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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3日至4日，中国和越南的高层领导内部会晤在四川成都悄然举行。
当时，中越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中断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国际风云变幻，特别是苏联、东欧政局剧变。面对这样的形势，两国领导人都有一个共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恢复正常关系。这次内部会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中方参加这次内部会晤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越方是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这是时隔13年后两党、两国主要领导人首次会晤。
我当时担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这次会晤。如今，25年过去，中越关系有起有伏，但主流是相互合作和睦邻友好的。中越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就在于这次成都会晤。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12月，在越共六大上，阮文灵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文灵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对中国态度友好，曾多次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曾会见过他。他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积极推进越南革新路线，并着手改善对华关系。
1988年底至1989年初，越方三次表示，希望改善越中关系。首先，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作为两个社会主义邻国，越中两国的长远利益是和平与友好。随后，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访华，同中方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内部磋商。访华前，范文同向他交代：“我们要竭尽全力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1989年1月，越南外长阮基石答记者问称，越南和中国改善关系，有利于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989年10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老挝部长会议主席、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当时参加会见并担任记录的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李家忠披露，凯山转达了阮文灵的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
邓小平说：越南提出要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我们是欢迎的。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
他强调，希望越南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撤军，实现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四方，即越南支持的金边韩桑林政权，以及抵抗力量的三派：西哈努克领导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以乔森潘为代表的民主柬埔寨，以宋双为首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结束过去，恢复中越关系。
1990年6月，阮文灵会见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他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剧变，东欧的形势演变很复杂，苏联的形势也很严峻。越中两国是社会主义邻邦，他希望尽快到北京，会见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有生之年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
8月27日，在纽约联合国会议上，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就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定于9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个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柬埔寨四方联合，共同组成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全国最高委员会。这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步骤和突破性进展，也是国际社会12年来为谋求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邀请越共领导人访华，进行磋商。
据李鹏日记记载，8月27日，邓小平听了汇报，表示赞同。
根据国内指示，并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8月29日下午，张德维面见阮文灵和杜梅，代表江泽民和李鹏，邀请他们和范文同，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他还告知，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越方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1997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话别时亲切拥抱。
图/新华 图片编辑/何晞宇
8月31日，我被中联部副部长朱善卿单独找去。他通知我，三天后随江泽民、李鹏去成都参加中越内部会晤，并要我赶紧写一份关于当前国际共运形势、东欧苏联局势变化和我党同中苏论战中中断关系的共产党恢复关系状况的材料，备中央领导参阅。他嘱咐我，要严格保密，无论对同事、家人都不能提起。
我用一天的时间赶写出了这份材料，打印上送。刚过去的7月，苏共举行了28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对此，中联部搞了好几份材料。我主要是根据这几份材料综合写成的，有四五页，约2000字，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形势分析。结论主要是两点：一是苏联和东欧的形势“令人担忧”，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对我们有很大冲击;二是我们“有信心”。中国不同于苏联，我们“顶得住”。
