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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也晚，对于大爷的事知道得不多。
大爷出生于1920年，是家中长子。当时家中一贫如洗，但爷爷还是供他念了几年书，想必爷爷也曾对他寄予厚望，当时村里和他年龄相仿者大都目不识丁。大爷自己说，他学习还不错，小学毕业后还能继续深造，因家穷辍学了。另一说法是，他上学并没有什么成效，家里托人让他学做木匠，因受不了气，没几天他就偷跑回家，最终文不成武不就。
我对大爷刮目相看是在我十岁左右。那时收音机里每天播单田芳先生说的评书《隋唐演义》，我听上了瘾，发现他也很喜欢听，而且对故事情节非常熟悉，评书讲到紧要关头总是“且听下回分解”，我等得百爪挠心，他却能提前“剧透”给我，我大为诧异。他给我讲过“秦琼卖马”，声调抑扬顿挫。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但读过《隋唐演义》，还读过《济公传》，能背“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虽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他却能脱口而出。我上初中时给他买了一本根据评书改编的小说《薛丁山征西》，他每晚必读，看到精彩处还哼哼唧唧地念出声来。他去世后，我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一张纸片，上面写着《薛丁山征西》里的几个人物，中间竟还有他的大名，这是他留在世上的唯一文字。
毛金生（1920-1998）河南，农民
“瓦崗英雄”是大爷一生的偶像，他的言谈举止深受这些人物的影响。他年轻时在西安一个纱厂做搬运工，活干完了，工头不给工资，工友们遍寻不得。一次大爷在街上偶遇此公正悠闲地坐在人力车上，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工头拎下来，叱咤睥睨，工头惊骇，当场还钱。这段经历他给我讲得绘声绘色，就像讲“秦琼卖马”一样，那一刻他一定以为自己就是匹马横枪的秦叔宝，人前显贵，鳌里夺尊。家乡解放后，大爷从西安回来，还在村里当了几天民兵连长，骑高头大马，穿行于大街小巷，颇具威仪，多年后还被村里人当作谈资。
1942年前后，家乡大灾，大爷还在西安，爷爷托人捎信给他，想让他给家中寄些钱，他对捎信的人说：“多了没有，少了又搁不当（不值得）。”因此事爷爷对他多有指责。我想他说的可能是实情，但他一生都不谙人情世故，像个随心任性的孩子。集体经济时代，他在村里的菜园干活，有一本家的小孩儿跑到菜地里摘了几根黄瓜，同在的其他人皆不作声，唯独他大声呵斥，小孩儿的家人对他非常不满，他却浑然不觉。又有一次他在晒台上晒粮食，相中了别人脱下的凉鞋，软磨硬泡地要和人家换穿，别人是何感受，他不问。小时候我爱和他打闹，有一天不知因何我对他怨恨起来，用《岳飞传》里一个坏人的名字称呼他，当时他坐在平房上，我在房下，他抄起一块砖就朝我砸，幸亏我一闪而过。事后问他想过后果没有，他一脸风轻云淡，说：“吓吓他。”
大爷年轻时相貌堂堂，却无缘于婚姻，直到四十多岁，他的三弟从工作地云南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他才结了婚。然而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多，终是劳燕分飞，他从此再未婚娶。大爷从未言及个中缘由，也许这在他就不算个事儿，“大丈夫何患无妻”，在他心目中自己就是这样的“大丈夫”。
大爷一生很少生病，六十多岁时得一重疾，在村诊所里康复如初。十多年后，又生一场大病，尚能自理。中秋过后的一个下午，邻居去看他，推开老屋的门，他躺在墙边的水泥地上。请医生来看了看，默然而出。一天后，大爷去世。时为1998年10月17日下午3点。
老屋的墙上原来贴满了他在生产队时得的劳动奖状，现在都荡然无存。没有人再提及他。
四五岁时，他带我去看电影，我睡着了，他抱我回家，穿过一条黢黑的长巷，我醒了，把头贴在他的胸口上，他“噔噔”的心跳和粗重的喘息，可能我一生都无法忘掉了。
