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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化，游击队不断减员，最后被围困在以油山为中心的狭小区域。没吃没穿没房住，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可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其艰难并不亚于长征中的红军。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敌人的疯狂进攻，游击队员们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保存了苏区珍贵的革命火种。
坦诚交心
1934年12月，时任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的刘新潮从中央苏区突围到信丰油山上乐村一带打游击。第二年春天，项英、陈毅也来到了油山。项英化名老周，陈毅化名老刘，平时同志们都习惯叫他们老周、老刘，而项英、陈毅却习惯称游击队战士为“老表”，例如刘老表(刘新潮)、李老表(李绪龙)、朱老表(朱赞珍)。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清剿”，战士们被迫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这时，极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便牢骚满腹：“革命，革命，革到大家都没命!”“革命，革命，革得大家钻山洞!”听了这些话，刘新潮真不知如何是好，既不能说服他们，又不能处分他们。最后，他只得向项英作汇报。项英听后觉得情况十分严重，在与陈毅商量后，认为有必要帮助大家认清形势，消除悲观失望的情绪，从而坚定革命信念。于是，项英下令游击队员全部到油山集合。
1935年11月2日下午，几十个游击队员一起来到油山潭塘坑一片小树林里，项英、陈毅和大家亲切地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坦诚交心。项英首先恳切地说：“你们都是江西老表，是老表嘛就是亲戚，一家人什么话都可以说，请大家说说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开始大家还有点顾虑，都沉默着，只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刘老表忍不住首先发言：“形势对我们的确很不利，连基本生活都……”话未说完，有个队员便气冲冲地站了起来，把许久以来的委屈、痛苦和担忧都说了出来。刘新潮以为自己失言，赶紧插话制止。可陈毅却不慌不忙地微笑说：“刘老表!你别插话，他说的都是大实话呀。这是个交心会，人人都是平等的，你要人家讲实话，就要允许人家讲错话，我们提倡讲实话，坚决发对讲假话，尤其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陈毅的话音刚落，小树林就像炸开了锅似的一下子就沸腾了，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抢着发言，有的充满乐观，有的悲观失望，有的干脆提议散伙，等到形势好转后再来这里集中。
听了大家的发言，项英严肃地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的确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几万敌人把我们围困在这里，我们同上级还有其他根据地又失去了联系，留在这里坚持斗争，随时都有被打死、饿死、病死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为革命牺牲的准备。然而，同志们，死并不可怕，人总是要死的，可怕的是我们的革命没有胜利，没有解放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民，没有实现我们每个人最初参加革命时的誓言。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最初讲的誓言不算数，还算是英雄好汉吗?!”
刘老表和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还不时点点头。项英停了停，又继续说道：“同志们可要仔细想一想，你们都出身贫寒，当时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队伍呢?据我所知，有的是地主霸占了家里的田地，有的是劣绅强占了自己的妻子，有的是被迫要饭快要饿死，总之，你们大都是走投无路才决心参加革命的，你们现在都上了反动政府的黑名单，如果散伙，一个人能到哪里去呢?哪里也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恐怕那样更惨，是不是这个理呢?”许多人开始激动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听老周、老刘的!”
“对头!对头!”陈毅坚定地说道：“党交给我个人的任务就是在这里坚持游击战争，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要干，共产党的红旗不会倒，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毛委员在井冈山时就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火种一定会烧遍万里江山!”
刘老表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大声喊道：“坚持到底，决不动摇!”高亢的声音在树林中传响，在山谷里回应，惊起了无数的小鸟叽叽喳喳地飞起，飞向山顶，飞向蓝天，飞向山外更广阔的世界。
在项英、陈毅的坚强领导下，油山上空的红旗始终高高地飘扬着。
亲密无间
1935年，时任信丰油山长安区委书记的朱赞珍跟项英、陈毅一起住在油山潭塘坑，坚持游击战争，人们都叫他朱老表。他有时领着项英、陈毅去捉石拐、挖竹笋，有时同睡一张床、合盖一床被，亲热得就像一家人。原来朱老表就是潭塘坑里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闭上眼睛也不会走错路”。
有一次，陈毅和他开玩笑：“朱老表，你的姓究竟是哪一个朱(猪)?”朱老表很是诧异：“吔，姓朱就是姓朱，还有别的朱姓吗?”
“怎么没有?你没听说过有个猪八戒?”
“我没有读过书，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姓猪的，不过我可不能与猪八戒同姓。”
“与他同姓有啥子不好，人家可是天篷元帅呐!”陈毅看到他一本正经地尴尬模样，乐得呵呵大笑起来，尔后收起笑容，十分恳切地说：“没有读过书不要紧，但干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那是要误大事的。从今往后，你拜我为师，我教你认字写字怎么样?”
