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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理县城镇发展脉络的梳理，分析影响羌族地区城镇发展的各种因素，比如自然条件，政治引导、军事控制、商业发展以及民族自我保护意识，并总结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应该是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融合与变迁。
关键词：羌族地区；城镇发展；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 A
1研究背景
1.1 研究意义
羌族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其聚居地区处于我国多民族交界处，其城镇发展的关注和研究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
1.2 研究对象
我国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也就是岷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县和绵阳北川县部分地区[[[]冉光荣. 羌族史 lM[J]. 1985.]]。本次研究范围选取四川羌族地区，研究对象选取该地区内的理县。
2.1地理位置
理县位于四川省中部偏西北。东邻汶川,南连小金,西接马尔康,北依茂县、黑水。县域面积4317平方公里,人口4.2万人,藏族占2万,羌族占1.2万,余为汉回等民族。辖杂谷脑、米亚罗2镇12乡,县人民政府驻杂谷脑镇[[[]理县志编纂委员会. 理县志[M].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
2.2自然条件
理县处川西北高原东南缘,地形以山地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特点,温和少雨,四季分明,垂直变化显著。年平均降水量566毫米,年平均气温11.5℃ ,属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
2.3城镇发展脉络
2.3.1隋唐及其以前时期
我国西北部的羌人经两次较大的迁徙来到岷江上游地区 [[[3]吴宁, 晏兆丽, 罗鹏, 等. 涵化" 与岷江上游民族文化多样性 [J]. 2003.]]。这期间，羌族地区各部落开始由游牧逐渐转向农耕。公元前111年,汉开西南夷，以冉駹地设汶山郡，治地今汶川县绵虒镇，领广柔县等5 县，并开始在郡县治地筑城，此为羌族地区城镇之始[[[4]陈松, 黄辛建. 羌族地区城镇变迁述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1, 32(4).]]。该时期广柔县（今理县桃坪乡古城村）和理番（今理县县城杂谷脑镇）作为羌族地区古代城镇的代表，城镇规模都极小，是在游牧聚居部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时的城镇空间形态更多的是聚居空间集聚而成的支状空间，呈现聚落布局特征。
公元247年，汶山平康起事，姜维率部平定，溯沱水（今杂谷脑河）而上，沿途修桥梁、扩道路、建关隘。曾先后在汶山、理县的维关和杂谷脑等地屯兵筑城，习称“姜维城”[5]。
隋唐时期，羌族地区成为唐吐拉锯战的前沿和唐朝阻挡吐蕃入侵的缓冲地带，羌区城镇的军事地位达到空前高度[5]。该时期理县城镇,建设均以军事为首要考虑因素。城镇空间形态呈现军事化特征。
3.3.2宋元明时期
这一阶段，羌族地区城镇是官商经营茶、马、姜、布等货物的重要通道和中转站，更是中央与藏羌地区交往的重要驿站，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功能 [5]。大量汉民也在此时进入岷江上游地区，给羌族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使该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曾唯一. 四川羌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和变化[J]. 四川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2, 3: 020.]]。
由于军事地位、商业地位和交通地位的提高，迁入汉民增多，理县的建设受他们影响，城镇空间形态也不同程度的汉化，最突出的表现为城镇交通路网体系由以前的封闭逐步变为外向状态，城镇空间形态呈现商业化特征。
3.3.3清朝及民国时期
清季民国，随着西北和藏区的稳定，改土归流推行，羌族地区城镇的军事功能再度削弱，经济商贸功能逐渐成为主导。相对比，杂谷脑镇虽然只有一条街道，但是街道上有许多商店，贩卖汉人物品[[[]伊萨贝拉·伯德，伊莎贝拉在阿坝，四川民族出版社，2011 ]]，镇区较为繁华。同时，善于经商的西北回民大量南下，羌族地区形成由藏、羌、汉、回等几大民族混居的格局，该时期理县城镇普遍形成，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态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镇商业设施的丰富。
民国时期理县各城镇的交通及公共服务设施缓慢兴建，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教堂、救济院等，大多是由外界力量（国名党政府和外国教会）强行介入而开始的，随之而来是政治腐败、鸦片横行，后期战事连年、社会动荡不稳，整体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有衰退现象。与之对应的城镇空间形态在物质层面上有一定丰富与完善，但对应其空间精神层面，则是消退没落的。