流水二十年，大爷如果健在该是百岁老人了，我有时痴想，他还会天真如璞玉吗？
大爷出生于1920年，是家中长子。当时家中一贫如洗，但爷爷还是供他念了几年书，想必爷爷也曾对他寄予厚望，当时村里和他年龄相仿者大都目不识丁。大爷自己说，他学习还不错，小学毕业后还能继续深造，因家穷辍学了。另一说法是，他上学并没有什么成效，家里托人让他学做木匠，因受不了气，没几天他就偷跑回家，最终文不成武不就。
我对大爷刮目相看是在我十岁左右。那时收音机里每天播单田芳先生说的评书《隋唐演义》，我听上了瘾，发现他也很喜欢听，而且对故事情节非常熟悉，评书讲到紧要关头总是“且听下回分解”，我等得百爪挠心，他却能提前“剧透”给我，我大为诧异。他给我讲过“秦琼卖马”，声调抑扬顿挫。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但读过《隋唐演义》，还读过《济公传》，能背“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虽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他却能脱口而出。我上初中时给他买了一本根据评书改编的小说《薛丁山征西》，他每晚必读，看到精彩处还哼哼唧唧地念出声来。他去世后，我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一张纸片，上面写着《薛丁山征西》里的几个人物，中间竟还有他的大名，这是他留在世上的唯一文字。
“瓦崗英雄”是大爷一生的偶像，他的言谈举止深受这些人物的影响。他年轻时在西安一个纱厂做搬运工，活干完了，工头不给工资，工友们遍寻不得。一次大爷在街上偶遇此公正悠闲地坐在人力车上，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工头拎下来，叱咤睥睨，工头惊骇，当场还钱。这段经历他给我讲得绘声绘色，就像讲“秦琼卖马”一样，那一刻他一定以为自己就是匹马横枪的秦叔宝，人前显贵，鳌里夺尊。家乡解放后，大爷从西安回来，还在村里当了几天民兵连长，骑高头大马，穿行于大街小巷，颇具威仪，多年后还被村里人当作谈资。
1942年前后，家乡大灾，大爷还在西安，爷爷托人捎信给他，想让他给家中寄些钱，他对捎信的人说：“多了没有，少了又搁不当（不值得）。”因此事爷爷对他多有指责。我想他说的可能是实情，但他一生都不谙人情世故，像个随心任性的孩子。集体经济时代，他在村里的菜园干活，有一本家的小孩儿跑到菜地里摘了几根黄瓜，同在的其他人皆不作声，唯独他大声呵斥，小孩儿的家人对他非常不满，他却浑然不觉。又有一次他在晒台上晒粮食，相中了别人脱下的凉鞋，软磨硬泡地要和人家换穿，别人是何感受，他不问。小时候我爱和他打闹，有一天不知因何我对他怨恨起来，用《岳飞传》里一个坏人的名字称呼他，当时他坐在平房上，我在房下，他抄起一块砖就朝我砸，幸亏我一闪而过。事后问他想过后果没有，他一脸风轻云淡，说：“吓吓他。”
大爷年轻时相貌堂堂，却无缘于婚姻，直到四十多岁，他的三弟从工作地云南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他才结了婚。然而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多，终是劳燕分飞，他从此再未婚娶。大爷从未言及个中缘由，也许这在他就不算个事儿，“大丈夫何患无妻”，在他心目中自己就是这样的“大丈夫”。
大爷一生很少生病，六十多岁时得一重疾，在村诊所里康复如初。十多年后，又生一场大病，尚能自理。中秋过后的一个下午，邻居去看他，推开老屋的门，他躺在墙边的水泥地上。请医生来看了看，默然而出。一天后，大爷去世。时为1998年10月17日下午3点。
老屋的墙上原来贴满了他在生产队时得的劳动奖状，现在都荡然无存。没有人再提及他。
四五岁时，他带我去看电影，我睡着了，他抱我回家，穿过一条黢黑的长巷，我醒了，把头贴在他的胸口上，他“噔噔”的心跳和粗重的喘息，可能我一生都无法忘掉了。
流水二十年，大爷如果健在该是百岁老人了，我有时痴想，他还会天真如璞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