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道格玛95，导演的挑战（模拟真实的一种方法）
当传统电影技法和叙事结构在先锋派电影导演们手中遭遇到最早的蔑视和破坏之后，数字化技术的迅速普及给电影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危机。于是在1995年，拉斯·冯提尔联合他在丹麦国家电影学院的四名校友共同发表了道格玛95（Dogma 95）宣言，规定了影片制作过程中必须遵行的十条戒律（“Dogma”丹麦语，原意即为“教条”）。这就像一个挑战，要考验一名专业的电影导演，是否能够在最简单的技术形式的制约下，依然保持住电影的精神内涵，拍出好的作品。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现实主义的宣言。然而，与20世纪四十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所追求的“生活真实”不同，道格玛的现实主义本质上依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形式主义。它不为展现真实生活内容充满偶然、杂乱的交叠和融合，也不主张关注具体事件、揭示社会意义。它限制了捕捉生活表面现实的方式，要求做到形式的“真实”，在有限形式的挑战下尽最大可能凸显“真理”，却并未过多牵涉其内容。然而普遍的事实是，真理的显现必然意味着要将复杂的真实生活进行抽象的剥离和整理，对日常生活的正常顺序进行解构及重组，否则它便不能超越现实发生的场所，不能超越现实本身的混沌无章而被认识。
因此，尽管为确保电影的朴素真实而进行了诸多规范，但一部最终呈现出来的道格玛影片也绝不比童话或幻想更加真实。它是对现实生活所做出的意图明确的精细模拟，通过这种模拟，使得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建构成为可能。
拉斯·冯提尔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比如《白痴》《破浪》以及《黑暗中的舞者》，都体现出强烈的道格玛式风格。脱身色彩斑斓的光影世界之外，导演执拗地关注人类灵魂和精神在现实中遭到的冷遇，步履艰难地逼近着他奉若神明的真理。
对于导演本人来说，或许挑战最终是成功的。道格玛95运动吸引了许多国家电影人参与进来，在90年代末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好像没有哪个人比拉斯·冯提尔做得更好。于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场挑战马上就落入了沉寂，电影的世界依旧五彩光华，但拉斯·冯提尔无疑已经在现代电影史上书写下反叛的一笔，同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舞台剧，导演的反叛（模拟真实的第二种方法）
201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拉斯·冯提尔因称自己是一名“纳粹信徒”而被戛纳驱逐出影展，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无论是这位导演本人还是他的作品，都在社会上饱受争议。他曾经口出狂言，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导演，只是不确定上帝是不是最好的上帝。事实上，就算没有这些证据，仅仅从他的诸多影片中也能够看出，拉斯·冯提尔是一个多么偏执的人。
道格玛95在试图让电影更接近真实的路途中为一场形式主义的革命做出了严格规范，而建立这些规范的导演拉斯·冯提尔本人却在未来对这些规范进行了彻底的背弃。当然，背弃的只是规则，革命却依然是革命。2002年开拍的“美国三部曲”影片第一部《狗镇》和之后的续篇《曼德勒》，是拉斯·冯提尔向影片真实性靠拢的过程中所做的另一个极端实验。
《狗镇》借鉴了许多舞台剧的表演形式，甚至根本上就是一部脱离了现场表演的舞台剧。按照导演本人的说法，这种尝试是为了让观众忽略外在形式，更加关注人物和故事情节。也许对于这样一部形式感强烈到根本无法忽视的影片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悖论，但恰恰在这矛盾中，也许我们更容易理解拉斯·冯提尔想要追求的真实。