3.3.4新中国成立以后时期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使理县城镇得到较好发展，基本形成以县城和交通要道城镇为发展核心，其他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布局。
3 理县城镇空间形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3.1城镇形态演变分析
3.1.1城镇的产生及迁移
理县城镇是由于早期自然条件的恶化导致的民族迁徙而成。其治所城镇变化频繁，主要是在今桃坪乡、通化乡、薛城镇以及杂谷脑镇之间转移变化，最远到米亚罗镇，但都是在今317国道附近建置。
3.1.2城镇空间形态
理县治所城镇因政治军事原因经常变迁，从广柔县建置开始到民国时期，城镇空间形态相对简单，多以一条过境道路为主要空间结构也有临近过境交通不远处建置，其内部多以盡头路为主，是当时城镇规模和羌族防卫意识所决定。这段时期理县的治所城镇根据政治和军事等原因经常变迁，城镇规模没有条件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所在地杂谷脑镇依然是依附317国道发展，但规模因政治环境的安定以及各项政策的支持，逐渐扩大。减弱对外部安全环境的顾虑从使用效率出发完善内部道路，最终形成方格网状道路系统。
3.1.3城镇功能的复合
理县城镇从最初带有一定防卫性质的居住功能聚落，到汉初设郡置县，具备一定的行政职能，随后蜀汉时期作为军事要点进行巩固和发展，在唐朝后期因茶马互市而逐渐具备商贸功能，在宋元明时期商贸功能达到最高峰，清至民国随着被强行打开门户，外国传教的开展，城镇基础设施开始建立，但由于大环境不利于城镇发展，城镇功能较为混乱。直至新中国成立，城镇功能开始完善丰富。现阶段羌族地区作为特色旅游区得到充足发展，其旅游服务功能日趋明显。
3.2演变影响因素分析
3.2.1自然条件对城镇发展的初始阶段具有重要影响
作为游牧民族的古羌族人民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随畜迁徙”，最终来到岷江上游地区定居，逐渐完成了从游牧到狩猎又转事农耕的生产方式的转变。理县的羌族分布于杂谷脑河下游和黑水河流域两大部分，据史书可推，是由青海南迁经过武都再向松潘发展后，一部分从黑水河流域发展，一部分经过茂汶向杂谷脑河下游发展，就形成后来分布状况。由此可见，理县城镇的开端是由于古羌族游牧生产方式对自然地依赖和岷江支流杂谷脑河流域的良好农业条件决定的。
3.2.2政治引导对城镇发展的阶段影响明显
理县的最早建置镇，就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即为实现中央王朝对羌族地区的政治驾驭，更多表现为政治上的归属性，是中央政府行使国家职权的重要标志。而从其向外部变迁的轨迹（桃坪—通化—薛城—杂谷脑）可知政治影响范围是逐渐扩大的。这种影响力的覆盖带来了外民族的内迁，但不同时期对于羌族的态度或多或少带有歧视，导致城镇空间发展较为内向且多为军事因素考量建设。直到唐太宗不再坚持“贵中华, 贱夷狄”的民族偏见, 较为公平地对待少数民族[[[]李绍明, 冉光荣, 周锡银. 略论古代羌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J]. 思想战线, 1980, 6.]]，军事因素对城镇空间的发展才慢慢减弱。
宋代政府由于需要战马抵御契丹与西夏的政治需求，对羌族地区采取经济上的扶持政策以及沟通关系，大力支持茶马互市，推動包括理县在内的羌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迄至元代, “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 秩如下州。达鲁花赤、长官付长官多用其土人为之。”[]明朝实行的土司制度以及僧官制度，在开始阶段对于地区的稳定具有一定作用，但后期制度的弊端显现，导致羌族人民的反抗。
清朝推行改土归流，实现政令统一后，使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局和社会经济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促使民族地区从全封闭社会形态向开放形态转变，促进了藏羌汉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解除了广大藏羌人民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属性，也相应地减轻了封建领主对广大民众的残酷统治压榨和剥削。政令统一和经济发展，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深受藏、羌、回、汉各族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理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7年07月第1版]]。理县的杂谷脑和薛城两地，在清朝中叶就已成为四川内地通向以原始牧业为生的广阔草原，以及康、甘、青、藏的交通要塞和进出口物资商品交换的集散市场，呈现出商贸兴隆、市场繁荣、商旅如流之景象。此时的城镇空间形态依附于过境交通而成。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城镇发展一度混乱并且滞后。
