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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顺序是有深意的。过去我们太多强调献身、强调对国家的责任，忽视了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也忽视了对个人心理调适能力的培养。事实上，每个人尽量做好本职的事情、使家庭稳定幸福就已经很好了，太多牺牲、斗争的社会，不是正常的社会。”
这是曾经在国内风头无两的经济学家杨沐去国多年后的人生感悟，有种劫波历尽后的朴素。1988年，42岁的杨沐因为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长篇文章《全面正确认识和执行外向发展战略》而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彼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内著名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参与马洪、吴敬琏等组织的改革和经济政策研究。
获奖后不久，杨沐作为杰出青年经济学家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他被在全世界延揽人才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看中，来到新加坡东亚政治研究所工作，顶头上司是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2000年后，他又先后在国际投行、香港上市公司工作，2006年他回归学术界，主要关注点依然是中国经济。
在杨沐看来，今天的中国，哪怕是最底层的民众，大多数都相信通过努力和奋斗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想方设法赚钱，在最艰苦的地方寻找机会，这样一种激情、活力、信心，在欧美包括新加坡都是没有的。这虽然也带来了不择手段、无序竞争等后果，但整体而言，它是一个宝贵的积极因素，其力量之大，是任何体制都改变不了的。
“中国制造”，饭碗不保？
记者：面临经济下行危险的中国制造，在2012年似乎祸不单行。先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呼启动“再工业化”，要用机器人与中国制造“抢”饭碗；紧跟着是东南亚、印度等后发国家以其更廉价的工资，吸引中国制造进行转移。在国内，耐克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有出口加工企业因为利润微薄中秋节只给员工发了5元的过节费，富士康在太原的工厂更是发生了骚乱。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正在面临崩溃。
杨沐：中国制造目前确实面临巨大的挑战，除了外部的竞争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内部：首先是地方政府的GDP 冲动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领域就有过三次较大的重复建设浪潮。第一次在上世纪80年代，各地竞相上马以彩电、冰箱为代表的家电制造业，结果2000年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第二次在上世纪90年代，汽车、钢铁成为投资热点，到1999年，1/3的产能闲置。第三次从2000年开始，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为代表的“高新”项目成了各地竞相争夺的焦点和招商引资的重点，结果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层次恶性竞争加剧。
再者，银行业的垄断导致银行不愿意承担风险，经营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因此拿不到贷款。特别是在严厉的宏观调控背景下，大型企业资金都紧，房地产企业又处于自保的关键时刻，所有的生产资料又都在上涨，中小企业的日子自然很难过。
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都倾向于政府，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0%以上，城镇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却总体增长偏慢，部分职工工资增长速度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近几年，在通货膨胀和用工荒的压力下，企业不得不给员工涨工资，导致用工成本在短时间里大幅上升；另外，2008年以来，因为刺激经济的4万亿主要流向了国有大型企业，导致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国进民退。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其后果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社会性的和政治学的，比如社会流动的停滞、阶层固化等。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中国制造的前景？在低价格的传统优势丧失之后，中国制造还剩下什么？
杨沐：我并不赞成实体经济面临崩溃的说法，中国制造的机会还是有的。过去，我们的出口市场集中于欧洲、美国和日本，金融危机一来，这些地方需求下降，中国的出口自然受到影响。但在上述市场之外，非洲、南美、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正在蓬勃兴起，现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有4个在非洲。在满足新兴市场的需求上，中国其实比欧美、日本更有竞争力。
一直以来，中国制造的优势不止于低成本，我们不能看低中国制造。目前，中国制造的优势包括：首先是规模经济。13亿人口，企业的规模动辄上万人，规模大了，成本就会相应降低。而目前被认为是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热门地区，如越南、柬埔寨、东欧等地，国土狭小，劳动力数量非常有限，可承接的转移工厂也很有限，往往达不到国民经济，这注定了有大量工厂要留在中国。唯一在劳动者数量上和中国不分上下的是印度，但印度在劳工权益、土地、环保等方面的规定非常严格，而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灵活性举世皆知。
其次是外部的经济性。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对中国制造有个经典概括：“目前，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这么多的企业在一起互相竞争，互相协作，所产生的效益会远远超过单个企业相加。
第三，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劳动力的素质高，企业转移到仅仅是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未必划算；另外就是研发方面的优势，中国有大量成本很低的研发人才。
