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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本语文教材在编排体例上与老教材相比，有不少变化，写作模块是其中变化较大的一部分。老教材对写作模块也分单元、辟专题，但只给写作任务，只出作文话题，不作写作理论介绍；新教材则一改老法，不再将写作理论知识视为教师教学的后台储备，而是直接前置于课本页面，作为课堂教学的显性知识，并以之指导学生的写作实践。理论既已成为教材的组成内容，成为向学生传播的知识，理论体系本身的科学性、表述的严谨性就不能不讲究。本文要探讨的是，七年级语文下册写作专题“写出人物的精神”的理论及其表述问题。
一、“以形写神”与“以行写神”
该专题名为“写出人物的精神”，实际是讨论“如何以人物外形写出人物的精神”。谁都知道，记叙文的写作有写人、叙事、记物三大类型，写人记叙文的核心目的是要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质，而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精神的方式，不外乎描写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心理四个方面。统编本教材该专题则将之概括为外貌、语言、动作、神态四个方面（其实“神态”可归入外貌），将心理描写旁置不提。若考虑该专题的主题是专谈“以形写神”的笔法，其置心理描写于不顾的做法也合乎逻辑，但这样一来，该专题的题目也应是“学会以形写神”之类，而不应是“写出人物的精神”，因为就“写出人物的精神”来说，心理描写无疑最能直接写出。这已是小小瑕疵，但更值得探讨的是，该专题对“以形写神”观念的阐释。
“以形写神”，顾名思义，即通过人物的外形，写出人物的内在精神。如教材所言：“我们知道写人有一些常见的方法，如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等。通过这些描写，可以穷形尽相，尽显人物之形；还可以以形写神，使人物之神跃然纸上。比如《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一文，写闻一多‘昂首挺胸，长须飘飘’，刻画出闻先生参加游行时的外貌特点，令人感受到他的大无畏精神。可以说，写人物的外在特点，也能写出内在的精神。”教材所举的“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确实都属于外形描写，但这些外形其实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构成部分：一是先天的外形，如脸型、身高等；二是后天的外形，即人物能自主决定的外形，包括动态的动作表情和静态的服饰打扮等。两种外形在表现人物性格上其实有着根本不同的语文意义。
后天的外形，即人物能自主决定的外形，当然能体现人物的精神性格，因为它本就是人物性格的反映，是人物性格的表现，因此反过来，它当然能说明人物性格。如闻一多“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表现出他的大无畏精神；韩麦尔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邊的小黑丝帽。这套衣服，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最后一课》），表明韩麦尔老师对最后一课无限的眷念和珍惜，对祖国文化的热爱；“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回忆鲁迅先生》），说明鲁迅先生性格爽朗，为人坦荡。
然而，先天自成的容貌如何体现一个人的内在精神？皮肤白皙，说明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说明心胸开阔？显然，其间毫无逻辑关系。也正因如此，新教材在阐述“以形写神”时，闭口不提人物外貌的脸型、身高等先天部分。教材该专题虽在第一段指出“外貌描写”是写人的常见方法，但在其后的举例和注意事项的交代里，都只针对人物的外在动作及自主的外貌，因此，教材所论的“以形写神”，其实质是“以行写神”，所举的闻一多的“长须”示例，也是人物主动的蓄须行为的结果，其实也是“行”。也就是说，教材该专题名为讨论“以形写神”的问题，实质上，是不知不觉中否定了“以形写神”的写法。
二、“以形写神”的真正含义
课本编写者无意间否定了“以形写神”的笔法，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把“形”理解为真正的人物先天之形，“以形写神”真的不成立吗？也就是说，以肤色、身高等，能不能写出人物的精神？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形”与“神”的关系，同“行”与“神”的关系，其间的逻辑是根本不同的类型。
“行”与“神”之间，双方本身就蕴含有一种因果逻辑关系，闻一多“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闻一多的行动是他自身性格的表现结果，其无所畏惧的性格与昂首挺胸的行为之间构成本质的必然关系。