新中国成立后，区域自治、改革开放和退耕还林政策对理县城镇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区域自治使许多地方政府的职位都由羌族知识分子担任，羌族城镇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都得了有效关注。改革开放将羌族人民“减少生活风险”的生计取向农业改变为“追求最大利益”的市场取向农业[[[]王明珂. 羌在藏汉之间: 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J]. 台北, 联经书店, 2003.]]，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退耕还林促进产业转型，结合旅游业的发展，对羌族地区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造成很大的改变。
3.2.3军事影响既有促进也有阻碍
早在蜀汉时期，羌族地区就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被军事控制，对城镇发展较为有利的是可以保证道路通畅、城防完善以及物资齐备。但对城镇的不利也较为明显，即其发展重点不是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而且军事要地也意味着经常面临战乱，其可能会导致城镇的毁灭，对城镇发展非常不利。
3.2.3 商业发展与民族融合
由于政治因素导致的茶马互市的盛行，引起多民族人民的大范围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羌族地区的城镇发展受到外界影响。这种融合是历史上常见现象，也是历史发展趋势。羌族地区经历“强迫性民族同化”[]的时候，城镇发展较慢甚至停滞，当其经历民族间文化的自然融合时，城镇发展欣欣向荣。新中国成立后的区域自治、改革开放以及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就是最大程度上的民族自然融合，从内部和外部同时使羌族地区的城镇发展完全从内向型走向外向型。
3.2.5自我保护意识对聚落分布的影响
包括理县在内的羌族地区，其村寨最特殊的景观便是，山坡上一片连在一起的石砌房子，有些还有残留的石碉楼。无论由聚落地形选择或聚集成片的房子，或由石碉楼来看，羌族村寨的防卫功能是非常明显的。据史可拷，羌族村寨大多坐落在半山腰上，近几十年来才出现少部分建在河谷台地上。这是由于作为游牧民族后代的羌族人，先天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早年物资匮乏造成人群间冲突频繁，所以羌族人民愿住在便于防守的高山村寨[10]。随着区域治安环境在外部事件的影响下得到改善，以致安全无虞，许多村民都愿意搬到河坝居住，或在河坝弄一块地耕作，因此有了河坝村落。
3.2.6文化变迁对城镇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
文化的均衡是相对的,变化发展是绝对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在发展变化,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变化[[[]蒋彬. 试论四川藏区的城镇化与文化变迁[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5, 8: 008.
作者简介：游浦（1987~），男，城乡规划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上述对羌族地区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大多是由于臧、汉、羌族文化的互相渗透与融合，进而产生变迁而引起的民族社会内部基本矛盾运动，随着这种矛盾运动的变化和发展，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而引起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改变。
3.2.7小结
在自然条件的引导或者说逼迫下，城镇得以有出现的可能。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所谓政治、军事和商业因素都是以自身文化的防御和进攻而来的结果，在这些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城镇空间形态一直在变化，其结果是为从内向型城镇空间转变为外向型城镇空间。
5.结论
羌族地区处于汉藏交接的区域，同时自身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其城镇发展除了早期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融合与变迁，衍生出政治引导、军事控制、商业发展以及民族自我保护意识，自始至终都影响着该地区的发展变化。现阶段羌族地区城镇更注重资源环境的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可持续，其居民开始关注与村寨外的世界，其城镇发展也将受到更多元的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冉光荣. 羌族史 lM[J]. 1985.
[]理县志编纂委员会. 理县志[M].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
[3]吴宁, 晏兆丽, 罗鹏, 等. 涵化" 与岷江上游民族文化多样性 [J]. 2003.
[4]陈松, 黄辛建. 羌族地区城镇变迁述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1, 32(4).
[]曾唯一. 四川羌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和变化[J]. 四川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2, 3: 020.
