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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家风类节目《儿行千里》讲述了一个个家风传承的温暖故事。其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深情追忆了父亲生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家风家训对后代为人处事的影响。钱永刚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
饭后书房“进不得”
父 亲有句名言：“虽然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生活上，他一生信奉一个“俭”字。这种生活态度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我和妹妹。
刚回国时，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我和妹妹有些怯生生的。比如第一次在国内喝牛奶，我们就不太习惯。以前在美国喝的都是纸盒装的冷牛奶，回国后没有那种，只有热牛奶。我和妹妹还质疑：“这牛奶怎么是热的，该不是假的吧。”父亲听到之后，只说了一句：“觉得牛奶热，那就晾晾，凉了就可以喝了。”
直到后来我出国留学，看到别人这个不适应、那个不习惯时，我才更深刻理解、甚至感谢父亲，从小培养我们的适应能力。
对吃喝不讲究的父亲，却对个人的阅读时间“锱铢必较”。
父亲爱看书是出名的。他不爱留在办公室加班，通常晚饭后“闭门不出”，独自在书房阅读，生活极其规律。这样的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对于那些贸贸然的打扰，父亲会严厉地批评，让别人分清轻重缓急。所以，我和妹妹从小就知道，要和父亲交流就趁吃早餐或是晚餐的时候讲，饭后的书房是“进不得”的。
父亲的要求没老师严格
上初一时，老师帮我报了北京市初中数学竞赛的预选赛。结果成绩一出来，我只考了30多分。在餐桌上，父亲看出了我的情绪，向我询问。我很不服气，说考我我没意见，但出的题有初二、初三的还没学过的内容，这算什么？
父亲听罢，笑了，“本想告诉你，去不去参加数学竞赛没所谓，但如果你这么想，我倒觉得考30多分对你有好处。”他告诉我，在将来的工作与生活中碰到的无数次考验，可能恰恰是没有学过的东西。“你要有这个认识，这次竞赛就没白参加。”
一直以来，对于我的学习成绩、学习方向、出不出国深造等问题，父亲从没有给出条条框框的要求。真正对我严格要求的，反倒是老师，鼓励我努力一把，期末争取全部满分。回家之后，我如实跟父亲汇报。结果他“噗嗤”一笑走开了。期末，我真的拿了全满分，父亲却说，“我觉得4分挺好的，没必要全拿满分。”
往后，我才知道这是真心话。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书，觉得我没必要把精力都花费在钻研功课上，他很支持我根据兴趣读一些课外书。最初的三五本可能没引起什么波澜，但量变引起质变，那些“闲书”看与不看，对个人的见识与判断能力影响还是很显著。
怎么回答“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父亲时，他发出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为了破解这道艰深命题，全社会都在共同努力，“钱学森班”在国内几十所大中小学先后成立。
当前，学校的基础教育受应试观念影响，重逻辑思维的训练而轻形象思维的训练。但通过对我父亲生平的研究，我们发现形象思维的培养和积累恰恰对于日后的创新有重要影响。
我父亲曾经罗列过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的名单，排第一的就是我祖父錢均夫。祖父当年曾怀揣着“兴教救国”的抱负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出任了浙江省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在父亲的少年时代，祖父因材施教，不仅重视对书本知识的教学，更是想尽办法让父亲在“玩乐”之中培养各个方面的能力和素养。
父亲中学阶段的12个寒暑假格外丰富。从识别矿石、举办展览到抓鸟捕蛇做标本，再到学习油画、山水画，接触摄影、交响乐等等，每一样看似“不务正业”的锻炼，实际都是在提升他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审美意识等方面的能力。
父亲一直认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全面均衡，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训练要并重。除了能够熟练掌握课堂知识，学生们同样需要有能力鉴别什么是好书、好诗、好声音。