“形”与“神”之间，双方则并无必然的内在关系，二者虽然集于一人之身，就像皮肤黝黑的外形与为人诚实的f生格为同一人所有，却并不互为因果。然而，二者在外在观察者那里却可以取得一定关联，被赋予一种直觉上的想象联系和感觉联系，这种联系虽是外在的，非科学的，但只要符合人们普遍的审美想象，便也取得了广泛的认可度，成了表现人物性格的一种手段。例如，我们只需稍微用心考察一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阿长与山海经》两处对人物肖像的描写，便可发现这种人物先天之形与人物内在神韵之间的微妙关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我”进私塾读书第一次见到老师时写道：“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阿长与山海经》介绍阿长的特点时，有一段文字是：“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两段文字中，“高而瘦”“黄胖而矮”是人物的先天之形，看起来，这只是对人物外形的客观记录，但极重文字简练效果的鲁迅对文字的表达显然不是无心为之，而是为刻画人物精神服务，正如他的名言所示：“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其中的“眼睛”当然不特指眼睛，而是指能够反映人物内在神韵的一两处独特的外形。从中可看出，鲁迅认为写外形并不是专为写外形，而是应为表现人物的神韵服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老师的形象定位是“方正、质朴、博学”的宿儒，因此“高而瘦”的外形实际上是被赋予了博学而清高的直觉性想象意义；《阿长与山海经》对阿长的形象定位是愚昧无知而又热心善良的劳动妇女，因此“黄胖而矮”的外形也有普通村妇的联想意义。 先天之形对人物性格的指向作用，在纪实性文章中容易被忽略，因为它通常被认为只是一种真实记录，并无特别的暗示意义，但在虚构性作品中，这种指向作用就被凸显出来，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本不存在，人物外形皆为虚设，为何如此赋形，而不如彼设计，就能凸显出作者的用心，就能凸显出外形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的目的。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对祥子的外形设置就很有讲究：“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祥子是个本不存在的虚构人物，他的外形之所以被如此设置，与作者对祥子的形象定位分不开：他是20世纪20年代一个来自乡下生活于北京街头靠拉人力车维持生计的人力车夫。显然，作者认为只有这样的外形才适合这样的形象，这些外形是被赋予了形象性格的联想意义的。而读者读后，也自感二者之间十分协调，甚至在某些环节上还能产生更丰富的审美想象，如从“头不很大”中读出祥子身份的卑微，从“圆眼，肉鼻子”中读出祥子的憨厚，从“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中读出祥子的力量，等等。头的大小与身份的卑微与否、圆眼与性格憨厚之间，实无逻辑关系，但读者的阅读体验却是真切的。
三、“以形写神”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行写神”与“以形写神”两种笔法皆可成立，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行”与“神”之间是因果的逻辑关系，“形”与“神”之间则是直觉的联想关系，两种关系反映的是不同的思维，前者是科学的逻辑思维，后者是审美的直觉思维。两种思维对写作主体来说，无疑都极端重要，但我们的课本是无意或有意地重逻辑思维，而轻直觉思维了。
审美的直觉思维，在中学语文课堂匕，似乎既不缺作品语料，又不缺教师重视。随便翻开课本，便会发现大量的记叙性或抒情性课文，这些课文从不缺借景抒隋的笔法例句，而教师也通常不惜精力，大费周章地分析这些例句。例如《紫藤萝瀑布》的开头：“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进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样的文字，通常最易被教师着力分析，因为其间包含了比喻、拟人、转静为动的修辞手法，这些手法既能转化为学生的写作笔法，同时也是明确的语文知识。比喻、拟人、转静为动的写法，究其实质，已是直觉的思维了，但这些笔法有—个特征，即跨类链接，是甲事物与乙事物的链接，是花与瀑布、花与人的相异事物感觉上的联通，其思维的直觉性特征、非科学性特征是显见的，教师无法忽视，因而对之重点分析。需要注意的是，此类分析在课堂上总有一种错误傾向，即只满足于归纳其中的修辞手法，教授学生语文知识，而少引导学生去作内心体验。相比之下，“以形写神”的笔法所体现的直觉思维就隐秘得多，它是对—个对象本身由外而内、由实象到意象的想象，加之有很多人物外形描写写的是真实人物，外形描写极易给人一种只是真实记录的客观文字的错觉，而不被认为是审美表现的笔法，“以形写神”的笔法最终在我们的注意力里被错过了。
