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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公务员、行政事业单位职员的工资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结果是在部分人欢天喜地的同时，却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提高普通工人工资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一、普通职工工资低的现状及原因
2007年10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当年我国城镇职工平均收入继续增长，前9个月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667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8％。但2007年6月《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杂志就职工对当前工资的满意度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当前工资状况不满意的人达96.5%。
为什么呢？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11月发布的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可以得到一点理解：1990年～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到41.2%，降低了12个百分点。
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不会随着事业单位工资的普遍提高而提高，农民工和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基本是由顾主说了算。由于这些劳动力价值长期被低估，不但造成了利润挤压工资现象的普遍存在，还导致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整个国家产业利润与竞争力计算机制不合理。我们的许多产业看上去赚钱，但事实上并不赚钱，因为计算基础本身就是错的，是靠掠夺低端劳动力的价值积累利润。如果数据显示是“增长”，而大多数人又没有感受到“增长”，那么这些“增长”都流向哪里去了呢？我认为主要流向了两个方向，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管理层和垄断行业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这些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运输、电力等12家企业员工工资达到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至4倍。二是流向了管理层。不同的研究机构用不同的方式所进行的调查都表明，目前有些行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达15倍，高的甚至达到了30多倍。因此即便是在垄断行业，普通职工也没有从这些“增长”分得多少份额。至于私营企业普通职工的工资长期徘徊不前，就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不少私营企业主甚至径直将当地的最低工资规定为职工最高工资，使得他们的收入大大低于当地的职工平均收入水平。
最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工的收入问题。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工资水平较低、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而在深圳，大多数工厂的农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均超出了国际劳工标准规定。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76%的人在节假日加班时从未享受过国家规定的加班工资。很多企业出于赢利的唯一目的，在劳资关系中失去公正的立场，以牺牲劳工的利益来追求利润。我国劳工问题严重，主要集中在社会的农民工阶层。
在西方经济学里，“分享工资理论”已经跨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存工资理论”、19世纪中叶的“工资基金理论”，成为主流的工资理论。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企业发展的好处，已经成为民众的基本共识。而在中国，很多人对工资的认识更多还停留在残酷的“生存工资”阶段。甚至认为，正是这种“生存工资”成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在我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广大普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与垄断企业瓜分。现在到了该下决心调整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二、提高普通工人工资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砝码
福利经济学认为，增加同样数量的金钱，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边际效用是不一样的：收入越低的人，会感到自己的福利增加的越多；收入越高的人，会感到自己的福利增加的越少。因此，在财富总额既定的情况下，使低收入的人群增加收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总福利。社会总福利的不断增加才意味着我们在不断地接近和谐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笼统的“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对社会和谐没有太大意义，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必须大幅度地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
和谐社会需要有和谐的劳动力市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离不开和谐的劳动关系。工资待遇是影响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有关统计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我国民营企业的劳动争议中，有33％～50％与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及劳动保护有关。工资待遇问题已经是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与稳定不可忽视的因素。无疑，提高最广大的普通工人工资标准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有利于缓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对立冲突，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创造条件。
三、大幅度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收入是消除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收入差距悬殊是影响社会和谐的最大问题。近年来的有关调查和研究一再表明，在统计机构统计的居民工资收入之外，我国城镇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包括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法性值得质疑的收入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使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共资金流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部门预算外收费的流失）、金融腐败（主要表现为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还要支付额外费用）、行政许可与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等几个部分。一些权力部门和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收入原本就高于普通水平，同时他们又享有获取大量灰色收入的机会，使得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工资收入越高，灰色收入（机会）越多，工资收入越低，灰色收入（机会）越少”的特征。在全国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不少百姓却对此“浑然不觉”、“麻木不仁”，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四、大幅度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收入应该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入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政府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表，义不容辞地要承担起保护劳动者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的责任，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侵犯，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提供有效的制度。提高普通工人工资标准就是文明社会、是政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需要和体现。因此，从政府层面讲，一方面应该健全完善我国的劳动立法。细化劳工标准，比如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分配政策、工作日时间问题。将广大农民工、进城务工者、家庭保姆纳入到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当前一方面需要从制度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收入水平，通过最低工资制度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最有效、最具有强制性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方法。自1890年新西兰政府颁布《工业调解与仲裁法》至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制定了最低工资法，对其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最低工资法及其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普遍采用的调节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手段和重要方式。在我国现阶段，职工待遇完全放任市场调节是不行的，必须加大政府的调控力度。另一方面，需要加大政府改革的力度，形成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堵住财政、金融、土地和国有资源管理等领域公共资金流失和产生灰色收入的制度漏洞，阻止灰色收入拉高全国工资水平的渠道，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逐步提高对工资增长的认知与认同，真正感受到自己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企业层面讲，最核心的问题是：强化公司责任，改善劳工状况。强化公司责任是公司新时代价值观的核心，是公司行为准则、公司战略的指针，是公司的软竞争力。强化公司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执行国家劳动法规，保护职工利益，采取措施改善劳工条件。加强对生产环境、职工工作生活条件、环保措施的投资和管理力度，保证企业的健康运营。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通过激励、调动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职工的工作热情，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总之，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已是消除收入分配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大幅度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收入，应该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同时入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经济管理一院）