记者：但也有人认为中国30年来只是替别人加工，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到处都是山寨产品，因此中国的工业化是没有技术进步的工业化。
杨沐：技术进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大家感受最显著的是飞跃型的技术进步，像苹果电子产品的横空出世，完全是颠覆性的，制造出了前人完全没有制造过的东西。但也有一种不为人们所察觉的技术进步，那就是技术上每天的积累和改进。应该看到，中国制造的质量一直是在稳步上升的，国际品牌对中国制造的青睐，不仅仅是因为廉价。
至于山寨的问题，从经济史上看，哪个国家的制造业不是从抄袭到创造，从仿制到自主研发呢？要经历这种发展的蜕变，必然有一个从次到好、从差至精的过程。德国、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大国，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1887年8月23日，英国议会曾通过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以此将劣质德国货与优质英国货加以区分。当时的德国货以廉价、仿造著称，英国人对“德国制造”的评价是“厚颜无耻”。正是这一歧视政策激发了德国人提高质量的决心。经过上百年的努力，现在“德国制造”享誉全球，已经成为经久耐用、质量上乘和技术先进的代名词。所以，关键是产业政策的导向。 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
记者：过去几年间，整个社会都在呼吁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但迄今为止，成效似乎并不大。企业和政府意识到了产业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都害怕会引起产业空心化，旧的去了新的不来。
杨沐：产业升级就意味着产业的空心化。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转型经验上看，它们无不在转型之初经历过经济下滑、竞争力下降的艰难岁月。转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有些代价是必须要支付的。
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喊了多年，但一直成效不大。事实是，制造业的危机早在2004年左右就初露端倪，当时，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荒”，大部分企业被迫提高工资以增强吸引力，企业用工成本大幅增加。此后，关于产业转型的呼吁不绝于耳，国家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环保、能源、土地等方面对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加工企业进行限制。比如在2007年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出口出现下滑，在“保增长”的压力下，过去几年被反复提及的产业转型基本销声匿迹，以推动产业转型为目的的政策基本被叫停，各级政府反复强调的是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和如何挽救某些濒临倒闭的企业。这就错过了产业转型的一次大好机遇。如今，该来的还是会来，中国应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把产业升级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记者：产业升级是一个自然的、必定会实现的过程，还是需要政府运用产业政策加以干预？
杨沐：伴随着成本的上升和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是必定要发生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英美国家和香港，政府没有相应的产业政策，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英美和香港的经济于是以金融业为主。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有很大缺陷，英美现在都在试图“再工业化”，要重新发展制造业；香港经济高度依赖金融业，现在也是问题多多。而德国和日本则坚持以产业政策进行干预，无论何时都没有放弃制造业这样的立国之本，这两国的制造业一直很强，就是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地，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至今仍达到22%。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无论是从发展军事力量还是解决大量人口就业的角度看，都需要制造业。
记者：中国的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利润很低，又污染了环境，中国还需要那样的低端制造业吗？低端制造业是否和产业升级的目标相违背？
杨沐：据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的调查，苹果iPad最低售价为499美元，而其付给中国代工的费用仅为每台11.2美元，利润率仅为2%。目前电子产品代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极低，仅在2%～5%之间，而品牌和设计公司的利润率则可达到20%以上。中国处于世界产业链分工中最吃亏的一段。
但问题是，利润低端的另一面，同时也正是劳动就业最密集的一端。这是现阶段的中国制造最需要具有的特点。产业越先进，技术越复杂，就业的机会就越少。因此多数地区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还是要尽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否则几亿农民进城做什么，难道都是做工程师？这是不可能的。如今，一提到产业升级和转型，很多人就想到高科技，认为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夕阳产业，应该全面淘汰。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对中国而言，现实的做法是在立足制造，保留一定数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又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实现在产业链上的提升。这样一种立体化的制造业格局，才是中国未来的努力方向。
能过早摧毁中国制造的唯有体制
记者：过去的30年，我们的体制和各级官员学会了如何招商引资，习惯了旧有模式带来的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对如何转型、转到哪里去、转型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并没有多少讨论和共识。那么，要促进中国制造的转型，政府最应该做什么？
