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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指挥家是音乐的神。上帝应该不会反驳这句话。李心草少年天成早早地走向了神坛，在西方音乐界，他是最被认可的亚洲古典音乐指挥家。但是，他说指挥是他谋生的一门职业，这听上去，没有什么与众不同。
《纽约时报》称，“李心草的指挥带有浓厚的西方韵味……李心草对作品风格的把握极其到位……”《华盛顿邮报》评价，“李心草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令人羡慕、适应能力极强的指挥家，对各种曲目都掌握自如”。与大提琴巨匠罗斯特·罗伯维奇合作演出，罗伯维奇高度赞扬：“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指挥大师”。
唯一一位执棒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维也纳交响乐团的华人指挥家，迄今为止，这一纪录依然由李心草保持。2000年，李心草从奥地利回国，他在维也纳音乐学院的指挥导师、著名指挥家哈格教授同他一起，第一次来到中国，两人共同指挥了《费加罗的婚礼》。8月初，李心草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故事大抵从这时说起。
上帝的恩宠
记者：你现在理解到的指挥是什么？
李心草：现在指挥是我谋生的职业。指挥千军万马的压力越来越大，一路紧张的状态下，指挥跟小时候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它是我一种谋生的职业，用另一个词，也是事业。虽然跟小时候的想象是有差距，但其实也是一回事，对我来说，职业是我谋生的一个手段，恰好，我热爱它。
记者：年少成名，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二十出头就在一般大器晚成的指挥界崭露头角，有什么样的感触？
李心草：我出道比别人早，一是我身边的贵人很多，帮我的人很多，这意味着我的机会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父母，与生俱来带给我一种天赋—音乐上的天赋，特别是指挥上的天赋。指挥是需要站在台上之后才会明白的东西，作为指挥者，折服大家的并不是音乐上的造诣，而是指挥家的个人魅力。我越早登台占的便宜就越比别人多。我二十多岁站上指挥的舞台，很不可思议。在西方音乐界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年龄出来的同行也屈指可数，只有两到三位。
记者：你是指挥台上的幸运者。
李心草：我上学有两个阶段，两段中途我在中央芭蕾舞团工作了两年。在我出国留学前，我已经有了工作经验，所以学习方式跟一般同学不太一样，看的比他们远一些，学习速度比他们快一些，理解能力比他们强一些。当我留学快接近结束时，我问我的导师：留在欧洲还是回到国内？导师问我：你回到国内要做什么呢？我答：我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驻团指挥。当时导师有点生气，一拍凳子：还犹豫什么？当然是回去。这个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当时我28岁，导师说，你算一下，全世界有几个人在28岁的时候就能在一个国家级乐团做驻团指挥。这是上帝给你的一种恩宠，干嘛不去？
记者：回来后的感觉如何？
李心草：回来是对的。指挥与独奏、独唱不一样。指挥是一种责任，是整个音乐行业里面责任最大的一个工种。钢琴、小提琴，其他乐器只要自己弹好了就行，指挥则不同。而且我们做的是欧洲音乐，要得到欧洲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认可。对于指挥，指挥的好并不一定会被他们认可，还要看你在本民族的位置有多高，要看你是否能在自己的国家内带领、训练出一支乐团。我需要展现这个，这也是我后来慢慢反应过来的。
索性一个人打
记者：生活里，会跟音乐撇开关系吗？
李心草：做到现在，有的时候我感觉有点累了。确实，在所有的事物里面，音乐是我最热爱的一门。但是，当它变成我的工作，加着压力在上面，就会累。如果喜欢一件东西，最好把它当作兴趣，不要赋予任何功利，甚至让它脱离现实，这样会更好。音乐做到现在，随时都有压力，不要说万众瞩目，只要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眼睛都会看着我。尤其指挥这个职业，不容得有任何的失误和失败，要求苛刻。有时候，在工作中，这种压力让我没有办法完全沉醉于音乐当中享受。我现在真得已经不敢说享受。我的麻木感已经让我没有办法去给这项我感兴趣的东西设计一个未来。演出日程一排就是一两年，根本就无暇去考虑以后要怎么样。我估计每个艺术家都是这样，按照日程和排期走，水到渠成地走下去，也许会欣然发现其中的惊喜，但是这条路横竖都是一条很累的路。
记者：此时，最大的享受呢？
李心草：打高尔夫球是一种享受。这门运动被人说是“绿色鸦片”。我一开始拿到球杆，把球打出去以后，我就着魔了。我从2009年开始打。很多人把它当成一门社交工具，对我它没有这个意义。我喜欢一个人打球，也喜欢跟我最好的朋友打球。我从来不跟在球场上赌博的人打球。现在打高尔夫的人99%都在球场上需要一点刺激，但哪怕最小的一毛钱一分钱我都不愿意赌。打完球，我可以请所有人吃饭，可以包所有的费用，但赌球我不愿意。对我而言，根本不存在交际上的内容。也有朋友会好心介绍别人跟我一起打，我也不太愿意。我不会在球场上主动认识陌生人，只要有人开始说“李老师你也挂一个”，我就远离现场。大家都别扭，索性我一个人打，反倒非常享受。
这就是音乐家
记者：你对老师们的记忆非常深刻？
李心草：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徐新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他家的客厅里摆着一幅郑板桥的字—吃亏是福。他从单身宿舍一直搬到军区豪宅，这幅字一直带在身边。从他走到现在，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说过他任何一个不好，从长辈到晚辈。人能够做到他这样，太难了。但他又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他的脾气非常大。排练的时候严厉得吓人，但你会觉得是真情吐露。我见过他发很大的脾气，天都盖不住，正气凛然。他在课堂上教我们的专业知识都是一样，一届一届。但他在育人方面让绝大多数人望尘莫及。他把育人放在育书前面。他走得太早了，一次医疗事故。当时我在深圳跟乐团演出，追悼会都没参加。
记者：你说过，一个指挥家，无论如何，都要出现在他需要出现的台上？
李心草：是的。无论如何。有一次在北京演出，现场临时搭了一个棚。灯光一照，有毒害物品开始散发出来。那天中招的还有满文军。到医院检查时，我是苯中毒。第二天还有演出，我就戴墨镜去指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音乐家是最调皮捣蛋的。我被舞台监督搀着下车，他们还跟我开玩笑。走了几步，四周的声音慢慢起来了。“真瞎了？不会吧！”然后此起彼伏，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有很多手开始在我眼前刷刷刷地晃。他们不是幸灾乐祸，是本能的跳脱。我再走了一会儿，就听到有人拿着一把琴，奏起了《二泉映月》，这就是音乐家。 记者：到目前为止，你是唯一一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过的亚洲指挥家。奥地利的留学经历对你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
