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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存在与不断加剧已成为当前困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我国独特的区域开放模式决定了各区域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性，而区域开放程度的差异又与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密切相关，导致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扩大。实证结果也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二元结构特征的形成与ＦＤＩ“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密切相关。因此，促进“外资西进”是改善当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关键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区域开放模式；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Ｆ061．5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152－02
我国地区间经济基础、文化背景、资源禀赋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问题由来已久。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不但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当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的严重程度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具有不断加剧的可能性。一部分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贫困落后状态，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势必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
1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客观性探讨
一般而言，静态区位稀缺决定了区域发展起点和先决条件的差异。然而，如果仅从资源禀赋和区位论的角度去判断某些地区应该发达、某些地区应该欠发达，则难以解释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位居荒漠地带的拉斯维加斯为什么能够成为颇负盛名的国际旅游胜地？从我国国内区域间的比较看，也存在类似耐人寻味的问题：从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和自然资源丰度看，东部地区处于中下水平，西部地区处于中上水平；从经济基础看，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现代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并且该区域的陆地边境线长10 000多公里，与14个国家接壤，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资源交换、市场需求以及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易于发展边贸关系，然而，改革开放20余年来，发展最快的区域却是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相反，资源条件较好的西部地区的发展却相对衰弱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资源相对贫乏、人文基础并非上乘的东部地区发展如此之快呢？事实上，资源禀赋的区位差异并非决定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唯一条件，从动态角度看，资源是可以按照市场法则流动的，区位软硬件环境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类似于合力的影响作用，只是在不同时期，主要影响因素不同而已。
2 我国区域开放模式的独特性与区域开放程度的差异性
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明显拉大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显现时开始的，今日的东西差距也主要是由改革开放前的南北差异逐步转变而来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非均衡的区域开放模式，依照中央政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从南到北、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央政府将最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给了东部沿海地区，将发展重点进行了战略性转移，从而使东西部在对外开放的时间、程度、享受的优惠政策上形成了较大落差，由此也决定了各区域对外开放度的差异性——“东高西低”，使得西部地区无法与东部地区一样平等的享受开放经济条件下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带来的诸多利益，从而在东西两大区域之间形成了来自于体制改革非均衡的“先发优势”和“后进弱势”的强烈反差，也引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和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
3 不同开放度下的区域经济增长：ＦＤＩ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外国资本的开放是开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自1949年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和转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件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众多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抢滩登陆：ＦＤＩ在实际利用外资额中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3．89％猛增到2003年的95．31％，2006年实际利用ＦＤＩ再创新高，总额达到694．6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居世界第二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入世后，ＦＤＩ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多元化的形式涌入我国，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正如上文分析，由于我国采取了非均衡的区域开放政策，ＦＤＩ的空间分布亦呈明显的“东高西低”格局。ＦＤＩ地区分布的高度非均衡性对各地区资本形成、出口扩大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有力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则较为微弱。
4 ＦＤＩ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新经济增长理论，都肯定了资本能力的形成和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把资本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资本形成（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能力就是一个地区资本积累、资本集中和资本扩张的能力，是地区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本文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来探讨ＦＤＩ对区域ＧＤＰ增长率差异的影响。假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特性，区域总产出用ＧＤＰ总值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两部分，其中：资本投入可以分解为国内投资和ＦＤＩ两部分。如果以ＧＤＰ代表区域国内生产总值，ＤＩ代表国内投资，ＦＤＩ代表外商直接投资，Ｌ代表劳动力就业人数，区域生产函数可表达为：
式中：ｃ为方程估計的截距，ｕｉ为随机误差项，α、β、γ分别是ＤＩ、ＦＤＩ、Ｌ的增长对ＧＤＰ增长的弹性系数。
ＤＩ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减去实际利用ＦＤＩ额，实际利用ＦＤＩ额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进行折算，各地区劳动力人数采用全部从业人员数。定量分析选用1９92—2005年存量数据，利用所整理的有关数据资料，借助ＳＰＳＳ软件，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对上述（2）式进行参数估计，分别得到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计量经济模型的有关参数估计值与检验值。从回归分析结果看：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下，两方程常数项和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ｔ检验；两方程的Ｆ－Ｓｔａｔ值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两个模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模型对真实关系式整体拟合质量较高，回归方程可信。
