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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多的审查，中共7月20日正式公布被称为“大内总管”的中央办公厅原主任令计划的六项罪名。巧合的是，6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去年年底被开除党籍时，也被定下“六宗罪”。
令计划与周永康的“六宗罪”颇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比如，两人的头条罪状都包括严重违反中共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但令计划还被指严重违反了“政治规矩”。
遵守“政治规矩”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月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官方去年给周永康以及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定罪时，“政治规矩”这个词还没有正式出现。
在中共纪检语境中，“政治纪律”历来被放在首位，但“政治规矩”极少出现在正式文件中。按照官方解释，政治规矩比政治纪律管的更宽、要求更严，其中包括：不得对中共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不得默许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等等。
今年2月，官方在公布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的罪名时首度指他“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如今令计划被控严重违反政治规矩，显示政治规矩已和政治纪律并列，成为中共纪检部门查案的重点内容。
令计划的其他罪名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其妻收受他人钱物，为其妻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力敛财牟利负有重要责任。
其中，貌似谨慎稳重的令计划被指“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有些出人意料。和周永康“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相比，令计划少了“钱色交易”，而“钱色交易”往往与嫖娼有关，显示令计划或许没有像周永康那样“放得开”。
不过，中共官员与异性“通奸”主要是违反党纪，并不属于法律处置的范畴。已经审结的周永康案表明，法院并没有追究他与“多名女性通奸”的问题。预计令计划也不会因此受到法律追究。
但令计划其他罪名都有可能被法院追究。其中，“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尤其令人关注。官方在周永康的审查报告中称其涉嫌“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法院判决周永康的罪名也包括“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由此推断，令计划也难逃类似的指控。
有媒体分析，令计划罪名中的“大量”、“核心”等词汇，显示在涉及“国家机密”方面的违法问题，令计划的程度远超过周永康，影响和损失也比周永康大得多。但这一分析忽略了令计划与周永康“涉密”的一个重要不同，那就是令计划是“违纪违法获取”核心机密，周永康则是“泄露”国家机密。如果令计划只是违法获取但没有泄露核心机密，他因此受到的处罚未必会比周永康更重。
人们好奇的是，曾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划当年负责安排、协调总书记胡锦涛以及所有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工作日程、安保和保健，可以说整天都在接触核心机密，他为何“还要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
答案应该不是为了交易，否则令计划肯定脱不了“泄密”的干系。或许正是因为长期位居整天接触核心机密的“大内总管”，令计划逐渐觉得“党和国家”对自己已经没有秘密，自己可以把探头伸向任何一个角落。一旦东窗事发，他才醒悟中共原来还有“政治规矩”。
令计划与周永康的“六宗罪”颇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比如，两人的头条罪状都包括严重违反中共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但令计划还被指严重违反了“政治规矩”。
遵守“政治规矩”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月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官方去年给周永康以及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定罪时，“政治规矩”这个词还没有正式出现。
在中共纪检语境中，“政治纪律”历来被放在首位，但“政治规矩”极少出现在正式文件中。按照官方解释，政治规矩比政治纪律管的更宽、要求更严，其中包括：不得对中共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不得默许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等等。
今年2月，官方在公布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的罪名时首度指他“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如今令计划被控严重违反政治规矩，显示政治规矩已和政治纪律并列，成为中共纪检部门查案的重点内容。
令计划的其他罪名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其妻收受他人钱物，为其妻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力敛财牟利负有重要责任。
其中，貌似谨慎稳重的令计划被指“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有些出人意料。和周永康“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相比，令计划少了“钱色交易”，而“钱色交易”往往与嫖娼有关，显示令计划或许没有像周永康那样“放得开”。
不过，中共官员与异性“通奸”主要是违反党纪，并不属于法律处置的范畴。已经审结的周永康案表明，法院并没有追究他与“多名女性通奸”的问题。预计令计划也不会因此受到法律追究。
但令计划其他罪名都有可能被法院追究。其中，“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尤其令人关注。官方在周永康的审查报告中称其涉嫌“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法院判决周永康的罪名也包括“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由此推断，令计划也难逃类似的指控。
有媒体分析，令计划罪名中的“大量”、“核心”等词汇，显示在涉及“国家机密”方面的违法问题，令计划的程度远超过周永康，影响和损失也比周永康大得多。但这一分析忽略了令计划与周永康“涉密”的一个重要不同，那就是令计划是“违纪违法获取”核心机密，周永康则是“泄露”国家机密。如果令计划只是违法获取但没有泄露核心机密，他因此受到的处罚未必会比周永康更重。
人们好奇的是，曾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划当年负责安排、协调总书记胡锦涛以及所有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工作日程、安保和保健，可以说整天都在接触核心机密，他为何“还要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
答案应该不是为了交易，否则令计划肯定脱不了“泄密”的干系。或许正是因为长期位居整天接触核心机密的“大内总管”，令计划逐渐觉得“党和国家”对自己已经没有秘密，自己可以把探头伸向任何一个角落。一旦东窗事发，他才醒悟中共原来还有“政治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