[]伊萨贝拉·伯德，伊莎贝拉在阿坝，四川民族出版社，2011
[]李绍明, 冉光荣, 周锡银. 略论古代羌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J]. 思想战线, 1980,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理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7年07月第1版
[]王明珂. 羌在藏汉之间: 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J]. 台北, 联经书店, 2003.
[]蒋彬. 试论四川藏区的城镇化与文化变迁[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5, 8: 008.
作者简介：游浦（1987~），男，城乡规划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羌族地区；城镇发展；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 A
1研究背景
1.1 研究意义
羌族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其聚居地区处于我国多民族交界处，其城镇发展的关注和研究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
1.2 研究对象
我国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也就是岷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县和绵阳北川县部分地区[[[]冉光荣. 羌族史 lM[J]. 1985.]]。本次研究范围选取四川羌族地区，研究对象选取该地区内的理县。
2.1地理位置
理县位于四川省中部偏西北。东邻汶川,南连小金,西接马尔康,北依茂县、黑水。县域面积4317平方公里,人口4.2万人,藏族占2万,羌族占1.2万,余为汉回等民族。辖杂谷脑、米亚罗2镇12乡,县人民政府驻杂谷脑镇[[[]理县志编纂委员会. 理县志[M].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
2.2自然条件
理县处川西北高原东南缘,地形以山地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特点,温和少雨,四季分明,垂直变化显著。年平均降水量566毫米,年平均气温11.5℃ ,属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
2.3城镇发展脉络
2.3.1隋唐及其以前时期
我国西北部的羌人经两次较大的迁徙来到岷江上游地区 [[[3]吴宁, 晏兆丽, 罗鹏, 等. 涵化" 与岷江上游民族文化多样性 [J]. 2003.]]。这期间，羌族地区各部落开始由游牧逐渐转向农耕。公元前111年,汉开西南夷，以冉駹地设汶山郡，治地今汶川县绵虒镇，领广柔县等5 县，并开始在郡县治地筑城，此为羌族地区城镇之始[[[4]陈松, 黄辛建. 羌族地区城镇变迁述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1, 32(4).]]。该时期广柔县（今理县桃坪乡古城村）和理番（今理县县城杂谷脑镇）作为羌族地区古代城镇的代表，城镇规模都极小，是在游牧聚居部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时的城镇空间形态更多的是聚居空间集聚而成的支状空间，呈现聚落布局特征。
公元247年，汶山平康起事，姜维率部平定，溯沱水（今杂谷脑河）而上，沿途修桥梁、扩道路、建关隘。曾先后在汶山、理县的维关和杂谷脑等地屯兵筑城，习称“姜维城”[5]。
隋唐时期，羌族地区成为唐吐拉锯战的前沿和唐朝阻挡吐蕃入侵的缓冲地带，羌区城镇的军事地位达到空前高度[5]。该时期理县城镇,建设均以军事为首要考虑因素。城镇空间形态呈现军事化特征。
3.3.2宋元明时期
这一阶段，羌族地区城镇是官商经营茶、马、姜、布等货物的重要通道和中转站，更是中央与藏羌地区交往的重要驿站，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功能 [5]。大量汉民也在此时进入岷江上游地区，给羌族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使该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曾唯一. 四川羌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和变化[J]. 四川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2, 3: 020.]]。
由于军事地位、商业地位和交通地位的提高，迁入汉民增多，理县的建设受他们影响，城镇空间形态也不同程度的汉化，最突出的表现为城镇交通路网体系由以前的封闭逐步变为外向状态，城镇空间形态呈现商业化特征。
3.3.3清朝及民国时期
清季民国，随着西北和藏区的稳定，改土归流推行，羌族地区城镇的军事功能再度削弱，经济商贸功能逐渐成为主导。相对比，杂谷脑镇虽然只有一条街道，但是街道上有许多商店，贩卖汉人物品[[[]伊萨贝拉·伯德，伊莎贝拉在阿坝，四川民族出版社，2011 ]]，镇区较为繁华。同时，善于经商的西北回民大量南下，羌族地区形成由藏、羌、汉、回等几大民族混居的格局，该时期理县城镇普遍形成，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态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镇商业设施的丰富。
民国时期理县各城镇的交通及公共服务设施缓慢兴建，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教堂、救济院等，大多是由外界力量（国名党政府和外国教会）强行介入而开始的，随之而来是政治腐败、鸦片横行，后期战事连年、社会动荡不稳，整体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有衰退现象。与之对应的城镇空间形态在物质层面上有一定丰富与完善，但对应其空间精神层面，则是消退没落的。
