eugene W. Mathes）和卡恩（Arnold Kahn）等人发现，被试在个体条件下比在群体条件下更能感到自己的责任感，对自己的行为更负责，其行为和态度也表现出较少的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研究者将儿童安排到两种不同的情境中，在一种实验情境下，儿童观看成人的攻击性行为，如击打波比娃娃，用木槌反复敲打波比娃娃的头部等;在另一种实验情境下，儿童看到成人的行为只是在玩拼图游戏。10分钟后，儿童被带到充满攻击性和非攻击性玩具的房间内独自玩耍20分钟。结果显示，之前观看成人攻击性行为的儿童模仿了实验情境中的行为，而未观看攻击性行为的儿童则没有。这项研究说明儿童的很多行为都是通过对周围成人行为的模仿而习得的。
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有关校园暴力的图片、视频等将整个施暴过程完整展现在受众面前，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对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极大的影响，受伤害者长期处于噩梦之中，不能自拔，其他青少年则可能会受此影响，模仿施暴。
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的心理强制说指出，人在实施犯罪前会对违法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会考虑自己的行为将得到何种惩罚以及惩罚的强度等，如果惩罚的痛苦大于犯罪行为带来的快乐，则会抑制犯罪行为的发生。此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也指出，惩罚在矫正不良行为时具有一定的作用，通过呈现厌恶刺激（减去积极刺激）即可以抑制不良行为发生的概率。威胁理论也指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可以减少犯罪行为发生的概率，对犯罪者和潜在犯罪者都能起到威慑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校园暴力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媒体过多地渲染事件本身以引起大众对事件的关注，对施暴者的后续惩罚教育一般较少报道。对施暴学生惩罚教育报道的缺失，不能使潜在施暴者认识到校园暴力行为对自己和他人带来的痛苦，从而导致校园暴力事件继续上演。
总之，校园暴力事件一再上演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既要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给予青少年更多的关心和保护，又要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多管齐下，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青少年时期是学生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关键时期。此时，学生身体外形发生明显变化，第二性征也开始显现，成人感逐渐产生，但相对身体的快速成长，学生的心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其认知能力、思维水平、社会经验等都处于半成熟水平。青少年身体发展水平和心理发展水平之间的不一致带来了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危机”。同时，青少年自我意识水平提高，过分关注自己的外貌、性格特征、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以及学习成绩等，易带来挫折感。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通过著名的“睡眠剥夺实验”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永远是挫折的一种后果，挫折总会导致各种形式的攻击。”
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提出同一性危机论。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心理社会发展的第五阶段（“同一性”对“角色混乱”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果青少年不能获得心理上的同一感将会产生角色混乱，诱发各种不良行为，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去个体化效应是指当个人的身份不能被识别（处于群体之中）时，个人的同一性意识、自我控制水平和自我评价水平都会下降，对自我的规范限制就会放松，此时更容易做出平时不敢做的行为。
通常情况下，个体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个体单独存在的时候一般不会轻易表现出失态行为或严重暴力行为。媒体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对一（少）的施暴，施暴群体的成员往往迷失在群体之中。
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身体匿名性。施暴者隐匿在群体中，往往觉得自己是不会被发现的，自我觀察和评价的意识都会降低，通常对内疚、羞愧、恐惧的自我控制力减弱，从而导致施暴行为的产生。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通过电击实验发现，身穿白色衣服和帽兜的被试（使人感到隐匿）比身份公开的被试给他人实施电击的时间长一倍。
二是责任分散。由于有其他施暴成员的存在，施暴个体为后果承担的责任也会相应减小，产生法不责众的错觉，降低了对行为的责任感。心理学家马西斯（Eugene W. Mathes）和卡恩（Arnold Kahn）等人发现，被试在个体条件下比在群体条件下更能感到自己的责任感，对自己的行为更负责，其行为和态度也表现出较少的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研究者将儿童安排到两种不同的情境中，在一种实验情境下，儿童观看成人的攻击性行为，如击打波比娃娃，用木槌反复敲打波比娃娃的头部等;在另一种实验情境下，儿童看到成人的行为只是在玩拼图游戏。10分钟后，儿童被带到充满攻击性和非攻击性玩具的房间内独自玩耍20分钟。结果显示，之前观看成人攻击性行为的儿童模仿了实验情境中的行为，而未观看攻击性行为的儿童则没有。这项研究说明儿童的很多行为都是通过对周围成人行为的模仿而习得的。
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有关校园暴力的图片、视频等将整个施暴过程完整展现在受众面前，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对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极大的影响，受伤害者长期处于噩梦之中，不能自拔，其他青少年则可能会受此影响，模仿施暴。
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的心理强制说指出，人在实施犯罪前会对违法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会考虑自己的行为将得到何种惩罚以及惩罚的强度等，如果惩罚的痛苦大于犯罪行为带来的快乐，则会抑制犯罪行为的发生。此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也指出，惩罚在矫正不良行为时具有一定的作用，通过呈现厌恶刺激（减去积极刺激）即可以抑制不良行为发生的概率。威胁理论也指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可以减少犯罪行为发生的概率，对犯罪者和潜在犯罪者都能起到威慑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校园暴力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媒体过多地渲染事件本身以引起大众对事件的关注，对施暴者的后续惩罚教育一般较少报道。对施暴学生惩罚教育报道的缺失，不能使潜在施暴者认识到校园暴力行为对自己和他人带来的痛苦，从而导致校园暴力事件继续上演。
总之，校园暴力事件一再上演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既要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给予青少年更多的关心和保护，又要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多管齐下，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