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语言文字政策这一本来看起来很简单甚至很学术的问题，在台湾岛内省籍矛盾冲突不断、统“独”两分的社会氛围中，无论是国、民两党谁在台上执政，语言文字政策都已经超出单纯文化层面的意义，笼罩上厚重的政治意识形态面纱。
厉行“国语教育”去“日本化”
甲午战败，1895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置于日本的奴役下达50年之久，期间日本在台推行“语言同化”政策，企图通过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泯灭中华文化，改变民族心理，实现其“皇民化”目的。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下，台湾民众被剥夺了语言自由，日语的普及率迅速飙升。从1920年到1944年短短20余年时间，日语普及率从2.86％上升到71％，很多日治时代成长的台湾年轻人被隔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不同程度“日本化”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心向祖国的台湾同胞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掀起学习国语的热潮，国民党当局为消除日语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开始实施“去日本化”的语言政策，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并制定《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限制、禁用日语，大力推动“国语教育”。时任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认为，“对于国文，我们要刚性的推行，不能稍有柔性”。台湾光复一年后，台湾长官公署颁布法令废除报纸及杂志的日文版，并禁止日文写作。但国民党当局这种“刚性”推进策略，既没有考虑民众语言习惯转换必要的过渡期，又使一些“国语”不佳的民众遭受歧视，遭到一些台籍知识分子的反对。这一时期尽管“国语教育”对普及国语确有助益，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岛内民众学习国语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省籍矛盾冲突。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大批军政人员迁台，为消除语言交流障碍，亦出于巩固在台政权考虑，国民党当局又先后颁布一系列推动国语教育的政策。如：1952年出台的《国民学校课程标准》规定学校教学一律使用国语，1956年台当局又发起“说国语运动”，规定机关、学校及公共场所一律使用国语，不讲国语的学生，甚至会遭到校方的罚款乃至体罚，举办各种类型的国语培训班，为不会讲国语的民众“扫盲”；严格限制电视台的方言节目，1963年10月颁布《广播及电视无线电台节目辅导准则》规定：广播及电视台播音以国语为主，方言不得超过50％；1972年台“文化局”又制定措施，进一步减少方言节目时间，规定闽南语节目每天每台不得超过一小时。国民党当局严厉的“独尊国语”政策使国语在岛内短期内得到普及，但却限制了闽南语、客家话的发展，甚至使岛内的原住民方言濒临灭绝，严重影响了岛内语言文化生态，直到1987年戒严后限制乡土语言文化的法令逐步废止，这种情况才渐有改观。
“绿化”语言政策去“中国化”
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陈水扁开始推行一系列“去中国化”政策，大搞“文化台独”，不断“绿化”语言文字政策。
上台后不久，陈水扁当局便改组“国语推行委员会”，并以14票对6票否决了1999年国民党当局提出的与大陆通用的汉语拼音系统，以“通用拼音”取而代之。由于所谓的“通用拼音”设计不合理、国际通用性差，此案一出即惹来各界炮轰，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表示不会跟进，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反对，但民进党辩称“通用拼音”是“汉语拼音”的改良版，能够体现台湾“本土母语”。“教育部长”曾志郎也因坚持使用“汉语拼音”在民进党的淫威下被迫下台。2002年民进党把持的“国语推行委员会”以10票对0票通过“通用拼音”提案，一意孤行不顾语言文字发展科学规律，将语言文字泛意识形态化，刻意与大陆区隔，强推“通用拼音”，使拼音标注在岛内混乱不堪，引发民众的认知障碍，造成“通用拼音”不通用的怪现象，外界批评声不绝于耳，海外华人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诉求”竟然“挖了一个又一个井，跳下去观天”。
2003年在民进党又鼓噪通过了“语言平等法”草案，将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及11种原住民语言列为“平等”语言，并将“国语”改为“华语”以消弭国语的地位。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该草案后被修改并异名为“语言发展法”草案，但仍是换汤不换药，未改其“文化台独”的本质，该草案规定台湾地区所有语言都是“国家语言”，“各级政府”都可以规定“通用语”，但“中央政府”的“通用语”“地方政府”可以不用，这种做法事实上导致了台湾社会“通用语”的真空。没过多久，陈水扁当局又通令岛内各学校废止已实施30余年的“国语推行办法”，进一步降低国语的位阶。