李心草：当时去学习，奥地利导师看完我指挥，说了一句话，你没有必要再学了。你的指挥技术有天赋。若要听我的话，你现在离开课堂，去学语言和基础课，能学几门语言就学几门，你还要走遍奥地利的所有角落，去感觉它的文化，走进奥地利所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去了解它们的历史。后来我明白了导师的意思，指挥太虚无飘渺了，你站在台上，乐队发出什么声音，没有任何人能教你。尽管，从我13岁拿着自己用竹子做的第一根指挥棒起，我就觉得它非常听我的话。
记者：你在乎别人对你的关注吗？
李心草：我做小众艺术，在北京演出，比起国家大剧院，我更愿意在北京音乐厅。在那里，有80%的上座率，那都是真正听音乐的。在国家大剧院，有十分之一来听音乐的比例已经不错。我对观众的要求高，我不奢望所有人喜欢，但我希望演奏给真正喜欢的人。我不排斥流行音乐。古典音乐把弄一些老古董，社会上大多数人喜欢的是时装。这么想来，我很平衡。我跟很多流行界大腕关系很好，我最喜欢的一个人是李宗盛。听他的歌能感受到他的音乐功底，以为他对交响音乐很有了解。没想到，第一次认识，他说对古典音乐敬而远之，因为怕听不懂。他说我是他第一个认识的古典音乐界的人。他是我最崇拜的音乐家。
【记者手记】
大脑要完全空白
肖斯塔科维奇F小调第十交响乐第二乐章最后一个音符一落，台下掌声雷动。李心草有些尴尬。这是8月8日，韩国釜山爱乐乐团在广州大剧院演出。观众似乎忘了欣赏交响乐时不应在乐章间鼓掌的规矩。顿了顿，李心草转过身来调笑：“有些时候，规矩可以打破。肖斯塔科维奇这个第二乐章将斯大林的一张面孔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们的掌声说明我们演奏得不错。”
李心草准备这台演出时还没有这么轻松，“带着自己的团回国演出，心里其实很紧张。”李心草从2008年开始任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中央芭蕾舞团首席指挥和中央音乐学院指挥教授。2009年，他开始担任釜山市立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对于这支在韩国属于一流的乐团来说，凡李心草任指挥的演出门票，在韩国一定会提早售罄。
李心草今年41岁。除了上指挥台，最喜欢的装扮是一件polo衫，上面还一定带有彩条。13岁时，在云南生活的李心草第一次拿起自己用竹子手制的指挥棒。23岁，他成为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指挥大师卡拉扬说：“要想成为一名指挥，需要十年工夫；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还需要一个十年。”对于李心草来说，过早的少年天成，除了天赋异禀之外，似乎没有了其他的解释。
25岁时，李心草前往奥地利，在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指挥。在这个对古典音乐来说神殿一般的学堂，李心草参加了他人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比赛—设立于1951年的全球指挥大师赛“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比赛中第二名的排名让李心草被西方古典音乐界所知。
李心草有一位对他的音乐影响很大的母亲，一位知名钢琴家太太，一个任其自然发展的女儿。对很多人来说，他现在处于一种理想状态，这点李心草毫不否认。但很抱歉，对他自己来讲，出道非常早，二十多年完全音乐化的生活让他亦有点麻木。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在音乐上的从一而终让我整个人的性格也很简单。”面对当前的社会，李心草更想简单。“指挥家更是一个管理者，一个商人。这时候，我没法简单了，我不喜欢，但这种不简单确确实实是我职业的一部分。我在工作中复杂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离开工作，我就特别喜欢自己简单，在家里，我不希望家人问我任何问题，我就喜欢发呆，看电影、玩游戏，有时候，哪怕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如，今天那谁的电话你回了吗？我说等会儿回。如果再问一遍，我就不耐烦了，我什么都不想想，我的大脑要完全空白。”
空白的机会越来越少，一段工作告一段落后，李心草进入休假状态，麻木感很重。休假快结束时，突然又有一种强大的幸福感。随幸福感而来的，是又进入一种紧张感。周而复始。所以他愿意去一些幽静的地方，不管国内国外，自然还是城市，去外面，他就想呆呆坐在那儿，或者顶多拿一本喜欢的曲谱，看着。“我完全不会走动，任何地方都吸引不了我。前段时间，因为上《艺术人生》的事引来很多人关注我。他们对我的评价我一句都不反驳。你们持你们的观点，我持我的观点。我只告诉你我的观点，仅此足已。”
信者
戏，乃屁也
李立群
自己这大半辈子，李立群从来没有规划过。就如同一株风中的蒲公英，落到哪儿，就在哪儿长起来，等到长好了，风一起，再继续飘向其他地方，毫不留恋。只要是守着戏剧，到哪儿都能活。
自述｜李立群 文|林夏生 代皓月 图|杨子
1 我一出道就红了。“李立群”是我的本名。你说我红得多不小心，连艺名都还没来得及起。我的第一部戏，刚演第一集呢，全台湾收视率高得不像话，大家都在讨论，这是一个什么人啊，居然能这样演戏？那当然！学生时代我就开始玩话剧，到演第一部戏的时候，我已经把演技玩到极致了，恨不得全世界最棒的演员都来和我对戏，所以那个表现欲就爆发了。
我做过司机，做过油漆工，在二手车行卖过车子，帮月饼店送过月饼，甚至在台湾现在产高山茶的山上打过一年长工，帮他们摘苹果。七八种行业，每份工作都干不久，一段时间之后，我爸跟我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干一行怨一行，只能说明自己的见识还不够。爸爸的话让我突然醒悟：自己必须好好干点成绩出来，证明给爸爸看。
打击我的不止失业这一桩。26岁那年，我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女人比我大很多，想的事情也更成熟。突然，我失恋了，自己全部的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坍塌了，碎成瓦砾。我的脑子被失恋的阴影所占据，骑着摩托车都觉得前面兀自伸出一个透明的墙，一愣神，才知道，哦，那不是墙，是幻觉。我发现，眼前这个人根本不是原本的自己了。后来，我妈跟我说，我不是不能接受分手，而是无法接受自己的投入突然变成失去。我这才想通。失业失恋的双重打击，加上父母对我说的那些话，让我毅然决然地投身电视圈。 电视剧不是混蛋。它就像是自来水一样，强迫性的输入到每一个家庭里。再棒的电视剧演员，不过就是比较好的自来水厂的工人，要是能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一点厂里的水质，就算不错啦。
最好的电视剧跟最坏的电视剧，其实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这一点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清楚。电视剧这个大海里，你在里面当个老大，也不过是在海面冒一下，马上就消失了，什么都不是。男一号我演，跑龙套的男八号我也演；正派我演，大反派我也演；正剧我演，喜剧我也一样演。在我心里，所有角色都一样，所有的电视剧也都一样。泰戈尔的诗也写道，露珠对湖水说道：“你，是在荷叶下面的大露珠，我是在荷叶上面的较小的露珠。”有什么差别呢？
2 当然，有的时候还是要做选择。突然间，一下来了两个戏，这个戏拿的钱多点，那个戏拿的钱少点，但是这个戏的剧本比那个钱多的剧本好，那就少赚一点，去接个好戏。接到好戏，观众们看到的你身上那些百孔千疮会少点，观众也舒服一点儿。但千万别怕这百孔千疮，我觉得一个演员就不能太藏着掖着，藏着掖着到最后，就是没本事。
台湾有句老话：“戏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什么意思呢？你去看戏，戏棚里人太多，你坐在最旁边，看不到。但要是你一直坐在那里，总会有人看腻了，于是就走了，位子空出来，就轮到你坐在台下，慢慢看！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它让我感觉，只要心平气和，自自然然地走，总有一天，你停下来，不走了，却突然发现，你原本想要的东西，已经握在手中了。
