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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常之中觅真趣
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其美学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注重个人情感表达，讲究气韵生动，强调抒情写意。同时，中国画由儒道释哲学中汲取了丰富的美学思想与气韵内涵。有人说，“人物画近乎儒教、山水画近乎佛教、花鸟画近乎道教”，体现的正是中国画“道与技的统一，禅与境的统一，以及对人格美、质朴美和虚静美的追求”。
“近乎道教”的花鸟画，是对以植物和动物为主要描绘对象的中国绘画的总称。上佳的花鸟画作描绘的不仅是生机灵韵，更体现出一种“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超逸神髓。而这种“道可道，名可名”的神髓，往往蕴藏在司空见惯、本来随性的寻常物象中。我平常在花鸟画创作中，会尽量去关注身边的事物，偏好以一些日常生活所见的东西为题材，也正是基于此。
在西湖边长大的我，与现在的中国美院南山路校区隔墙而居。小时候非常顽皮，每到放暑假，不是跳进西湖里游泳就是爬到树上抓知了，晚上还要和小伙伴偷偷的溜出去抠蛐蛐儿。那时只要找得到家里能装下蛐蛐的容器都“在劫难逃”：装盐的罐子，喝水的杯子，吃饭的碗，全都整齐的藏在自己睡的床下，一到晚上和着蛐蛐的叫声入睡无比踏实和香甜。平时口袋里若有零花钱，就会攒起来买些花鸟虫鱼自己养，然后悉心照顾并饶有兴致的去观察它们的各种生长过程。儿时那些富有情趣，好玩的朴素生活，养成了比同龄人更喜欢观察周围各种事物的习惯，然后慢慢就有了感情，现在画画偏爱的一些山水花鸟题材，大概也是在那时播下的种子。
从花鸟画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人在自己的童年期就懂得了怎样去体会自然界的勃勃生机，体会生命的欢乐与痛苦。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得我们能以一种欣赏艺术品的方式欣赏自然，怀着对天地万物的热爱，津津有味地去描绘它们。像我画中常表现的小鸟、蚂蚱、野花等物，也都是寻常所见，虽然它们不比花圃里的栽培的矜贵，但一样好看且富有生机，甚至更能引发我的创造力。
美学的大巧，也在“应乎自然”，花鸟之三昧，莫过于寻常本真。我平时所创作的东西就是我在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就是我对生活的了解、认识和敏锐的感受。把它们如实地表现出来，抛弃炫技和欲望，就是能引人共鸣的好作品。
二、天真幽淡见自然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曰：“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道家欣赏事物与生俱来，不加人为的本然状态，即事物固有的规律属性，以自然为美，以悟得自然之道为人生至高追求。这种思想对我的艺术及生活，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素朴而天下莫与之争美”、“天真幽淡见自然”，讲述的正是“大道至简，大巧若拙”的最高美学。能够以独到的角度，将无名的花花草草跃然纸面，由寻常之中窥见它们的生机与美丽，也算大有其趣，从题材上面来说，我也想走一条自己的路。
在我的作品中，有不少描绘溪流中鱼儿漫游嬉戏的场景：一簇水草，几尾游鱼，零星几块半露于水面的岩石，造型简单又不乏生动。看着那空白里的水面，便可觉出无尽清幽的观想。这等乡里郊外常见的图景，教我勾勒出无限的清新逸趣、欢喜惬意，心里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这大概就是“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境界罢。
“淡”的美学意蕴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朴素、恬静、基于个体生命的美；二是超然于物、超然于世、超然于有限时空的美；三是有无相生、虚实相济、以简驭繁之美。庄子崇“淡”的思想成为后世“平淡自然”审美趣尚的重要源头，也是我影响我创作的重要观点之一。
以花鸟画而论，“平淡自然”的笔意看似无奇，实则第一不易。这份眼力的修养，不仅来自艺术的习染、学术的钻营、更来自对于人生世情的阅读与感悟。童真之美确乎可贵，然而绘画之艺，一是画心境，二是画规道。从美学的角度上来说，很多东西都有其规律，不能全凭好恶，还得了解里面的一些法门，这样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水墨画不是涂鸦，不能所心所欲，简单涂抹。它是一个相当讲究的艺术处理过程。既要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及丰富的感受力，又要有扎实的美学理论，再加上很好的表现手法及绘画能力，几者统一在一起才能成就好的作品，或者说成熟地表现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除具备相当的硬功夫，好的画家还一定要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于他人的感受，然后很好地将它表现出来。以赤子之心，听僧庐之雨，行天真幽淡之笔，似乎才是宗要。