朱老表急了：“别，别，你叫我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叫我读书写字，那个太难了。”
“没啥子问题!”陈毅神情严肃，“你只要跟我学，一点也不难。每天坚持认几个字，几年后就可以读书看报了”。
看到陈毅这样认真，朱老表只好点头：“嘿嘿，我试试看。”在陈毅的教育下，朱老表认了不少的字。
有一天，项英对朱赞珍说：“朱老表，这里离大余新城圩不远。明天你去买些报纸来。”
“要报纸做什么用?”朱赞珍满脸疑惑。
“我想看一看。”项英微微一笑。
“老刘教我认了一些字，”朱赞珍非常激动，“现在我才知道，国民党的报纸全是造谣骂我们的。”
“我知道，”项英作了一点解释，“我们就是要知道国民党造些什么谣，怎么骂我们的，才好揭破敌人的谣言，消除不良影响，让群众相信我们的主张。”
“噢，原来是这样。”朱赞珍似懂非懂，“既然看报纸有这么大的作用，那我就一定把它买回来。”
朱赞珍通过地下党员和交通员，到新城圩买到一些报纸：赣州的《民国日报》《正气日报》，广州的《广州日报》，等等。项英如获至宝，左翻右看，高兴地告诉朱赞珍：“朱老表，红军已渡过了赤水河，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也没有拦住中央红军!”过了一会儿又说：“国民党召开了庆功会，说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已被全部消灭，真是吹起牛皮来不要本。”
“我早就说了，”朱赞珍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忍不住说，“国民党报纸尽造谣。”
几天后，陈毅从油山上乐村回到坑口村，项英和陈毅交谈了报纸上的消息后，当即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写了一些标语和传单，由朱赞珍领几个人到山下各地去张贴和刷写。看了标语传单，群众高兴地说：“共产党还在，红军没有被消灭，油山的游击队就是红军，不是国民党说的‘土匪’。”
后来，项英、陈毅又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马上 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发表了《告民众书》《游击队宣言》等，散发到附近的各个乡镇，向国民党展开政治攻势。
朱赞珍高兴地对项英说：“老周，真没想到看报纸还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以后，我要经常找些报纸给你们看。”
陈毅拍拍他的肩膀说：“所以我教你识字，有了文化，对革命的贡献就更大了啦。”
机不可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赣粤边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8月8日，赣粤边特委发表了《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广大民众和进步人士的一致拥护。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却大肆造谣“油山共党投降”，甚至发出许多信件，要游击队下山“归顺政府”。
一天晚上，赣粤边特委交通总站站长李绪龙收到国民党大余县政府的一封“劝降信”后，及时转交给项英。
“既然要合作，就得有诚意!”项英看完信后非常气愤，把信交给陈毅，“合作抗日就来，归顺投降不干!”
“对头!对头!”陈毅看了信后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已从军事进攻转入了政治进攻，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针锋相对地运用新的斗争方式，挫败国民党的阴谋。”
“看来。我们还得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广泛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不能错失时机!”项英点头赞成，又对李绪龙道，“李老表，你明天一早到大余县城，把我们抗日合作的信送到县政府去。顺便，买些纸张回来写标语传单!”
“如果国民党政府把我抓起来，不让我回来怎么办?”李绪龙大惑不解，瞪着大眼睛，露出疑惑的神情。
“不要害怕，”项英随即拿起一张报纸在手中抖了抖，“你看，报纸上都写了国共很快就要合作了，捉了你还得放出来。”
“没啥子问题!国民党不敢捉你的……”陈毅详细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肯定地说。
听了项英、陈毅的分析，李绪龙心里豁然开朗。第二天一早，他带着两名游击队员去了大余县城。街上不见铲共团巡逻，也看不到消灭“共匪”的标语，还听到人们议论纷纷：“共产党快要下山抗日了!”李绪龙走进茶馆先探听情况，被几个熟识的老表认了出来，他们邀他一起喝茶。李绪龙就在茶馆里按照项英、陈毅的指示，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道理。听的人越来越多，把他团团围住。李绪龙把信交给县政府之后买到白纸往回走，陪同的两名队员心有余悸：“跟着你这样大摇大摆地逛大街，我们紧张得手心都出汗。”李绪龙坦然相告：“老周、老刘说了，他们不敢抓我，要跟国民党合作，就不能怕他!”