侯孝贤是我的好朋友，年轻的时候我们经常混在一起聊天喝酒。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他怎么就不找我拍戏呢？估计是他觉得我演了半辈子的戏，有自己的路数，担心我不愿意颠覆。其实我特别愿意，也特别敢赤裸裸地颠覆自己。作为一个演员，只要敢演，就是敢丢掉以往的包袱，就是对自己的颠覆。说起来简单，实际上，有几个人敢这样？我就敢。
年轻的时候，我就长了一张很苦的脸，长到现在还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回我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们总觉得我很有喜感。我明明拍过很多规规矩矩的戏啊。生活中，我小事悲观，大事乐观。有时候，一些小事就能让我想来想去，左右不定。不是钻牛角尖，是老一点屁事都丢不下，特别纠结。
十年前，我经常想，自己干了一辈子演员，跟个公务员似的。再想想，何止公务员，我跟一个工匠、一个砍柴工，或者一个送报的，都没有区别—没有荣誉等身的认可。所以我就做梦，想着万一有这么个机会，遇着一部电影，让我杀到国际电影节上，给我的子子孙孙留下点什么荣誉。现在，我再也不做这个梦了—压根不想、完全不想，而且再也不上当了。哪来那么多好剧本啊，还得让我遇着，那机会太微乎其微了。老老实实拍我的戏，也没什么不好的。
老有人让我评价一下表演工作坊。你说我评价它干嘛？就跟孩子一样，它有他自己的命数，你没法管。我看着这个孩子长大，养到11年，我养不下去了，我的好朋友帮我继续养。大家都想看我批评它，但我根本不忍心这么做。我最希望的是表演作坊能峰回路转，改头换面。那就够了。
前几个月，我跟赖声川还在北京吃过饭—我生日那天。我平时不过生日，那天赖声川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立群，今天是你生日，60岁大生日，咱们俩出来吃个饭。”我们就在北京吃了个饭。吃的是越南的河粉，一路聊了好多这些年以来的事。在这之前，我们各忙各的，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但我们从来没有脸红过。真的。
每年，我都还回台湾演舞台剧。不是为了什么艺德，也不是为了什么过戏瘾，我演了上千场舞台剧，从来没有过瘾的感觉。我只是想把这一年来在电视上消耗殆尽的表演能力，透过舞台剧排戏的方法再回点炉。要是幸运的挑对了剧本，回到那个你熟悉的剧场，你可以不再用那么急功近利的方式，而选择用涂涂抹抹的方式，找回表演本该有的组合方式和能力。我也不图什么掌声。演员在哪个角落得不到掌声，只要你好好表演。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幕，是我们那一辈的老演员，六十多岁了，刚演完戏，就摘下胡套，抱着保温杯，疲惫的瘫坐在椅子上的场景。他抿了一口保温杯里的浓茶，然后面无表情的撂下一句：“戏，乃屁也。”说完了，就骂骂咧咧的起身，开车回家看老婆孩子。
3 人生、事业，我都从来不规划。没有什么好规划的。如果今天的我，是一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是教育家，科学家，我肯定有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十二五计划……但我是演员，我有什么好计划的？计划接下来得个奖？计划明年演八个戏？毫无意义啊。即便你做了多么周详的计划，你演戏的功力不还是那样么？
我的大半辈子，就是糊糊涂涂过的—大事情很清楚，小事情就简直一塌糊涂。我这半辈子，没有太多的后悔、遗憾，所以说大事情很清楚。但是小事情的糊涂，实在太多了。难得糊涂？没那么高！我纯粹是没事就糊涂一下。
现在，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是体力。年纪越来越大，工作量却没有减少，当年完成工作的悠闲愉悦，现在成了苟延残喘。去年冬天，我们在旅顺拍戏，多冷。对我来说，就是挑战。还有一种挑战，是来自我对家的留恋。15年来，我和家人聚少离多，那种累积出来的寂寞，是没有东西可以弥补。随着年纪变大，孤独和寂寞不会消磨掉，只会与日俱增。如何面对自己每次离家的心情，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挑战。
活到这把年纪，说期待自己还有多少演技要提高，都是骗人。我只期待自己的身体不要太快凋零。期待这条路我能走好一点，让家人放心一点，让自己开心一点，也让朋友开心一点。闲暇时候，我玩玩壶，玩玩核桃，喝喝茶。有人说我是养生，哪儿跟哪儿啊。这些玩意儿算不了养生，就是玩。玩物丧志。不过也倒挺好，我乐意。
我会一直干戏剧这行，从没想过要退休。但并不能说这是我的“坚持”。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坚持，因为我从来没觉得，做戏剧给我带来过什么痛苦。没有痛苦，何来坚持之说？
【记者手记】
演员的自我修养
在电视上见到李立群，一点也不稀奇。这一回却是在书店里。
7月20日，广州方所。李立群带着自己刚出版的新书《李立群的人生风景》来到这里—他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晚上，他有一个面向大众的演讲。中午时分他便早早出现在这里，用车轮战应对着一个个媒体。和记者聊天的时候，他选择了书店咖啡座里光线最不明亮的一个角落。 15:30 见到李立群的时候，他正坐在那个光线昏暗的角落里，和记者聊着天。咖啡厅里有点吵，他经常要倾前身子、竖起耳朵，才能听清楚对方的问题。他的鼻梁上架着厚厚的墨镜，似乎想要与别人拉开距离，只是他一开腔，别人又被瞬间拉进他的那个戏剧世界里。有些到书店来买书的人路过他的身旁，即便是隔着厚厚的墨镜，也认出了李立群，便远远地盯着他善意的笑。李立群没有回避，礼貌性的朝他们点点头，轻声做了个“你好”的口型，然后继续聊起来。看上去和电视上的李立群并无两样——回忆往事时，他眉头紧皱；说话间，他手势不断；兴起时，手舞足蹈。那副样子，好似穿梭在舞台上的老陶、电视里的欧阳锋、田教授……
16:30 下一个采访的间隙，摄影师请李立群拍几张照片。他迈开步子，大步流星，甚是侠气—一看便是个练家子。据说，年轻的时候，李立群跟过师傅，还学过半年的功夫。李立群身上穿的是休闲的POLO衫和运动短裤，里头还套着一件旧得泛黄的汗衫。拍照，李立群看了看摄影师手上的家伙，又瞅了瞅自己身上的衣服，笑起来。“瞧我身上穿的这身，也能拍大片？这裤子是平时打篮球穿的，这衣服么—你看得出来是啥衣服么？”他扯了扯，一边贼笑，“没想到吧，我穿着厨师做菜的衣服就来和你们聊天！还拍大片呢！”
17:30 采访的媒体又换了一拨。李立群要了杯咖啡，猛灌了一口。问他累不累，他强打起精神，“为了新书在全国跑来跑去，等这段宣传期过去还得回去演戏，现在，还要给你们的问题想点不一样的回答，让你们不虚此行。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确实有点累。”
李立群掏出手机，在相册里鼓捣半天，想找一个视频给我看。翻了许久却找不见，他显然有些懊恼。那是台湾资深演员常枫90岁生日时，李立群发去向他祝寿的片段。三十多年前，正是李立群，击败了这位当时已经德高望重的“常爸爸”，拿下了金钟奖的影帝封号。看得出来，他是个挺恋旧的人。问起表演工作坊的往事，他不愿多说，只说“那是段非常重要的回忆”。而赖声川和李国修，在他的描述中，“永远是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两个人”。
18:30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得开始晚上的演讲。他招呼最后一拨媒体，“一块儿上吧，慢慢来。”好不容易车轮战结束，他对晚餐也不挑剔，进到楼下食街随便点了份面。“我最喜欢吃面了。”话音未落，李立群呼啦啦地就吃了几大口。
19:30 讲座开始。台下人头涌动，等待着这位老戏骨的亮相。他躲在一旁，待主持人的嘴里说出“李立群”这三个字，全场掌声雷动。如同大戏开场，幕布拉开，李立群长吸一口气，迈开步子，走上了台。
仁者
何止是细腻
关锦鹏
