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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尊师重教的国度。在传统社会，家家堂屋正中供“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师与孕育万物的天地、社会最高统治者及血脉之源的祖宗并列，共享人间馨香。中国师之地位在世界上也罕有其匹。师之所得尊崇，与师之使命有关，唐代文学大师韩愈在《师说》中凝练地指出了师之职责：传道、授业、解惑。虽然已越千年，但我认为它仍然是我们今天良师的标准。
在古代社会，师有人师与经师之分，用今天的话说，即有道德学问之师与职业培训之师之分，前者重在人格塑造，后者偏重于技能训练，二者可分可合。在传统社会以至今天，我们推崇的是人师，人师担当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与职责。因此，我们对从事教育行业的工作者，既有由衷的尊敬，也有对其道德人格崇高的特别期待，这就注定了教师并非普通行业的劳动者，他的劳动带有使命、情感与精神关怀。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传统向现代过渡、商业功利气息浓郁、价值观多元呈现的时代，在利益、欲望、精神扰动的不确定的变化时代，教育工作者面临着更强烈的操守与利益冲突的迷惑，本为社会良心的解惑者，也常常陷入困惑之中，我们时常听到“教师就是一个普通职业”“教师也是人”的言论，这种言论固然有利于我们走出对教师过分推崇，甚至异化的道德困境，但客观上也使部分教师逐渐看轻自己的责任担当，由此出现部分教师品质下降这一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各种媒体报道了不少师生肢体冲突，教师倒在讲台上的惨剧，发生在尊师重教的中国，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更是教师的悲哀。我认为，师生关系的恶化，除了社会原因外，教师也该反思，该是讨论何为良师的时候了！
大学之道，在明德、亲民，达于至善之境。大学的良师应该是道德学问的楷模，无道德不可为师，无学问不足以为师。依照中国传统的良师标准：第一是传道，即育人。让受教育者在大学期间得到良好的人格养成，培养有道义担当、有民族情感、有人类责任意识的社会成员。传道是良师的第一标准与最高要求，也是近年来我们最忽视的地方，教育界所发生的种种不良事端，无不与此相关。因此重新树立教师“传道”的使命，十分必要。诚如韩愈所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第二是授业，即学问传承。传承学问，是教师的立身之本。它要求教师有坚实的学问基础，需要教师不断学习与提高，否则就承担不起教师授业的职责。第三是解惑，即通过言传身教为学生释疑解惑，解惑应该包括解人生之惑与学问之惑，解惑的过程是提升学生人格品质与培养、激发学生创造力的过程。简要地说，现代良师的标准是：有使命感、有学问功底、有教学能力，三者缺一不可。作为师范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教师，在为师的标准上更应该严格要求，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所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我本科到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都在师范院校中度过，受到师范院校诸多良师的教育与影响，我认为一个好的教师除了上述三点外，应该正派、严谨、敬业。我最喜欢的教师形象是“望之俨然，即之而温”。钟敬文先生是我的最后一位业师，当时我常常去他的书房聆听教诲，在先生面前，常感到“如坐春风”般愉快。记得先生曾经让我给他抄写手稿，他说抄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由此，你可以体会老师的行文与写作风格。记得钟先生晚年在病中跟我说：写文章要卖力，但不能让人看出你很用力，否则就不能算高境界。做文章是一生的事。我体会先生的意思，文章除了观点表达明确，论述清晰外，还得注意文章的美感与滋润，适当的轻松、舒缓，会有更好的阅读效果。如何提高写作水平，先生说要读好文章，还要多练习。“科学文章要准确，辞藻看人的天分。”要使文章达到精确、醒目的效果，就需要不断推敲、磨练。先生是散文大家，所以对文体与文字表达有很高的要求，作为他的学生，我只能是“景行行之”。
先生做学问十分认真，特别重视运用资料。我去他那儿，常常看见他在读地方研究者给他寄来的民俗志资料，而且关键地方用笔标记，或夹上纸条。好的资料书，先生还推荐我们购买阅读。他认为做学问，基本资料最重要。有基本资料垫底后，就不会人云亦云。一次，我在钟先生家见到有学者捎来原顾颉刚先生助手编的顾老讨论古史的文集，钟先生翻看之后，提到疑古问题，说顾先生疑古不是乱猜，而是继承了宋以来的学术传统；当然任何创见都有它的片面性。钟先生说：“我倒是没有跟他走。”先生接着讲了“邻人盗斧”的故事，说这个故事很有哲理，我们论证问题同样容易犯此类错误。他告诉我们，看问题要有开阔思维，切忌先入为主的主观想象。
先生重视外国理论，但外国理论是否有用，就看它是否切合中国实际。他强调对理论的消化与辨识，他说：“要看到理论长处与短处，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应该读。我在日本读过，至今还思念它。在书店看到了新版，我又买了一本。读一本名著，要看到它的长处与短处，是很受用的。”说到我的研究，钟先生说道，“你作时空观的研究，是自己摸的，如自己种的果子，吃起来特别香”。他鼓励我说，“基础有了，随着思想成熟程度，未来20年，至少要出三本书”。先生的鼓励与提示一直是我向上的动力。钟先生去世之后，我遵循先生遗训，继续推进“中国民俗研究”课题，2006年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结题，后以六卷本《中国民俗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文库，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几年来，虽然我也出了几本自己的小书，但离先生的期待还有相当距离，先生还在看着我们，我不敢懈怠。在2015年学校一级学科建设中，民俗学科调整到新成立的社会学院，成立了人类学民俗学系，民俗学有了新的发展平台，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先生开创的民俗学学科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它将是民俗学服务社会的重要开始。
