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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监狱人口已经失控。
据英国杂志《经济学人》近期报道，美国总人口不及世界人口5%，却关押着超过230万的囚犯，包括各州和联邦监狱中的160万，以及地方监狱和移民拘留所中的70多万， 被关押的囚犯总人数约占世界的25%。
不无讽刺的是，在这个标榜自由之地的国家，平均每35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1人或是在监狱服刑，或是假释，或是缓刑，人均监禁率已达到世界之最，这个比例是英国的5倍，德国的9倍，日本的14倍。
美国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最近一期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美国各州和联邦监狱中关押的囚犯约为1574700人，较2012年增加4300人。
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各州和联邦监狱关押的囚犯还不到20万人。而2013年，仅仅联邦监狱——只关押犯有贩卖毒品或欺诈等联邦罪行的犯人——关押的囚犯就超过了20万。
美国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也曾称，1980年以来美国人口增加三分之一，但监狱囚犯人数却暴涨800%，已超过可承受容量的40%。
失控的源头
为何美国监狱人口会在过去数十年间呈现爆炸式增长？这还得从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对毒品宣战”说起。1973年，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通过了第一条对毒品犯罪执行强制性判决的法律。上世纪80年代，为遏制快克可卡因（Crack）在美国泛滥，联邦政府和许多州政府对贩卖快克可卡因的刑罚判定比普通粉状可卡因要重得多。
当时的“三振出局法”（Three Strikes）规定，第三次犯有暴力罪的犯人将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判决就是真理”（Truth-in-Sentencing）的律法则将保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数据显示，1980年至1990年间，监狱中主要罪行和毒品有关的囚犯人数从原来的8%，上涨至近25%。
这一时期，不但入狱人数增多，刑期也大大延长。皮尤慈善信投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的一项研究显示，2009年出狱的犯人，其平均服刑时间为3年；而1990年的这一时间长度只有2年。
霍尔德指出，截至2013年，关押在联邦监狱的21.9万名囚犯中，近半数是毒品犯罪。
造成囚犯人数暴增的另一个原因是“移民政策刑事化”。“1998年至2010年期间，新增的移民罪犯占联邦监狱新增收监人数的56%。”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政治学教授玛丽·戈特沙尔克（Marie Gottschalk）指出，“截至2013年，联邦监狱将近11%的囚犯因移民相关罪行在服刑。”
此外，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由州和地方政府推动的监狱私有化也是造成监狱人口失控的原因之一。目前，美国15%的州立监狱是由私人企业管理的，企业的逐利性让它们热衷于将人关进监狱。近年来，“移民政策刑事化”更是让美国私营监狱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正如美国非营利组织公平战略（Justice Strategies）项目主任朱蒂·格林（Judy Greene）所说，美国私营监狱的生命之泉就是让监狱和拘留所人满为患。
其中两大龙头美国感化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和杰欧集团（GEO Group）仅去年就因为监狱管理业务赚得30亿美元。
据统计，2000至2010年间，接受私人机构管理的服刑人员数量翻了一番。为实现监狱私有化，私人监狱管理企业每年在政治献金方面的投入高达3500万美元。可以说，庞大监狱系统背后巨大的利益链也是促成美国演变成“监狱之国”的一大因素。
监狱危机
大规模的监禁可能在一定时期的确起了威慑犯罪的作用。但是，时间一长，就变得适得其反了。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re for Justice）的一项综合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的下降，其中最多12%可能是由监禁人数增多造成的，甚至也有可能两者完全无关。囚犯人口较大的州的犯罪率不比囚犯人口较小的州低。
而且大规模的监禁也留下了种种隐患。一些地方监狱因过分拥挤，不得不提前释放犯人。201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平均每月提前释放约13500名囚犯，比2011年增长了34%。其中洛杉矶县被提前释放的男性犯人只服了其应服刑期的10%，女性犯人只服了刑期的5%。