从梅艳芳到张曼玉，关锦鹏的电影里，男人都是小男人，女人都是大女人。文艺大导关锦鹏这次转拍微电影，三分钟走一个人物，我们想知道，是否依然会有大片里的人性与微妙。关锦鹏说：作为男导演，我有着女性思维上的细腻。
文|杨圣捷 王与菡 图|本刊资料库
7月11日，路易十三微电影—“超越传奇 天赋王者”在上海发布。1992年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庄泳和当今中国游艇业领军人物、鸿洲集团董事长王大富成为关锦鹏微电影的两位主角。
5月23日，第65届戛纳电影节期间，“东方遇见西方”电影盛事交流会上，关锦鹏意外地携带了他的首部与路易十三合作的微电影之庄泳篇在全球电影人和众多国际媒体前亮相。路易十三全球品牌总监 Augustin Depardon表示：“电影在美国和法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电影保护事业同样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技巧和精力，拍摄一部高水准的电影就如同路易十三的孕育过程，只有高水准的才能和工艺才能完成此项工作。”
微电影
做赵薇处女作电影监制时，“干邑之王”路易十三在那时也正计划拍摄一组微电影，通过讲述几位与品牌所倡导的精神格调息息相关的成功人士的故事，展现品牌“超越传奇 天赋王者”的主题。他们看到了擅长精细而有力捕捉人物性格的关锦鹏身上的气度，力邀其加盟。
两部微电影“庄泳篇”及“王大富篇”，三分钟时长的微电影，第二十五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比赛金牌得主、郁金香传媒创始人庄泳女士和三亚鸿洲集团董事长王大富先生的传奇经历被改编为电影脚本，呈现了两位天赋人物不断超越自我，攀越人生新巅峰的励志故事。
“王大富篇”中，一个十六七岁的莽撞少年，第一次在离家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看到了海，从此就被海的魔力深深吸引住。男人的征服欲，让他一步一步把事业做得越来越靠近海。要玩，更要玩出一番事业，是王大富内心对大海的坚持与执着，从征服到驾驭，成就超越自我的传奇。
在“庄泳篇”中，从入水的那一刻，到终点的冲刺，中途是经过无数次冥想的过程，游泳把庄泳推向了荣誉的顶端。从未想过放弃的庄泳，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泳池触壁的那一瞬间回头望向电子记分牌，自己也没有想到，LED电子显示屏会成为她下一段人生的主题。人生就是如此，看不到自己未来的样子，但它总会在前方某处等你。永不放弃，命运总是把庄泳推向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巅峰。关锦鹏想表达这样的情结。
作为镜头外的陌生人，关锦鹏和王大富、庄泳接触的时间其实很短。“庄泳比较好沟通，相信她也比较了解我，我们的谈话，很容易找到共鸣，很多女性细腻的东西可以谈出来。她面对镜头也非常自如，运动员拿金牌，当电视主持，这些都要面对镜头。很多人看电影之后会把情节吸收进去，慢慢不知觉地，在观看者的意识中，都用比较有画面感的东西再来陈述自己。
“王大富在生活中很豪气，他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对我说，我们这个老总，我们最欣赏他的，就是有一种豪气。王大富也不避讳，他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混沌时代赚到第一桶金，本质上要有一种江湖气，才可以。”或许，这更是一种王者的霸气。
红裤仔
“不管是改编的还是原创，我的电影一直就是先锁定人物，悲剧喜剧以后再说，先把人物在不同层次上拿捏好。”这是关锦鹏作为文艺片导演，一直最看中的部分。 不管是《阮玲玉》里的张曼玉，《胭脂扣》中的梅艳芳，《愈快乐愈堕落》中的邱淑贞，还是《长恨歌》里的郑秀文，在关锦鹏的电影里，每一个女人似乎都只为这部影片而存在。性别并非是决定女性气质和唯美的重要标准。“作为男导演，不见得只有一种男性思维，我也有女性感觉特质。“有时候要用显微镜、放大镜照在生活上一瞬而过的东西，然后捕捉住，然后放大一点。要有人真情实感地去发现。对待女演员，我试着站在一个同性角度，去勾起她们更多的艺术表现力。”
“ 除了电影以外，我觉得现在年纪大了，更多去珍惜，更注重身边朋友和家人的感受。沽名钓誉的事情我不太愿意做。现在多了一个由衷，受了‘红裤仔’传承的影响，后辈有事一旦能让我帮忙，当然要帮。所以，我的身份已不仅是电影人了。有时候和后辈，是父子、父女的关系。我和他们在感情上不是那么纯粹的工作关系，他们不视我为前辈，这让我感觉很好。在导演上，我希望自己更细腻一点。”
香港电影人，基本都是“红裤仔”出身，所谓“红裤仔”，是靠自己努力，一点一点往上升的科班生员。“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对前辈和师傅的感恩。像许鞍华，我并非喜欢她所有电影。但对她，我非常尊重，尽管甚至她都不承认是我师傅，但我心里面是这样对待她。我是香港电影人中的一员，所有香港电影人，都有这种传承的精神，去支持自己。所以，今天，在经验及方方面面上，能帮到年轻导演时，我一样也会这么做。”
【对话关锦鹏】
首先不要自我审查
记者：拍摄电影和微电影有什么不同？
关锦鹏：微电影拍三四天，电影拍三四个月。微电影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拍摄微电影给到导演的时间很短，作品要在三分钟里头说清楚一个道理，其实很困难。所呈现的内容不能太多，主题需要更明确。这次拍摄天赋人物，讲述他们的真实故事，对我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出乎意料的是，庄泳女士和王大富先生非常有表演天赋。或许他们演绎的是自己的故事，特别了解其中的内涵。在拍摄过程中，我也能清晰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魅力。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导演甚至演员投身于微电影创作，你怎么看待这股风潮？
关锦鹏：微电影就是浓缩的精华。在三分钟内讲完一个故事，有时比用两小时讲完一个故事，需要更多的心血，和更好的剧本。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中，出来的效果却要堪比一部电影，这其实需要我们那么多人一起的努力，才能够完成。微电影是刚来到公众视野的新事物，成本并不用很庞大的预算，它更多注重在创意上。很有可能，以后它比电影电视发展的空间更大。许多年轻人，可以利用这个媒介，传达他们想讲而在有限条件下无法用用电影电视剧表达的东西。当然，这股风潮也可能会被滥用。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淘汰一大批不用心制作的作品，有的作品仅仅是去消费去剥削这个形式而已。微电影与电影、电视剧都一样，是个很好的思想表现载体。不过，这风潮会持续多久？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循环，如果掉入一个恶性循环，不会持续多久。
记者：和内地电影密切合作后，你觉大陆电影人现在有哪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关锦鹏：大陆现在大力开发市场，许多人都想拍自己创作的题材，只是，大陆有许多限制，电影人在创意上总是被干扰。拍或者不拍，首先不要自我审查。这是大陆电影人，特别是后起之秀们最糟糕的地方，政府还没说批还是不批，首先自己就把它筛掉了。在香港的电影人也会自我审查，只是，他们并不被强压性地受到各界审查，更多是考虑怎样去经营包装一个东西。
记者：香港独立电影导演现在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关锦鹏：独立导演生存状态，不管在哪儿，都比较困难。不管独立还是主流，拍完，没有很好发行渠道，等于白拍。这也是困局。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在某个程度来说，在中国大陆电影市场开放以前，在比较良好的发行制度下拍了很多电影，不管是商业片的王晶、刘伟强，或者文艺片的王家卫、许鞍华、我，都被现在大众认知到。