钟先生是位有民族情怀的学者，他晚年时说：“一个民族要在世界生存，最重要的是要有精神寄托，精神就是文化。民族不怕弱，但根子要旺。如果丢掉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没有民族的根。”“学问要有主体性，要为民族文化建设服务。我这种观念越老越强烈。做学问首先是为社会，做学问为自己，就把自己看小了。”先生这些谆谆教诲，就是在传道，他传的是民族文化的大道。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职称晋升、提高奖金或个人名誉，而是在探讨民族文化内涵、追寻民族文化传承路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担当与自信，不能看轻自己。我这些年来在传统节日复兴重建过程中除学术研究外，还花了不少时间在社会上进行宣传与动员，其实就是在践实行先生的教诲，作为一个知识人，要牢记自己的职责，学问要服务社会需要。
钟先生还特别重视学术团队建设，重视融洽教师之间的关系。每到春节，他都要到市场上买来水仙，亲自镂刻水仙（让水仙长得有型），再分给各位教师。我博士后在读期间，就得到过这样的礼物。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温暖。师生关系的和谐也是从生活细节中培育的。钟先生是很有人情味的长者。中秋节，正值开学不久，他会拿出别人送他的月饼、水果，召集研究室师生开一个轻松的茶话会，也是新学期同学的见面会，在和谐轻松的氛围中，新同学很快融入新的集体。
钟先生重视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训练与点拨学生，他以平易的态度与温和的语言与同学交流，完全没有今天大学某些教师的所谓“老板”作派。今天我同样是大学教师，我不敢奢望自己达到良师的化境，但我只是勉励自己保持为师的基本品质，在教学中履行教师的职责。
师道是为师的职业之道，在强调个人价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社会中，中国传统的师道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今天我们重温师道，期待传统师道在北京师范大学高扬，让师生的温情温暖每一个人，师生关系更加和谐；更进一步说，作为精神文化传承人的教师，应该有超越性的眼光，应该着眼于民族与国家的未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将传道意识内化于自己的言行之中，让人类的良知与中华传统文明在高等学府薪火相传。
在古代社会，师有人师与经师之分，用今天的话说，即有道德学问之师与职业培训之师之分，前者重在人格塑造，后者偏重于技能训练，二者可分可合。在传统社会以至今天，我们推崇的是人师，人师担当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与职责。因此，我们对从事教育行业的工作者，既有由衷的尊敬，也有对其道德人格崇高的特别期待，这就注定了教师并非普通行业的劳动者，他的劳动带有使命、情感与精神关怀。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传统向现代过渡、商业功利气息浓郁、价值观多元呈现的时代，在利益、欲望、精神扰动的不确定的变化时代，教育工作者面临着更强烈的操守与利益冲突的迷惑，本为社会良心的解惑者，也常常陷入困惑之中，我们时常听到“教师就是一个普通职业”“教师也是人”的言论，这种言论固然有利于我们走出对教师过分推崇，甚至异化的道德困境，但客观上也使部分教师逐渐看轻自己的责任担当，由此出现部分教师品质下降这一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各种媒体报道了不少师生肢体冲突，教师倒在讲台上的惨剧，发生在尊师重教的中国，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更是教师的悲哀。我认为，师生关系的恶化，除了社会原因外，教师也该反思，该是讨论何为良师的时候了！
大学之道，在明德、亲民，达于至善之境。大学的良师应该是道德学问的楷模，无道德不可为师，无学问不足以为师。依照中国传统的良师标准：第一是传道，即育人。让受教育者在大学期间得到良好的人格养成，培养有道义担当、有民族情感、有人类责任意识的社会成员。传道是良师的第一标准与最高要求，也是近年来我们最忽视的地方，教育界所发生的种种不良事端，无不与此相关。因此重新树立教师“传道”的使命，十分必要。诚如韩愈所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第二是授业，即学问传承。传承学问，是教师的立身之本。它要求教师有坚实的学问基础，需要教师不断学习与提高，否则就承担不起教师授业的职责。第三是解惑，即通过言传身教为学生释疑解惑，解惑应该包括解人生之惑与学问之惑，解惑的过程是提升学生人格品质与培养、激发学生创造力的过程。简要地说，现代良师的标准是：有使命感、有学问功底、有教学能力，三者缺一不可。作为师范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教师，在为师的标准上更应该严格要求，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所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我本科到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都在师范院校中度过，受到师范院校诸多良师的教育与影响，我认为一个好的教师除了上述三点外，应该正派、严谨、敬业。