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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是一幅卡夫卡自画像。“饥饿”象征艺术家独特的存在形式和创作方式。卡夫卡用生命完成了他的创作。
关键词：艺术家 饥饿 写作 自画像 宿命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是著名的德语小说家，被誉为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和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192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遗嘱中允许保留的六个短篇小说之一。卡夫卡如此珍视这部作品，与它的自传性质有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幅卡夫卡在生命最后几年里的自画像。
一.卡夫卡的饥饿
饮食和饥饿这一对动机常出现在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这与他自己独特而复杂的饮食习惯有关。常有研究尝试从作品中的饥饿者身上看到作家本人，因为卡夫卡的一生与“饥饿”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由于长年患有胃病，他慎重挑选食物，1908年，为了治疗消化不良，他在一年内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身体状况终于有所好转。卡夫卡的饮食主要是一些天然食品，如牛奶，蔬菜、水果、坚果和酸奶等；在食用方法上他也特别注意有益于健康，比如吞咽以前一定要将食物长时间仔细咀嚼成细碎的状态。最后，卡夫卡从拒绝吃某种食物发展到让自己挨饿。[1]293 1917年他患上了肺结核；1924年病变发展为喉结核，吞咽会给他造成剧烈的疼痛，所以他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只能像他所写的饥饿艺术家一样挨饿。医生们不得不给卡夫卡的上喉神经注射酒精。卡夫卡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校订他的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他的朋友克洛普施托克记载：“卡夫卡此时的身体状况和他名副其实地让自己饿死的处境实在可怕。校订小说集对他来说一定不仅仅是巨大的灵魂劳顿，也是一种令人震撼的精神重逢。当他完成校订时，眼泪不断滚滚流下。我头一回看到卡夫卡表达出如此的激动。他以往总是有着过人的克制力。”[2]352
卡夫卡自己清楚，他的喉头疼痛没有减轻，认为他“现在吃的东西不足以使病情有内在的好转”。[2]488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非常享受花朵和水果的香味。他多次谈到水果和饮料，希望有人当着他的面喝饮料，这样他就可以为别人的享受而高兴。这犹如饥饿艺术家自己掏腰包请看守笼子的屠夫吃一顿丰盛的早餐、看着他们狼吞虎咽时，感觉是自己最幸福时刻一样。最后卡夫卡几乎是饿死的，和那个“非常轻、皮包骨”的饥饿艺术家非常相似。卡夫卡本人的饮食习惯在文学研究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能吃普通人吃的食物，不能通过正常的方式维持生存，一定程度上是卡夫卡精神孤独感的体现，这一点他多次在日记中提及。
二.卡夫卡的写作宿命
卡夫卡把身体的畸形变成了知识上的名片——对文学的追求。写作对他来说是维持生存绝对必需的活动，他用生命完成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赋予了他生命。[3]281在1911年1月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在我身上很容易看出对写作的专注。[……]我的力气在总量上是很少的，以至于它们只有合起来才勉强可以为写作这一目的服务。”[4]341为了写作，卡夫卡尽量减少其他方面的活动，其中也包括饮食。可见，一方面饥饿成为了写作的前提，另一方面写作作为卡夫卡特有的生活必需品代替了饮食。
卡夫卡的“病态”身体成了他畸形心态的同义语，他的文学创作与艺术家的饥饿表演一样，是在主动与被动这种矛盾中进行和完成的。《饥饿艺术家》以马戏团为背景，表现了艺术创造的内在强制性。标题“饥饿艺术家”这个复合词的两个组成部分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张力：“饥饿”是一种被动的忍受、亏空的状态，而“艺术”却通常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性实践、一种对充盈能量的释放。作者将这种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张力始终贯穿于文中，却没有解开它，从而通过“未解开的悖论”达到了反讽的效果。