第二部分是中共同中断关系的共产党恢复关系的情况。主要也谈了两点：一是原则，这就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是邓小平提出的。1977年他会见铁托时称：“过去的事情一风吹。”1989年5月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又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从1977年8月中南两党恢复关系，到1989年5月中苏关系正常化，都是依照这一原则进行的。二是简述了同西欧各国共产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苏联恢复关系的过程。当时中共还未与之恢复关系的，只剩下越共和日共了。
9月2日，江泽民和李鹏分乘两架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随行人员分成两拨，分别陪同。陪同江泽民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中联部副部长朱善卿。外交部部长助理徐敦信等人陪同李鹏，我也随李鹏专机。 李鹏的专机于下午3点半起飞。起飞后不久，李鹏将我叫了过去。他没有叫我汇报工作，而是随意地跟我聊天。他详细地问了我80年代初在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的情况，并说起，越方原想在北京或南宁会晤，后中方考虑到保密要求，决定在成都举行。“成都也是我的故乡，可惜这次时间太短了，谈完就回北京了。”
6点左右，专机到达成都。6点半，江泽民的专机也到了。
我们住进了位于郊区的金牛宾馆。这是一座园林式的宾馆，安静而简朴。会谈和宴请将在中间的“1号主楼”进行，宾主则分住其两边的别墅。
当晚，江泽民和李鹏就会谈方针交换了意见。曾庆红则召集中办、中联部和外交部的随行人员，现场讨论了接下来两天的日程安排和礼仪接待，包括宾主各自从哪个门进出、谁先进、谁后进等细节。我参加了这次讨论。
9月3日上午11点，越南专机降落在南宁专用机场。这是12年来第一架飞往中国的越南民航飞机。越南代表团一行十几人，除阮文灵、杜梅和范文同外，主要随行人员有：越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红河、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和外交部副部长丁儒廉。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也陪同访问。齐怀远、朱善卿、徐敦信到机场迎接。随后，宾主登上中方专机，朝成都飞去。
下午两点，阮文灵一行抵金牛宾馆。江泽民和李鹏在1号主楼门前迎接。李鹏在日记里回忆道：阮文灵身着咖啡色西装，有些学者风度。杜梅身体还健壮，头发全白，穿一身蓝色西装。他俩都是七十三四岁的人，而范文同双目白内障视力极差，穿一身蓝色的干部服，像中国的老干部。
当日下午四点多，会谈开始。20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设施简单，中间放着一张长条形会议桌，双方分坐两侧。会谈共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江泽民首先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党、政府和领导人一向重视中越友谊。中越曾有十分友好的关系，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他还以自身为例，说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我和李鹏同志都曾在工业部门工作，都曾经为对越援助作过积极努力，可以说我们对待对越援助比对我们自己国家建设还认真。”他说，中越两国都在努力发展本国经济，进行改革开放，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越关系正常化，恢复友谊，对两国以及地区和平都有利。
阮文灵赞同江泽民的讲话。他表示，这次高级会晤是越中两国新型友好关系的开端。关于柬埔寨问题，他认为政治解决的时机已经成熟。成立柬最高委员会是当务之急，越方同中方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建立和平、独立、中立、不结盟、同越南中国和老挝都友好的柬埔寨。但他又表示，越南尊重柬埔寨的独立自主权，不干涉柬内部事务，不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只能劝说柬各方就民族和解达成协议。这表明，越方只想就柬埔寨问题作一个原则的表态，然后很快将重点转入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议题上来。
但柬埔寨问题是中方邀请越方会晤的首要议题。按照邓小平的原则主张，中越关系正常化，需要先在柬埔寨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越南已从柬埔寨撤军，尚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如何评价和对待联合国五常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个文件，以及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这两方面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对此，中越双方有共识，也有分歧。分歧意见主要有两点。
首先，如何对待这五个文件。越方希望表述为“欢迎”，李鹏则说，西哈努克亲王和中苏两国外长都已表示支持五个文件，所以应该用“赞成”。经过讨论后，越方表示同意，但要求加上“框架”，中方也同意了。
更大的分歧在于，最高委员会四方组成人员的数额问题。越方同意“6（韩桑林派） 2（西哈努克派） 2（乔森潘派） 2（宋双派）”方案，中方则提出“6 2 2 2 1”的方案，“1”为西哈努克，认为西哈努克为最高委员会主席，应有相应的权力。
对中方的方案，越方觉得很难被金边方面接受。第一天的谈判未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会谈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宴会8点半才开始。在饭桌上，江泽民和李鹏就会上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分头继续与阮文灵和杜梅交谈。
宴会结束后，双方主要随行人员组成会谈纪要起草小组，连夜开会讨论。中方由曾庆红负责，越方由红河负责。会谈一直进行到深夜。
我也参加了起草小组的讨论。我的主要任务是，将讨论的情况随时向江泽民和李鹏汇报，然后将他们的指示转达给起草小组中方人员。
讨论很艰苦，逐字逐句地进行。一个主要争议是，中越就柬问题达成一致后，如何向柬有关各方转达。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双方同意表述为“通过各自努力”，“推动”柬埔寨各方就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达成协议。
9月4日上午，双方领导人进行了第二次会谈。
一开始，江泽民再次回顾了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建立起来的“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他说，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越南的抗法和抗美战争进行了大力援助。越南是中国提供援助比较多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遇到经济困难的时期，仍然节衣缩食，向越南提供援助，可以说做出了民族牺牲。他又说，中国党始终认为，这种援助是相互的。越南支援了中国革命，特别是胡志明主席。
