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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朱东润教授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学生，屈指算来已有半个世纪，可算老学生了。
朱老将书法的笔道比喻成面条
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五年求学时，朱老是系主任。每年系里的“迎新”开学典礼，他是必到的。朱老师是一位古典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他在系里开过《中国文学批评史》《传记文学》，均是为高年级开的课。他治学严谨，著述颇丰，自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读诗四论》后，还先后出版了十二部学术著作，尤以《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为文坛推重。这些传记名著，我早已耳详，有些置于书柜，但仅翻阅一过，没有细读。作为一名老学生，又是从事传记写作（尽管我的写作对象多为当代美术家）的老学生，实在不该、不该、太不该！
朱老师是一位个头不高，和蔼可亲的老教授，说话声不高不低，四平八稳，走路也不快不慢，还能写一手好字，不怪不狂，遒劲厚重。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听朱老师的书法讲座，他把书法的笔道比喻成面条。他说，面条有机器压的，也有手擀的。看起来都是面条，但吃到嘴里，感觉就大不一样。机制面发死发硬;手擀面，尤其是手拉的抻面十分劲道，有嚼头。毛笔字写得好的人，笔道线条就像手拉的抻面一样，柔中有刚，十分劲道。他边说边用手示范抻面的动作。五六十年代，大中小学的学生都用铅笔、钢笔作为书写工具，毛笔字几近废弃。因此朱老师讲怎样写毛笔字留给我的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班上有几位喜欢练书法的同学，听说朱老师的字写得好，所以特请他讲了这么一堂书法课。可惜我那时对书道尚在门外，听过也就听过，从未实践。天命之年后，当我重提毛笔开始学书时，始知朱老师的这个比喻是金针之言。而今凡是看过朱老师书法的行家无不称道，可惜再也无法向他请益求教了，再也听不到他那温文尔雅，风趣幽默的讲话声了！
无意中发现恩师遗著《李方舟传》
1996年5月，我出差上海，無意中在一家书店中发现朱老师的一部遗著——《李方舟传》（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翻开一看，有朱老师的自序，还有开过我班《中国文学史》课的章培恒老师写的前言。站在书店读完了前言和自序，我感到了这部书的分量，决定买回细读。
这是一部特殊年代写下的特殊人物的传记。说它是特殊的人物传记，因为传主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寻常巷陌中的寻常妇女”，又是传记作家的妻子。一位传记作家为妻子立传，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立传不避亲，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更何况这位传记作家又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特殊岁月里，为被迫害致死的妻子撰写传记，这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关于朱师母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传闻，我隐隐约约听说过，但冤情不详，只是作为“文革”中无数受迫害致死的冤魂之一而为之一叹。至于朱师母其人，我在校见都没有见过，更遑论其事了！
朱东润之妻“李方舟”其人
朱师母姓邹，名莲舫，泰兴季家镇人氏。由于是在特殊年代写作的，为了遮人耳目，朱先生不得不采用假名假姓的办法，把传主的真实姓名隐去，而把名字分开，取“莲”谐音，作“李”姓，取“舫” （拆成方舟两字）为名，于是“邹莲舫”变成了“李方舟”，又把泰兴季家镇人氏，改成济川李家集。一部真人真事的传记，却不得不采用假名假姓瞒天过海来遮人耳目，写得虚虚实实，扑朔迷离，让别有用心的人即使看了也无从置喙。这次刊印出版时，才在传后附上了人名、地名对照表，令人真相大白。要说特点，这就是《李方舟传》的最大特点。关于这部传记的写作，朱老师的孙女朱邦薇在《永久的纪念》一文中这样写道：“祖父写这本传记时，我是很担心的。长夜漫漫，前途莫测之中，此事一旦被发现，不知要加上怎样的罪名。因为此书的内容和文字，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距离实在太远了，很难为人理解。当时祖父的住处随时都有不速之客……祖父一生襟怀坦荡，不懂得防范别人，我没有把握祖父的这些稿纸不被发现。天幸一切都安然无恙，直到此书完成，无人知晓。”
《李方舟传》从表面看来，传主是李方舟，实际上还有另一位传主，他不是别人，就是李方舟的丈夫宋敦容，也就是传记作者自己。因此严格来说，这是李方舟和宋敦容的合传，也就是朱师母和朱老师的合传，既然是合传，当然也包含着朱老师的自传在内。在《李方舟传》中，朱老师虽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但始终只把自己当作配角来写，突出李方舟的主角地位，不喧宾夺主，只是在“后记”中才较多地写了自己的言行和思想感情，足见他对李方舟的敬重。