杨沐：除了宏观层面要有清晰的产业政策之外，目前最迫切的首先是建立一套职业教育体系。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被誉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在德国，大学毕业生仅占同龄人的20%，将近80%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并由此走上工作岗位。新加坡也有比较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除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这样的研究性大学，还有新加坡理工等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标的大专和职业培训学校。要发展哪个产业，之前几年就开始培养人才。中国在这方面严重落后，农民工进城边干边学，这已经不能适应未来高端制造业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改善政策环境，建立鼓励制造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在美国，一流的人才是去华尔街和硅谷，而在中国，一流人才去政府，很多人往往沦为贪官；做企业的也都想方设法搞房地产，在一个只有地产公司能挣大钱，只有地产能避免投资风险的政策环境中，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会从投资房地产分散风险开始，最后到完全避开制造业。在这样的环境里是出现不了苹果电脑的。
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今天所面对的是新一代的打工者，如只在物质条件的改善与提高工资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富士康在1980，90年代时所形成的产业园的发展方式，让企业承担了社会的责任。这种把几十万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封闭在产业园中，承担缺乏挑战性的沉重工作，缺乏其他的发展条件，缺乏社会交往渠道，公益化组织渠道，宗教渠道，这已适应不了今天社会的发展需要。要再造企业，促使企业升级，要改善的不仅是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能否包容像乔布斯这样特立独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应该看到，不患寡而患不均、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这种思维定势形成了中国几百年各种固而不化的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中国，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口号已经喊了很久，但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成效。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并不是某些科技人员的事，靠增加一些经费和投入、领导重视一下就能实现的，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关乎整个社会氛围，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建设等方方面面。
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缺人才，缺少的是爱护珍惜人才的体制。中国制造业能否像美国制造业那样在世界领先几十年，关键是让有可能成为乔布斯、盖茨这样的人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要被现在的逆向淘汰机制淘汰掉。能过早地摧毁中国制造的，是中国的体制自己。
这是曾经在国内风头无两的经济学家杨沐去国多年后的人生感悟，有种劫波历尽后的朴素。1988年，42岁的杨沐因为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长篇文章《全面正确认识和执行外向发展战略》而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彼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内著名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参与马洪、吴敬琏等组织的改革和经济政策研究。
获奖后不久，杨沐作为杰出青年经济学家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他被在全世界延揽人才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看中，来到新加坡东亚政治研究所工作，顶头上司是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2000年后，他又先后在国际投行、香港上市公司工作，2006年他回归学术界，主要关注点依然是中国经济。
在杨沐看来，今天的中国，哪怕是最底层的民众，大多数都相信通过努力和奋斗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想方设法赚钱，在最艰苦的地方寻找机会，这样一种激情、活力、信心，在欧美包括新加坡都是没有的。这虽然也带来了不择手段、无序竞争等后果，但整体而言，它是一个宝贵的积极因素，其力量之大，是任何体制都改变不了的。
“中国制造”，饭碗不保？
记者：面临经济下行危险的中国制造，在2012年似乎祸不单行。先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呼启动“再工业化”，要用机器人与中国制造“抢”饭碗；紧跟着是东南亚、印度等后发国家以其更廉价的工资，吸引中国制造进行转移。在国内，耐克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有出口加工企业因为利润微薄中秋节只给员工发了5元的过节费，富士康在太原的工厂更是发生了骚乱。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正在面临崩溃。
杨沐：中国制造目前确实面临巨大的挑战，除了外部的竞争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内部：首先是地方政府的GDP 冲动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领域就有过三次较大的重复建设浪潮。第一次在上世纪80年代，各地竞相上马以彩电、冰箱为代表的家电制造业，结果2000年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第二次在上世纪90年代，汽车、钢铁成为投资热点，到1999年，1/3的产能闲置。第三次从2000年开始，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为代表的“高新”项目成了各地竞相争夺的焦点和招商引资的重点，结果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层次恶性竞争加剧。
再者，银行业的垄断导致银行不愿意承担风险，经营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因此拿不到贷款。特别是在严厉的宏观调控背景下，大型企业资金都紧，房地产企业又处于自保的关键时刻，所有的生产资料又都在上涨，中小企业的日子自然很难过。
