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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加深是近几年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环境。文章使用2003年到2018年中国主要的18个出口国数据，使用系统GMM动态面板回归研究了进口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的增加会显著提高中国的对外出口总额。（2）进口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呈倒U型结构。（3）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出口是一个负面因素，会降低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造成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系统GMM方法;出口贸易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国与世界都在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主要原因来自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Handley（2014）、Limao（2017）首先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他们创造了一套受到广泛认可的贸易不确定性度量方法。然而贸易政策只是经济政策的一个维度，企业产品进入出口国只是完成了进入市场的第一步，其预期收益还与出口国的其他经济政策息息相关。因此，进一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刘洪铎、陈和（2016）使用Baker（2016）编制的月度指标，认为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会导致来自出口国的退出者数量上升与出口国平均出口额的下降。刘竹青、佟家栋（2018）用引力模型和1997～2012年中国对18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国内和国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增加都对中国出口有显著负面影响，并且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负面影响更大。谢申祥、冯玉静（2018）认为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对中国出口有正面影响，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抑制出口。潘家栋、韩沈超（2018）认为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都会抑制我国出口贸易。而张夏、施炳展等（2019）却得出了随着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的总出口反而会增加的相反结论。
因此，可以看出目前针对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结论存在差异，本文就此进行实证探究。
二、理论及模型
从理论上，目前研究进出口贸易较为经典、常用的理论是贸易引力模型。本文对引力模型进行了修改和拓展：加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额滞后项。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本文为考察中国对国外出口额与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选取中国对进口国出口额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中国与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国对进口国出口额的一、二阶滞后项，设定动态模型。
exportit=α1+ρ1exporti，t-1+ρ2CEPUt+ρ3EPUit+ρ4EPUit2+ρ5CEPUt×EPUit+βXit+ηvi+εit
模型中，exportit和exporti，t-1分别表示中国对第i个出口国的第t、t-1期的出口额;CEPUt表示中国第t期的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it、EPUit2表示进口国i在第t期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二次方项，Xit为控制变量，vi为个体固定效应变量，εit为残差项。由于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对外出口额，模型中选取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引入CEPUt×EPUit项加以验证。由于EPU变量可能是一个适度变量，因此引入EPU的二次方项。
本文将收集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月度数据取算术平均值作为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代表值。为消除极端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去除异常数据。
三、实证结果与相关检验分析
由于普通面板回归无法解释由于经济惯性或历史调整导致的过去行为的影响，而且会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方法，解决普通面板参数估计与内生性问题。对模型进行Sargan、Arellano-Bond检验，判断系统GMM使用的可行性。
表1中GMM估计的结果均对时间固定效应做了控制，模型（2）、（3）、（4）、（5）在（1）的模型基础上分别加入了EPU的平方项EPU2、CEPU和EPU的交互项CEPU_EPU、首都间距离项distance、EPU2和CEPU_EPU和distance项，其余变量保持不变，以检验模型的稳健度。结果显示，各个模型回归Wald检验值均显著，Sargan值为1，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AR（1）到AR（2）的结果均不能拒绝原假设，GMM估计有效。
从表1的列（1）可以看出，EPU对我国出口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列（2）可以看出EPU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倒U型结构;从列（3）可以看出CEPU是EPU的调节变量;从列（4）可以看出，distance对出口有显著负向影响;从列（5）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影响。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系统GMM方法，得到了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的增加会显著提高中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同时，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影响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我们猜想，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存在两个效应：一是使进口国国内市场风险增加，风险抵抗力低的企业会被淘汰或退出市场，对出口产生抑制效应;二是市场风险使低效企业的退出，对有足够能力抵御风险的出口企业占领市场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当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达到一定程度，市场风险积累过高就可能导致出口企业大面积退出，抑制效应占到上风。这启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进口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仍在向上攀升的过程中。我国应抓住世界市场调整期的机遇，大胆往外走，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贸易竞争中。
参考文献：
[1]Handley K， Limao N.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a，104（12）：2731-2783.
[2]刘洪铎，陈和.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来源国出口动态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09）：18-26.
[3]Baker S，Bloom N，Davis S.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R].NBER Working Paper No.21633，2015.
[5]刘竹青，佟家栋.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发展边际的影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07）：16-30.
[6]谢申祥，冯玉静.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18（09）：91-101.
[7]潘家栋，韩沈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浙江学刊，2018（06）：105-115.
