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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到2018年，我一直北漂。
第一次进北京，是1998年的冬天，那年正流行那英的那首《相约九八》：“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我怀着这份憧憬，撇下刚分娩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孩子，在今天的北京奥运村，一个叫安慧北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开始了大海摸鱼式的寻找工作。看着职业介绍所里的人用狐狸一样的目光盯着每一个进出的人，似乎要掏净所有人身上的毛格硬币才肯放人，我们抱着一丝希望，温顺地放下一百元大钞，要知道1998年，在北京建筑工地上拼一天仅十七八块。我们留下电话号码，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一声时间，职业介绍所的人不耐烦地挥挥手，丢了一句：“等电话吧！”于是，灰溜溜地退出等回信。其结果当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后来，经一个说四川话的小黑哥介绍，进了国贸大厦二期工程干管道工，我与一群天南地北流浪汉似的哥们儿，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层楼里，每天把几十吨重的管道，用铁链拉来拖去，中午饭半个多小时，我们以兔子方式蹿上地面买路边的盒饭，否则，十几层地下层楼跑不上地面，就吃不了饭的，晚了扣工扣钱还罚站。我跑上地面后，塞下带沙砾的米饭外加一小杯冷水，然后又小跑蹿下十几层的工地下。水少不解渴，大杯水要五块钱，我拼死一天三十大元仅够六杯水的。无奈，我只有嘴对着自来水往肚里猛灌。几天下来，我的肚子里天天像有青蛙乱蹦乱叫，我心想，我可享不了这“福”，这刚入冬还能就着凉水吃饭，若三九严寒、滴水成冰的腊月怎么办？不行，这活儿不能干。我拿定主意后，于是，我趁他们上工之后，像贼一样溜出了工地。
我在北京东长安街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向那位在北京的唯一的远亲诉苦，也许打电话时间长了些，于是招致守电话亭的一位中年农村妇女不满，她劈头盖脸地训斥我：
“电话打完了没有，这么长时间，一个大男人别像老娘们儿一样唠叨个没完，别一味向别人诉苦求救，别人有别人的事，别人不欠你什么，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父母是应当，别人不欠你什么，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别人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应当，不要一味依赖别人，即便是你再近的亲戚朋友也一样！
“难道你自己没有骨头脊梁，挺起来自己的腰杆站立，还是男人呢，哼，别以为自己在北京有多苦，你还有个地方睡觉，你没看见北京长安大街上，大冬天睡在马路边幕天席地的人有的是，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生存与梦劳作着，拼斗着……”
中年妇女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我半晌无言以对。我没有回家，在北京留下来了，在北京一处建筑工地找了份活计，尽管每天只有十几元钱的工钱，尽管每天在工地爬架攀高，挥汗如雨，干的是两头不见太阳的重体力活儿，但我坚持着。那时的父亲还在世，每次父亲跑到别人家，从家乡千里之遥打电话给我，安慰北京的我，记得父亲生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宝军我儿，我很好，我和你娘在照相馆拍的照片寄给你，勿念，望好好工作……”当时我读到父亲生前最后一封信时，不觉落下了泪，那天，我在冬天大雪纷飞的半夜里，正在建筑工地推灰搅泥，为一座高楼浇筑混凝土，后来才知道那是建奥运村。无论漂泊到哪里，只要有故乡的一份亲情在，梦便不会泯灭。
第二次来北京是在2005年秋冬季节，那时父亲已逝，母亲来北京打工两年，我也想成为“北漂一族”，于是随家乡的人进京安装水暖管道。在车公庄大街，我并不陌生，过立交桥对面是北京动物园和北京农展馆，我曾同一帮天南海北的难兄难弟，在给中国建筑设计院修路时，在废弃澡堂里暖烘烘的蜗居睡了整个冬天。第二次同家乡人进北京，却并不如意，先是说每天八小时，等干上了，却是十六小时拖着千斤重的钢管连轴转，说是一年一万多元的收入，实际每天仅十几元的工钱。