象征性的舞台布景和简陋的道具似乎使故事的虚构性暴露无遗，但随着情节的慢慢推进，你将发现暗藏其中的线索，这线索即是人性。这时候，影片中所有的虚假都变得不重要，它们都巧妙地并且更加有力地烘托出这人性的真实可靠。从某种角度看来，正是通过使原本应该真实的东西（比如现实真实的场景、环境）变得虚假，导演让原本属于虚假的东西（演员、表演和故事）都变成了真实。
救赎，信仰的困境（或圣人之路）
立足于一种成为“圣人”的可能，在北欧国家所占地位极高的路德教“因信称义”的精神体现在拉斯·冯提尔塑造的许多影片人物身上。
最为突出的便是《破浪》中的女主人公贝丝，一个虔诚的信者。为了满足瘫痪在床的丈夫提出的要求，贝丝沦落为一个被人群和教会所指责的荡妇。然而，纯洁和放荡基于社会道德含义上的强烈对比，却在贝丝宗教式的思考中被轻易抹杀了。在贝丝的葬礼上，当教会的人们皆认定这个女人将下地狱时，一直沉寂的天空之上钟声大作。这是上帝之钟。在不遗余力地践行了受难与牺牲之后，贝丝获得了救赎。《破浪》因此成为一个完美的童话。
真正的悲剧也许是《狗镇》。女主角Grace试图通过完全的宽恕而获得人群的认可与感激。但在影片最后，矛盾被揭示出来—试图对一切事物进行宽恕，恰恰是最大的傲慢。此时，基督教所赞颂的顺从，耶稣式的自我牺牲以及无条件的宽恕，人性的傲慢与软弱，基于傲慢所进行的人对人的审判，自由的沉重，宽恕本身所存在的悖论及审判在某种意义下的合理性……问题被一一呈现出来，结局却是无解的。Grace最终所采取的方式是一种符合人性的方式，通过使自己再次陷入“罪”里，她摆脱了傲慢的“罪”所带来的痛苦，这不是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没有好的方法。
如果说在《破浪》中，拉斯·冯提尔探索着，怎样的信仰才能够真正在神之所蒙恩，那么在《狗镇》里，童话变成了噩梦，这位导演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神。这问题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是基于对人性的怜悯而向上帝发出的绝望的呼喊，血泪交融的控诉。
离变，自我放逐（或罪人之路）
当一个人自己深陷迷茫，或挣扎于自身的裂变中寻求愈合，他不再可能恩惠他人。于是在导演的其它一些影片中，主人公走上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从社会的价值观中被割离，从圣人变作罪人。
社会道德要求人们具备某些行为，甚至情感，以完成某种普世价值观的建立。如果一个个体没有达到这些要求，便可能遭到社会和人群的离弃甚或放逐。在《白痴》中，女人由于在孩子死后没有哭泣，而受到家庭的指责与拒绝，导致她最终选择成为白痴。通过扮演白痴，她主动放逐自己，将自己置于社会标准体系之外，因此能够不再承受一个被放逐者所必须承担的指责与伤害。 同样是以失去一个孩子作为起点，《反基督者》是一部离经叛道、残忍到令人不快的影片，尤其是当你和你的爱人一起观看的时候。女主角沉迷于与丈夫的性爱而放任自己的幼子从窗台坠落致死，女人精神深处蛰伏的强大的非理性慢慢地苏醒，这非理便是所谓的“反基督”，但它也是蕴含在每个人体内神秘莫测的自然。此时，男人扮演的理性与心理指导的角色是无力的。他可以挽救一个暂时失去正常思维的病人，却无法挽救永恒的无序与混沌。这混沌也是力量，否则人类社会也不会在恐惧中对中世纪女巫进行了三百年大规模的屠杀。如果理性是可以被信任的，那么这屠杀就是真理。而正是由于意识到理性的脆弱和模糊，女人将自己从曾经赖以生存的理性中放逐，加入到几百年前女巫的行列，并且最终像女巫一样被施以火刑。在导演拉斯·冯提尔的口中，《反基督者》被定义为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虽然拉斯·冯提尔是如此的叛逆，他这样说完全可能只为使这影片显得更加晦涩，但如果真的去追究所谓浪漫和爱情究竟体现在哪里，也许仅在于：男人在自己的爱人走向疯狂与非理的路程中，通过扮演理性施救者与理性刽子手的双重角色，与妻子进行着残忍的配合，最终，两人在生活的现实中共同为彼此摹绘了一张宿命式的残酷写真。
基于反理性的思考，女性角色的建立
在拉斯·冯提尔的电影世界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都是女性，这绝不可能只是一个偶然。要在拉斯·冯提尔的电影中找到一个色彩鲜明的男性角色是困难的，他们通常只意味着无比平庸而可疑的社会秩序以及社会价值本身，而历史上却早有理论将女性等同于自然。导演在影片中更多地选择塑造女性，正是通过她们身上自然呈现出的蓬勃的、非理的能量，与这个社会已有的稳固秩序与价值观相抗衡。