不久，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之一部，于1938年2月开赴抗日前线，李绪龙奉命留守油山。临别时，项英深情地说：“李老表，同志们，我们走后，你们的担子就更重了。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斗争更加复杂，要防备国民党玩新的花招。”陈毅补充说：“就是要随时防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革命胜利后，我们还会见面的，请大家多保重。”
同志们挥泪告别，项英、陈毅率领队伍大踏步地向山下走去，越走越远。最后，队伍看不见了，只看到一面红旗在空中飘扬，就像一团烈火在空中熊熊地燃烧。
坦诚交心
1934年12月，时任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的刘新潮从中央苏区突围到信丰油山上乐村一带打游击。第二年春天，项英、陈毅也来到了油山。项英化名老周，陈毅化名老刘，平时同志们都习惯叫他们老周、老刘，而项英、陈毅却习惯称游击队战士为“老表”，例如刘老表(刘新潮)、李老表(李绪龙)、朱老表(朱赞珍)。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清剿”，战士们被迫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这时，极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便牢骚满腹：“革命，革命，革到大家都没命!”“革命，革命，革得大家钻山洞!”听了这些话，刘新潮真不知如何是好，既不能说服他们，又不能处分他们。最后，他只得向项英作汇报。项英听后觉得情况十分严重，在与陈毅商量后，认为有必要帮助大家认清形势，消除悲观失望的情绪，从而坚定革命信念。于是，项英下令游击队员全部到油山集合。
1935年11月2日下午，几十个游击队员一起来到油山潭塘坑一片小树林里，项英、陈毅和大家亲切地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坦诚交心。项英首先恳切地说：“你们都是江西老表，是老表嘛就是亲戚，一家人什么话都可以说，请大家说说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开始大家还有点顾虑，都沉默着，只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刘老表忍不住首先发言：“形势对我们的确很不利，连基本生活都……”话未说完，有个队员便气冲冲地站了起来，把许久以来的委屈、痛苦和担忧都说了出来。刘新潮以为自己失言，赶紧插话制止。可陈毅却不慌不忙地微笑说：“刘老表!你别插话，他说的都是大实话呀。这是个交心会，人人都是平等的，你要人家讲实话，就要允许人家讲错话，我们提倡讲实话，坚决发对讲假话，尤其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陈毅的话音刚落，小树林就像炸开了锅似的一下子就沸腾了，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抢着发言，有的充满乐观，有的悲观失望，有的干脆提议散伙，等到形势好转后再来这里集中。
听了大家的发言，项英严肃地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的确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几万敌人把我们围困在这里，我们同上级还有其他根据地又失去了联系，留在这里坚持斗争，随时都有被打死、饿死、病死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为革命牺牲的准备。然而，同志们，死并不可怕，人总是要死的，可怕的是我们的革命没有胜利，没有解放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民，没有实现我们每个人最初参加革命时的誓言。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最初讲的誓言不算数，还算是英雄好汉吗?!”
刘老表和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还不时点点头。项英停了停，又继续说道：“同志们可要仔细想一想，你们都出身贫寒，当时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队伍呢?据我所知，有的是地主霸占了家里的田地，有的是劣绅强占了自己的妻子，有的是被迫要饭快要饿死，总之，你们大都是走投无路才决心参加革命的，你们现在都上了反动政府的黑名单，如果散伙，一个人能到哪里去呢?哪里也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恐怕那样更惨，是不是这个理呢?”许多人开始激动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听老周、老刘的!”
“对头!对头!”陈毅坚定地说道：“党交给我个人的任务就是在这里坚持游击战争，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要干，共产党的红旗不会倒，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毛委员在井冈山时就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火种一定会烧遍万里江山!”
刘老表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大声喊道：“坚持到底，决不动摇!”高亢的声音在树林中传响，在山谷里回应，惊起了无数的小鸟叽叽喳喳地飞起，飞向山顶，飞向蓝天，飞向山外更广阔的世界。
在项英、陈毅的坚强领导下，油山上空的红旗始终高高地飘扬着。
亲密无间
1935年，时任信丰油山长安区委书记的朱赞珍跟项英、陈毅一起住在油山潭塘坑，坚持游击战争，人们都叫他朱老表。他有时领着项英、陈毅去捉石拐、挖竹笋，有时同睡一张床、合盖一床被，亲热得就像一家人。原来朱老表就是潭塘坑里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闭上眼睛也不会走错路”。
有一次，陈毅和他开玩笑：“朱老表，你的姓究竟是哪一个朱(猪)?”朱老表很是诧异：“吔，姓朱就是姓朱，还有别的朱姓吗?”
“怎么没有?你没听说过有个猪八戒?”
“我没有读过书，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姓猪的，不过我可不能与猪八戒同姓。”
“与他同姓有啥子不好，人家可是天篷元帅呐!”陈毅看到他一本正经地尴尬模样，乐得呵呵大笑起来，尔后收起笑容，十分恳切地说：“没有读过书不要紧，但干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那是要误大事的。从今往后，你拜我为师，我教你认字写字怎么样?”