后来，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叫芦苇乡的仓库工地找了个干建筑的活儿，重操旧业干起我的瓦工活儿，尽管每天昏天黑地地干，尽管三九严寒我因天天喝凉水肚子痛得打滚儿，但输液打针好了后，我依旧坚持，因为在北京能收入比家乡几倍的血汗钱。我在北京看望打工的母亲时，母亲偷偷塞给我几十元钱，说知你在北京不易，拿着。北京有亲情在。为了家，为了故乡，我在北京坚持。
第三次来北京是在2008年3月，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想在他乡都市漂泊流浪，只因故土太贫瘠，才被迫背井离乡，选择更好的生存。我的朋友把我和行李扔在偌大的工厂门口扬长而去，我想起那位北京长安街电话亭妇女的话，“别人不欠你什么……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我扛起行李，挺胸进了工厂，我不怕吃苦，白天干一天，晚上到半夜两三点没问题，一月加夜班一百多个小时也没什么，像农村冬天的麦地，再冷的冬寒也没冻死一片麦苗，第二年一样勃勃生机，生长收获。母亲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年过半百的母亲和我一样北漂打工，2008年到2015年，八年间，母亲干过绿化工，干过家政，当过做饭工，摆过地摊……2014年春夏之交，在北京西红门一服装厂干做饭工的母亲食道癌晚期，时年六十七岁。为了一份希望，我和妹妹把母亲安排住进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中国中医肿瘤医院。想起陪伴母亲最后一年多的日子，在医院西面的龙潭公园，陪母亲散步，她静坐在公园深秋的连椅上，像一朵霜花。去潘家园旧货市场游逛，在医院西边的饭店，每天化疗后，母亲都喝一大碗西红柿鸡蛋面片，在那所医院，母亲经历三次化疗，一次大手术，切去了五分之四的胃，母亲痛苦着，呻吟着，也坚强地活着。
在北京的大兴黄村，陪母亲過了她在世的最后一个、2014年春节，过了她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次生日。
今天再听不见母亲的呼唤，可我一直在北京寻找，找她再亲切地喊我一声儿子，或许哪一天，在古玩市场潘家园，或许在大兴的刘村食堂，或许在北京的某个僻隅，北京打工的母亲还在那儿……
责任编辑：黄艳秋
第一次进北京，是1998年的冬天，那年正流行那英的那首《相约九八》：“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我怀着这份憧憬，撇下刚分娩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孩子，在今天的北京奥运村，一个叫安慧北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开始了大海摸鱼式的寻找工作。看着职业介绍所里的人用狐狸一样的目光盯着每一个进出的人，似乎要掏净所有人身上的毛格硬币才肯放人，我们抱着一丝希望，温顺地放下一百元大钞，要知道1998年，在北京建筑工地上拼一天仅十七八块。我们留下电话号码，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一声时间，职业介绍所的人不耐烦地挥挥手，丢了一句：“等电话吧！”于是，灰溜溜地退出等回信。其结果当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后来，经一个说四川话的小黑哥介绍，进了国贸大厦二期工程干管道工，我与一群天南地北流浪汉似的哥们儿，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层楼里，每天把几十吨重的管道，用铁链拉来拖去，中午饭半个多小时，我们以兔子方式蹿上地面买路边的盒饭，否则，十几层地下层楼跑不上地面，就吃不了饭的，晚了扣工扣钱还罚站。我跑上地面后，塞下带沙砾的米饭外加一小杯冷水，然后又小跑蹿下十几层的工地下。水少不解渴，大杯水要五块钱，我拼死一天三十大元仅够六杯水的。无奈，我只有嘴对着自来水往肚里猛灌。几天下来，我的肚子里天天像有青蛙乱蹦乱叫，我心想，我可享不了这“福”，这刚入冬还能就着凉水吃饭，若三九严寒、滴水成冰的腊月怎么办？不行，这活儿不能干。我拿定主意后，于是，我趁他们上工之后，像贼一样溜出了工地。
我在北京东长安街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向那位在北京的唯一的远亲诉苦，也许打电话时间长了些，于是招致守电话亭的一位中年农村妇女不满，她劈头盖脸地训斥我：