监狱疏于管理，暴力事件频发。2012年，有4309名在地方监狱和州监狱服刑的人员死亡。在地方监狱死亡的人数从2011年的889人增加至2012年的958人。以纽约最大的里克斯岛监狱区为例，2004年至2014年期间，该地区狱警使用暴力的情况增长了近240%。
越狱事件也屡见报端。在过去十年来，美国几乎所有的监狱都发生过越狱事件，约220名普通囚犯成功逃走后至今仍未被抓获。
种族歧视问题也在监狱中得到赤裸裸的体现。一名黑人如果携带超过28克毒品就会被判重罪，而一名白人携带毒品不超过500克甚至不会被执法人员逮捕，这似乎是美国执法部门内部的规矩。不仅如此，一份报告显示，犯有类似罪行的非裔男性比白人男性的刑期长近20%。
戈特沙尔克指出，目前，美国非裔男性遭监禁的比例，比种族隔离快要结束时的南非还要高——每10万人中有4749名囚犯。
美国监狱系统被媒体称为“功能失调”最严重的系统之一。“我们的监狱就是一场灾难。”刑事律师雷伊·马丁内斯说。 大规模监禁也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如许多工薪家庭，尤其是非裔工薪家庭因此破裂。在25至54岁的非裔美国人中，女性与自由的男性之比为100：83，这正是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非裔母亲单独抚养孩子的原因之一。
《经济学人》指出，每9个非裔美国小孩中就有1人有一个在铁窗后的父亲或母亲。他们无法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且，在他们获释后特别难以找到工作。
“我感觉我已经落后了，在这个处处替我做决定的地方生活得太久了，而现在我却不得不学会如何做出正确决定。”明年即将刑满出狱的非裔美国人大卫·皮思（David Peace）说。皮思1997年因与邻居发生争斗，被判故意伤人罪入狱。
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陷入贫穷、犯罪和入狱的“恶性循环”。皮尤慈善信投基金会研究指出，关押导致工资下降11%，就业每年减少9周，收入下降40%。更为糟糕的就是，超过半数新入狱的囚犯本身就是属于或低于贫困线，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的困难大， 甚至无法维持生计，再次犯罪成为普遍现象。
美国司法统计局对数据显示，2005年获释的囚犯中约68%在3年内因再次犯罪而入狱， 77%在5年内再次入狱，相比十年之前的情况更为严重。1994的获释囚犯中3年内再次犯罪率为49.7%，5年内再次率55.1%。再次犯罪率的提升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归咎于监狱环境的改善。
监狱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突出问题。自1994年以来，50岁以上的囚犯人数上升了3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对社会不再具有危害性，反而给监狱管理带来很大负担，光是为这些老年囚犯治病，每人每年就要花费纳税人6.8万美元。“恶性循环”经常让出狱的老年人重返监狱，视监狱为养老之所，加重政府负担。
维持如此庞大的监狱系统每年动辄花费政府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资金，右翼财政保守人士时常指责大规模监禁给纳税人带来负担。仅2010年，政府在监狱开支上就耗费了美国纳税人80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意识到，大规模监禁带来的危害现在已经超过了它的好处。政府官员也开始致力于缩减监狱规模，拉取选票。
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在竞选中宣扬在任期内关闭三所得州监狱的政绩。而他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今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也表示，支持结束“大规模监禁”的时代，减少监狱人口数量。希拉里的丈夫克林顿曾在1994年制定《反犯罪法案》，导致监狱人满为患。
改革之路
美国监狱系统亟待全面的改革。目前美国司法部门也正在努力缩减监狱规模，整顿监狱环境。如将非暴力重罪降级为不当行为；以GPS定位功能的脚铐等新办法来代替监禁；肃清监狱执法环境；加强监狱教育，提高狱后就业几率；提前释放没有暴力犯罪、大部分刑期已服完的老年毒品囚犯等等。
这些政策既可以节省纳税人资金不断飙升，又有助于纠正司法体系的不公。而在体制上，专家呼吁应修改或废除如毒品犯罪的最低量刑和“三振出局”等，这些迫使法庭将犯下了相对较小罪行的惯犯关押大半辈子的联邦和州的做法。
“政府耗费数十亿资金将毒品犯罪者关进监狱，而这些资金本应花得更有价值，如建设学校、资助贫困地区儿童。”安东尼·帕帕（Anthony Papa）称。他曾因私运125克可卡因被判入狱12年，在美国这样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人本来可以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纳税居民，而不只是一个社会的负担。
而且美国关押暴力罪犯的时间在所有富裕国家中是最高的。大约有49000名美国人正在服终生监禁，没有获释可能，相比之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个数字仅为45人。专家称如此的严刑峻法没有必要。50年刑期的震慑力不等于10年刑期的5倍。浪费在漫长刑期上的钱不可能比用于在第一时间抓捕罪犯震慑力更大。