3.3.4新中国成立以后时期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使理县城镇得到较好发展，基本形成以县城和交通要道城镇为发展核心，其他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布局。
3 理县城镇空间形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3.1城镇形态演变分析
3.1.1城镇的产生及迁移
理县城镇是由于早期自然条件的恶化导致的民族迁徙而成。其治所城镇变化频繁，主要是在今桃坪乡、通化乡、薛城镇以及杂谷脑镇之间转移变化，最远到米亚罗镇，但都是在今317国道附近建置。
3.1.2城镇空间形态
理县治所城镇因政治军事原因经常变迁，从广柔县建置开始到民国时期，城镇空间形态相对简单，多以一条过境道路为主要空间结构也有临近过境交通不远处建置，其内部多以盡头路为主，是当时城镇规模和羌族防卫意识所决定。这段时期理县的治所城镇根据政治和军事等原因经常变迁，城镇规模没有条件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所在地杂谷脑镇依然是依附317国道发展，但规模因政治环境的安定以及各项政策的支持，逐渐扩大。减弱对外部安全环境的顾虑从使用效率出发完善内部道路，最终形成方格网状道路系统。
3.1.3城镇功能的复合
理县城镇从最初带有一定防卫性质的居住功能聚落，到汉初设郡置县，具备一定的行政职能，随后蜀汉时期作为军事要点进行巩固和发展，在唐朝后期因茶马互市而逐渐具备商贸功能，在宋元明时期商贸功能达到最高峰，清至民国随着被强行打开门户，外国传教的开展，城镇基础设施开始建立，但由于大环境不利于城镇发展，城镇功能较为混乱。直至新中国成立，城镇功能开始完善丰富。现阶段羌族地区作为特色旅游区得到充足发展，其旅游服务功能日趋明显。
3.2演变影响因素分析
3.2.1自然条件对城镇发展的初始阶段具有重要影响
作为游牧民族的古羌族人民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随畜迁徙”，最终来到岷江上游地区定居，逐渐完成了从游牧到狩猎又转事农耕的生产方式的转变。理县的羌族分布于杂谷脑河下游和黑水河流域两大部分，据史书可推，是由青海南迁经过武都再向松潘发展后，一部分从黑水河流域发展，一部分经过茂汶向杂谷脑河下游发展，就形成后来分布状况。由此可见，理县城镇的开端是由于古羌族游牧生产方式对自然地依赖和岷江支流杂谷脑河流域的良好农业条件决定的。
3.2.2政治引导对城镇发展的阶段影响明显
理县的最早建置镇，就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即为实现中央王朝对羌族地区的政治驾驭，更多表现为政治上的归属性，是中央政府行使国家职权的重要标志。而从其向外部变迁的轨迹（桃坪—通化—薛城—杂谷脑）可知政治影响范围是逐渐扩大的。这种影响力的覆盖带来了外民族的内迁，但不同时期对于羌族的态度或多或少带有歧视，导致城镇空间发展较为内向且多为军事因素考量建设。直到唐太宗不再坚持“贵中华, 贱夷狄”的民族偏见, 较为公平地对待少数民族[[[]李绍明, 冉光荣, 周锡银. 略论古代羌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J]. 思想战线, 1980, 6.]]，军事因素对城镇空间的发展才慢慢减弱。
宋代政府由于需要战马抵御契丹与西夏的政治需求，对羌族地区采取经济上的扶持政策以及沟通关系，大力支持茶马互市，推動包括理县在内的羌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迄至元代, “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 秩如下州。达鲁花赤、长官付长官多用其土人为之。”[]明朝实行的土司制度以及僧官制度，在开始阶段对于地区的稳定具有一定作用，但后期制度的弊端显现，导致羌族人民的反抗。
清朝推行改土归流，实现政令统一后，使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局和社会经济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促使民族地区从全封闭社会形态向开放形态转变，促进了藏羌汉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解除了广大藏羌人民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属性，也相应地减轻了封建领主对广大民众的残酷统治压榨和剥削。政令统一和经济发展，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深受藏、羌、回、汉各族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理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7年07月第1版]]。理县的杂谷脑和薛城两地，在清朝中叶就已成为四川内地通向以原始牧业为生的广阔草原，以及康、甘、青、藏的交通要塞和进出口物资商品交换的集散市场，呈现出商贸兴隆、市场繁荣、商旅如流之景象。此时的城镇空间形态依附于过境交通而成。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城镇发展一度混乱并且滞后。
新中国成立后，区域自治、改革开放和退耕还林政策对理县城镇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区域自治使许多地方政府的职位都由羌族知识分子担任，羌族城镇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都得了有效关注。改革开放将羌族人民“减少生活风险”的生计取向农业改变为“追求最大利益”的市场取向农业[[[]王明珂. 羌在藏汉之间: 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J]. 台北, 联经书店, 2003.]]，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退耕还林促进产业转型，结合旅游业的发展，对羌族地区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造成很大的改变。
