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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发誓，要努力做一个善良、健康、幽默、宽容的人，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但这些年下来蓦然回首，才发现事与愿违，自己离毕生追求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
那是多年前的某一个下午，5点15分，我记得很清楚。我赶到邮局寄书。柜台里一个职员正在收拾东西。我说：我要寄书。她答：下班了。我说：你们好像是5点半下班吧？她不理我，自顾自整理她的小包包。我轻轻地敲了敲玻璃：下班还差一刻钟呢，你帮我办了吧。她说：天天都是这个时候下班，你今天才知道？我有点生气：提前下班是不对的。几个刚进来的顾客听见了职员的话，转身就往外走。还有几个人漠然地看了我一眼。我还要赶车，没时间理论，只好抱恨而退。刚跨出门外，就听见那职员自言自语：这人是不是有病呀？
第一次听人说我有病，不由得吃了一惊，一路走一路想：我有病吗？
职员的怀疑似乎得到了证实。几天后，我到药店买药，刷卡后，要求看明细单，收银员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发票给你了。我要看的是明细单。不能看。为什么？这是规定。谁的规定？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别人都不看你为什么要看？我为什么不能看？这是我的权利。无奈之下，收银小姐让我看了明细单，同时送给我一个大大的白眼。又一次，我要看明细单，收银小姐仍是不给，我坚持要看。这次我多了个心眼，看后装进了口袋。小姐伸出手来：不能带走。为什么？这是规定。谁的规定？国家。国家？国家什么部门？医保中心。我当即查114，然后给医保中心打电话，答复很明确：药店有义务提供明细单。可能从来没有遇到我这样无理取闹的人，漂亮的收银小姐气得杏眼圆睁。还是她们的经理过来解了围：就让他拿去吧。——不过，不要给别人看。我问：为什么？这回轮到经理生气了，他用仇恨的眼睛瞪着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我晃晃了明细单说：我就想要这个。
后来，可能是技术升级了吧，刷卡时改成直接出明细单。在市内另一家大药店，我要求开发票。收银的绿小姐——就叫她绿小姐吧，因为她的头发染成了奇怪的绿色——指了指明细单：这就是发票。不对吧，这是明细单啊。没有发票。绿小姐干净利索地拒绝了。为什么没有？从没人要我们开发票。可是我要。绿小姐剑眉倒竖：有这个你还要发票干什么？这是我的权利。我的回答同样干净利索。权利？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绿小姐愣了一下。她的同事黄小姐（可能不姓黄，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里称之为黄小姐）挺身而出：没有规定要给发票。我针锋相对：可也没规定不给发票啊。……最终我拿到了发票。刚走出店门，就听见绿、黄二位小姐小声嘀咕：神经病！
我到超市购物，想留下朋友送的购物卡，预先提示收银员：卡上留两块钱。但她一分不留。我说：请把卡退给我。她答：卡刷完了就收回，这是公司的规定。可我事先已让你留两块的。别的顾客都没要卡。他们不要我要。这卡到处都是，有什么用呀。可是我想留着。……争执中，后面聚集了一队顾客。一个小声嘟囔：就为一张废卡，值得么。一个说：扯横皮。但是我仍然坚持让收银员重新刷卡，将卡退给我了。她幽怨地对同事，同时也是对我说：电脑上的记录有变动，公司肯定会罚我。我也有点内疚，但是我温和地告诉她：这只能怪你自己。
我不仅有病，而且是神经病！
人生识字糊涂始。静夜扪心，追思往事，才发现早年的学校教育是导致我与理想背道而驰的罪魁祸首。但我这辈子恐怕是学不熟了。真的，我做不到心平气和，与世无争。
那是多年前的某一个下午，5点15分，我记得很清楚。我赶到邮局寄书。柜台里一个职员正在收拾东西。我说：我要寄书。她答：下班了。我说：你们好像是5点半下班吧？她不理我，自顾自整理她的小包包。我轻轻地敲了敲玻璃：下班还差一刻钟呢，你帮我办了吧。她说：天天都是这个时候下班，你今天才知道？我有点生气：提前下班是不对的。几个刚进来的顾客听见了职员的话，转身就往外走。还有几个人漠然地看了我一眼。我还要赶车，没时间理论，只好抱恨而退。刚跨出门外，就听见那职员自言自语：这人是不是有病呀？
第一次听人说我有病，不由得吃了一惊，一路走一路想：我有病吗？
职员的怀疑似乎得到了证实。几天后，我到药店买药，刷卡后，要求看明细单，收银员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发票给你了。我要看的是明细单。不能看。为什么？这是规定。谁的规定？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别人都不看你为什么要看？我为什么不能看？这是我的权利。无奈之下，收银小姐让我看了明细单，同时送给我一个大大的白眼。又一次，我要看明细单，收银小姐仍是不给，我坚持要看。这次我多了个心眼，看后装进了口袋。小姐伸出手来：不能带走。为什么？这是规定。谁的规定？国家。国家？国家什么部门？医保中心。我当即查114，然后给医保中心打电话，答复很明确：药店有义务提供明细单。可能从来没有遇到我这样无理取闹的人，漂亮的收银小姐气得杏眼圆睁。还是她们的经理过来解了围：就让他拿去吧。——不过，不要给别人看。我问：为什么？这回轮到经理生气了，他用仇恨的眼睛瞪着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我晃晃了明细单说：我就想要这个。
后来，可能是技术升级了吧，刷卡时改成直接出明细单。在市内另一家大药店，我要求开发票。收银的绿小姐——就叫她绿小姐吧，因为她的头发染成了奇怪的绿色——指了指明细单：这就是发票。不对吧，这是明细单啊。没有发票。绿小姐干净利索地拒绝了。为什么没有？从没人要我们开发票。可是我要。绿小姐剑眉倒竖：有这个你还要发票干什么？这是我的权利。我的回答同样干净利索。权利？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绿小姐愣了一下。她的同事黄小姐（可能不姓黄，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里称之为黄小姐）挺身而出：没有规定要给发票。我针锋相对：可也没规定不给发票啊。……最终我拿到了发票。刚走出店门，就听见绿、黄二位小姐小声嘀咕：神经病！
我到超市购物，想留下朋友送的购物卡，预先提示收银员：卡上留两块钱。但她一分不留。我说：请把卡退给我。她答：卡刷完了就收回，这是公司的规定。可我事先已让你留两块的。别的顾客都没要卡。他们不要我要。这卡到处都是，有什么用呀。可是我想留着。……争执中，后面聚集了一队顾客。一个小声嘟囔：就为一张废卡，值得么。一个说：扯横皮。但是我仍然坚持让收银员重新刷卡，将卡退给我了。她幽怨地对同事，同时也是对我说：电脑上的记录有变动，公司肯定会罚我。我也有点内疚，但是我温和地告诉她：这只能怪你自己。
我不仅有病，而且是神经病！
人生识字糊涂始。静夜扪心，追思往事，才发现早年的学校教育是导致我与理想背道而驰的罪魁祸首。但我这辈子恐怕是学不熟了。真的，我做不到心平气和，与世无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