电影《黑暗中的舞者》中，莎玛的母亲形象集中代表了自然的典型，一位善良而仁慈的养育者。《破浪》中的女主角贝丝对传统理性规范下的宗教信仰模式进行了破坏式的反思与实践，但这实践的根基依旧是爱与恩慈。然而现实往往更加复杂，人性也并不如同莎玛或贝丝那般完美。在仁慈的养育者之外，女性体内所蕴含的另一种自然，作为一个非理的施虐者的形象，更多地呈现在《金心三部曲》之后的影片中。
在《狗镇》里，因对人群普施宽容和仁慈的实验失败而转向彻底暴力的女主角Grace；《反基督者》中最终走向疯狂和毁灭的妻子；《忧郁症》里那个身患忧郁症，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满怀奇异的平静与坦然的妹妹……在原本可控的生活现实中遭遇困境，深陷迷茫，因而最终遁入那由不可控的自然力量所驱使和主导的另一现实，是拉斯·冯提尔影片中的这些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命运。在《女性瘾者》的结尾，出乎所有观众意料，女人开枪打死了始终听自己倾诉的旁观者。这时，女人身上所蕴含的非理，一种超越正常秩序与思考逻辑的无序可循的存在，对于既成规则和理性思维的完全蔑视，就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出来。
由于剑走偏锋的形式和影片内容所体现出的某些极端思想，拉斯·冯提尔被许多观众认为故作晦涩，玩弄花哨。但拉斯·冯提尔就是这样一位颇具反叛精神的导演，天生反骨，从不赞颂或拥护某种既有价值观念，他的兴趣似乎只在与于质疑和反对。倘若能够在他新奇迭出的形式面前静下心来，我们便会发现，这反叛并不轻浮，他所提出的质疑和是如此深刻有力。而基于这种质疑最终在影片中呈现出的现实，又是如此丰富离奇。拉斯·冯提尔无疑是一位搭建剧情的大师。虽然早已有某些先锋派电影导演主张放弃剧情、彻底粉碎影片的叙事结构以彰显个性或革新影史，但拉斯·冯提尔显然没有受其左右，依然在影片中倾注着对于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塑造的痴迷。因此，与其他许多形式主义先锋作品带来的一头雾水或杂乱无章的观看感受不同，拉斯·冯提尔的电影能够真正完全依靠故事和角色，俘获观众的情感和思想。
当传统电影技法和叙事结构在先锋派电影导演们手中遭遇到最早的蔑视和破坏之后，数字化技术的迅速普及给电影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危机。于是在1995年，拉斯·冯提尔联合他在丹麦国家电影学院的四名校友共同发表了道格玛95（Dogma 95）宣言，规定了影片制作过程中必须遵行的十条戒律（“Dogma”丹麦语，原意即为“教条”）。这就像一个挑战，要考验一名专业的电影导演，是否能够在最简单的技术形式的制约下，依然保持住电影的精神内涵，拍出好的作品。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现实主义的宣言。然而，与20世纪四十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所追求的“生活真实”不同，道格玛的现实主义本质上依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形式主义。它不为展现真实生活内容充满偶然、杂乱的交叠和融合，也不主张关注具体事件、揭示社会意义。它限制了捕捉生活表面现实的方式，要求做到形式的“真实”，在有限形式的挑战下尽最大可能凸显“真理”，却并未过多牵涉其内容。然而普遍的事实是，真理的显现必然意味着要将复杂的真实生活进行抽象的剥离和整理，对日常生活的正常顺序进行解构及重组，否则它便不能超越现实发生的场所，不能超越现实本身的混沌无章而被认识。
因此，尽管为确保电影的朴素真实而进行了诸多规范，但一部最终呈现出来的道格玛影片也绝不比童话或幻想更加真实。它是对现实生活所做出的意图明确的精细模拟，通过这种模拟，使得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建构成为可能。
拉斯·冯提尔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比如《白痴》《破浪》以及《黑暗中的舞者》，都体现出强烈的道格玛式风格。脱身色彩斑斓的光影世界之外，导演执拗地关注人类灵魂和精神在现实中遭到的冷遇，步履艰难地逼近着他奉若神明的真理。