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都倾向于政府，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0%以上，城镇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却总体增长偏慢，部分职工工资增长速度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近几年，在通货膨胀和用工荒的压力下，企业不得不给员工涨工资，导致用工成本在短时间里大幅上升；另外，2008年以来，因为刺激经济的4万亿主要流向了国有大型企业，导致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国进民退。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其后果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社会性的和政治学的，比如社会流动的停滞、阶层固化等。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中国制造的前景？在低价格的传统优势丧失之后，中国制造还剩下什么？
杨沐：我并不赞成实体经济面临崩溃的说法，中国制造的机会还是有的。过去，我们的出口市场集中于欧洲、美国和日本，金融危机一来，这些地方需求下降，中国的出口自然受到影响。但在上述市场之外，非洲、南美、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正在蓬勃兴起，现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有4个在非洲。在满足新兴市场的需求上，中国其实比欧美、日本更有竞争力。
一直以来，中国制造的优势不止于低成本，我们不能看低中国制造。目前，中国制造的优势包括：首先是规模经济。13亿人口，企业的规模动辄上万人，规模大了，成本就会相应降低。而目前被认为是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热门地区，如越南、柬埔寨、东欧等地，国土狭小，劳动力数量非常有限，可承接的转移工厂也很有限，往往达不到国民经济，这注定了有大量工厂要留在中国。唯一在劳动者数量上和中国不分上下的是印度，但印度在劳工权益、土地、环保等方面的规定非常严格，而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灵活性举世皆知。
其次是外部的经济性。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对中国制造有个经典概括：“目前，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这么多的企业在一起互相竞争，互相协作，所产生的效益会远远超过单个企业相加。
第三，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劳动力的素质高，企业转移到仅仅是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未必划算；另外就是研发方面的优势，中国有大量成本很低的研发人才。
记者：但也有人认为中国30年来只是替别人加工，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到处都是山寨产品，因此中国的工业化是没有技术进步的工业化。
杨沐：技术进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大家感受最显著的是飞跃型的技术进步，像苹果电子产品的横空出世，完全是颠覆性的，制造出了前人完全没有制造过的东西。但也有一种不为人们所察觉的技术进步，那就是技术上每天的积累和改进。应该看到，中国制造的质量一直是在稳步上升的，国际品牌对中国制造的青睐，不仅仅是因为廉价。
至于山寨的问题，从经济史上看，哪个国家的制造业不是从抄袭到创造，从仿制到自主研发呢？要经历这种发展的蜕变，必然有一个从次到好、从差至精的过程。德国、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大国，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1887年8月23日，英国议会曾通过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以此将劣质德国货与优质英国货加以区分。当时的德国货以廉价、仿造著称，英国人对“德国制造”的评价是“厚颜无耻”。正是这一歧视政策激发了德国人提高质量的决心。经过上百年的努力，现在“德国制造”享誉全球，已经成为经久耐用、质量上乘和技术先进的代名词。所以，关键是产业政策的导向。 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
记者：过去几年间，整个社会都在呼吁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但迄今为止，成效似乎并不大。企业和政府意识到了产业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都害怕会引起产业空心化，旧的去了新的不来。
杨沐：产业升级就意味着产业的空心化。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转型经验上看，它们无不在转型之初经历过经济下滑、竞争力下降的艰难岁月。转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有些代价是必须要支付的。
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喊了多年，但一直成效不大。事实是，制造业的危机早在2004年左右就初露端倪，当时，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荒”，大部分企业被迫提高工资以增强吸引力，企业用工成本大幅增加。此后，关于产业转型的呼吁不绝于耳，国家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环保、能源、土地等方面对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加工企业进行限制。比如在2007年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出口出现下滑，在“保增长”的压力下，过去几年被反复提及的产业转型基本销声匿迹，以推动产业转型为目的的政策基本被叫停，各级政府反复强调的是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和如何挽救某些濒临倒闭的企业。这就错过了产业转型的一次大好机遇。如今，该来的还是会来，中国应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把产业升级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记者：产业升级是一个自然的、必定会实现的过程，还是需要政府运用产业政策加以干预？