阮文灵则表示，即使在两国“关系困难”的岁月，从内心中，越南对中国对越南的巨大援助和宝贵支持是感激的，从未忘记。“特别是我本人，长期在越南南方工作，亲身体会到中国对越南援助的重大意义。”他特别托江泽民和李鹏，向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党政领导同志表示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转入正题后，双方继续讨论柬最高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阮文灵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最高委员会将遵循什么原则进行工作，是协调一致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江泽民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四方既然都同意成立最高委员会，就应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在这个前提下，中方“可同意”最高委员会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 范文同表示，同意江泽民的意见。
主要问题解决后，剩下的就是敲定《会谈纪要》。
关于最高委员会，纪要写道：双方认为，早日建立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步骤。该委员会应遵循任何一派不占支配地位、也不排除任何一派的原则，由柬埔寨四方组成。由西哈努克亲王任主席是适宜的。双方同意向柬各方通报并做工作，尽早按照6 2 2 2 1的方式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并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纪要指出：双方就早日恢复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随着柬埔寨问题全面、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逐步改善两党、两国关系，进而实现正常化。其中，“两党”两个字是根据范文同的建议加上的。
双方还就逐步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交换了意见，包括：一、双方采取措施减少边界兵力，避免一切敌对活动;二、停止一切对对方的敌对宣传;三、加强民间往来;四、恢复边贸正常秩序;五、两国高级领导人进行接触和互访。
下午2点半，中越双方在1号主楼举行了签字仪式。中方提议，由江泽民、李鹏和阮文灵、杜梅分别代表本国党和政府签字，越方表示同意。
江泽民当场引用鲁迅的七律赠越南同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会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当晚，阮文灵也激动地写下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当月，柬埔寨四方在雅加达会晤，组成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宣布柬埔寨各方都接受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通过的文件，并将文件作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础。
1991年6月29日，越共七大闭幕，杜梅当选总书记，阮文灵、范文同为顾问。会议总的基调是，越南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中心任务，同时继续执行六大开创的革新开放路线，主张同各国友好合作。
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李鹏会见了越南党中央特别代表黎德英和红河。双方同意尽快举行中越高级会晤。
11月5日，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称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在党际关系“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基础上恢复中越两党正常关系。
江泽民讲话说，在两国关系经历一段曲折之后，中越两国领导人今天能坐在一起举行高级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他称，这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当时，中越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中断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国际风云变幻，特别是苏联、东欧政局剧变。面对这样的形势，两国领导人都有一个共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恢复正常关系。这次内部会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中方参加这次内部会晤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越方是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这是时隔13年后两党、两国主要领导人首次会晤。
我当时担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这次会晤。如今，25年过去，中越关系有起有伏，但主流是相互合作和睦邻友好的。中越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就在于这次成都会晤。
邓小平的口信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12月，在越共六大上，阮文灵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文灵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对中国态度友好，曾多次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曾会见过他。他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积极推进越南革新路线，并着手改善对华关系。
1988年底至1989年初，越方三次表示，希望改善越中关系。首先，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作为两个社会主义邻国，越中两国的长远利益是和平与友好。随后，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访华，同中方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内部磋商。访华前，范文同向他交代：“我们要竭尽全力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1989年1月，越南外长阮基石答记者问称，越南和中国改善关系，有利于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989年10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老挝部长会议主席、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当时参加会见并担任记录的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李家忠披露，凯山转达了阮文灵的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
邓小平说：越南提出要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我们是欢迎的。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
他强调，希望越南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撤军，实现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四方，即越南支持的金边韩桑林政权，以及抵抗力量的三派：西哈努克领导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以乔森潘为代表的民主柬埔寨，以宋双为首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结束过去，恢复中越关系。