《纽约时报》称，“李心草的指挥带有浓厚的西方韵味……李心草对作品风格的把握极其到位……”《华盛顿邮报》评价，“李心草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令人羡慕、适应能力极强的指挥家，对各种曲目都掌握自如”。与大提琴巨匠罗斯特·罗伯维奇合作演出，罗伯维奇高度赞扬：“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指挥大师”。
唯一一位执棒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维也纳交响乐团的华人指挥家，迄今为止，这一纪录依然由李心草保持。2000年，李心草从奥地利回国，他在维也纳音乐学院的指挥导师、著名指挥家哈格教授同他一起，第一次来到中国，两人共同指挥了《费加罗的婚礼》。8月初，李心草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故事大抵从这时说起。
上帝的恩宠
记者：你现在理解到的指挥是什么？
李心草：现在指挥是我谋生的职业。指挥千军万马的压力越来越大，一路紧张的状态下，指挥跟小时候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它是我一种谋生的职业，用另一个词，也是事业。虽然跟小时候的想象是有差距，但其实也是一回事，对我来说，职业是我谋生的一个手段，恰好，我热爱它。
记者：年少成名，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二十出头就在一般大器晚成的指挥界崭露头角，有什么样的感触？
李心草：我出道比别人早，一是我身边的贵人很多，帮我的人很多，这意味着我的机会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父母，与生俱来带给我一种天赋—音乐上的天赋，特别是指挥上的天赋。指挥是需要站在台上之后才会明白的东西，作为指挥者，折服大家的并不是音乐上的造诣，而是指挥家的个人魅力。我越早登台占的便宜就越比别人多。我二十多岁站上指挥的舞台，很不可思议。在西方音乐界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年龄出来的同行也屈指可数，只有两到三位。
记者：你是指挥台上的幸运者。
李心草：我上学有两个阶段，两段中途我在中央芭蕾舞团工作了两年。在我出国留学前，我已经有了工作经验，所以学习方式跟一般同学不太一样，看的比他们远一些，学习速度比他们快一些，理解能力比他们强一些。当我留学快接近结束时，我问我的导师：留在欧洲还是回到国内？导师问我：你回到国内要做什么呢？我答：我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驻团指挥。当时导师有点生气，一拍凳子：还犹豫什么？当然是回去。这个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当时我28岁，导师说，你算一下，全世界有几个人在28岁的时候就能在一个国家级乐团做驻团指挥。这是上帝给你的一种恩宠，干嘛不去？
记者：回来后的感觉如何？
李心草：回来是对的。指挥与独奏、独唱不一样。指挥是一种责任，是整个音乐行业里面责任最大的一个工种。钢琴、小提琴，其他乐器只要自己弹好了就行，指挥则不同。而且我们做的是欧洲音乐，要得到欧洲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认可。对于指挥，指挥的好并不一定会被他们认可，还要看你在本民族的位置有多高，要看你是否能在自己的国家内带领、训练出一支乐团。我需要展现这个，这也是我后来慢慢反应过来的。
索性一个人打
记者：生活里，会跟音乐撇开关系吗？
李心草：做到现在，有的时候我感觉有点累了。确实，在所有的事物里面，音乐是我最热爱的一门。但是，当它变成我的工作，加着压力在上面，就会累。如果喜欢一件东西，最好把它当作兴趣，不要赋予任何功利，甚至让它脱离现实，这样会更好。音乐做到现在，随时都有压力，不要说万众瞩目，只要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眼睛都会看着我。尤其指挥这个职业，不容得有任何的失误和失败，要求苛刻。有时候，在工作中，这种压力让我没有办法完全沉醉于音乐当中享受。我现在真得已经不敢说享受。我的麻木感已经让我没有办法去给这项我感兴趣的东西设计一个未来。演出日程一排就是一两年，根本就无暇去考虑以后要怎么样。我估计每个艺术家都是这样，按照日程和排期走，水到渠成地走下去，也许会欣然发现其中的惊喜，但是这条路横竖都是一条很累的路。
记者：此时，最大的享受呢？
李心草：打高尔夫球是一种享受。这门运动被人说是“绿色鸦片”。我一开始拿到球杆，把球打出去以后，我就着魔了。我从2009年开始打。很多人把它当成一门社交工具，对我它没有这个意义。我喜欢一个人打球，也喜欢跟我最好的朋友打球。我从来不跟在球场上赌博的人打球。现在打高尔夫的人99%都在球场上需要一点刺激，但哪怕最小的一毛钱一分钱我都不愿意赌。打完球，我可以请所有人吃饭，可以包所有的费用，但赌球我不愿意。对我而言，根本不存在交际上的内容。也有朋友会好心介绍别人跟我一起打，我也不太愿意。我不会在球场上主动认识陌生人，只要有人开始说“李老师你也挂一个”，我就远离现场。大家都别扭，索性我一个人打，反倒非常享受。
这就是音乐家
记者：你对老师们的记忆非常深刻？
李心草：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徐新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他家的客厅里摆着一幅郑板桥的字—吃亏是福。他从单身宿舍一直搬到军区豪宅，这幅字一直带在身边。从他走到现在，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说过他任何一个不好，从长辈到晚辈。人能够做到他这样，太难了。但他又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他的脾气非常大。排练的时候严厉得吓人，但你会觉得是真情吐露。我见过他发很大的脾气，天都盖不住，正气凛然。他在课堂上教我们的专业知识都是一样，一届一届。但他在育人方面让绝大多数人望尘莫及。他把育人放在育书前面。他走得太早了，一次医疗事故。当时我在深圳跟乐团演出，追悼会都没参加。
记者：你说过，一个指挥家，无论如何，都要出现在他需要出现的台上？
李心草：是的。无论如何。有一次在北京演出，现场临时搭了一个棚。灯光一照，有毒害物品开始散发出来。那天中招的还有满文军。到医院检查时，我是苯中毒。第二天还有演出，我就戴墨镜去指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音乐家是最调皮捣蛋的。我被舞台监督搀着下车，他们还跟我开玩笑。走了几步，四周的声音慢慢起来了。“真瞎了？不会吧！”然后此起彼伏，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有很多手开始在我眼前刷刷刷地晃。他们不是幸灾乐祸，是本能的跳脱。我再走了一会儿，就听到有人拿着一把琴，奏起了《二泉映月》，这就是音乐家。 记者：到目前为止，你是唯一一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过的亚洲指挥家。奥地利的留学经历对你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
李心草：当时去学习，奥地利导师看完我指挥，说了一句话，你没有必要再学了。你的指挥技术有天赋。若要听我的话，你现在离开课堂，去学语言和基础课，能学几门语言就学几门，你还要走遍奥地利的所有角落，去感觉它的文化，走进奥地利所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去了解它们的历史。后来我明白了导师的意思，指挥太虚无飘渺了，你站在台上，乐队发出什么声音，没有任何人能教你。尽管，从我13岁拿着自己用竹子做的第一根指挥棒起，我就觉得它非常听我的话。