李方舟是一位粗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又是一位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丈夫远离家乡在外执教，兵荒马乱，音讯不通，她硬是自力更生，独自支撑起养育子女的家庭重担。新中国成立后，她随丈夫到了上海，住进了大学宿舍，放着清闲的教授太太生活不过，却偏偏要走出小家庭，摆脱围着锅台转的局面，走向社会，参加生产劳动，为社会作贡献。但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支持，她失败了。社会上像她这样的劳动妇女，又何止千万？因此，她确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妇女，生活中没有轰轰烈烈、丰富多彩的故事，有的只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
难就难在传记作家能在平淡无奇的记述中，写活了平淡无奇的传主，写活了一个有主见、有决断、有情有义、有血有肉、有理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由舍己为小家发展到为大家、为集体尽心尽力服务的女性。可就是这样一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文革”中最后为了保护丈夫，她甘愿替丈夫受罚劳动，可是她的自我牺牲的权利，还得不到造反派的批准。她的“牺牲”精神彻底崩溃，又不忍目睹至亲至爱的丈夫挨批挨斗受人凌辱，只得悬梁自尽，告别人间。
在惊涛骇浪中写就的合传
《李方舟传》只写到“文革”前，而李方舟最悲惨的人生结局却是在“文革”之中。朱老的预见没有错，“暴风雨总有停止的一天”。他抗过了十年暴风雨，抗到了为老伴平反的一天，终于在《后记》中把李方舟壮烈的人生悲剧展示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记》是《李方舟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记的最后一章。《后记》中作者有一段自责：“这本传记写作的时候，整个民族还处于神经不太正常的时候。亲爱的人死了，我责备自己没有能在事先预防，也没有能在事后解救！”这是多么平静的自责，然而经历过这场大风暴的人都知道，在风暴中正在挨批斗的泥菩萨，怎么能去事先预防，又怎么才能事后解救一个下定决心要告别人间，告别亲人的妻子呢？读者可以从这段平静的自责中，读出作者是经历了多少次不平静的心境，才写出这么几句貌似平静的自责来的。明乎此，也才能真正读懂作者在自序中的最后一段话：“这本书，是在惊涛骇浪中写成了，但是我的心境却是平静的。因为我相信人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总会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写十年浩劫，写浩劫中的自身遭遇感受，写得如此平静，如此不动肝火，如此沉着幽默，在同类传记作品中，实不多见。
作者附记：此文写于1996年夏日——朱老师百年冥辰之时，我当时以为朱老生前未写自传，这部朱老化名宋敦容与化名李方舟的合传，也许就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他为后人留下的独特的自传。其实不然，“文革”后朱老还留下了一部自传，这部朱东润自传，2009年1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许多复旦师生都不知道，连与朱老很亲近学生也不知道。
（作者曾任《文艺报》编审）
责任编辑 章洁
朱老将书法的笔道比喻成面条
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五年求学时，朱老是系主任。每年系里的“迎新”开学典礼，他是必到的。朱老师是一位古典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他在系里开过《中国文学批评史》《传记文学》，均是为高年级开的课。他治学严谨，著述颇丰，自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读诗四论》后，还先后出版了十二部学术著作，尤以《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为文坛推重。这些传记名著，我早已耳详，有些置于书柜，但仅翻阅一过，没有细读。作为一名老学生，又是从事传记写作（尽管我的写作对象多为当代美术家）的老学生，实在不该、不该、太不该！
朱老师是一位个头不高，和蔼可亲的老教授，说话声不高不低，四平八稳，走路也不快不慢，还能写一手好字，不怪不狂，遒劲厚重。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听朱老师的书法讲座，他把书法的笔道比喻成面条。他说，面条有机器压的，也有手擀的。看起来都是面条，但吃到嘴里，感觉就大不一样。机制面发死发硬;手擀面，尤其是手拉的抻面十分劲道，有嚼头。毛笔字写得好的人，笔道线条就像手拉的抻面一样，柔中有刚，十分劲道。他边说边用手示范抻面的动作。五六十年代，大中小学的学生都用铅笔、钢笔作为书写工具，毛笔字几近废弃。因此朱老师讲怎样写毛笔字留给我的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班上有几位喜欢练书法的同学，听说朱老师的字写得好，所以特请他讲了这么一堂书法课。可惜我那时对书道尚在门外，听过也就听过，从未实践。天命之年后，当我重提毛笔开始学书时，始知朱老师的这个比喻是金针之言。而今凡是看过朱老师书法的行家无不称道，可惜再也无法向他请益求教了，再也听不到他那温文尔雅，风趣幽默的讲话声了！
无意中发现恩师遗著《李方舟传》
1996年5月，我出差上海，無意中在一家书店中发现朱老师的一部遗著——《李方舟传》（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翻开一看，有朱老师的自序，还有开过我班《中国文学史》课的章培恒老师写的前言。站在书店读完了前言和自序，我感到了这部书的分量，决定买回细读。