1990年6月，阮文灵会见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他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剧变，东欧的形势演变很复杂，苏联的形势也很严峻。越中两国是社会主义邻邦，他希望尽快到北京，会见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有生之年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
8月27日，在纽约联合国会议上，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就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定于9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个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柬埔寨四方联合，共同组成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全国最高委员会。这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步骤和突破性进展，也是国际社会12年来为谋求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邀请越共领导人访华，进行磋商。
据李鹏日记记载，8月27日，邓小平听了汇报，表示赞同。
根据国内指示，并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8月29日下午，张德维面见阮文灵和杜梅，代表江泽民和李鹏，邀请他们和范文同，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他还告知，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越方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两架专机悄然飞抵成都
图/新华 图片编辑/何晞宇
8月31日，我被中联部副部长朱善卿单独找去。他通知我，三天后随江泽民、李鹏去成都参加中越内部会晤，并要我赶紧写一份关于当前国际共运形势、东欧苏联局势变化和我党同中苏论战中中断关系的共产党恢复关系状况的材料，备中央领导参阅。他嘱咐我，要严格保密，无论对同事、家人都不能提起。
我用一天的时间赶写出了这份材料，打印上送。刚过去的7月，苏共举行了28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对此，中联部搞了好几份材料。我主要是根据这几份材料综合写成的，有四五页，约2000字，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形势分析。结论主要是两点：一是苏联和东欧的形势“令人担忧”，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对我们有很大冲击;二是我们“有信心”。中国不同于苏联，我们“顶得住”。
第二部分是中共同中断关系的共产党恢复关系的情况。主要也谈了两点：一是原则，这就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是邓小平提出的。1977年他会见铁托时称：“过去的事情一风吹。”1989年5月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又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从1977年8月中南两党恢复关系，到1989年5月中苏关系正常化，都是依照这一原则进行的。二是简述了同西欧各国共产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苏联恢复关系的过程。当时中共还未与之恢复关系的，只剩下越共和日共了。
9月2日，江泽民和李鹏分乘两架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随行人员分成两拨，分别陪同。陪同江泽民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中联部副部长朱善卿。外交部部长助理徐敦信等人陪同李鹏，我也随李鹏专机。 李鹏的专机于下午3点半起飞。起飞后不久，李鹏将我叫了过去。他没有叫我汇报工作，而是随意地跟我聊天。他详细地问了我80年代初在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的情况，并说起，越方原想在北京或南宁会晤，后中方考虑到保密要求，决定在成都举行。“成都也是我的故乡，可惜这次时间太短了，谈完就回北京了。”
6点左右，专机到达成都。6点半，江泽民的专机也到了。
我们住进了位于郊区的金牛宾馆。这是一座园林式的宾馆，安静而简朴。会谈和宴请将在中间的“1号主楼”进行，宾主则分住其两边的别墅。
当晚，江泽民和李鹏就会谈方针交换了意见。曾庆红则召集中办、中联部和外交部的随行人员，现场讨论了接下来两天的日程安排和礼仪接待，包括宾主各自从哪个门进出、谁先进、谁后进等细节。我参加了这次讨论。
谈判焦点：“ 1”与否
9月3日上午11点，越南专机降落在南宁专用机场。这是12年来第一架飞往中国的越南民航飞机。越南代表团一行十几人，除阮文灵、杜梅和范文同外，主要随行人员有：越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红河、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和外交部副部长丁儒廉。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也陪同访问。齐怀远、朱善卿、徐敦信到机场迎接。随后，宾主登上中方专机，朝成都飞去。
下午两点，阮文灵一行抵金牛宾馆。江泽民和李鹏在1号主楼门前迎接。李鹏在日记里回忆道：阮文灵身着咖啡色西装，有些学者风度。杜梅身体还健壮，头发全白，穿一身蓝色西装。他俩都是七十三四岁的人，而范文同双目白内障视力极差，穿一身蓝色的干部服，像中国的老干部。
当日下午四点多，会谈开始。20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设施简单，中间放着一张长条形会议桌，双方分坐两侧。会谈共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江泽民首先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党、政府和领导人一向重视中越友谊。中越曾有十分友好的关系，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他还以自身为例，说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我和李鹏同志都曾在工业部门工作，都曾经为对越援助作过积极努力，可以说我们对待对越援助比对我们自己国家建设还认真。”他说，中越两国都在努力发展本国经济，进行改革开放，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越关系正常化，恢复友谊，对两国以及地区和平都有利。
阮文灵赞同江泽民的讲话。他表示，这次高级会晤是越中两国新型友好关系的开端。关于柬埔寨问题，他认为政治解决的时机已经成熟。成立柬最高委员会是当务之急，越方同中方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建立和平、独立、中立、不结盟、同越南中国和老挝都友好的柬埔寨。但他又表示，越南尊重柬埔寨的独立自主权，不干涉柬内部事务，不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只能劝说柬各方就民族和解达成协议。这表明，越方只想就柬埔寨问题作一个原则的表态，然后很快将重点转入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议题上来。