总之，“以行写神”与“以形写神”都是写人的方法，但在我们的课本和课堂上，后者被严重忽视了。这种忽视，实质上是对一种思维方式的无视，它在—定程度上表明，语文教育界仍然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逻辑轻感觉、重道德观念灌输轻审美情趣培养的倾向。语文教育观念的更新，仍待继续努力。
一、“以形写神”与“以行写神”
该专题名为“写出人物的精神”，实际是讨论“如何以人物外形写出人物的精神”。谁都知道，记叙文的写作有写人、叙事、记物三大类型，写人记叙文的核心目的是要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质，而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精神的方式，不外乎描写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心理四个方面。统编本教材该专题则将之概括为外貌、语言、动作、神态四个方面（其实“神态”可归入外貌），将心理描写旁置不提。若考虑该专题的主题是专谈“以形写神”的笔法，其置心理描写于不顾的做法也合乎逻辑，但这样一来，该专题的题目也应是“学会以形写神”之类，而不应是“写出人物的精神”，因为就“写出人物的精神”来说，心理描写无疑最能直接写出。这已是小小瑕疵，但更值得探讨的是，该专题对“以形写神”观念的阐释。
“以形写神”，顾名思义，即通过人物的外形，写出人物的内在精神。如教材所言：“我们知道写人有一些常见的方法，如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等。通过这些描写，可以穷形尽相，尽显人物之形；还可以以形写神，使人物之神跃然纸上。比如《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一文，写闻一多‘昂首挺胸，长须飘飘’，刻画出闻先生参加游行时的外貌特点，令人感受到他的大无畏精神。可以说，写人物的外在特点，也能写出内在的精神。”教材所举的“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确实都属于外形描写，但这些外形其实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构成部分：一是先天的外形，如脸型、身高等；二是后天的外形，即人物能自主决定的外形，包括动态的动作表情和静态的服饰打扮等。两种外形在表现人物性格上其实有着根本不同的语文意义。
后天的外形，即人物能自主决定的外形，当然能体现人物的精神性格，因为它本就是人物性格的反映，是人物性格的表现，因此反过来，它当然能说明人物性格。如闻一多“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表现出他的大无畏精神；韩麦尔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邊的小黑丝帽。这套衣服，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最后一课》），表明韩麦尔老师对最后一课无限的眷念和珍惜，对祖国文化的热爱；“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回忆鲁迅先生》），说明鲁迅先生性格爽朗，为人坦荡。
然而，先天自成的容貌如何体现一个人的内在精神？皮肤白皙，说明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说明心胸开阔？显然，其间毫无逻辑关系。也正因如此，新教材在阐述“以形写神”时，闭口不提人物外貌的脸型、身高等先天部分。教材该专题虽在第一段指出“外貌描写”是写人的常见方法，但在其后的举例和注意事项的交代里，都只针对人物的外在动作及自主的外貌，因此，教材所论的“以形写神”，其实质是“以行写神”，所举的闻一多的“长须”示例，也是人物主动的蓄须行为的结果，其实也是“行”。也就是说，教材该专题名为讨论“以形写神”的问题，实质上，是不知不觉中否定了“以形写神”的写法。
二、“以形写神”的真正含义
课本编写者无意间否定了“以形写神”的笔法，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把“形”理解为真正的人物先天之形，“以形写神”真的不成立吗？也就是说，以肤色、身高等，能不能写出人物的精神？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形”与“神”的关系，同“行”与“神”的关系，其间的逻辑是根本不同的类型。
“行”与“神”之间，双方本身就蕴含有一种因果逻辑关系，闻一多“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闻一多的行动是他自身性格的表现结果，其无所畏惧的性格与昂首挺胸的行为之间构成本质的必然关系。