记者：你在乎别人对你的关注吗？
李心草：我做小众艺术，在北京演出，比起国家大剧院，我更愿意在北京音乐厅。在那里，有80%的上座率，那都是真正听音乐的。在国家大剧院，有十分之一来听音乐的比例已经不错。我对观众的要求高，我不奢望所有人喜欢，但我希望演奏给真正喜欢的人。我不排斥流行音乐。古典音乐把弄一些老古董，社会上大多数人喜欢的是时装。这么想来，我很平衡。我跟很多流行界大腕关系很好，我最喜欢的一个人是李宗盛。听他的歌能感受到他的音乐功底，以为他对交响音乐很有了解。没想到，第一次认识，他说对古典音乐敬而远之，因为怕听不懂。他说我是他第一个认识的古典音乐界的人。他是我最崇拜的音乐家。
【记者手记】
大脑要完全空白
肖斯塔科维奇F小调第十交响乐第二乐章最后一个音符一落，台下掌声雷动。李心草有些尴尬。这是8月8日，韩国釜山爱乐乐团在广州大剧院演出。观众似乎忘了欣赏交响乐时不应在乐章间鼓掌的规矩。顿了顿，李心草转过身来调笑：“有些时候，规矩可以打破。肖斯塔科维奇这个第二乐章将斯大林的一张面孔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们的掌声说明我们演奏得不错。”
李心草准备这台演出时还没有这么轻松，“带着自己的团回国演出，心里其实很紧张。”李心草从2008年开始任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中央芭蕾舞团首席指挥和中央音乐学院指挥教授。2009年，他开始担任釜山市立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对于这支在韩国属于一流的乐团来说，凡李心草任指挥的演出门票，在韩国一定会提早售罄。
李心草今年41岁。除了上指挥台，最喜欢的装扮是一件polo衫，上面还一定带有彩条。13岁时，在云南生活的李心草第一次拿起自己用竹子手制的指挥棒。23岁，他成为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指挥大师卡拉扬说：“要想成为一名指挥，需要十年工夫；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还需要一个十年。”对于李心草来说，过早的少年天成，除了天赋异禀之外，似乎没有了其他的解释。
25岁时，李心草前往奥地利，在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指挥。在这个对古典音乐来说神殿一般的学堂，李心草参加了他人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比赛—设立于1951年的全球指挥大师赛“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比赛中第二名的排名让李心草被西方古典音乐界所知。
李心草有一位对他的音乐影响很大的母亲，一位知名钢琴家太太，一个任其自然发展的女儿。对很多人来说，他现在处于一种理想状态，这点李心草毫不否认。但很抱歉，对他自己来讲，出道非常早，二十多年完全音乐化的生活让他亦有点麻木。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在音乐上的从一而终让我整个人的性格也很简单。”面对当前的社会，李心草更想简单。“指挥家更是一个管理者，一个商人。这时候，我没法简单了，我不喜欢，但这种不简单确确实实是我职业的一部分。我在工作中复杂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离开工作，我就特别喜欢自己简单，在家里，我不希望家人问我任何问题，我就喜欢发呆，看电影、玩游戏，有时候，哪怕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如，今天那谁的电话你回了吗？我说等会儿回。如果再问一遍，我就不耐烦了，我什么都不想想，我的大脑要完全空白。”
空白的机会越来越少，一段工作告一段落后，李心草进入休假状态，麻木感很重。休假快结束时，突然又有一种强大的幸福感。随幸福感而来的，是又进入一种紧张感。周而复始。所以他愿意去一些幽静的地方，不管国内国外，自然还是城市，去外面，他就想呆呆坐在那儿，或者顶多拿一本喜欢的曲谱，看着。“我完全不会走动，任何地方都吸引不了我。前段时间，因为上《艺术人生》的事引来很多人关注我。他们对我的评价我一句都不反驳。你们持你们的观点，我持我的观点。我只告诉你我的观点，仅此足已。”
信者
戏，乃屁也
李立群
自己这大半辈子，李立群从来没有规划过。就如同一株风中的蒲公英，落到哪儿，就在哪儿长起来，等到长好了，风一起，再继续飘向其他地方，毫不留恋。只要是守着戏剧，到哪儿都能活。
自述｜李立群 文|林夏生 代皓月 图|杨子
1 我一出道就红了。“李立群”是我的本名。你说我红得多不小心，连艺名都还没来得及起。我的第一部戏，刚演第一集呢，全台湾收视率高得不像话，大家都在讨论，这是一个什么人啊，居然能这样演戏？那当然！学生时代我就开始玩话剧，到演第一部戏的时候，我已经把演技玩到极致了，恨不得全世界最棒的演员都来和我对戏，所以那个表现欲就爆发了。
我做过司机，做过油漆工，在二手车行卖过车子，帮月饼店送过月饼，甚至在台湾现在产高山茶的山上打过一年长工，帮他们摘苹果。七八种行业，每份工作都干不久，一段时间之后，我爸跟我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干一行怨一行，只能说明自己的见识还不够。爸爸的话让我突然醒悟：自己必须好好干点成绩出来，证明给爸爸看。
打击我的不止失业这一桩。26岁那年，我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女人比我大很多，想的事情也更成熟。突然，我失恋了，自己全部的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坍塌了，碎成瓦砾。我的脑子被失恋的阴影所占据，骑着摩托车都觉得前面兀自伸出一个透明的墙，一愣神，才知道，哦，那不是墙，是幻觉。我发现，眼前这个人根本不是原本的自己了。后来，我妈跟我说，我不是不能接受分手，而是无法接受自己的投入突然变成失去。我这才想通。失业失恋的双重打击，加上父母对我说的那些话，让我毅然决然地投身电视圈。 电视剧不是混蛋。它就像是自来水一样，强迫性的输入到每一个家庭里。再棒的电视剧演员，不过就是比较好的自来水厂的工人，要是能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一点厂里的水质，就算不错啦。
最好的电视剧跟最坏的电视剧，其实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这一点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清楚。电视剧这个大海里，你在里面当个老大，也不过是在海面冒一下，马上就消失了，什么都不是。男一号我演，跑龙套的男八号我也演；正派我演，大反派我也演；正剧我演，喜剧我也一样演。在我心里，所有角色都一样，所有的电视剧也都一样。泰戈尔的诗也写道，露珠对湖水说道：“你，是在荷叶下面的大露珠，我是在荷叶上面的较小的露珠。”有什么差别呢？
2 当然，有的时候还是要做选择。突然间，一下来了两个戏，这个戏拿的钱多点，那个戏拿的钱少点，但是这个戏的剧本比那个钱多的剧本好，那就少赚一点，去接个好戏。接到好戏，观众们看到的你身上那些百孔千疮会少点，观众也舒服一点儿。但千万别怕这百孔千疮，我觉得一个演员就不能太藏着掖着，藏着掖着到最后，就是没本事。
台湾有句老话：“戏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什么意思呢？你去看戏，戏棚里人太多，你坐在最旁边，看不到。但要是你一直坐在那里，总会有人看腻了，于是就走了，位子空出来，就轮到你坐在台下，慢慢看！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它让我感觉，只要心平气和，自自然然地走，总有一天，你停下来，不走了，却突然发现，你原本想要的东西，已经握在手中了。