在经理的操控下，将“挨饿”这种缺乏状态伪装成艺术主要依靠以下几条策划：饥饿的状况被公之于众，上升为审美经验的对象；展示牌上显示了表演的天数，给观众以焦点和悬念；笼子表面上限制了挨饿者的自由，使自愿的饥饿看上去有了某种强制性，主动的选择成为了被动的忍受；挨饿的原因由找不到喜欢吃的菜变成了禁欲主义。由于笼子里的人既是表演艺术家，又是自愿挨饿者，所以以上这些表象和被掩盖的真相始终在他身上并存，从而构成许多对未解开的悖论。他的表演的欺骗性在于他“把负的变成正的，企图因自己不能做的事而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赞赏”[5]569“亏空被佯装成能力，否定被称作是美学创造的状态。”[5]651在整个故事框架中，最为重要的是艺术家的心里状态：“尽管饥饿艺术家的工作带有欺骗性质，他仍然要求得到观众的钦佩”；[5]650尽管他知道自己只是在做一件对于他来说轻而易举的事，不需要克服任何欲望，更不是殉道者，他仍然要求人们因为这“不具有艺术性的艺术”[5]650而景仰他。他所谓的“艺术”只是“不能做别的”，所以本不该获得景仰，充其量只能得到同情。完成这篇小说以后仅六个星期，卡夫卡在1922年7月5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这种典型的矛盾也是作为作家这一角色的特征”。[5]650写作本应忘我，但他却关注自我且追求名誉，使写作不再纯净。“自恋之魔缠绕着他，玷污了他的艺术，因为它掩盖了艺术来源于内心需求而非禁欲的事实。”[5]650
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受到时间限制，卡夫卡的创作也受到时间紧迫的压力以及其他外在和内在的干扰。1911年，家族会议指定卡夫卡从此以后负责解决新买下的石棉工厂的法律问题，卡夫卡内心十分反感。他在当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工厂带给我的折磨”，[1]340因为处理工厂里的事务不仅要占用他本来空闲的下午，而且新的任务要求他转换自己的角色，由代表工人的利益转为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份工作大大占用了他的精力，他敏感地察觉到原本安静的写作状態被打破。到了1912年10月，他甚至要定期检查工厂，写作的中断让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自己不无讽刺的解释，没有自杀只是因为“活着毕竟不像死亡那样使写作完全终止”。[1]341除了这些来自外界的干扰，卡夫卡的写作有其本身固有的循环规律，一段时间非常振奋，文思如泉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灵感又被阻滞，写作陷于停顿。这样的循环不是卡夫卡自己能够控制的，他的能量分配极为不均衡，有时甚至长达数月无法写作。他一生都没有实现长时间持续而稳定地工作。他在1912年11月3日给菲丽丝的信中说：“你知道吗，最亲爱的，如果不想彻底陷入绝望，即使写不好也必须得写。我必须为写得好的幸运赎罪，这真是太可怕了！”[2]342 故事末尾取代饥饿艺术家的豹子赢得了观众的青睐，看起来是在庆祝充满活力的生命战胜了没有食欲的人，然而文中无处不在的反讽提示我们，“笼子里的生活和死亡一样不合适”。作者连续用了三个“看起来”，豹子只是“看起来”并不缺少自由，因为自由“看起来”就在它的牙齿间。在对比鲜明的结尾之后，读者仍旧会把目光重新转向饥饿艺术家，因为他在笼子才是真正不缺少自由，笼子丝毫不阻拦他无限期饥饿的愿望。笼子是他为自己设定的表演空间，也是他最适应的表演场所，对他而言铁栅栏更多地起到了保护而不是限制的作用。每次表演结束后，被迫离开笼子便意味着又要面对愚昧的世界。观众更希望在笼子里看到豹子，但饥饿艺术家更适应那个笼子。同一个笼子先后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对饥饿艺术家来说，它象征自由，因为艺术家释放自己不是自由，能给自己设定界限反而是自主选择的防护；对于豹子来说，它象征不自由，因为豹子的天性要求冲破牢笼融入自然。在这里胜利的不是更吸引观众的表演者，而是更适宜于表演环境的那一个。卡夫卡以一种近于表演的方式暗示了他更注重创作过程、创作宿命，而非创作结果和读者的反响。他最理想的创作环境——封闭的地窖起到的作用与文中的笼子毫无二致。或许他在那时已经意识到，他注定和饥饿艺术家一样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只能享受创作本身给自己带来的满足。
可见，卡夫卡的这部短篇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画像，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试图勾勒出一个衰老的、渐渐失去影响力的艺术家复杂的角色图。在感到自己一步步接近生命的尽头时，他回顾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一生，结论是双重的失败——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存需求升华为艺术，从而只是一个伪装成的进行主动创作的艺术家；而且他还因写作把自己与社会隔绝。