[8]张夏，施炳展，汪亚楠，金泽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真的会阻碍中国出口贸易升级吗？[J].经济科学，2019（02）：40-52.
（作者单位：西南財经大学统计学院）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系统GMM方法;出口贸易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国与世界都在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主要原因来自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Handley（2014）、Limao（2017）首先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他们创造了一套受到广泛认可的贸易不确定性度量方法。然而贸易政策只是经济政策的一个维度，企业产品进入出口国只是完成了进入市场的第一步，其预期收益还与出口国的其他经济政策息息相关。因此，进一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刘洪铎、陈和（2016）使用Baker（2016）编制的月度指标，认为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会导致来自出口国的退出者数量上升与出口国平均出口额的下降。刘竹青、佟家栋（2018）用引力模型和1997～2012年中国对18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国内和国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增加都对中国出口有显著负面影响，并且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负面影响更大。谢申祥、冯玉静（2018）认为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对中国出口有正面影响，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抑制出口。潘家栋、韩沈超（2018）认为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都会抑制我国出口贸易。而张夏、施炳展等（2019）却得出了随着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的总出口反而会增加的相反结论。
因此，可以看出目前针对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结论存在差异，本文就此进行实证探究。
二、理论及模型
从理论上，目前研究进出口贸易较为经典、常用的理论是贸易引力模型。本文对引力模型进行了修改和拓展：加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额滞后项。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本文为考察中国对国外出口额与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选取中国对进口国出口额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中国与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国对进口国出口额的一、二阶滞后项，设定动态模型。
exportit=α1+ρ1exporti，t-1+ρ2CEPUt+ρ3EPUit+ρ4EPUit2+ρ5CEPUt×EPUit+βXit+ηvi+εit
模型中，exportit和exporti，t-1分别表示中国对第i个出口国的第t、t-1期的出口额;CEPUt表示中国第t期的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it、EPUit2表示进口国i在第t期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二次方项，Xit为控制变量，vi为个体固定效应变量，εit为残差项。由于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对外出口额，模型中选取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引入CEPUt×EPUit项加以验证。由于EPU变量可能是一个适度变量，因此引入EPU的二次方项。
本文将收集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月度数据取算术平均值作为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代表值。为消除极端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去除异常数据。
三、实证结果与相关检验分析
由于普通面板回归无法解释由于经济惯性或历史调整导致的过去行为的影响，而且会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方法，解决普通面板参数估计与内生性问题。对模型进行Sargan、Arellano-Bond检验，判断系统GMM使用的可行性。
表1中GMM估计的结果均对时间固定效应做了控制，模型（2）、（3）、（4）、（5）在（1）的模型基础上分别加入了EPU的平方项EPU2、CEPU和EPU的交互项CEPU_EPU、首都间距离项distance、EPU2和CEPU_EPU和distance项，其余变量保持不变，以检验模型的稳健度。结果显示，各个模型回归Wald检验值均显著，Sargan值为1，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AR（1）到AR（2）的结果均不能拒绝原假设，GMM估计有效。
从表1的列（1）可以看出，EPU对我国出口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列（2）可以看出EPU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倒U型结构;从列（3）可以看出CEPU是EPU的调节变量;从列（4）可以看出，distance对出口有显著负向影响;从列（5）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影响。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系统GMM方法，得到了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的增加会显著提高中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同时，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影响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我们猜想，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存在两个效应：一是使进口国国内市场风险增加，风险抵抗力低的企业会被淘汰或退出市场，对出口产生抑制效应;二是市场风险使低效企业的退出，对有足够能力抵御风险的出口企业占领市场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当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达到一定程度，市场风险积累过高就可能导致出口企业大面积退出，抑制效应占到上风。这启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进口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仍在向上攀升的过程中。我国应抓住世界市场调整期的机遇，大胆往外走，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贸易竞争中。
参考文献：
[1]Handley K， Limao N.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a，104（12）：2731-2783.
[2]刘洪铎，陈和.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来源国出口动态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09）：18-26.
[3]Baker S，Bloom N，Davis S.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R].NBER Working Paper No.21633，2015.
[5]刘竹青，佟家栋.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发展边际的影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07）：16-30.
[6]谢申祥，冯玉静.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18（09）：91-101.
[7]潘家栋，韩沈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浙江学刊，2018（06）：105-115.
[8]张夏，施炳展，汪亚楠，金泽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真的会阻碍中国出口贸易升级吗？[J].经济科学，2019（02）：40-52.
（作者单位：西南財经大学统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