正如霍尔德说的，美国严厉执法的同时，更应该“精明地”对待犯罪。
据英国杂志《经济学人》近期报道，美国总人口不及世界人口5%，却关押着超过230万的囚犯，包括各州和联邦监狱中的160万，以及地方监狱和移民拘留所中的70多万， 被关押的囚犯总人数约占世界的25%。
不无讽刺的是，在这个标榜自由之地的国家，平均每35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1人或是在监狱服刑，或是假释，或是缓刑，人均监禁率已达到世界之最，这个比例是英国的5倍，德国的9倍，日本的14倍。
美国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最近一期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美国各州和联邦监狱中关押的囚犯约为1574700人，较2012年增加4300人。
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各州和联邦监狱关押的囚犯还不到20万人。而2013年，仅仅联邦监狱——只关押犯有贩卖毒品或欺诈等联邦罪行的犯人——关押的囚犯就超过了20万。
美国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也曾称，1980年以来美国人口增加三分之一，但监狱囚犯人数却暴涨800%，已超过可承受容量的40%。
失控的源头
为何美国监狱人口会在过去数十年间呈现爆炸式增长？这还得从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对毒品宣战”说起。1973年，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通过了第一条对毒品犯罪执行强制性判决的法律。上世纪80年代，为遏制快克可卡因（Crack）在美国泛滥，联邦政府和许多州政府对贩卖快克可卡因的刑罚判定比普通粉状可卡因要重得多。
当时的“三振出局法”（Three Strikes）规定，第三次犯有暴力罪的犯人将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判决就是真理”（Truth-in-Sentencing）的律法则将保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数据显示，1980年至1990年间，监狱中主要罪行和毒品有关的囚犯人数从原来的8%，上涨至近25%。
这一时期，不但入狱人数增多，刑期也大大延长。皮尤慈善信投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的一项研究显示，2009年出狱的犯人，其平均服刑时间为3年；而1990年的这一时间长度只有2年。
霍尔德指出，截至2013年，关押在联邦监狱的21.9万名囚犯中，近半数是毒品犯罪。
造成囚犯人数暴增的另一个原因是“移民政策刑事化”。“1998年至2010年期间，新增的移民罪犯占联邦监狱新增收监人数的56%。”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政治学教授玛丽·戈特沙尔克（Marie Gottschalk）指出，“截至2013年，联邦监狱将近11%的囚犯因移民相关罪行在服刑。”
此外，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由州和地方政府推动的监狱私有化也是造成监狱人口失控的原因之一。目前，美国15%的州立监狱是由私人企业管理的，企业的逐利性让它们热衷于将人关进监狱。近年来，“移民政策刑事化”更是让美国私营监狱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正如美国非营利组织公平战略（Justice Strategies）项目主任朱蒂·格林（Judy Greene）所说，美国私营监狱的生命之泉就是让监狱和拘留所人满为患。
其中两大龙头美国感化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和杰欧集团（GEO Group）仅去年就因为监狱管理业务赚得30亿美元。
据统计，2000至2010年间，接受私人机构管理的服刑人员数量翻了一番。为实现监狱私有化，私人监狱管理企业每年在政治献金方面的投入高达3500万美元。可以说，庞大监狱系统背后巨大的利益链也是促成美国演变成“监狱之国”的一大因素。
监狱危机
大规模的监禁可能在一定时期的确起了威慑犯罪的作用。但是，时间一长，就变得适得其反了。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re for Justice）的一项综合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的下降，其中最多12%可能是由监禁人数增多造成的，甚至也有可能两者完全无关。囚犯人口较大的州的犯罪率不比囚犯人口较小的州低。
而且大规模的监禁也留下了种种隐患。一些地方监狱因过分拥挤，不得不提前释放犯人。201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平均每月提前释放约13500名囚犯，比2011年增长了34%。其中洛杉矶县被提前释放的男性犯人只服了其应服刑期的10%，女性犯人只服了刑期的5%。
监狱疏于管理，暴力事件频发。2012年，有4309名在地方监狱和州监狱服刑的人员死亡。在地方监狱死亡的人数从2011年的889人增加至2012年的958人。以纽约最大的里克斯岛监狱区为例，2004年至2014年期间，该地区狱警使用暴力的情况增长了近240%。