这是一部特殊年代写下的特殊人物的传记。说它是特殊的人物传记，因为传主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寻常巷陌中的寻常妇女”，又是传记作家的妻子。一位传记作家为妻子立传，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立传不避亲，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更何况这位传记作家又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特殊岁月里，为被迫害致死的妻子撰写传记，这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关于朱师母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传闻，我隐隐约约听说过，但冤情不详，只是作为“文革”中无数受迫害致死的冤魂之一而为之一叹。至于朱师母其人，我在校见都没有见过，更遑论其事了！
朱东润之妻“李方舟”其人
朱师母姓邹，名莲舫，泰兴季家镇人氏。由于是在特殊年代写作的，为了遮人耳目，朱先生不得不采用假名假姓的办法，把传主的真实姓名隐去，而把名字分开，取“莲”谐音，作“李”姓，取“舫” （拆成方舟两字）为名，于是“邹莲舫”变成了“李方舟”，又把泰兴季家镇人氏，改成济川李家集。一部真人真事的传记，却不得不采用假名假姓瞒天过海来遮人耳目，写得虚虚实实，扑朔迷离，让别有用心的人即使看了也无从置喙。这次刊印出版时，才在传后附上了人名、地名对照表，令人真相大白。要说特点，这就是《李方舟传》的最大特点。关于这部传记的写作，朱老师的孙女朱邦薇在《永久的纪念》一文中这样写道：“祖父写这本传记时，我是很担心的。长夜漫漫，前途莫测之中，此事一旦被发现，不知要加上怎样的罪名。因为此书的内容和文字，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距离实在太远了，很难为人理解。当时祖父的住处随时都有不速之客……祖父一生襟怀坦荡，不懂得防范别人，我没有把握祖父的这些稿纸不被发现。天幸一切都安然无恙，直到此书完成，无人知晓。”
《李方舟传》从表面看来，传主是李方舟，实际上还有另一位传主，他不是别人，就是李方舟的丈夫宋敦容，也就是传记作者自己。因此严格来说，这是李方舟和宋敦容的合传，也就是朱师母和朱老师的合传，既然是合传，当然也包含着朱老师的自传在内。在《李方舟传》中，朱老师虽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但始终只把自己当作配角来写，突出李方舟的主角地位，不喧宾夺主，只是在“后记”中才较多地写了自己的言行和思想感情，足见他对李方舟的敬重。
李方舟是一位粗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又是一位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丈夫远离家乡在外执教，兵荒马乱，音讯不通，她硬是自力更生，独自支撑起养育子女的家庭重担。新中国成立后，她随丈夫到了上海，住进了大学宿舍，放着清闲的教授太太生活不过，却偏偏要走出小家庭，摆脱围着锅台转的局面，走向社会，参加生产劳动，为社会作贡献。但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支持，她失败了。社会上像她这样的劳动妇女，又何止千万？因此，她确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妇女，生活中没有轰轰烈烈、丰富多彩的故事，有的只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
难就难在传记作家能在平淡无奇的记述中，写活了平淡无奇的传主，写活了一个有主见、有决断、有情有义、有血有肉、有理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由舍己为小家发展到为大家、为集体尽心尽力服务的女性。可就是这样一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文革”中最后为了保护丈夫，她甘愿替丈夫受罚劳动，可是她的自我牺牲的权利，还得不到造反派的批准。她的“牺牲”精神彻底崩溃，又不忍目睹至亲至爱的丈夫挨批挨斗受人凌辱，只得悬梁自尽，告别人间。
在惊涛骇浪中写就的合传
《李方舟传》只写到“文革”前，而李方舟最悲惨的人生结局却是在“文革”之中。朱老的预见没有错，“暴风雨总有停止的一天”。他抗过了十年暴风雨，抗到了为老伴平反的一天，终于在《后记》中把李方舟壮烈的人生悲剧展示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记》是《李方舟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记的最后一章。《后记》中作者有一段自责：“这本传记写作的时候，整个民族还处于神经不太正常的时候。亲爱的人死了，我责备自己没有能在事先预防，也没有能在事后解救！”这是多么平静的自责，然而经历过这场大风暴的人都知道，在风暴中正在挨批斗的泥菩萨，怎么能去事先预防，又怎么才能事后解救一个下定决心要告别人间，告别亲人的妻子呢？读者可以从这段平静的自责中，读出作者是经历了多少次不平静的心境，才写出这么几句貌似平静的自责来的。明乎此，也才能真正读懂作者在自序中的最后一段话：“这本书，是在惊涛骇浪中写成了，但是我的心境却是平静的。因为我相信人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总会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写十年浩劫，写浩劫中的自身遭遇感受，写得如此平静，如此不动肝火，如此沉着幽默，在同类传记作品中，实不多见。
作者附记：此文写于1996年夏日——朱老师百年冥辰之时，我当时以为朱老生前未写自传，这部朱老化名宋敦容与化名李方舟的合传，也许就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他为后人留下的独特的自传。其实不然，“文革”后朱老还留下了一部自传，这部朱东润自传，2009年1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许多复旦师生都不知道，连与朱老很亲近学生也不知道。
（作者曾任《文艺报》编审）
责任编辑 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