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2020年第1期《世纪》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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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今年第1期《世纪》刚刚收到,我赶紧阅读,有些想法与大家分享。
  1980年四千人大會是1949年后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一环,其派生出来的许多情况,至今还在影响各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更能清楚其影响力。《世纪》旧事重提(编者按:指潘潮玄先生《1980年四千人大会讨论〈决议〉亲历记》一文),是有眼光的。潘老师的文章写得也好,他是大会参与者,是亲历者,又是学者身份,更难得,期望他有新文,能为历史留更多的“三亲”史料。
  “三亲”是文史资料的生命,也是文史资料具传世意义的基础。令人担忧的是现在能够以“三亲”来撰写民国资料的人已很少,就是能以“三亲”来写新中国70年的也不多,许多有价值的“三亲”资料可能永远消失,而出现后人道听途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文史资料工作重点转到1949年后,甚至改革开放后,已刻不容缓。就这点而言,本期“二丁”的文章,让人耳目一新。文章不但以自己的经历细节,展示了当时的政治生态,还指名道姓,还原了历史人物原貌,而几件报告和文件的原文,无疑使文章更具历史感。读者喜欢看此类文章。同样写当代的,此文比写四千人大会的文章更让人身历其境,而更具史料价值,虽然从事件的大小来看,前者更胜一筹。
  另第54页写王元化先生一文的照片,李锐的位置应是左一。
  2020年2月17日
  (作者为地方志专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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