“电话打完了没有，这么长时间，一个大男人别像老娘们儿一样唠叨个没完，别一味向别人诉苦求救，别人有别人的事，别人不欠你什么，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父母是应当，别人不欠你什么，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别人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应当，不要一味依赖别人，即便是你再近的亲戚朋友也一样！
“难道你自己没有骨头脊梁，挺起来自己的腰杆站立，还是男人呢，哼，别以为自己在北京有多苦，你还有个地方睡觉，你没看见北京长安大街上，大冬天睡在马路边幕天席地的人有的是，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生存与梦劳作着，拼斗着……”
中年妇女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我半晌无言以对。我没有回家，在北京留下来了，在北京一处建筑工地找了份活计，尽管每天只有十几元钱的工钱，尽管每天在工地爬架攀高，挥汗如雨，干的是两头不见太阳的重体力活儿，但我坚持着。那时的父亲还在世，每次父亲跑到别人家，从家乡千里之遥打电话给我，安慰北京的我，记得父亲生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宝军我儿，我很好，我和你娘在照相馆拍的照片寄给你，勿念，望好好工作……”当时我读到父亲生前最后一封信时，不觉落下了泪，那天，我在冬天大雪纷飞的半夜里，正在建筑工地推灰搅泥，为一座高楼浇筑混凝土，后来才知道那是建奥运村。无论漂泊到哪里，只要有故乡的一份亲情在，梦便不会泯灭。
第二次来北京是在2005年秋冬季节，那时父亲已逝，母亲来北京打工两年，我也想成为“北漂一族”，于是随家乡的人进京安装水暖管道。在车公庄大街，我并不陌生，过立交桥对面是北京动物园和北京农展馆，我曾同一帮天南海北的难兄难弟，在给中国建筑设计院修路时，在废弃澡堂里暖烘烘的蜗居睡了整个冬天。第二次同家乡人进北京，却并不如意，先是说每天八小时，等干上了，却是十六小时拖着千斤重的钢管连轴转，说是一年一万多元的收入，实际每天仅十几元的工钱。
后来，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叫芦苇乡的仓库工地找了个干建筑的活儿，重操旧业干起我的瓦工活儿，尽管每天昏天黑地地干，尽管三九严寒我因天天喝凉水肚子痛得打滚儿，但输液打针好了后，我依旧坚持，因为在北京能收入比家乡几倍的血汗钱。我在北京看望打工的母亲时，母亲偷偷塞给我几十元钱，说知你在北京不易，拿着。北京有亲情在。为了家，为了故乡，我在北京坚持。
第三次来北京是在2008年3月，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想在他乡都市漂泊流浪，只因故土太贫瘠，才被迫背井离乡，选择更好的生存。我的朋友把我和行李扔在偌大的工厂门口扬长而去，我想起那位北京长安街电话亭妇女的话，“别人不欠你什么……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我扛起行李，挺胸进了工厂，我不怕吃苦，白天干一天，晚上到半夜两三点没问题，一月加夜班一百多个小时也没什么，像农村冬天的麦地，再冷的冬寒也没冻死一片麦苗，第二年一样勃勃生机，生长收获。母亲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年过半百的母亲和我一样北漂打工，2008年到2015年，八年间，母亲干过绿化工，干过家政，当过做饭工，摆过地摊……2014年春夏之交，在北京西红门一服装厂干做饭工的母亲食道癌晚期，时年六十七岁。为了一份希望，我和妹妹把母亲安排住进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中国中医肿瘤医院。想起陪伴母亲最后一年多的日子，在医院西面的龙潭公园，陪母亲散步，她静坐在公园深秋的连椅上，像一朵霜花。去潘家园旧货市场游逛，在医院西边的饭店，每天化疗后，母亲都喝一大碗西红柿鸡蛋面片，在那所医院，母亲经历三次化疗，一次大手术，切去了五分之四的胃，母亲痛苦着，呻吟着，也坚强地活着。
在北京的大兴黄村，陪母亲過了她在世的最后一个、2014年春节，过了她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次生日。
今天再听不见母亲的呼唤，可我一直在北京寻找，找她再亲切地喊我一声儿子，或许哪一天，在古玩市场潘家园，或许在大兴的刘村食堂，或许在北京的某个僻隅，北京打工的母亲还在那儿……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