此外，陈水扁当局还大力推行“乡土语言教育”。2000年9月，《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出台，将本土语言列为小学阶段必修课。国中生可自愿学习，但“学校亦得依地区特性及学校自愿开始闽南语、客家话、原住民语以外乡土语言供学生学习”。为推动乡土语言教育，陈水扁当局投入大量资源，培养乡土语言“种子教师”、编纂方言教材、鼓励成立方言媒体、不断缩减学校教材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2004年修订《高中国文课程暂行纲要》，不但将国文授课时数缩短一小时，而且还把文言文比重降了两成，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改为选修。民进党执政八年大肆鼓噪语言文字领域的“去中国化”，严重影响了岛内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认同。
“去中国化”逆流的拨乱反正
2008年5月，民进党“台独”政权终结，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国民党重回执政舞台。马英九当局开始对陈水扁主政期间的“去中国化”“台独”路线进行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如：暂缓实施扁任内制定的“去中国化”新教育大纲，通过以“汉语拼音”取代“通用拼音”的提案，台当局所有官方网站涉及中文译音的部分都已开始改用汉语拼音。2009年6月马英九在会见“驻美中华总会馆暨北加州中华会馆负责人访问团”时，提出“识正(繁)书简”、“合编中华文化大辞典”的建议，希望两岸既能够认识繁体字，又能写简体字。该建议甫一提出，绿营就掀起“打马”的又一波狂潮，亲绿的《自由时报》称“识繁书简”是“弃守文化主权”使台湾“失去主体性”，“中华文化大辞典”是要将台湾人“中国化”。
事实上简、繁体字同文、同种、同源，都属汉字体系，根植中华文明，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简、繁体字虽然有别，但并非如“独派”舆论宣扬的存在文化上的本质不同。而且台湾并非没有简体字，只是与大陆相比简化程度不同而已。早在1980年台“教育部”颁布的《标准行书范本》中就收录了600多个简化字。岛内著名学者余光中认为现实决定了民进党必须“捍卫”繁体字，因为台湾若没有汉字就没字可用，“现造来不及，民众也不答应”。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民进党认为坚守繁体字就是坚持了台湾“主权”，殊不知繁体字是“最中国的文化元素”，“‘台独’势力极力去‘中国化’，却要坚持最中国的东西”。显而易见，民进党之所以视简体字为洪水猛兽，挑唆统“独”之争，是假文化之名行“台独”之实。且其所谓简、繁体字代表截然不同的文化之由，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其实两岸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化不同源的争议，只是民进党企图通过自外于中华文化，达到凸显台湾主体性的“台独”目的而已。
2009年7月刚刚结束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做出了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的提议，两岸文字语言同属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各国都注重发展各自“软实力”的背景下，两岸也没有理由背道而驰。
厉行“国语教育”去“日本化”
甲午战败，1895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置于日本的奴役下达50年之久，期间日本在台推行“语言同化”政策，企图通过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泯灭中华文化，改变民族心理，实现其“皇民化”目的。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下，台湾民众被剥夺了语言自由，日语的普及率迅速飙升。从1920年到1944年短短20余年时间，日语普及率从2.86％上升到71％，很多日治时代成长的台湾年轻人被隔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不同程度“日本化”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心向祖国的台湾同胞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掀起学习国语的热潮，国民党当局为消除日语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开始实施“去日本化”的语言政策，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并制定《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限制、禁用日语，大力推动“国语教育”。时任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认为，“对于国文，我们要刚性的推行，不能稍有柔性”。台湾光复一年后，台湾长官公署颁布法令废除报纸及杂志的日文版，并禁止日文写作。但国民党当局这种“刚性”推进策略，既没有考虑民众语言习惯转换必要的过渡期，又使一些“国语”不佳的民众遭受歧视，遭到一些台籍知识分子的反对。这一时期尽管“国语教育”对普及国语确有助益，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岛内民众学习国语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省籍矛盾冲突。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大批军政人员迁台，为消除语言交流障碍，亦出于巩固在台政权考虑，国民党当局又先后颁布一系列推动国语教育的政策。如：1952年出台的《国民学校课程标准》规定学校教学一律使用国语，1956年台当局又发起“说国语运动”，规定机关、学校及公共场所一律使用国语，不讲国语的学生，甚至会遭到校方的罚款乃至体罚，举办各种类型的国语培训班，为不会讲国语的民众“扫盲”；严格限制电视台的方言节目，1963年10月颁布《广播及电视无线电台节目辅导准则》规定：广播及电视台播音以国语为主，方言不得超过50％；1972年台“文化局”又制定措施，进一步减少方言节目时间，规定闽南语节目每天每台不得超过一小时。国民党当局严厉的“独尊国语”政策使国语在岛内短期内得到普及，但却限制了闽南语、客家话的发展，甚至使岛内的原住民方言濒临灭绝，严重影响了岛内语言文化生态，直到1987年戒严后限制乡土语言文化的法令逐步废止，这种情况才渐有改观。