我最喜欢的教师形象是“望之俨然，即之而温”。钟敬文先生是我的最后一位业师，当时我常常去他的书房聆听教诲，在先生面前，常感到“如坐春风”般愉快。记得先生曾经让我给他抄写手稿，他说抄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由此，你可以体会老师的行文与写作风格。记得钟先生晚年在病中跟我说：写文章要卖力，但不能让人看出你很用力，否则就不能算高境界。做文章是一生的事。我体会先生的意思，文章除了观点表达明确，论述清晰外，还得注意文章的美感与滋润，适当的轻松、舒缓，会有更好的阅读效果。如何提高写作水平，先生说要读好文章，还要多练习。“科学文章要准确，辞藻看人的天分。”要使文章达到精确、醒目的效果，就需要不断推敲、磨练。先生是散文大家，所以对文体与文字表达有很高的要求，作为他的学生，我只能是“景行行之”。
先生做学问十分认真，特别重视运用资料。我去他那儿，常常看见他在读地方研究者给他寄来的民俗志资料，而且关键地方用笔标记，或夹上纸条。好的资料书，先生还推荐我们购买阅读。他认为做学问，基本资料最重要。有基本资料垫底后，就不会人云亦云。一次，我在钟先生家见到有学者捎来原顾颉刚先生助手编的顾老讨论古史的文集，钟先生翻看之后，提到疑古问题，说顾先生疑古不是乱猜，而是继承了宋以来的学术传统；当然任何创见都有它的片面性。钟先生说：“我倒是没有跟他走。”先生接着讲了“邻人盗斧”的故事，说这个故事很有哲理，我们论证问题同样容易犯此类错误。他告诉我们，看问题要有开阔思维，切忌先入为主的主观想象。
先生重视外国理论，但外国理论是否有用，就看它是否切合中国实际。他强调对理论的消化与辨识，他说：“要看到理论长处与短处，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应该读。我在日本读过，至今还思念它。在书店看到了新版，我又买了一本。读一本名著，要看到它的长处与短处，是很受用的。”说到我的研究，钟先生说道，“你作时空观的研究，是自己摸的，如自己种的果子，吃起来特别香”。他鼓励我说，“基础有了，随着思想成熟程度，未来20年，至少要出三本书”。先生的鼓励与提示一直是我向上的动力。钟先生去世之后，我遵循先生遗训，继续推进“中国民俗研究”课题，2006年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结题，后以六卷本《中国民俗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文库，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几年来，虽然我也出了几本自己的小书，但离先生的期待还有相当距离，先生还在看着我们，我不敢懈怠。在2015年学校一级学科建设中，民俗学科调整到新成立的社会学院，成立了人类学民俗学系，民俗学有了新的发展平台，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先生开创的民俗学学科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它将是民俗学服务社会的重要开始。
钟先生是位有民族情怀的学者，他晚年时说：“一个民族要在世界生存，最重要的是要有精神寄托，精神就是文化。民族不怕弱，但根子要旺。如果丢掉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没有民族的根。”“学问要有主体性，要为民族文化建设服务。我这种观念越老越强烈。做学问首先是为社会，做学问为自己，就把自己看小了。”先生这些谆谆教诲，就是在传道，他传的是民族文化的大道。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职称晋升、提高奖金或个人名誉，而是在探讨民族文化内涵、追寻民族文化传承路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担当与自信，不能看轻自己。我这些年来在传统节日复兴重建过程中除学术研究外，还花了不少时间在社会上进行宣传与动员，其实就是在践实行先生的教诲，作为一个知识人，要牢记自己的职责，学问要服务社会需要。
钟先生还特别重视学术团队建设，重视融洽教师之间的关系。每到春节，他都要到市场上买来水仙，亲自镂刻水仙（让水仙长得有型），再分给各位教师。我博士后在读期间，就得到过这样的礼物。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温暖。师生关系的和谐也是从生活细节中培育的。钟先生是很有人情味的长者。中秋节，正值开学不久，他会拿出别人送他的月饼、水果，召集研究室师生开一个轻松的茶话会，也是新学期同学的见面会，在和谐轻松的氛围中，新同学很快融入新的集体。
钟先生重视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训练与点拨学生，他以平易的态度与温和的语言与同学交流，完全没有今天大学某些教师的所谓“老板”作派。今天我同样是大学教师，我不敢奢望自己达到良师的化境，但我只是勉励自己保持为师的基本品质，在教学中履行教师的职责。
师道是为师的职业之道，在强调个人价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社会中，中国传统的师道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今天我们重温师道，期待传统师道在北京师范大学高扬，让师生的温情温暖每一个人，师生关系更加和谐；更进一步说，作为精神文化传承人的教师，应该有超越性的眼光，应该着眼于民族与国家的未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将传道意识内化于自己的言行之中，让人类的良知与中华传统文明在高等学府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