回归系数表明：（1）无论在东部地区，还是在西部地区，ＦＤＩ对ＧＤＰ增长的影响均小于国内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然而，ＦＤＩ对两个地区ＧＤＰ增长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东部地区ＦＤＩ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ＧＤＰ增长0．23084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ＦＤＩ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ＧＤＰ仅增长0．045292个百分点，ＦＤＩ对西部地区ＧＤＰ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仅为东部地区的1／5，说明ＦＤＩ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远大于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ＦＤＩ区域分布差异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2）东部地区各要素投入对ＧＤＰ增长的作用程度差距不明显，而在西部地区，ＦＤＩ对ＧＤＰ增长的作用程度远低于国内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国内投资、劳动力投入对ＧＤＰ的作用是ＦＤＩ对ＧＤＰ增长的作用的10．61倍和4．07倍，显然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国内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的依赖性更强，属于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3）东部地区常数项ｃ的估计系数大于西部地区，而ｃ是体制、技术、管理、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由此可以认为东部地区拥有更利于经济增长的软环境。事实上，ＦＤＩ并非简单意义的投资，而是具有一揽子性质的投资，ＦＤＩ地区分布上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形成的原因之一，促进“外资西进”对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5 加快西部地区利用ＦＤＩ的思路与对策
各国在引资初期普遍利用了政策倾斜式的引资手段，我国也不例外。但是，长期维持倾斜政策，存在一定弊端。除选择向国家“要政策”外，西部地区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出发，思考促进“外资西进”的可行之路：首先，要创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综合环境，包括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资本西进营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也包括不断完善投资软环境；其次，可根据本区域实际，针对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放开对外资的股权限制，降低准入门槛，构造开放政策新优势，有意识引导ＦＤＩ投向具有相对优势且规模较大、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并结合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选择和培育ＦＤＩ的增长极；第三，要一方面采取积极态度，创造环境，迎合可能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向较低层次市场中心的投资扩散，一方面抓紧提升对那些与跨国公司在东部地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小外商企业，尤其是来自周边国家的中小企业投资的吸引力度；第四，在暂时还难以引进ＦＤＩ的区域，要鼓励当地企业与东部大型ＦＤＩ企业在产品、信息、技术等方面建立多种联系，从而间接利用外资，待时机成熟，再创造有利条件鼓励原购货商直接到西部地区投资和原东部ＦＤＩ企业到西部地区进行再投资；第五，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专业化教育，在改变劳动力“多而不精”现状的同时，解决企业对初级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推动西部地区教育产业更好地为其经济发展服务；第六，要努力推进西部城市化进程，从市场规模角度吸引ＦＤＩ，可以以各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形成中心城市圈，在各城市经济圈内部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在小规模内形成集聚效应，吸引ＦＤＩ介入，在相邻经济圈之间通过建立便捷的高速公路，形成多城市经济圈，使这些地段成为西部地区的“东部”；最后，在当前西部利用外资政府主导型特征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应重新界定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招商引资中的职能和作用——政府应确定引进外资的基本原则、指导政策和法规，并着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应作为引资的主体，依据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采取多种方式吸引ＦＤＩ。
责任编辑冯胜利
关键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区域开放模式；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Ｆ061．5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152－02
我国地区间经济基础、文化背景、资源禀赋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问题由来已久。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不但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当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的严重程度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具有不断加剧的可能性。一部分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贫困落后状态，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势必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
1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客观性探讨
一般而言，静态区位稀缺决定了区域发展起点和先决条件的差异。然而，如果仅从资源禀赋和区位论的角度去判断某些地区应该发达、某些地区应该欠发达，则难以解释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位居荒漠地带的拉斯维加斯为什么能够成为颇负盛名的国际旅游胜地？从我国国内区域间的比较看，也存在类似耐人寻味的问题：从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和自然资源丰度看，东部地区处于中下水平，西部地区处于中上水平；从经济基础看，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现代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并且该区域的陆地边境线长10 000多公里，与14个国家接壤，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资源交换、市场需求以及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易于发展边贸关系，然而，改革开放20余年来，发展最快的区域却是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相反，资源条件较好的西部地区的发展却相对衰弱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资源相对贫乏、人文基础并非上乘的东部地区发展如此之快呢？事实上，资源禀赋的区位差异并非决定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唯一条件，从动态角度看，资源是可以按照市场法则流动的，区位软硬件环境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类似于合力的影响作用，只是在不同时期，主要影响因素不同而已。
2 我国区域开放模式的独特性与区域开放程度的差异性
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明显拉大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显现时开始的，今日的东西差距也主要是由改革开放前的南北差异逐步转变而来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非均衡的区域开放模式，依照中央政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从南到北、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央政府将最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给了东部沿海地区，将发展重点进行了战略性转移，从而使东西部在对外开放的时间、程度、享受的优惠政策上形成了较大落差，由此也决定了各区域对外开放度的差异性——“东高西低”，使得西部地区无法与东部地区一样平等的享受开放经济条件下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带来的诸多利益，从而在东西两大区域之间形成了来自于体制改革非均衡的“先发优势”和“后进弱势”的强烈反差，也引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和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