朱老表急了：“别，别，你叫我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叫我读书写字，那个太难了。”
“没啥子问题!”陈毅神情严肃，“你只要跟我学，一点也不难。每天坚持认几个字，几年后就可以读书看报了”。
看到陈毅这样认真，朱老表只好点头：“嘿嘿，我试试看。”在陈毅的教育下，朱老表认了不少的字。
有一天，项英对朱赞珍说：“朱老表，这里离大余新城圩不远。明天你去买些报纸来。”
“要报纸做什么用?”朱赞珍满脸疑惑。
“我想看一看。”项英微微一笑。
“老刘教我认了一些字，”朱赞珍非常激动，“现在我才知道，国民党的报纸全是造谣骂我们的。”
“我知道，”项英作了一点解释，“我们就是要知道国民党造些什么谣，怎么骂我们的，才好揭破敌人的谣言，消除不良影响，让群众相信我们的主张。”
“噢，原来是这样。”朱赞珍似懂非懂，“既然看报纸有这么大的作用，那我就一定把它买回来。”
朱赞珍通过地下党员和交通员，到新城圩买到一些报纸：赣州的《民国日报》《正气日报》，广州的《广州日报》，等等。项英如获至宝，左翻右看，高兴地告诉朱赞珍：“朱老表，红军已渡过了赤水河，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也没有拦住中央红军!”过了一会儿又说：“国民党召开了庆功会，说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已被全部消灭，真是吹起牛皮来不要本。”
“我早就说了，”朱赞珍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忍不住说，“国民党报纸尽造谣。”
几天后，陈毅从油山上乐村回到坑口村，项英和陈毅交谈了报纸上的消息后，当即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写了一些标语和传单，由朱赞珍领几个人到山下各地去张贴和刷写。看了标语传单，群众高兴地说：“共产党还在，红军没有被消灭，油山的游击队就是红军，不是国民党说的‘土匪’。”
后来，项英、陈毅又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马上 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发表了《告民众书》《游击队宣言》等，散发到附近的各个乡镇，向国民党展开政治攻势。
朱赞珍高兴地对项英说：“老周，真没想到看报纸还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以后，我要经常找些报纸给你们看。”
陈毅拍拍他的肩膀说：“所以我教你识字，有了文化，对革命的贡献就更大了啦。”
机不可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赣粤边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8月8日，赣粤边特委发表了《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广大民众和进步人士的一致拥护。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却大肆造谣“油山共党投降”，甚至发出许多信件，要游击队下山“归顺政府”。
一天晚上，赣粤边特委交通总站站长李绪龙收到国民党大余县政府的一封“劝降信”后，及时转交给项英。
“既然要合作，就得有诚意!”项英看完信后非常气愤，把信交给陈毅，“合作抗日就来，归顺投降不干!”
“对头!对头!”陈毅看了信后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已从军事进攻转入了政治进攻，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针锋相对地运用新的斗争方式，挫败国民党的阴谋。”
“看来。我们还得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广泛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不能错失时机!”项英点头赞成，又对李绪龙道，“李老表，你明天一早到大余县城，把我们抗日合作的信送到县政府去。顺便，买些纸张回来写标语传单!”
“如果国民党政府把我抓起来，不让我回来怎么办?”李绪龙大惑不解，瞪着大眼睛，露出疑惑的神情。
“不要害怕，”项英随即拿起一张报纸在手中抖了抖，“你看，报纸上都写了国共很快就要合作了，捉了你还得放出来。”
“没啥子问题!国民党不敢捉你的……”陈毅详细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肯定地说。
听了项英、陈毅的分析，李绪龙心里豁然开朗。第二天一早，他带着两名游击队员去了大余县城。街上不见铲共团巡逻，也看不到消灭“共匪”的标语，还听到人们议论纷纷：“共产党快要下山抗日了!”李绪龙走进茶馆先探听情况，被几个熟识的老表认了出来，他们邀他一起喝茶。李绪龙就在茶馆里按照项英、陈毅的指示，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道理。听的人越来越多，把他团团围住。李绪龙把信交给县政府之后买到白纸往回走，陪同的两名队员心有余悸：“跟着你这样大摇大摆地逛大街，我们紧张得手心都出汗。”李绪龙坦然相告：“老周、老刘说了，他们不敢抓我，要跟国民党合作，就不能怕他!”
不久，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之一部，于1938年2月开赴抗日前线，李绪龙奉命留守油山。临别时，项英深情地说：“李老表，同志们，我们走后，你们的担子就更重了。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斗争更加复杂，要防备国民党玩新的花招。”陈毅补充说：“就是要随时防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革命胜利后，我们还会见面的，请大家多保重。”
同志们挥泪告别，项英、陈毅率领队伍大踏步地向山下走去，越走越远。最后，队伍看不见了，只看到一面红旗在空中飘扬，就像一团烈火在空中熊熊地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