也正因如此，那些墙角路边、山间田埂上的虫儿、鸟儿、花儿、草儿才脱颖而出，成为我的作品中不衰的主角。它们全是司空见惯的景物，古往今来也不知被画了多少次，但每次看见，仍能给我不同的感想与体悟。以我自己常画的鸟雀来说，不需要多么逼真，但定要给人“活灵活现，精气十足”之感，有了气韵，画才有了生命力。我虽非专攻画鸟一途，但在此方面亦投入了细致深刻的苦功，反复观察与练习，极致迁想妙得，方可闭目在眼底，下笔如有神。
在意向造型上，抵达“不似之似”的妙境，才是推开“天真幽淡”之门。
三、虚实相生巧“留白”
中国画中的“留白”，或者说是“布白”，是要求艺术性与审美性恰到好处的结合才可使画作达到以虚衬实、虚实相生的尚意境界。清代画论家华琳在其论著《南宗抉秘》中提到：“白，即是纸素之白。凡山石之阳面处，石坡之平面处，及画外之水、天空阔处，云物空明处，水足之杳冥处，树头之虚灵处，以之作天、作水、作烟断、作云断、作道路、作日光、皆是此白。夫此白本笔墨所不及，能令为画中之白，并非纸素之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亦即画外之画也……”。
我的理解，“白”虽然是指画纸也就是宣纸的质地，但是在绘画作品中，可以将“白”置于“有形”位置，这样就可以与画面中的主题内容相互补充，成为整幅画面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的作品中，通常描绘的对象都很简单，有时候全卷就只有一条鱼一只虫，往往留下大片的空白面积，这些空白之处能够以最大限度，无形地诱发观者的想象力，也是我对“大道至简，大巧若拙”的美学境界的一种追求。
恰如其分地在花鸟绘画中运用留白，以花鸟笔艺之工巧，照映宇宙造化之大巧，强调顺应自然规律的美，才是我们作花鸟画的真谛。同时，画家在这种美中达到物我融为一体的境界，使花鸟松竹等自然景物在留白中达到“生而弗有，为而弗恃”的“法自然状态”。因此生机迥出，性灵飞逸，极尽物态情致。
中国画对章法的讲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文人对“天人合一”理念的追求。法无定法，在无法的世界里尽情地展现真实的自我，通过对画面灵活的构建来承载作者的真实情感，遵循心灵的走向，顺其自然，在有限的构图空间内展现无穷的意境之美，这即花鸟画的审美之趣。
虽做了这么多总结与论述，其实在作画的过程中，我是十分随性的。好的作品不在于气势宏大，而在于表现的东西能够让自己喜，观者悦，达成一种真正发自内心的共鸣。所以在画的过程中，我不会太多地拘泥于技法，完全处于一种轻松、自由、没有羁绊的创作状态中，只关心能不能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如实表现出来。很多人会赞我的画清雅，宁静，有趣味云云，其实都是我不同时期不同心境的一种反馈。
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其美学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注重个人情感表达，讲究气韵生动，强调抒情写意。同时，中国画由儒道释哲学中汲取了丰富的美学思想与气韵内涵。有人说，“人物画近乎儒教、山水画近乎佛教、花鸟画近乎道教”，体现的正是中国画“道与技的统一，禅与境的统一，以及对人格美、质朴美和虚静美的追求”。
“近乎道教”的花鸟画，是对以植物和动物为主要描绘对象的中国绘画的总称。上佳的花鸟画作描绘的不仅是生机灵韵，更体现出一种“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超逸神髓。而这种“道可道，名可名”的神髓，往往蕴藏在司空见惯、本来随性的寻常物象中。我平常在花鸟画创作中，会尽量去关注身边的事物，偏好以一些日常生活所见的东西为题材，也正是基于此。
在西湖边长大的我，与现在的中国美院南山路校区隔墙而居。小时候非常顽皮，每到放暑假，不是跳进西湖里游泳就是爬到树上抓知了，晚上还要和小伙伴偷偷的溜出去抠蛐蛐儿。那时只要找得到家里能装下蛐蛐的容器都“在劫难逃”：装盐的罐子，喝水的杯子，吃饭的碗，全都整齐的藏在自己睡的床下，一到晚上和着蛐蛐的叫声入睡无比踏实和香甜。平时口袋里若有零花钱，就会攒起来买些花鸟虫鱼自己养，然后悉心照顾并饶有兴致的去观察它们的各种生长过程。儿时那些富有情趣，好玩的朴素生活，养成了比同龄人更喜欢观察周围各种事物的习惯，然后慢慢就有了感情，现在画画偏爱的一些山水花鸟题材，大概也是在那时播下的种子。
从花鸟画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人在自己的童年期就懂得了怎样去体会自然界的勃勃生机，体会生命的欢乐与痛苦。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得我们能以一种欣赏艺术品的方式欣赏自然，怀着对天地万物的热爱，津津有味地去描绘它们。像我画中常表现的小鸟、蚂蚱、野花等物，也都是寻常所见，虽然它们不比花圃里的栽培的矜贵，但一样好看且富有生机，甚至更能引发我的创造力。
美学的大巧，也在“应乎自然”，花鸟之三昧，莫过于寻常本真。我平时所创作的东西就是我在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就是我对生活的了解、认识和敏锐的感受。把它们如实地表现出来，抛弃炫技和欲望，就是能引人共鸣的好作品。
