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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走在云南的哀牢山、无量山、乌蒙山、澜沧大黑山那些大山里，尽管山野荒僻，四周无人，但是都会在关键的地段，突然遇见这样无人看守、却能长久在风霜雨雪中存在的小茅屋，一颗悬着的心也顿时得到了安定。小屋的出现告诉我，今夜有了安全的宿处了，不必为无处歇宿而担心。每一次经过那些小屋，每一次的歇宿，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不仅会在临走时积极地参与拾柴、维修小屋，离开后还会时常想着，应该怎样通过文學作品去描述这些好人好事，把边地人民这种流传已久的朴实美德传播开去，与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正在提倡的新风尚相融合。
“文革”中我经受了许多磨难。打倒“四人帮”后，我本来有许多痛苦的遭遇可以写，但是我却没有写这些。因为作家总是急于抒写他最关注的事，所以我“文革”后写的第一篇作品是传递美好情感的《驿路梨花》。
1977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正在读《宋诗选》。宋代大诗人陆游那美妙的诗句“驿路梨花处处开”，是那样令人神思遐想，也有力地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使我想起了从前在边地山林行走时，遇见的许多美丽的梨花林以及有关的人和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创作激情，我立即伏案疾书。人物、事件熟悉，构思极快，写起来也就很顺手，那天下午3时开始写作，傍晚6时左右就写完了。虽然写作过程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却是经过了我几十年生活的积累和孕育。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岁月、监狱生活的折磨以后，我表达了作为一个作家对人性美好的眷恋与追求。
《驿路梨花》的故事发生在哀牢山哈尼族山寨附近。哈尼族人民一向是山有多高就往哪里攀登，在山的最高处建立山寨、开垦梯田；山高水长，那云雾深处，也就被他们兴建成如海市蜃楼般令人神往的特异景色，让外来的人们流连忘返。
我前面说过，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由于工作、战斗，必须经常在三迤大地那些无边无际的莽野深山间行走。山高、林深、路陡，虽然辛苦，但也对山林的险峻、多彩有着极深的印象，感受也多，特别是对那些在别的地方难以见到的独特景物，会长久难以忘怀。所以写作这篇《驿路梨花》时，也就会用较多的笔墨来描述那人迹稀少又极为瑰丽的大山、月夜、梨树林、小茅屋。
我把哈尼族小姑娘梨花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还因为我对这些少数民族孩子们的熟悉，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1952年我随部队在澜沧江南岸的大黑山剿匪时，曾经为那大山里的拉祜族、哈尼族孩子办过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和这些孩子们朝夕相处，他们天真、淳朴的个性，对新事物的热情向往，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从而我在许多作品中都写到他们的生活。
一个作家在构思一篇作品时，在众多人物中必然会有主次；在《驿路梨花》中，我把最强烈的光束聚集在小梨花及其小伙伴身上，是因为她们虽然年纪小，却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而且那淳朴、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天性，如梨花般美丽动人。
197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刊发了这篇小说，在读者中反映良好。从1980年起，《驿路梨花》选入全国初中语文课文，深为广大学生、老师所喜爱，著文研究者也就很多。许多人还认为：“这篇作品是篇事件真实的散文。”1982年云南师范学院一位教授还特意来信询问我：“根据《驿路梨花》的特点，应该把它作为记叙散文来讲，但是，他们又看到你的一篇文章，讲它是小说……”
其实小说的文体也是多样的，由于作家的风格、笔调不同，写法也会不同。我喜欢用这种记叙文手法来写小说。我觉得这样会显得更素朴、真实。
我回信给他：“我的《驿路梨花》是用第一人称写，所以，常被人误以为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特别是我在写小说时（虽然是我根据生活中的感受，把不同的细节组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写进了我的感情（我过去在边疆的感受），力求写得真实感强；加上我这篇小说抒情味较浓（我喜欢用这种笔调写边疆生活和风貌），所以，被一些人误认为是一篇从细节到全过程都极为真实的纪实性散文。”
