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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希望在他的“五权宪法”中既能够充分吸收西方宪法文化的精粹,又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用成分,从而使得中国能够形成“完全优美之宪法,驾于欧美以上,作成一个中西合璧的中国”。孙中山认为,这样“中西合璧”的五权宪法不但能够融入中西方文化的精粹,同时还能济欧美宪法的代议制度之穷。然而问题在于,孙中山看到了文化之间的相容性,却忽略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各自原本有着不同的存在领域,然而自鸦片战争后为救亡图存中国人被迫学习西方宪法。中西方文化从此在中国宪法领域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西方宪法分权的权力结构被中国传统文化重置成集权的结构。譬如五权宪法,孙中山就在其五权宪法之中设计了一个以行政集权为重要特征的“万能政府”。为了改变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状况,提升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地位,孙中山通过五权宪法,希望打造一个强有力的“万能政府”,以便能够高效率地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从而迅速地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突出行政集权的“万能政府”设计被蒋介石加以利用和篡改,变成了一个纯粹用于推进集权的工具。文章正是从东西方文化中迥异的价值观体系与思维模式角度来对权力重置问题进行思考和审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分析了东西方立宪的文化基础。宗法伦理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在“亲亲、尊尊”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实行“权统于一尊”的权力分配方式。宗法关系对整个传统文化进行了整合,在思维模式上追求主客体混为一体,即“天人合一”。在价值认识上,宗法关系也同样对之进行了整合,具体来说则是:秩序、整体主义、人性善等理念,并以秩序为最高的法律价值。西方立宪的文化基础则是以主客体二分的理性主义为基础。第二章,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客体合一的“天人合一”、“直观外推”的思维模式对中国近现代立宪的影响。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必将导致“圣王合一”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使得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家在最高权力的设置上始终保持一元化。“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模式甚至对孙中山的宪法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的制度设计中,强调国家的“政权”由“先知先觉”者行使。这种思想无疑就是传统“圣王合一”的贤人政治观在近现代立宪中的体现。第三章,将视角转入到了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价值观。在本章中,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几个至为重要的价值观:秩序、人性善和整体主义及其对五权宪法的影响。传统中国的宗法秩序维护的是专制价值判断。宗法秩序的价值观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制宪和行宪,它对舶来的宪法进行了权力重置。其次是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价值观。西方宪法的创生与个体主义价值观密切相关。个体主义强调公民个体可依其自我的方式行事而无须受到他人的干涉。相反,整体主义价值观强调群体特别是国家利益的中心地位。基于宗法关系而产生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导引着传统中国的权力走向集权,并对五权宪法产生了支配性的作用。最后分析了人性善的价值观对五权宪法权力重置的影响。依据“人性善”的价值观,由于人性本善,那么执掌国家权力者因为品行善良当然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私利,因此,没必要对他们及其所掌握的权力进行怀疑。正是由于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从而使得孙中山在设计五权宪法的权力结构时,强调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万能政府”。第四章,具体分析了五权宪法是如何对西方宪法进行权力设置的。在本章中,一共从四个层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首先,从理念上分析了五权宪法的权力重置问题。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约法》开始,宪法就已经成了维系一元权力的有力工具。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转为《临时约法》中的集权内阁制,就充分地反映出了革命党人将宪法视为工具,并追逐一元权力的理念。这种理念在近现代中国立宪史上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它使得以后的北洋军阀无不效仿,从而使得宪法完全被虚置。其次,从权力结构的设计上,文章对权力重置问题进行了分析。正是由于权力一元的理念,以至于在军政、训政时期,国民党设计了“党在国上”、“以党训政”的一元权力结构,即便是在“宪政”时期,也不例外。为了推进权力的一元化,国民党的顽固势力甚至利用“政府改组”、“行宪”等程序障碍来维持一元权力。这种一元权力的结构设计,其运行的结果必将导致公民的自由受到影响。这种结构设计在制度层面也得到了反应。譬如,《训政时期约法》就强调要将国家政权悉数归于国民党掌握,从而与人民主权的宪法精神相违背。第五章,透过近现代中国宪政运动中的权力重置现象,我们不容忽视文化研究中的权力重置,并应当更加理性地对待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既要充分地吸取西方文化中有利于中国宪政建设的精粹部分,同时对传统文化中阻碍宪政建设的因素,则要对其进行“悬置”,并积极地实现传统文化的理性化转型。由于传统文化强调权力的至上性,以及权力自上而下的传递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被忽视,因此,中国的宪政建设应当更加大力倡导“还权于民”,珍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从而使得“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