杨沐：伴随着成本的上升和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是必定要发生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英美国家和香港，政府没有相应的产业政策，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英美和香港的经济于是以金融业为主。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有很大缺陷，英美现在都在试图“再工业化”，要重新发展制造业；香港经济高度依赖金融业，现在也是问题多多。而德国和日本则坚持以产业政策进行干预，无论何时都没有放弃制造业这样的立国之本，这两国的制造业一直很强，就是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地，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至今仍达到22%。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无论是从发展军事力量还是解决大量人口就业的角度看，都需要制造业。
记者：中国的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利润很低，又污染了环境，中国还需要那样的低端制造业吗？低端制造业是否和产业升级的目标相违背？
杨沐：据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的调查，苹果iPad最低售价为499美元，而其付给中国代工的费用仅为每台11.2美元，利润率仅为2%。目前电子产品代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极低，仅在2%～5%之间，而品牌和设计公司的利润率则可达到20%以上。中国处于世界产业链分工中最吃亏的一段。
但问题是，利润低端的另一面，同时也正是劳动就业最密集的一端。这是现阶段的中国制造最需要具有的特点。产业越先进，技术越复杂，就业的机会就越少。因此多数地区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还是要尽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否则几亿农民进城做什么，难道都是做工程师？这是不可能的。如今，一提到产业升级和转型，很多人就想到高科技，认为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夕阳产业，应该全面淘汰。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对中国而言，现实的做法是在立足制造，保留一定数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又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实现在产业链上的提升。这样一种立体化的制造业格局，才是中国未来的努力方向。
能过早摧毁中国制造的唯有体制
记者：过去的30年，我们的体制和各级官员学会了如何招商引资，习惯了旧有模式带来的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对如何转型、转到哪里去、转型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并没有多少讨论和共识。那么，要促进中国制造的转型，政府最应该做什么？
杨沐：除了宏观层面要有清晰的产业政策之外，目前最迫切的首先是建立一套职业教育体系。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被誉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在德国，大学毕业生仅占同龄人的20%，将近80%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并由此走上工作岗位。新加坡也有比较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除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这样的研究性大学，还有新加坡理工等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标的大专和职业培训学校。要发展哪个产业，之前几年就开始培养人才。中国在这方面严重落后，农民工进城边干边学，这已经不能适应未来高端制造业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改善政策环境，建立鼓励制造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在美国，一流的人才是去华尔街和硅谷，而在中国，一流人才去政府，很多人往往沦为贪官；做企业的也都想方设法搞房地产，在一个只有地产公司能挣大钱，只有地产能避免投资风险的政策环境中，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会从投资房地产分散风险开始，最后到完全避开制造业。在这样的环境里是出现不了苹果电脑的。
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今天所面对的是新一代的打工者，如只在物质条件的改善与提高工资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富士康在1980，90年代时所形成的产业园的发展方式，让企业承担了社会的责任。这种把几十万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封闭在产业园中，承担缺乏挑战性的沉重工作，缺乏其他的发展条件，缺乏社会交往渠道，公益化组织渠道，宗教渠道，这已适应不了今天社会的发展需要。要再造企业，促使企业升级，要改善的不仅是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能否包容像乔布斯这样特立独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应该看到，不患寡而患不均、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这种思维定势形成了中国几百年各种固而不化的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中国，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口号已经喊了很久，但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成效。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并不是某些科技人员的事，靠增加一些经费和投入、领导重视一下就能实现的，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关乎整个社会氛围，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建设等方方面面。
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缺人才，缺少的是爱护珍惜人才的体制。中国制造业能否像美国制造业那样在世界领先几十年，关键是让有可能成为乔布斯、盖茨这样的人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要被现在的逆向淘汰机制淘汰掉。能过早地摧毁中国制造的，是中国的体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