我想，一篇作品能给人们的印象真实感很强，而且深受感动，这就是取得了在艺术追求方面的成功吧！
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对云南边地生活的熟悉，有着过去在深山大岭行走的真切感受。
（摘自《光明日报》2018年2月2日，有删改）
“文革”中我经受了许多磨难。打倒“四人帮”后，我本来有许多痛苦的遭遇可以写，但是我却没有写这些。因为作家总是急于抒写他最关注的事，所以我“文革”后写的第一篇作品是传递美好情感的《驿路梨花》。
1977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正在读《宋诗选》。宋代大诗人陆游那美妙的诗句“驿路梨花处处开”，是那样令人神思遐想，也有力地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使我想起了从前在边地山林行走时，遇见的许多美丽的梨花林以及有关的人和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创作激情，我立即伏案疾书。人物、事件熟悉，构思极快，写起来也就很顺手，那天下午3时开始写作，傍晚6时左右就写完了。虽然写作过程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却是经过了我几十年生活的积累和孕育。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岁月、监狱生活的折磨以后，我表达了作为一个作家对人性美好的眷恋与追求。
《驿路梨花》的故事发生在哀牢山哈尼族山寨附近。哈尼族人民一向是山有多高就往哪里攀登，在山的最高处建立山寨、开垦梯田；山高水长，那云雾深处，也就被他们兴建成如海市蜃楼般令人神往的特异景色，让外来的人们流连忘返。
我前面说过，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由于工作、战斗，必须经常在三迤大地那些无边无际的莽野深山间行走。山高、林深、路陡，虽然辛苦，但也对山林的险峻、多彩有着极深的印象，感受也多，特别是对那些在别的地方难以见到的独特景物，会长久难以忘怀。所以写作这篇《驿路梨花》时，也就会用较多的笔墨来描述那人迹稀少又极为瑰丽的大山、月夜、梨树林、小茅屋。
我把哈尼族小姑娘梨花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还因为我对这些少数民族孩子们的熟悉，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1952年我随部队在澜沧江南岸的大黑山剿匪时，曾经为那大山里的拉祜族、哈尼族孩子办过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和这些孩子们朝夕相处，他们天真、淳朴的个性，对新事物的热情向往，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从而我在许多作品中都写到他们的生活。
一个作家在构思一篇作品时，在众多人物中必然会有主次；在《驿路梨花》中，我把最强烈的光束聚集在小梨花及其小伙伴身上，是因为她们虽然年纪小，却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而且那淳朴、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天性，如梨花般美丽动人。
197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刊发了这篇小说，在读者中反映良好。从1980年起，《驿路梨花》选入全国初中语文课文，深为广大学生、老师所喜爱，著文研究者也就很多。许多人还认为：“这篇作品是篇事件真实的散文。”1982年云南师范学院一位教授还特意来信询问我：“根据《驿路梨花》的特点，应该把它作为记叙散文来讲，但是，他们又看到你的一篇文章，讲它是小说……”
其实小说的文体也是多样的，由于作家的风格、笔调不同，写法也会不同。我喜欢用这种记叙文手法来写小说。我觉得这样会显得更素朴、真实。
我回信给他：“我的《驿路梨花》是用第一人称写，所以，常被人误以为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特别是我在写小说时（虽然是我根据生活中的感受，把不同的细节组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写进了我的感情（我过去在边疆的感受），力求写得真实感强；加上我这篇小说抒情味较浓（我喜欢用这种笔调写边疆生活和风貌），所以，被一些人误认为是一篇从细节到全过程都极为真实的纪实性散文。”
我想，一篇作品能给人们的印象真实感很强，而且深受感动，这就是取得了在艺术追求方面的成功吧！
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对云南边地生活的熟悉，有着过去在深山大岭行走的真切感受。
（摘自《光明日报》2018年2月2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