一、普通职工工资低的现状及原因
2007年10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当年我国城镇职工平均收入继续增长，前9个月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667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8％。但2007年6月《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杂志就职工对当前工资的满意度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当前工资状况不满意的人达96.5%。
为什么呢？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11月发布的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可以得到一点理解：1990年～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到41.2%，降低了12个百分点。
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不会随着事业单位工资的普遍提高而提高，农民工和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基本是由顾主说了算。由于这些劳动力价值长期被低估，不但造成了利润挤压工资现象的普遍存在，还导致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整个国家产业利润与竞争力计算机制不合理。我们的许多产业看上去赚钱，但事实上并不赚钱，因为计算基础本身就是错的，是靠掠夺低端劳动力的价值积累利润。如果数据显示是“增长”，而大多数人又没有感受到“增长”，那么这些“增长”都流向哪里去了呢？我认为主要流向了两个方向，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管理层和垄断行业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这些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运输、电力等12家企业员工工资达到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至4倍。二是流向了管理层。不同的研究机构用不同的方式所进行的调查都表明，目前有些行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达15倍，高的甚至达到了30多倍。因此即便是在垄断行业，普通职工也没有从这些“增长”分得多少份额。至于私营企业普通职工的工资长期徘徊不前，就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不少私营企业主甚至径直将当地的最低工资规定为职工最高工资，使得他们的收入大大低于当地的职工平均收入水平。
最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工的收入问题。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工资水平较低、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而在深圳，大多数工厂的农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均超出了国际劳工标准规定。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76%的人在节假日加班时从未享受过国家规定的加班工资。很多企业出于赢利的唯一目的，在劳资关系中失去公正的立场，以牺牲劳工的利益来追求利润。我国劳工问题严重，主要集中在社会的农民工阶层。
在西方经济学里，“分享工资理论”已经跨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存工资理论”、19世纪中叶的“工资基金理论”，成为主流的工资理论。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企业发展的好处，已经成为民众的基本共识。而在中国，很多人对工资的认识更多还停留在残酷的“生存工资”阶段。甚至认为，正是这种“生存工资”成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在我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广大普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与垄断企业瓜分。现在到了该下决心调整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二、提高普通工人工资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砝码
福利经济学认为，增加同样数量的金钱，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边际效用是不一样的：收入越低的人，会感到自己的福利增加的越多；收入越高的人，会感到自己的福利增加的越少。因此，在财富总额既定的情况下，使低收入的人群增加收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总福利。社会总福利的不断增加才意味着我们在不断地接近和谐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笼统的“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对社会和谐没有太大意义，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必须大幅度地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
和谐社会需要有和谐的劳动力市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离不开和谐的劳动关系。工资待遇是影响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有关统计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我国民营企业的劳动争议中，有33％～50％与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及劳动保护有关。工资待遇问题已经是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与稳定不可忽视的因素。无疑，提高最广大的普通工人工资标准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有利于缓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对立冲突，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创造条件。
三、大幅度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收入是消除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收入差距悬殊是影响社会和谐的最大问题。近年来的有关调查和研究一再表明，在统计机构统计的居民工资收入之外，我国城镇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包括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法性值得质疑的收入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使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共资金流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部门预算外收费的流失）、金融腐败（主要表现为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还要支付额外费用）、行政许可与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等几个部分。一些权力部门和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收入原本就高于普通水平，同时他们又享有获取大量灰色收入的机会，使得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工资收入越高，灰色收入（机会）越多，工资收入越低，灰色收入（机会）越少”的特征。在全国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不少百姓却对此“浑然不觉”、“麻木不仁”，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四、大幅度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收入应该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入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政府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表，义不容辞地要承担起保护劳动者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的责任，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侵犯，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提供有效的制度。提高普通工人工资标准就是文明社会、是政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需要和体现。因此，从政府层面讲，一方面应该健全完善我国的劳动立法。细化劳工标准，比如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分配政策、工作日时间问题。将广大农民工、进城务工者、家庭保姆纳入到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当前一方面需要从制度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收入水平，通过最低工资制度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最有效、最具有强制性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方法。自1890年新西兰政府颁布《工业调解与仲裁法》至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制定了最低工资法，对其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最低工资法及其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普遍采用的调节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手段和重要方式。在我国现阶段，职工待遇完全放任市场调节是不行的，必须加大政府的调控力度。另一方面，需要加大政府改革的力度，形成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堵住财政、金融、土地和国有资源管理等领域公共资金流失和产生灰色收入的制度漏洞，阻止灰色收入拉高全国工资水平的渠道，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逐步提高对工资增长的认知与认同，真正感受到自己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企业层面讲，最核心的问题是：强化公司责任，改善劳工状况。强化公司责任是公司新时代价值观的核心，是公司行为准则、公司战略的指针，是公司的软竞争力。强化公司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执行国家劳动法规，保护职工利益，采取措施改善劳工条件。加强对生产环境、职工工作生活条件、环保措施的投资和管理力度，保证企业的健康运营。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通过激励、调动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职工的工作热情，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总之，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已是消除收入分配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大幅度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收入，应该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同时入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经济管理一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