越狱事件也屡见报端。在过去十年来，美国几乎所有的监狱都发生过越狱事件，约220名普通囚犯成功逃走后至今仍未被抓获。
种族歧视问题也在监狱中得到赤裸裸的体现。一名黑人如果携带超过28克毒品就会被判重罪，而一名白人携带毒品不超过500克甚至不会被执法人员逮捕，这似乎是美国执法部门内部的规矩。不仅如此，一份报告显示，犯有类似罪行的非裔男性比白人男性的刑期长近20%。
戈特沙尔克指出，目前，美国非裔男性遭监禁的比例，比种族隔离快要结束时的南非还要高——每10万人中有4749名囚犯。
美国监狱系统被媒体称为“功能失调”最严重的系统之一。“我们的监狱就是一场灾难。”刑事律师雷伊·马丁内斯说。 大规模监禁也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如许多工薪家庭，尤其是非裔工薪家庭因此破裂。在25至54岁的非裔美国人中，女性与自由的男性之比为100：83，这正是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非裔母亲单独抚养孩子的原因之一。
《经济学人》指出，每9个非裔美国小孩中就有1人有一个在铁窗后的父亲或母亲。他们无法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且，在他们获释后特别难以找到工作。
“我感觉我已经落后了，在这个处处替我做决定的地方生活得太久了，而现在我却不得不学会如何做出正确决定。”明年即将刑满出狱的非裔美国人大卫·皮思（David Peace）说。皮思1997年因与邻居发生争斗，被判故意伤人罪入狱。
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陷入贫穷、犯罪和入狱的“恶性循环”。皮尤慈善信投基金会研究指出，关押导致工资下降11%，就业每年减少9周，收入下降40%。更为糟糕的就是，超过半数新入狱的囚犯本身就是属于或低于贫困线，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的困难大， 甚至无法维持生计，再次犯罪成为普遍现象。
美国司法统计局对数据显示，2005年获释的囚犯中约68%在3年内因再次犯罪而入狱， 77%在5年内再次入狱，相比十年之前的情况更为严重。1994的获释囚犯中3年内再次犯罪率为49.7%，5年内再次率55.1%。再次犯罪率的提升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归咎于监狱环境的改善。
监狱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突出问题。自1994年以来，50岁以上的囚犯人数上升了3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对社会不再具有危害性，反而给监狱管理带来很大负担，光是为这些老年囚犯治病，每人每年就要花费纳税人6.8万美元。“恶性循环”经常让出狱的老年人重返监狱，视监狱为养老之所，加重政府负担。
维持如此庞大的监狱系统每年动辄花费政府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资金，右翼财政保守人士时常指责大规模监禁给纳税人带来负担。仅2010年，政府在监狱开支上就耗费了美国纳税人80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意识到，大规模监禁带来的危害现在已经超过了它的好处。政府官员也开始致力于缩减监狱规模，拉取选票。
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在竞选中宣扬在任期内关闭三所得州监狱的政绩。而他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今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也表示，支持结束“大规模监禁”的时代，减少监狱人口数量。希拉里的丈夫克林顿曾在1994年制定《反犯罪法案》，导致监狱人满为患。
改革之路
美国监狱系统亟待全面的改革。目前美国司法部门也正在努力缩减监狱规模，整顿监狱环境。如将非暴力重罪降级为不当行为；以GPS定位功能的脚铐等新办法来代替监禁；肃清监狱执法环境；加强监狱教育，提高狱后就业几率；提前释放没有暴力犯罪、大部分刑期已服完的老年毒品囚犯等等。
这些政策既可以节省纳税人资金不断飙升，又有助于纠正司法体系的不公。而在体制上，专家呼吁应修改或废除如毒品犯罪的最低量刑和“三振出局”等，这些迫使法庭将犯下了相对较小罪行的惯犯关押大半辈子的联邦和州的做法。
“政府耗费数十亿资金将毒品犯罪者关进监狱，而这些资金本应花得更有价值，如建设学校、资助贫困地区儿童。”安东尼·帕帕（Anthony Papa）称。他曾因私运125克可卡因被判入狱12年，在美国这样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人本来可以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纳税居民，而不只是一个社会的负担。
而且美国关押暴力罪犯的时间在所有富裕国家中是最高的。大约有49000名美国人正在服终生监禁，没有获释可能，相比之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个数字仅为45人。专家称如此的严刑峻法没有必要。50年刑期的震慑力不等于10年刑期的5倍。浪费在漫长刑期上的钱不可能比用于在第一时间抓捕罪犯震慑力更大。
正如霍尔德说的，美国严厉执法的同时，更应该“精明地”对待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