二、天真幽淡见自然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曰：“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道家欣赏事物与生俱来，不加人为的本然状态，即事物固有的规律属性，以自然为美，以悟得自然之道为人生至高追求。这种思想对我的艺术及生活，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素朴而天下莫与之争美”、“天真幽淡见自然”，讲述的正是“大道至简，大巧若拙”的最高美学。能够以独到的角度，将无名的花花草草跃然纸面，由寻常之中窥见它们的生机与美丽，也算大有其趣，从题材上面来说，我也想走一条自己的路。
在我的作品中，有不少描绘溪流中鱼儿漫游嬉戏的场景：一簇水草，几尾游鱼，零星几块半露于水面的岩石，造型简单又不乏生动。看着那空白里的水面，便可觉出无尽清幽的观想。这等乡里郊外常见的图景，教我勾勒出无限的清新逸趣、欢喜惬意，心里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这大概就是“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境界罢。
“淡”的美学意蕴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朴素、恬静、基于个体生命的美；二是超然于物、超然于世、超然于有限时空的美；三是有无相生、虚实相济、以简驭繁之美。庄子崇“淡”的思想成为后世“平淡自然”审美趣尚的重要源头，也是我影响我创作的重要观点之一。
以花鸟画而论，“平淡自然”的笔意看似无奇，实则第一不易。这份眼力的修养，不仅来自艺术的习染、学术的钻营、更来自对于人生世情的阅读与感悟。童真之美确乎可贵，然而绘画之艺，一是画心境，二是画规道。从美学的角度上来说，很多东西都有其规律，不能全凭好恶，还得了解里面的一些法门，这样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水墨画不是涂鸦，不能所心所欲，简单涂抹。它是一个相当讲究的艺术处理过程。既要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及丰富的感受力，又要有扎实的美学理论，再加上很好的表现手法及绘画能力，几者统一在一起才能成就好的作品，或者说成熟地表现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除具备相当的硬功夫，好的画家还一定要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于他人的感受，然后很好地将它表现出来。以赤子之心，听僧庐之雨，行天真幽淡之笔，似乎才是宗要。
也正因如此，那些墙角路边、山间田埂上的虫儿、鸟儿、花儿、草儿才脱颖而出，成为我的作品中不衰的主角。它们全是司空见惯的景物，古往今来也不知被画了多少次，但每次看见，仍能给我不同的感想与体悟。以我自己常画的鸟雀来说，不需要多么逼真，但定要给人“活灵活现，精气十足”之感，有了气韵，画才有了生命力。我虽非专攻画鸟一途，但在此方面亦投入了细致深刻的苦功，反复观察与练习，极致迁想妙得，方可闭目在眼底，下笔如有神。
在意向造型上，抵达“不似之似”的妙境，才是推开“天真幽淡”之门。
三、虚实相生巧“留白”
中国画中的“留白”，或者说是“布白”，是要求艺术性与审美性恰到好处的结合才可使画作达到以虚衬实、虚实相生的尚意境界。清代画论家华琳在其论著《南宗抉秘》中提到：“白，即是纸素之白。凡山石之阳面处，石坡之平面处，及画外之水、天空阔处，云物空明处，水足之杳冥处，树头之虚灵处，以之作天、作水、作烟断、作云断、作道路、作日光、皆是此白。夫此白本笔墨所不及，能令为画中之白，并非纸素之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亦即画外之画也……”。
我的理解，“白”虽然是指画纸也就是宣纸的质地，但是在绘画作品中，可以将“白”置于“有形”位置，这样就可以与画面中的主题内容相互补充，成为整幅画面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的作品中，通常描绘的对象都很简单，有时候全卷就只有一条鱼一只虫，往往留下大片的空白面积，这些空白之处能够以最大限度，无形地诱发观者的想象力，也是我对“大道至简，大巧若拙”的美学境界的一种追求。
恰如其分地在花鸟绘画中运用留白，以花鸟笔艺之工巧，照映宇宙造化之大巧，强调顺应自然规律的美，才是我们作花鸟画的真谛。同时，画家在这种美中达到物我融为一体的境界，使花鸟松竹等自然景物在留白中达到“生而弗有，为而弗恃”的“法自然状态”。因此生机迥出，性灵飞逸，极尽物态情致。
中国画对章法的讲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文人对“天人合一”理念的追求。法无定法，在无法的世界里尽情地展现真实的自我，通过对画面灵活的构建来承载作者的真实情感，遵循心灵的走向，顺其自然，在有限的构图空间内展现无穷的意境之美，这即花鸟画的审美之趣。
虽做了这么多总结与论述，其实在作画的过程中，我是十分随性的。好的作品不在于气势宏大，而在于表现的东西能够让自己喜，观者悦，达成一种真正发自内心的共鸣。所以在画的过程中，我不会太多地拘泥于技法，完全处于一种轻松、自由、没有羁绊的创作状态中，只关心能不能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如实表现出来。很多人会赞我的画清雅，宁静，有趣味云云，其实都是我不同时期不同心境的一种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