3.2.3军事影响既有促进也有阻碍
早在蜀汉时期，羌族地区就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被军事控制，对城镇发展较为有利的是可以保证道路通畅、城防完善以及物资齐备。但对城镇的不利也较为明显，即其发展重点不是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而且军事要地也意味着经常面临战乱，其可能会导致城镇的毁灭，对城镇发展非常不利。
3.2.3 商业发展与民族融合
由于政治因素导致的茶马互市的盛行，引起多民族人民的大范围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羌族地区的城镇发展受到外界影响。这种融合是历史上常见现象，也是历史发展趋势。羌族地区经历“强迫性民族同化”[]的时候，城镇发展较慢甚至停滞，当其经历民族间文化的自然融合时，城镇发展欣欣向荣。新中国成立后的区域自治、改革开放以及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就是最大程度上的民族自然融合，从内部和外部同时使羌族地区的城镇发展完全从内向型走向外向型。
3.2.5自我保护意识对聚落分布的影响
包括理县在内的羌族地区，其村寨最特殊的景观便是，山坡上一片连在一起的石砌房子，有些还有残留的石碉楼。无论由聚落地形选择或聚集成片的房子，或由石碉楼来看，羌族村寨的防卫功能是非常明显的。据史可拷，羌族村寨大多坐落在半山腰上，近几十年来才出现少部分建在河谷台地上。这是由于作为游牧民族后代的羌族人，先天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早年物资匮乏造成人群间冲突频繁，所以羌族人民愿住在便于防守的高山村寨[10]。随着区域治安环境在外部事件的影响下得到改善，以致安全无虞，许多村民都愿意搬到河坝居住，或在河坝弄一块地耕作，因此有了河坝村落。
3.2.6文化变迁对城镇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
文化的均衡是相对的,变化发展是绝对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在发展变化,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变化[[[]蒋彬. 试论四川藏区的城镇化与文化变迁[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5, 8: 008.
作者简介：游浦（1987~），男，城乡规划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上述对羌族地区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大多是由于臧、汉、羌族文化的互相渗透与融合，进而产生变迁而引起的民族社会内部基本矛盾运动，随着这种矛盾运动的变化和发展，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而引起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改变。
3.2.7小结
在自然条件的引导或者说逼迫下，城镇得以有出现的可能。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所谓政治、军事和商业因素都是以自身文化的防御和进攻而来的结果，在这些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城镇空间形态一直在变化，其结果是为从内向型城镇空间转变为外向型城镇空间。
5.结论
羌族地区处于汉藏交接的区域，同时自身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其城镇发展除了早期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融合与变迁，衍生出政治引导、军事控制、商业发展以及民族自我保护意识，自始至终都影响着该地区的发展变化。现阶段羌族地区城镇更注重资源环境的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可持续，其居民开始关注与村寨外的世界，其城镇发展也将受到更多元的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冉光荣. 羌族史 lM[J]. 1985.
[]理县志编纂委员会. 理县志[M].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
[3]吴宁, 晏兆丽, 罗鹏, 等. 涵化" 与岷江上游民族文化多样性 [J]. 2003.
[4]陈松, 黄辛建. 羌族地区城镇变迁述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1, 32(4).
[]曾唯一. 四川羌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和变化[J]. 四川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2, 3: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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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游浦（1987~），男，城乡规划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