卡夫卡的写作如同饥饿艺术家之挨饿一样，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内心需求”，卡夫卡无法适应除了全身心投入写作以外其他的生活方式，写作成为了他的宿命。卡夫卡还多次将“独处”作为唯一适合他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身心投入写作。这种“独处”意味着他自愿将自己与市民社会隔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在需求。在给布罗德的信中他写道：“写作维持着我的生存”。他“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护的地窖最里面孤独地写作”。[3]283卡夫卡因为写作而选择孤独：他拒绝了友谊，放弃了爱情，三次订婚却终生未娶，逃避婚姻和家庭。卡夫卡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只在于写作，他的创作高于一切。
参考文献
[1]Müller， Michael. Ein Hungerkü- nstler[M]. In： ders. （Hrsg.）： Interpretationen. Franz Kafka. Romane und Erzhlungen. Stuttgart， 2003.
[2]Robert Klopstocks. Anmerkung Robert Klopstocks zu den Gesprchsblttern， Briefe. Zitiert nach Hayman： Franz Kafka. Sein Leben， seine Welt， sein Werk[M]. Bern und München ， 1983.
[3]曾艳兵. 卡夫卡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年.
[4]Hans-Georg Koch， Michael Müller u. Malcolm Pasley （Hrsg.）. Franz Kafka. Tagebücher. 3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5]Sokel， Walter H. Franz Kafka. Tragik und Ironie. Zur Struktur seiner Kunst[M]. Frankfurt a.M. ， 1975.
（作者介紹：袁筱凤，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德语语言文学研究）
关键词：艺术家 饥饿 写作 自画像 宿命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是著名的德语小说家，被誉为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和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192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遗嘱中允许保留的六个短篇小说之一。卡夫卡如此珍视这部作品，与它的自传性质有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幅卡夫卡在生命最后几年里的自画像。
一.卡夫卡的饥饿
饮食和饥饿这一对动机常出现在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这与他自己独特而复杂的饮食习惯有关。常有研究尝试从作品中的饥饿者身上看到作家本人，因为卡夫卡的一生与“饥饿”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由于长年患有胃病，他慎重挑选食物，1908年，为了治疗消化不良，他在一年内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身体状况终于有所好转。卡夫卡的饮食主要是一些天然食品，如牛奶，蔬菜、水果、坚果和酸奶等；在食用方法上他也特别注意有益于健康，比如吞咽以前一定要将食物长时间仔细咀嚼成细碎的状态。最后，卡夫卡从拒绝吃某种食物发展到让自己挨饿。[1]293 1917年他患上了肺结核；1924年病变发展为喉结核，吞咽会给他造成剧烈的疼痛，所以他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只能像他所写的饥饿艺术家一样挨饿。医生们不得不给卡夫卡的上喉神经注射酒精。卡夫卡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校订他的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他的朋友克洛普施托克记载：“卡夫卡此时的身体状况和他名副其实地让自己饿死的处境实在可怕。校订小说集对他来说一定不仅仅是巨大的灵魂劳顿，也是一种令人震撼的精神重逢。当他完成校订时，眼泪不断滚滚流下。我头一回看到卡夫卡表达出如此的激动。他以往总是有着过人的克制力。”[2]352