对于导演本人来说，或许挑战最终是成功的。道格玛95运动吸引了许多国家电影人参与进来，在90年代末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好像没有哪个人比拉斯·冯提尔做得更好。于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场挑战马上就落入了沉寂，电影的世界依旧五彩光华，但拉斯·冯提尔无疑已经在现代电影史上书写下反叛的一笔，同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舞台剧，导演的反叛（模拟真实的第二种方法）
201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拉斯·冯提尔因称自己是一名“纳粹信徒”而被戛纳驱逐出影展，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无论是这位导演本人还是他的作品，都在社会上饱受争议。他曾经口出狂言，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导演，只是不确定上帝是不是最好的上帝。事实上，就算没有这些证据，仅仅从他的诸多影片中也能够看出，拉斯·冯提尔是一个多么偏执的人。
道格玛95在试图让电影更接近真实的路途中为一场形式主义的革命做出了严格规范，而建立这些规范的导演拉斯·冯提尔本人却在未来对这些规范进行了彻底的背弃。当然，背弃的只是规则，革命却依然是革命。2002年开拍的“美国三部曲”影片第一部《狗镇》和之后的续篇《曼德勒》，是拉斯·冯提尔向影片真实性靠拢的过程中所做的另一个极端实验。
《狗镇》借鉴了许多舞台剧的表演形式，甚至根本上就是一部脱离了现场表演的舞台剧。按照导演本人的说法，这种尝试是为了让观众忽略外在形式，更加关注人物和故事情节。也许对于这样一部形式感强烈到根本无法忽视的影片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悖论，但恰恰在这矛盾中，也许我们更容易理解拉斯·冯提尔想要追求的真实。
象征性的舞台布景和简陋的道具似乎使故事的虚构性暴露无遗，但随着情节的慢慢推进，你将发现暗藏其中的线索，这线索即是人性。这时候，影片中所有的虚假都变得不重要，它们都巧妙地并且更加有力地烘托出这人性的真实可靠。从某种角度看来，正是通过使原本应该真实的东西（比如现实真实的场景、环境）变得虚假，导演让原本属于虚假的东西（演员、表演和故事）都变成了真实。
救赎，信仰的困境（或圣人之路）
立足于一种成为“圣人”的可能，在北欧国家所占地位极高的路德教“因信称义”的精神体现在拉斯·冯提尔塑造的许多影片人物身上。
最为突出的便是《破浪》中的女主人公贝丝，一个虔诚的信者。为了满足瘫痪在床的丈夫提出的要求，贝丝沦落为一个被人群和教会所指责的荡妇。然而，纯洁和放荡基于社会道德含义上的强烈对比，却在贝丝宗教式的思考中被轻易抹杀了。在贝丝的葬礼上，当教会的人们皆认定这个女人将下地狱时，一直沉寂的天空之上钟声大作。这是上帝之钟。在不遗余力地践行了受难与牺牲之后，贝丝获得了救赎。《破浪》因此成为一个完美的童话。
真正的悲剧也许是《狗镇》。女主角Grace试图通过完全的宽恕而获得人群的认可与感激。但在影片最后，矛盾被揭示出来—试图对一切事物进行宽恕，恰恰是最大的傲慢。此时，基督教所赞颂的顺从，耶稣式的自我牺牲以及无条件的宽恕，人性的傲慢与软弱，基于傲慢所进行的人对人的审判，自由的沉重，宽恕本身所存在的悖论及审判在某种意义下的合理性……问题被一一呈现出来，结局却是无解的。Grace最终所采取的方式是一种符合人性的方式，通过使自己再次陷入“罪”里，她摆脱了傲慢的“罪”所带来的痛苦，这不是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没有好的方法。
如果说在《破浪》中，拉斯·冯提尔探索着，怎样的信仰才能够真正在神之所蒙恩，那么在《狗镇》里，童话变成了噩梦，这位导演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神。这问题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是基于对人性的怜悯而向上帝发出的绝望的呼喊，血泪交融的控诉。
离变，自我放逐（或罪人之路）
当一个人自己深陷迷茫，或挣扎于自身的裂变中寻求愈合，他不再可能恩惠他人。于是在导演的其它一些影片中，主人公走上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从社会的价值观中被割离，从圣人变作罪人。