但柬埔寨问题是中方邀请越方会晤的首要议题。按照邓小平的原则主张，中越关系正常化，需要先在柬埔寨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越南已从柬埔寨撤军，尚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如何评价和对待联合国五常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个文件，以及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这两方面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对此，中越双方有共识，也有分歧。分歧意见主要有两点。
首先，如何对待这五个文件。越方希望表述为“欢迎”，李鹏则说，西哈努克亲王和中苏两国外长都已表示支持五个文件，所以应该用“赞成”。经过讨论后，越方表示同意，但要求加上“框架”，中方也同意了。
更大的分歧在于，最高委员会四方组成人员的数额问题。越方同意“6（韩桑林派） 2（西哈努克派） 2（乔森潘派） 2（宋双派）”方案，中方则提出“6 2 2 2 1”的方案，“1”为西哈努克，认为西哈努克为最高委员会主席，应有相应的权力。
对中方的方案，越方觉得很难被金边方面接受。第一天的谈判未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达成《会谈纪要》
会谈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宴会8点半才开始。在饭桌上，江泽民和李鹏就会上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分头继续与阮文灵和杜梅交谈。
宴会结束后，双方主要随行人员组成会谈纪要起草小组，连夜开会讨论。中方由曾庆红负责，越方由红河负责。会谈一直进行到深夜。
我也参加了起草小组的讨论。我的主要任务是，将讨论的情况随时向江泽民和李鹏汇报，然后将他们的指示转达给起草小组中方人员。
讨论很艰苦，逐字逐句地进行。一个主要争议是，中越就柬问题达成一致后，如何向柬有关各方转达。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双方同意表述为“通过各自努力”，“推动”柬埔寨各方就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达成协议。
9月4日上午，双方领导人进行了第二次会谈。
一开始，江泽民再次回顾了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建立起来的“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他说，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越南的抗法和抗美战争进行了大力援助。越南是中国提供援助比较多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遇到经济困难的时期，仍然节衣缩食，向越南提供援助，可以说做出了民族牺牲。他又说，中国党始终认为，这种援助是相互的。越南支援了中国革命，特别是胡志明主席。
阮文灵则表示，即使在两国“关系困难”的岁月，从内心中，越南对中国对越南的巨大援助和宝贵支持是感激的，从未忘记。“特别是我本人，长期在越南南方工作，亲身体会到中国对越南援助的重大意义。”他特别托江泽民和李鹏，向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党政领导同志表示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转入正题后，双方继续讨论柬最高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阮文灵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最高委员会将遵循什么原则进行工作，是协调一致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江泽民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四方既然都同意成立最高委员会，就应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在这个前提下，中方“可同意”最高委员会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 范文同表示，同意江泽民的意见。
主要问题解决后，剩下的就是敲定《会谈纪要》。
关于最高委员会，纪要写道：双方认为，早日建立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步骤。该委员会应遵循任何一派不占支配地位、也不排除任何一派的原则，由柬埔寨四方组成。由西哈努克亲王任主席是适宜的。双方同意向柬各方通报并做工作，尽早按照6 2 2 2 1的方式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并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纪要指出：双方就早日恢复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随着柬埔寨问题全面、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逐步改善两党、两国关系，进而实现正常化。其中，“两党”两个字是根据范文同的建议加上的。
双方还就逐步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交换了意见，包括：一、双方采取措施减少边界兵力，避免一切敌对活动;二、停止一切对对方的敌对宣传;三、加强民间往来;四、恢复边贸正常秩序;五、两国高级领导人进行接触和互访。
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
下午2点半，中越双方在1号主楼举行了签字仪式。中方提议，由江泽民、李鹏和阮文灵、杜梅分别代表本国党和政府签字，越方表示同意。
江泽民当场引用鲁迅的七律赠越南同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会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当晚，阮文灵也激动地写下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当月，柬埔寨四方在雅加达会晤，组成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宣布柬埔寨各方都接受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通过的文件，并将文件作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础。
1991年6月29日，越共七大闭幕，杜梅当选总书记，阮文灵、范文同为顾问。会议总的基调是，越南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中心任务，同时继续执行六大开创的革新开放路线，主张同各国友好合作。
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李鹏会见了越南党中央特别代表黎德英和红河。双方同意尽快举行中越高级会晤。
11月5日，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称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在党际关系“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基础上恢复中越两党正常关系。
江泽民讲话说，在两国关系经历一段曲折之后，中越两国领导人今天能坐在一起举行高级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他称，这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