卡夫卡自己清楚，他的喉头疼痛没有减轻，认为他“现在吃的东西不足以使病情有内在的好转”。[2]488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非常享受花朵和水果的香味。他多次谈到水果和饮料，希望有人当着他的面喝饮料，这样他就可以为别人的享受而高兴。这犹如饥饿艺术家自己掏腰包请看守笼子的屠夫吃一顿丰盛的早餐、看着他们狼吞虎咽时，感觉是自己最幸福时刻一样。最后卡夫卡几乎是饿死的，和那个“非常轻、皮包骨”的饥饿艺术家非常相似。卡夫卡本人的饮食习惯在文学研究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能吃普通人吃的食物，不能通过正常的方式维持生存，一定程度上是卡夫卡精神孤独感的体现，这一点他多次在日记中提及。
二.卡夫卡的写作宿命
卡夫卡把身体的畸形变成了知识上的名片——对文学的追求。写作对他来说是维持生存绝对必需的活动，他用生命完成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赋予了他生命。[3]281在1911年1月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在我身上很容易看出对写作的专注。[……]我的力气在总量上是很少的，以至于它们只有合起来才勉强可以为写作这一目的服务。”[4]341为了写作，卡夫卡尽量减少其他方面的活动，其中也包括饮食。可见，一方面饥饿成为了写作的前提，另一方面写作作为卡夫卡特有的生活必需品代替了饮食。
卡夫卡的“病态”身体成了他畸形心态的同义语，他的文学创作与艺术家的饥饿表演一样，是在主动与被动这种矛盾中进行和完成的。《饥饿艺术家》以马戏团为背景，表现了艺术创造的内在强制性。标题“饥饿艺术家”这个复合词的两个组成部分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张力：“饥饿”是一种被动的忍受、亏空的状态，而“艺术”却通常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性实践、一种对充盈能量的释放。作者将这种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张力始终贯穿于文中，却没有解开它，从而通过“未解开的悖论”达到了反讽的效果。在经理的操控下，将“挨饿”这种缺乏状态伪装成艺术主要依靠以下几条策划：饥饿的状况被公之于众，上升为审美经验的对象；展示牌上显示了表演的天数，给观众以焦点和悬念；笼子表面上限制了挨饿者的自由，使自愿的饥饿看上去有了某种强制性，主动的选择成为了被动的忍受；挨饿的原因由找不到喜欢吃的菜变成了禁欲主义。由于笼子里的人既是表演艺术家，又是自愿挨饿者，所以以上这些表象和被掩盖的真相始终在他身上并存，从而构成许多对未解开的悖论。他的表演的欺骗性在于他“把负的变成正的，企图因自己不能做的事而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赞赏”[5]569“亏空被佯装成能力，否定被称作是美学创造的状态。”[5]651在整个故事框架中，最为重要的是艺术家的心里状态：“尽管饥饿艺术家的工作带有欺骗性质，他仍然要求得到观众的钦佩”；[5]650尽管他知道自己只是在做一件对于他来说轻而易举的事，不需要克服任何欲望，更不是殉道者，他仍然要求人们因为这“不具有艺术性的艺术”[5]650而景仰他。他所谓的“艺术”只是“不能做别的”，所以本不该获得景仰，充其量只能得到同情。完成这篇小说以后仅六个星期，卡夫卡在1922年7月5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这种典型的矛盾也是作为作家这一角色的特征”。[5]650写作本应忘我，但他却关注自我且追求名誉，使写作不再纯净。“自恋之魔缠绕着他，玷污了他的艺术，因为它掩盖了艺术来源于内心需求而非禁欲的事实。”[5]650
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受到时间限制，卡夫卡的创作也受到时间紧迫的压力以及其他外在和内在的干扰。1911年，家族会议指定卡夫卡从此以后负责解决新买下的石棉工厂的法律问题，卡夫卡内心十分反感。他在当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工厂带给我的折磨”，[1]340因为处理工厂里的事务不仅要占用他本来空闲的下午，而且新的任务要求他转换自己的角色，由代表工人的利益转为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份工作大大占用了他的精力，他敏感地察觉到原本安静的写作状態被打破。到了1912年10月，他甚至要定期检查工厂，写作的中断让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自己不无讽刺的解释，没有自杀只是因为“活着毕竟不像死亡那样使写作完全终止”。[1]341除了这些来自外界的干扰，卡夫卡的写作有其本身固有的循环规律，一段时间非常振奋，文思如泉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灵感又被阻滞，写作陷于停顿。