侯孝贤是我的好朋友，年轻的时候我们经常混在一起聊天喝酒。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他怎么就不找我拍戏呢？估计是他觉得我演了半辈子的戏，有自己的路数，担心我不愿意颠覆。其实我特别愿意，也特别敢赤裸裸地颠覆自己。作为一个演员，只要敢演，就是敢丢掉以往的包袱，就是对自己的颠覆。说起来简单，实际上，有几个人敢这样？我就敢。
年轻的时候，我就长了一张很苦的脸，长到现在还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回我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们总觉得我很有喜感。我明明拍过很多规规矩矩的戏啊。生活中，我小事悲观，大事乐观。有时候，一些小事就能让我想来想去，左右不定。不是钻牛角尖，是老一点屁事都丢不下，特别纠结。
十年前，我经常想，自己干了一辈子演员，跟个公务员似的。再想想，何止公务员，我跟一个工匠、一个砍柴工，或者一个送报的，都没有区别—没有荣誉等身的认可。所以我就做梦，想着万一有这么个机会，遇着一部电影，让我杀到国际电影节上，给我的子子孙孙留下点什么荣誉。现在，我再也不做这个梦了—压根不想、完全不想，而且再也不上当了。哪来那么多好剧本啊，还得让我遇着，那机会太微乎其微了。老老实实拍我的戏，也没什么不好的。
老有人让我评价一下表演工作坊。你说我评价它干嘛？就跟孩子一样，它有他自己的命数，你没法管。我看着这个孩子长大，养到11年，我养不下去了，我的好朋友帮我继续养。大家都想看我批评它，但我根本不忍心这么做。我最希望的是表演作坊能峰回路转，改头换面。那就够了。
前几个月，我跟赖声川还在北京吃过饭—我生日那天。我平时不过生日，那天赖声川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立群，今天是你生日，60岁大生日，咱们俩出来吃个饭。”我们就在北京吃了个饭。吃的是越南的河粉，一路聊了好多这些年以来的事。在这之前，我们各忙各的，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但我们从来没有脸红过。真的。
每年，我都还回台湾演舞台剧。不是为了什么艺德，也不是为了什么过戏瘾，我演了上千场舞台剧，从来没有过瘾的感觉。我只是想把这一年来在电视上消耗殆尽的表演能力，透过舞台剧排戏的方法再回点炉。要是幸运的挑对了剧本，回到那个你熟悉的剧场，你可以不再用那么急功近利的方式，而选择用涂涂抹抹的方式，找回表演本该有的组合方式和能力。我也不图什么掌声。演员在哪个角落得不到掌声，只要你好好表演。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幕，是我们那一辈的老演员，六十多岁了，刚演完戏，就摘下胡套，抱着保温杯，疲惫的瘫坐在椅子上的场景。他抿了一口保温杯里的浓茶，然后面无表情的撂下一句：“戏，乃屁也。”说完了，就骂骂咧咧的起身，开车回家看老婆孩子。
3 人生、事业，我都从来不规划。没有什么好规划的。如果今天的我，是一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是教育家，科学家，我肯定有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十二五计划……但我是演员，我有什么好计划的？计划接下来得个奖？计划明年演八个戏？毫无意义啊。即便你做了多么周详的计划，你演戏的功力不还是那样么？
我的大半辈子，就是糊糊涂涂过的—大事情很清楚，小事情就简直一塌糊涂。我这半辈子，没有太多的后悔、遗憾，所以说大事情很清楚。但是小事情的糊涂，实在太多了。难得糊涂？没那么高！我纯粹是没事就糊涂一下。
现在，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是体力。年纪越来越大，工作量却没有减少，当年完成工作的悠闲愉悦，现在成了苟延残喘。去年冬天，我们在旅顺拍戏，多冷。对我来说，就是挑战。还有一种挑战，是来自我对家的留恋。15年来，我和家人聚少离多，那种累积出来的寂寞，是没有东西可以弥补。随着年纪变大，孤独和寂寞不会消磨掉，只会与日俱增。如何面对自己每次离家的心情，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挑战。
活到这把年纪，说期待自己还有多少演技要提高，都是骗人。我只期待自己的身体不要太快凋零。期待这条路我能走好一点，让家人放心一点，让自己开心一点，也让朋友开心一点。闲暇时候，我玩玩壶，玩玩核桃，喝喝茶。有人说我是养生，哪儿跟哪儿啊。这些玩意儿算不了养生，就是玩。玩物丧志。不过也倒挺好，我乐意。
我会一直干戏剧这行，从没想过要退休。但并不能说这是我的“坚持”。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坚持，因为我从来没觉得，做戏剧给我带来过什么痛苦。没有痛苦，何来坚持之说？
【记者手记】
演员的自我修养
在电视上见到李立群，一点也不稀奇。这一回却是在书店里。
7月20日，广州方所。李立群带着自己刚出版的新书《李立群的人生风景》来到这里—他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晚上，他有一个面向大众的演讲。中午时分他便早早出现在这里，用车轮战应对着一个个媒体。和记者聊天的时候，他选择了书店咖啡座里光线最不明亮的一个角落。 15:30 见到李立群的时候，他正坐在那个光线昏暗的角落里，和记者聊着天。咖啡厅里有点吵，他经常要倾前身子、竖起耳朵，才能听清楚对方的问题。他的鼻梁上架着厚厚的墨镜，似乎想要与别人拉开距离，只是他一开腔，别人又被瞬间拉进他的那个戏剧世界里。有些到书店来买书的人路过他的身旁，即便是隔着厚厚的墨镜，也认出了李立群，便远远地盯着他善意的笑。李立群没有回避，礼貌性的朝他们点点头，轻声做了个“你好”的口型，然后继续聊起来。看上去和电视上的李立群并无两样——回忆往事时，他眉头紧皱；说话间，他手势不断；兴起时，手舞足蹈。那副样子，好似穿梭在舞台上的老陶、电视里的欧阳锋、田教授……
16:30 下一个采访的间隙，摄影师请李立群拍几张照片。他迈开步子，大步流星，甚是侠气—一看便是个练家子。据说，年轻的时候，李立群跟过师傅，还学过半年的功夫。李立群身上穿的是休闲的POLO衫和运动短裤，里头还套着一件旧得泛黄的汗衫。拍照，李立群看了看摄影师手上的家伙，又瞅了瞅自己身上的衣服，笑起来。“瞧我身上穿的这身，也能拍大片？这裤子是平时打篮球穿的，这衣服么—你看得出来是啥衣服么？”他扯了扯，一边贼笑，“没想到吧，我穿着厨师做菜的衣服就来和你们聊天！还拍大片呢！”
17:30 采访的媒体又换了一拨。李立群要了杯咖啡，猛灌了一口。问他累不累，他强打起精神，“为了新书在全国跑来跑去，等这段宣传期过去还得回去演戏，现在，还要给你们的问题想点不一样的回答，让你们不虚此行。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确实有点累。”
李立群掏出手机，在相册里鼓捣半天，想找一个视频给我看。翻了许久却找不见，他显然有些懊恼。那是台湾资深演员常枫90岁生日时，李立群发去向他祝寿的片段。三十多年前，正是李立群，击败了这位当时已经德高望重的“常爸爸”，拿下了金钟奖的影帝封号。看得出来，他是个挺恋旧的人。问起表演工作坊的往事，他不愿多说，只说“那是段非常重要的回忆”。而赖声川和李国修，在他的描述中，“永远是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两个人”。
18:30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得开始晚上的演讲。他招呼最后一拨媒体，“一块儿上吧，慢慢来。”好不容易车轮战结束，他对晚餐也不挑剔，进到楼下食街随便点了份面。“我最喜欢吃面了。”话音未落，李立群呼啦啦地就吃了几大口。
19:30 讲座开始。台下人头涌动，等待着这位老戏骨的亮相。他躲在一旁，待主持人的嘴里说出“李立群”这三个字，全场掌声雷动。如同大戏开场，幕布拉开，李立群长吸一口气，迈开步子，走上了台。
仁者
何止是细腻
关锦鹏
从梅艳芳到张曼玉，关锦鹏的电影里，男人都是小男人，女人都是大女人。文艺大导关锦鹏这次转拍微电影，三分钟走一个人物，我们想知道，是否依然会有大片里的人性与微妙。关锦鹏说：作为男导演，我有着女性思维上的细腻。
文|杨圣捷 王与菡 图|本刊资料库