社会道德要求人们具备某些行为，甚至情感，以完成某种普世价值观的建立。如果一个个体没有达到这些要求，便可能遭到社会和人群的离弃甚或放逐。在《白痴》中，女人由于在孩子死后没有哭泣，而受到家庭的指责与拒绝，导致她最终选择成为白痴。通过扮演白痴，她主动放逐自己，将自己置于社会标准体系之外，因此能够不再承受一个被放逐者所必须承担的指责与伤害。 同样是以失去一个孩子作为起点，《反基督者》是一部离经叛道、残忍到令人不快的影片，尤其是当你和你的爱人一起观看的时候。女主角沉迷于与丈夫的性爱而放任自己的幼子从窗台坠落致死，女人精神深处蛰伏的强大的非理性慢慢地苏醒，这非理便是所谓的“反基督”，但它也是蕴含在每个人体内神秘莫测的自然。此时，男人扮演的理性与心理指导的角色是无力的。他可以挽救一个暂时失去正常思维的病人，却无法挽救永恒的无序与混沌。这混沌也是力量，否则人类社会也不会在恐惧中对中世纪女巫进行了三百年大规模的屠杀。如果理性是可以被信任的，那么这屠杀就是真理。而正是由于意识到理性的脆弱和模糊，女人将自己从曾经赖以生存的理性中放逐，加入到几百年前女巫的行列，并且最终像女巫一样被施以火刑。在导演拉斯·冯提尔的口中，《反基督者》被定义为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虽然拉斯·冯提尔是如此的叛逆，他这样说完全可能只为使这影片显得更加晦涩，但如果真的去追究所谓浪漫和爱情究竟体现在哪里，也许仅在于：男人在自己的爱人走向疯狂与非理的路程中，通过扮演理性施救者与理性刽子手的双重角色，与妻子进行着残忍的配合，最终，两人在生活的现实中共同为彼此摹绘了一张宿命式的残酷写真。
基于反理性的思考，女性角色的建立
在拉斯·冯提尔的电影世界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都是女性，这绝不可能只是一个偶然。要在拉斯·冯提尔的电影中找到一个色彩鲜明的男性角色是困难的，他们通常只意味着无比平庸而可疑的社会秩序以及社会价值本身，而历史上却早有理论将女性等同于自然。导演在影片中更多地选择塑造女性，正是通过她们身上自然呈现出的蓬勃的、非理的能量，与这个社会已有的稳固秩序与价值观相抗衡。
电影《黑暗中的舞者》中，莎玛的母亲形象集中代表了自然的典型，一位善良而仁慈的养育者。《破浪》中的女主角贝丝对传统理性规范下的宗教信仰模式进行了破坏式的反思与实践，但这实践的根基依旧是爱与恩慈。然而现实往往更加复杂，人性也并不如同莎玛或贝丝那般完美。在仁慈的养育者之外，女性体内所蕴含的另一种自然，作为一个非理的施虐者的形象，更多地呈现在《金心三部曲》之后的影片中。
在《狗镇》里，因对人群普施宽容和仁慈的实验失败而转向彻底暴力的女主角Grace；《反基督者》中最终走向疯狂和毁灭的妻子；《忧郁症》里那个身患忧郁症，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满怀奇异的平静与坦然的妹妹……在原本可控的生活现实中遭遇困境，深陷迷茫，因而最终遁入那由不可控的自然力量所驱使和主导的另一现实，是拉斯·冯提尔影片中的这些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命运。在《女性瘾者》的结尾，出乎所有观众意料，女人开枪打死了始终听自己倾诉的旁观者。这时，女人身上所蕴含的非理，一种超越正常秩序与思考逻辑的无序可循的存在，对于既成规则和理性思维的完全蔑视，就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出来。
由于剑走偏锋的形式和影片内容所体现出的某些极端思想，拉斯·冯提尔被许多观众认为故作晦涩，玩弄花哨。但拉斯·冯提尔就是这样一位颇具反叛精神的导演，天生反骨，从不赞颂或拥护某种既有价值观念，他的兴趣似乎只在与于质疑和反对。倘若能够在他新奇迭出的形式面前静下心来，我们便会发现，这反叛并不轻浮，他所提出的质疑和是如此深刻有力。而基于这种质疑最终在影片中呈现出的现实，又是如此丰富离奇。拉斯·冯提尔无疑是一位搭建剧情的大师。虽然早已有某些先锋派电影导演主张放弃剧情、彻底粉碎影片的叙事结构以彰显个性或革新影史，但拉斯·冯提尔显然没有受其左右，依然在影片中倾注着对于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塑造的痴迷。因此，与其他许多形式主义先锋作品带来的一头雾水或杂乱无章的观看感受不同，拉斯·冯提尔的电影能够真正完全依靠故事和角色，俘获观众的情感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