这样的循环不是卡夫卡自己能够控制的，他的能量分配极为不均衡，有时甚至长达数月无法写作。他一生都没有实现长时间持续而稳定地工作。他在1912年11月3日给菲丽丝的信中说：“你知道吗，最亲爱的，如果不想彻底陷入绝望，即使写不好也必须得写。我必须为写得好的幸运赎罪，这真是太可怕了！”[2]342 故事末尾取代饥饿艺术家的豹子赢得了观众的青睐，看起来是在庆祝充满活力的生命战胜了没有食欲的人，然而文中无处不在的反讽提示我们，“笼子里的生活和死亡一样不合适”。作者连续用了三个“看起来”，豹子只是“看起来”并不缺少自由，因为自由“看起来”就在它的牙齿间。在对比鲜明的结尾之后，读者仍旧会把目光重新转向饥饿艺术家，因为他在笼子才是真正不缺少自由，笼子丝毫不阻拦他无限期饥饿的愿望。笼子是他为自己设定的表演空间，也是他最适应的表演场所，对他而言铁栅栏更多地起到了保护而不是限制的作用。每次表演结束后，被迫离开笼子便意味着又要面对愚昧的世界。观众更希望在笼子里看到豹子，但饥饿艺术家更适应那个笼子。同一个笼子先后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对饥饿艺术家来说，它象征自由，因为艺术家释放自己不是自由，能给自己设定界限反而是自主选择的防护；对于豹子来说，它象征不自由，因为豹子的天性要求冲破牢笼融入自然。在这里胜利的不是更吸引观众的表演者，而是更适宜于表演环境的那一个。卡夫卡以一种近于表演的方式暗示了他更注重创作过程、创作宿命，而非创作结果和读者的反响。他最理想的创作环境——封闭的地窖起到的作用与文中的笼子毫无二致。或许他在那时已经意识到，他注定和饥饿艺术家一样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只能享受创作本身给自己带来的满足。
可见，卡夫卡的这部短篇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画像，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试图勾勒出一个衰老的、渐渐失去影响力的艺术家复杂的角色图。在感到自己一步步接近生命的尽头时，他回顾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一生，结论是双重的失败——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存需求升华为艺术，从而只是一个伪装成的进行主动创作的艺术家；而且他还因写作把自己与社会隔绝。
卡夫卡的写作如同饥饿艺术家之挨饿一样，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内心需求”，卡夫卡无法适应除了全身心投入写作以外其他的生活方式，写作成为了他的宿命。卡夫卡还多次将“独处”作为唯一适合他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身心投入写作。这种“独处”意味着他自愿将自己与市民社会隔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在需求。在给布罗德的信中他写道：“写作维持着我的生存”。他“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护的地窖最里面孤独地写作”。[3]283卡夫卡因为写作而选择孤独：他拒绝了友谊，放弃了爱情，三次订婚却终生未娶，逃避婚姻和家庭。卡夫卡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只在于写作，他的创作高于一切。
参考文献
[1]Müller， Michael. Ein Hungerkü- nstler[M]. In： ders. （Hrsg.）： Interpretationen. Franz Kafka. Romane und Erzhlungen. Stuttgart， 2003.
[2]Robert Klopstocks. Anmerkung Robert Klopstocks zu den Gesprchsblttern， Briefe. Zitiert nach Hayman： Franz Kafka. Sein Leben， seine Welt， sein Werk[M]. Bern und München ， 1983.
[3]曾艳兵. 卡夫卡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年.
[4]Hans-Georg Koch， Michael Müller u. Malcolm Pasley （Hrsg.）. Franz Kafka. Tagebücher. 3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5]Sokel， Walter H. Franz Kafka. Tragik und Ironie. Zur Struktur seiner Kunst[M]. Frankfurt a.M. ， 1975.
（作者介紹：袁筱凤，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德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