7月11日，路易十三微电影—“超越传奇 天赋王者”在上海发布。1992年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庄泳和当今中国游艇业领军人物、鸿洲集团董事长王大富成为关锦鹏微电影的两位主角。
5月23日，第65届戛纳电影节期间，“东方遇见西方”电影盛事交流会上，关锦鹏意外地携带了他的首部与路易十三合作的微电影之庄泳篇在全球电影人和众多国际媒体前亮相。路易十三全球品牌总监 Augustin Depardon表示：“电影在美国和法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电影保护事业同样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技巧和精力，拍摄一部高水准的电影就如同路易十三的孕育过程，只有高水准的才能和工艺才能完成此项工作。”
微电影
做赵薇处女作电影监制时，“干邑之王”路易十三在那时也正计划拍摄一组微电影，通过讲述几位与品牌所倡导的精神格调息息相关的成功人士的故事，展现品牌“超越传奇 天赋王者”的主题。他们看到了擅长精细而有力捕捉人物性格的关锦鹏身上的气度，力邀其加盟。
两部微电影“庄泳篇”及“王大富篇”，三分钟时长的微电影，第二十五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比赛金牌得主、郁金香传媒创始人庄泳女士和三亚鸿洲集团董事长王大富先生的传奇经历被改编为电影脚本，呈现了两位天赋人物不断超越自我，攀越人生新巅峰的励志故事。
“王大富篇”中，一个十六七岁的莽撞少年，第一次在离家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看到了海，从此就被海的魔力深深吸引住。男人的征服欲，让他一步一步把事业做得越来越靠近海。要玩，更要玩出一番事业，是王大富内心对大海的坚持与执着，从征服到驾驭，成就超越自我的传奇。
在“庄泳篇”中，从入水的那一刻，到终点的冲刺，中途是经过无数次冥想的过程，游泳把庄泳推向了荣誉的顶端。从未想过放弃的庄泳，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泳池触壁的那一瞬间回头望向电子记分牌，自己也没有想到，LED电子显示屏会成为她下一段人生的主题。人生就是如此，看不到自己未来的样子，但它总会在前方某处等你。永不放弃，命运总是把庄泳推向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巅峰。关锦鹏想表达这样的情结。
作为镜头外的陌生人，关锦鹏和王大富、庄泳接触的时间其实很短。“庄泳比较好沟通，相信她也比较了解我，我们的谈话，很容易找到共鸣，很多女性细腻的东西可以谈出来。她面对镜头也非常自如，运动员拿金牌，当电视主持，这些都要面对镜头。很多人看电影之后会把情节吸收进去，慢慢不知觉地，在观看者的意识中，都用比较有画面感的东西再来陈述自己。
“王大富在生活中很豪气，他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对我说，我们这个老总，我们最欣赏他的，就是有一种豪气。王大富也不避讳，他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混沌时代赚到第一桶金，本质上要有一种江湖气，才可以。”或许，这更是一种王者的霸气。
红裤仔
“不管是改编的还是原创，我的电影一直就是先锁定人物，悲剧喜剧以后再说，先把人物在不同层次上拿捏好。”这是关锦鹏作为文艺片导演，一直最看中的部分。 不管是《阮玲玉》里的张曼玉，《胭脂扣》中的梅艳芳，《愈快乐愈堕落》中的邱淑贞，还是《长恨歌》里的郑秀文，在关锦鹏的电影里，每一个女人似乎都只为这部影片而存在。性别并非是决定女性气质和唯美的重要标准。“作为男导演，不见得只有一种男性思维，我也有女性感觉特质。“有时候要用显微镜、放大镜照在生活上一瞬而过的东西，然后捕捉住，然后放大一点。要有人真情实感地去发现。对待女演员，我试着站在一个同性角度，去勾起她们更多的艺术表现力。”
“ 除了电影以外，我觉得现在年纪大了，更多去珍惜，更注重身边朋友和家人的感受。沽名钓誉的事情我不太愿意做。现在多了一个由衷，受了‘红裤仔’传承的影响，后辈有事一旦能让我帮忙，当然要帮。所以，我的身份已不仅是电影人了。有时候和后辈，是父子、父女的关系。我和他们在感情上不是那么纯粹的工作关系，他们不视我为前辈，这让我感觉很好。在导演上，我希望自己更细腻一点。”
香港电影人，基本都是“红裤仔”出身，所谓“红裤仔”，是靠自己努力，一点一点往上升的科班生员。“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对前辈和师傅的感恩。像许鞍华，我并非喜欢她所有电影。但对她，我非常尊重，尽管甚至她都不承认是我师傅，但我心里面是这样对待她。我是香港电影人中的一员，所有香港电影人，都有这种传承的精神，去支持自己。所以，今天，在经验及方方面面上，能帮到年轻导演时，我一样也会这么做。”
【对话关锦鹏】
首先不要自我审查
记者：拍摄电影和微电影有什么不同？
关锦鹏：微电影拍三四天，电影拍三四个月。微电影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拍摄微电影给到导演的时间很短，作品要在三分钟里头说清楚一个道理，其实很困难。所呈现的内容不能太多，主题需要更明确。这次拍摄天赋人物，讲述他们的真实故事，对我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出乎意料的是，庄泳女士和王大富先生非常有表演天赋。或许他们演绎的是自己的故事，特别了解其中的内涵。在拍摄过程中，我也能清晰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魅力。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导演甚至演员投身于微电影创作，你怎么看待这股风潮？
关锦鹏：微电影就是浓缩的精华。在三分钟内讲完一个故事，有时比用两小时讲完一个故事，需要更多的心血，和更好的剧本。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中，出来的效果却要堪比一部电影，这其实需要我们那么多人一起的努力，才能够完成。微电影是刚来到公众视野的新事物，成本并不用很庞大的预算，它更多注重在创意上。很有可能，以后它比电影电视发展的空间更大。许多年轻人，可以利用这个媒介，传达他们想讲而在有限条件下无法用用电影电视剧表达的东西。当然，这股风潮也可能会被滥用。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淘汰一大批不用心制作的作品，有的作品仅仅是去消费去剥削这个形式而已。微电影与电影、电视剧都一样，是个很好的思想表现载体。不过，这风潮会持续多久？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循环，如果掉入一个恶性循环，不会持续多久。
记者：和内地电影密切合作后，你觉大陆电影人现在有哪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关锦鹏：大陆现在大力开发市场，许多人都想拍自己创作的题材，只是，大陆有许多限制，电影人在创意上总是被干扰。拍或者不拍，首先不要自我审查。这是大陆电影人，特别是后起之秀们最糟糕的地方，政府还没说批还是不批，首先自己就把它筛掉了。在香港的电影人也会自我审查，只是，他们并不被强压性地受到各界审查，更多是考虑怎样去经营包装一个东西。
记者：香港独立电影导演现在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关锦鹏：独立导演生存状态，不管在哪儿，都比较困难。不管独立还是主流，拍完，没有很好发行渠道，等于白拍。这也是困局。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在某个程度来说，在中国大陆电影市场开放以前，在比较良好的发行制度下拍了很多电影，不管是商业片的王晶、刘伟强，或者文艺片的王家卫、许鞍华、我，都被现在大众认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