3 不同开放度下的区域经济增长：ＦＤＩ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外国资本的开放是开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自1949年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和转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件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众多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抢滩登陆：ＦＤＩ在实际利用外资额中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3．89％猛增到2003年的95．31％，2006年实际利用ＦＤＩ再创新高，总额达到694．6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居世界第二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入世后，ＦＤＩ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多元化的形式涌入我国，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正如上文分析，由于我国采取了非均衡的区域开放政策，ＦＤＩ的空间分布亦呈明显的“东高西低”格局。ＦＤＩ地区分布的高度非均衡性对各地区资本形成、出口扩大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有力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则较为微弱。
4 ＦＤＩ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新经济增长理论，都肯定了资本能力的形成和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把资本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资本形成（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能力就是一个地区资本积累、资本集中和资本扩张的能力，是地区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本文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来探讨ＦＤＩ对区域ＧＤＰ增长率差异的影响。假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特性，区域总产出用ＧＤＰ总值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两部分，其中：资本投入可以分解为国内投资和ＦＤＩ两部分。如果以ＧＤＰ代表区域国内生产总值，ＤＩ代表国内投资，ＦＤＩ代表外商直接投资，Ｌ代表劳动力就业人数，区域生产函数可表达为：
式中：ｃ为方程估計的截距，ｕｉ为随机误差项，α、β、γ分别是ＤＩ、ＦＤＩ、Ｌ的增长对ＧＤＰ增长的弹性系数。
ＤＩ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减去实际利用ＦＤＩ额，实际利用ＦＤＩ额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进行折算，各地区劳动力人数采用全部从业人员数。定量分析选用1９92—2005年存量数据，利用所整理的有关数据资料，借助ＳＰＳＳ软件，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对上述（2）式进行参数估计，分别得到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计量经济模型的有关参数估计值与检验值。从回归分析结果看：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下，两方程常数项和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ｔ检验；两方程的Ｆ－Ｓｔａｔ值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两个模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模型对真实关系式整体拟合质量较高，回归方程可信。
回归系数表明：（1）无论在东部地区，还是在西部地区，ＦＤＩ对ＧＤＰ增长的影响均小于国内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然而，ＦＤＩ对两个地区ＧＤＰ增长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东部地区ＦＤＩ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ＧＤＰ增长0．23084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ＦＤＩ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ＧＤＰ仅增长0．045292个百分点，ＦＤＩ对西部地区ＧＤＰ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仅为东部地区的1／5，说明ＦＤＩ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远大于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ＦＤＩ区域分布差异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2）东部地区各要素投入对ＧＤＰ增长的作用程度差距不明显，而在西部地区，ＦＤＩ对ＧＤＰ增长的作用程度远低于国内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国内投资、劳动力投入对ＧＤＰ的作用是ＦＤＩ对ＧＤＰ增长的作用的10．61倍和4．07倍，显然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国内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的依赖性更强，属于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3）东部地区常数项ｃ的估计系数大于西部地区，而ｃ是体制、技术、管理、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由此可以认为东部地区拥有更利于经济增长的软环境。事实上，ＦＤＩ并非简单意义的投资，而是具有一揽子性质的投资，ＦＤＩ地区分布上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形成的原因之一，促进“外资西进”对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5 加快西部地区利用ＦＤＩ的思路与对策
各国在引资初期普遍利用了政策倾斜式的引资手段，我国也不例外。但是，长期维持倾斜政策，存在一定弊端。除选择向国家“要政策”外，西部地区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出发，思考促进“外资西进”的可行之路：首先，要创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综合环境，包括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资本西进营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也包括不断完善投资软环境；其次，可根据本区域实际，针对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放开对外资的股权限制，降低准入门槛，构造开放政策新优势，有意识引导ＦＤＩ投向具有相对优势且规模较大、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并结合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选择和培育ＦＤＩ的增长极；第三，要一方面采取积极态度，创造环境，迎合可能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向较低层次市场中心的投资扩散，一方面抓紧提升对那些与跨国公司在东部地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小外商企业，尤其是来自周边国家的中小企业投资的吸引力度；第四，在暂时还难以引进ＦＤＩ的区域，要鼓励当地企业与东部大型ＦＤＩ企业在产品、信息、技术等方面建立多种联系，从而间接利用外资，待时机成熟，再创造有利条件鼓励原购货商直接到西部地区投资和原东部ＦＤＩ企业到西部地区进行再投资；第五，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专业化教育，在改变劳动力“多而不精”现状的同时，解决企业对初级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推动西部地区教育产业更好地为其经济发展服务；第六，要努力推进西部城市化进程，从市场规模角度吸引ＦＤＩ，可以以各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形成中心城市圈，在各城市经济圈内部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在小规模内形成集聚效应，吸引ＦＤＩ介入，在相邻经济圈之间通过建立便捷的高速公路，形成多城市经济圈，使这些地段成为西部地区的“东部”；最后，在当前西部利用外资政府主导型特征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应重新界定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招商引资中的职能和作用——政府应确定引进外资的基本原则、指导政策和法规，并着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应作为引资的主体，依据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采取多种方式吸引ＦＤＩ。
责任编辑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