“绿化”语言政策去“中国化”
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陈水扁开始推行一系列“去中国化”政策，大搞“文化台独”，不断“绿化”语言文字政策。
上台后不久，陈水扁当局便改组“国语推行委员会”，并以14票对6票否决了1999年国民党当局提出的与大陆通用的汉语拼音系统，以“通用拼音”取而代之。由于所谓的“通用拼音”设计不合理、国际通用性差，此案一出即惹来各界炮轰，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表示不会跟进，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反对，但民进党辩称“通用拼音”是“汉语拼音”的改良版，能够体现台湾“本土母语”。“教育部长”曾志郎也因坚持使用“汉语拼音”在民进党的淫威下被迫下台。2002年民进党把持的“国语推行委员会”以10票对0票通过“通用拼音”提案，一意孤行不顾语言文字发展科学规律，将语言文字泛意识形态化，刻意与大陆区隔，强推“通用拼音”，使拼音标注在岛内混乱不堪，引发民众的认知障碍，造成“通用拼音”不通用的怪现象，外界批评声不绝于耳，海外华人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诉求”竟然“挖了一个又一个井，跳下去观天”。
2003年在民进党又鼓噪通过了“语言平等法”草案，将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及11种原住民语言列为“平等”语言，并将“国语”改为“华语”以消弭国语的地位。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该草案后被修改并异名为“语言发展法”草案，但仍是换汤不换药，未改其“文化台独”的本质，该草案规定台湾地区所有语言都是“国家语言”，“各级政府”都可以规定“通用语”，但“中央政府”的“通用语”“地方政府”可以不用，这种做法事实上导致了台湾社会“通用语”的真空。没过多久，陈水扁当局又通令岛内各学校废止已实施30余年的“国语推行办法”，进一步降低国语的位阶。
此外，陈水扁当局还大力推行“乡土语言教育”。2000年9月，《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出台，将本土语言列为小学阶段必修课。国中生可自愿学习，但“学校亦得依地区特性及学校自愿开始闽南语、客家话、原住民语以外乡土语言供学生学习”。为推动乡土语言教育，陈水扁当局投入大量资源，培养乡土语言“种子教师”、编纂方言教材、鼓励成立方言媒体、不断缩减学校教材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2004年修订《高中国文课程暂行纲要》，不但将国文授课时数缩短一小时，而且还把文言文比重降了两成，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改为选修。民进党执政八年大肆鼓噪语言文字领域的“去中国化”，严重影响了岛内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认同。
“去中国化”逆流的拨乱反正
2008年5月，民进党“台独”政权终结，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国民党重回执政舞台。马英九当局开始对陈水扁主政期间的“去中国化”“台独”路线进行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如：暂缓实施扁任内制定的“去中国化”新教育大纲，通过以“汉语拼音”取代“通用拼音”的提案，台当局所有官方网站涉及中文译音的部分都已开始改用汉语拼音。2009年6月马英九在会见“驻美中华总会馆暨北加州中华会馆负责人访问团”时，提出“识正(繁)书简”、“合编中华文化大辞典”的建议，希望两岸既能够认识繁体字，又能写简体字。该建议甫一提出，绿营就掀起“打马”的又一波狂潮，亲绿的《自由时报》称“识繁书简”是“弃守文化主权”使台湾“失去主体性”，“中华文化大辞典”是要将台湾人“中国化”。
事实上简、繁体字同文、同种、同源，都属汉字体系，根植中华文明，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简、繁体字虽然有别，但并非如“独派”舆论宣扬的存在文化上的本质不同。而且台湾并非没有简体字，只是与大陆相比简化程度不同而已。早在1980年台“教育部”颁布的《标准行书范本》中就收录了600多个简化字。岛内著名学者余光中认为现实决定了民进党必须“捍卫”繁体字，因为台湾若没有汉字就没字可用，“现造来不及，民众也不答应”。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民进党认为坚守繁体字就是坚持了台湾“主权”，殊不知繁体字是“最中国的文化元素”，“‘台独’势力极力去‘中国化’，却要坚持最中国的东西”。显而易见，民进党之所以视简体字为洪水猛兽，挑唆统“独”之争，是假文化之名行“台独”之实。且其所谓简、繁体字代表截然不同的文化之由，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其实两岸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化不同源的争议，只是民进党企图通过自外于中华文化，达到凸显台湾主体性的“台独”目的而已。
2009年7月刚刚结束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做出了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的提议，两岸文字语言同属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各国都注重发展各自“软实力”的背景下，两岸也没有理由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