我父亲不是那种从小跳级的少年天才，他一路规规矩矩地念完了小学、中学、大学。随着学业的继续深入，父亲的创新优势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因此，当我们今天继续探索“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时，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饭后书房“进不得”
父 亲有句名言：“虽然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生活上，他一生信奉一个“俭”字。这种生活态度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我和妹妹。
刚回国时，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我和妹妹有些怯生生的。比如第一次在国内喝牛奶，我们就不太习惯。以前在美国喝的都是纸盒装的冷牛奶，回国后没有那种，只有热牛奶。我和妹妹还质疑：“这牛奶怎么是热的，该不是假的吧。”父亲听到之后，只说了一句：“觉得牛奶热，那就晾晾，凉了就可以喝了。”
直到后来我出国留学，看到别人这个不适应、那个不习惯时，我才更深刻理解、甚至感谢父亲，从小培养我们的适应能力。
对吃喝不讲究的父亲，却对个人的阅读时间“锱铢必较”。
父亲爱看书是出名的。他不爱留在办公室加班，通常晚饭后“闭门不出”，独自在书房阅读，生活极其规律。这样的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对于那些贸贸然的打扰，父亲会严厉地批评，让别人分清轻重缓急。所以，我和妹妹从小就知道，要和父亲交流就趁吃早餐或是晚餐的时候讲，饭后的书房是“进不得”的。
父亲的要求没老师严格
上初一时，老师帮我报了北京市初中数学竞赛的预选赛。结果成绩一出来，我只考了30多分。在餐桌上，父亲看出了我的情绪，向我询问。我很不服气，说考我我没意见，但出的题有初二、初三的还没学过的内容，这算什么？
父亲听罢，笑了，“本想告诉你，去不去参加数学竞赛没所谓，但如果你这么想，我倒觉得考30多分对你有好处。”他告诉我，在将来的工作与生活中碰到的无数次考验，可能恰恰是没有学过的东西。“你要有这个认识，这次竞赛就没白参加。”
一直以来，对于我的学习成绩、学习方向、出不出国深造等问题，父亲从没有给出条条框框的要求。真正对我严格要求的，反倒是老师，鼓励我努力一把，期末争取全部满分。回家之后，我如实跟父亲汇报。结果他“噗嗤”一笑走开了。期末，我真的拿了全满分，父亲却说，“我觉得4分挺好的，没必要全拿满分。”
往后，我才知道这是真心话。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书，觉得我没必要把精力都花费在钻研功课上，他很支持我根据兴趣读一些课外书。最初的三五本可能没引起什么波澜，但量变引起质变，那些“闲书”看与不看，对个人的见识与判断能力影响还是很显著。
怎么回答“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父亲时，他发出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为了破解这道艰深命题，全社会都在共同努力，“钱学森班”在国内几十所大中小学先后成立。
当前，学校的基础教育受应试观念影响，重逻辑思维的训练而轻形象思维的训练。但通过对我父亲生平的研究，我们发现形象思维的培养和积累恰恰对于日后的创新有重要影响。
我父亲曾经罗列过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的名单，排第一的就是我祖父錢均夫。祖父当年曾怀揣着“兴教救国”的抱负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出任了浙江省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在父亲的少年时代，祖父因材施教，不仅重视对书本知识的教学，更是想尽办法让父亲在“玩乐”之中培养各个方面的能力和素养。
父亲中学阶段的12个寒暑假格外丰富。从识别矿石、举办展览到抓鸟捕蛇做标本，再到学习油画、山水画，接触摄影、交响乐等等，每一样看似“不务正业”的锻炼，实际都是在提升他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审美意识等方面的能力。
父亲一直认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全面均衡，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训练要并重。除了能够熟练掌握课堂知识，学生们同样需要有能力鉴别什么是好书、好诗、好声音。
我父亲不是那种从小跳级的少年天才，他一路规规矩矩地念完了小学、中学、大学。随着学业的继续深入，父亲的创新优势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因此，当我们今天继续探索“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时，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