“形”与“神”之间，双方则并无必然的内在关系，二者虽然集于一人之身，就像皮肤黝黑的外形与为人诚实的f生格为同一人所有，却并不互为因果。然而，二者在外在观察者那里却可以取得一定关联，被赋予一种直觉上的想象联系和感觉联系，这种联系虽是外在的，非科学的，但只要符合人们普遍的审美想象，便也取得了广泛的认可度，成了表现人物性格的一种手段。例如，我们只需稍微用心考察一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阿长与山海经》两处对人物肖像的描写，便可发现这种人物先天之形与人物内在神韵之间的微妙关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我”进私塾读书第一次见到老师时写道：“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阿长与山海经》介绍阿长的特点时，有一段文字是：“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两段文字中，“高而瘦”“黄胖而矮”是人物的先天之形，看起来，这只是对人物外形的客观记录，但极重文字简练效果的鲁迅对文字的表达显然不是无心为之，而是为刻画人物精神服务，正如他的名言所示：“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其中的“眼睛”当然不特指眼睛，而是指能够反映人物内在神韵的一两处独特的外形。从中可看出，鲁迅认为写外形并不是专为写外形，而是应为表现人物的神韵服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老师的形象定位是“方正、质朴、博学”的宿儒，因此“高而瘦”的外形实际上是被赋予了博学而清高的直觉性想象意义；《阿长与山海经》对阿长的形象定位是愚昧无知而又热心善良的劳动妇女，因此“黄胖而矮”的外形也有普通村妇的联想意义。 先天之形对人物性格的指向作用，在纪实性文章中容易被忽略，因为它通常被认为只是一种真实记录，并无特别的暗示意义，但在虚构性作品中，这种指向作用就被凸显出来，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本不存在，人物外形皆为虚设，为何如此赋形，而不如彼设计，就能凸显出作者的用心，就能凸显出外形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的目的。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对祥子的外形设置就很有讲究：“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祥子是个本不存在的虚构人物，他的外形之所以被如此设置，与作者对祥子的形象定位分不开：他是20世纪20年代一个来自乡下生活于北京街头靠拉人力车维持生计的人力车夫。显然，作者认为只有这样的外形才适合这样的形象，这些外形是被赋予了形象性格的联想意义的。而读者读后，也自感二者之间十分协调，甚至在某些环节上还能产生更丰富的审美想象，如从“头不很大”中读出祥子身份的卑微，从“圆眼，肉鼻子”中读出祥子的憨厚，从“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中读出祥子的力量，等等。头的大小与身份的卑微与否、圆眼与性格憨厚之间，实无逻辑关系，但读者的阅读体验却是真切的。
三、“以形写神”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行写神”与“以形写神”两种笔法皆可成立，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行”与“神”之间是因果的逻辑关系，“形”与“神”之间则是直觉的联想关系，两种关系反映的是不同的思维，前者是科学的逻辑思维，后者是审美的直觉思维。两种思维对写作主体来说，无疑都极端重要，但我们的课本是无意或有意地重逻辑思维，而轻直觉思维了。
审美的直觉思维，在中学语文课堂匕，似乎既不缺作品语料，又不缺教师重视。随便翻开课本，便会发现大量的记叙性或抒情性课文，这些课文从不缺借景抒隋的笔法例句，而教师也通常不惜精力，大费周章地分析这些例句。例如《紫藤萝瀑布》的开头：“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进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样的文字，通常最易被教师着力分析，因为其间包含了比喻、拟人、转静为动的修辞手法，这些手法既能转化为学生的写作笔法，同时也是明确的语文知识。比喻、拟人、转静为动的写法，究其实质，已是直觉的思维了，但这些笔法有—个特征，即跨类链接，是甲事物与乙事物的链接，是花与瀑布、花与人的相异事物感觉上的联通，其思维的直觉性特征、非科学性特征是显见的，教师无法忽视，因而对之重点分析。需要注意的是，此类分析在课堂上总有一种错误傾向，即只满足于归纳其中的修辞手法，教授学生语文知识，而少引导学生去作内心体验。相比之下，“以形写神”的笔法所体现的直觉思维就隐秘得多，它是对—个对象本身由外而内、由实象到意象的想象，加之有很多人物外形描写写的是真实人物，外形描写极易给人一种只是真实记录的客观文字的错觉，而不被认为是审美表现的笔法，“以形写神”的笔法最终在我们的注意力里被错过了。
总之，“以行写神”与“以形写神”都是写人的方法，但在我们的课本和课堂上，后者被严重忽视了。这种忽视，实质上是对一种思维方式的无视，它在—定程度上表明，语文教育界仍然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逻辑轻感觉、重道德观念灌输轻审美情趣培养的倾向。语文教育观念的更新，仍待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