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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宜开卷湖南图书馆“册府千华——湖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特别报道
在数字时代谈论木板印刷，这中间还隔着一个机械时代，不得不说本期专题有点“穿越”。借湖南200万册古籍穿越回去，彼时的穷冬腊月里，读书人还是从或精或拙的印刷品里获得诗意和远方，开卷，还是一件充满热情和能量的事。
一件藏书事的两个版本
1月10日下午，湖南图书馆文献所所长寻霖在讲座中提到的一件古籍收藏界的往事，两天后，我在湖南社科院退休的王兴国那里再次听到。几乎是同样的一件事情，版本却不一样。
寻霖是在讲以抄本冒充稿本时提到这件事的。起初，寻霖似乎并不想把这件事可能牵涉到的人暴露出来，只是说这个抄本或者说稿本的作者是“某位名家，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上很有名”，但最终，快言快语的他还是说了出来，“王船山。大家可能也晓得”。
寻霖的版本是，10多年前，衡阳传说有人拥有王船山的稿本后，惊动了李长春，李长春批文给陈至立，陈至立再批交给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再组织专家去衡阳鉴定，寻霖即当时专家之一，最后鉴定结果，寻霖说是抄本，价值仅几十万，但那个抄本的拥有者坚称是稿本，他随着惊动的人越多，价格喊得越高，最后要价数千万。
王船山的研究者王兴国的版本是，那个有着抄本和稿本之争议的是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它的所有者是个农民。王兴国认为那个抄本或者说稿本，对现在刊行的《读通鉴论》有“校勘价值”。王兴国说，当时那个农民要求将他全家转为城市户口。这个要求有些难实现，就僵住了。王兴国提议说，让那个还读了些书的农民拿他手中的《读通鉴论》与当时刊行不久的《读通鉴论》相比较，把不同的地方标注出来。开始，那个农民答应了这个请求。后来，随着政府高层的重视，国务院派了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个专家来鉴定，该专家认为是清稿本，也就是真的稿本。但当时湖南方面，特别是编王船山全集的责任编辑杨坚始终认为是抄本。这就搞僵了，他不答应标注不同了。
王兴国说着说着，记起了那个农民的名字，说叫莫尔雅。现在，那个稿本或者说抄本还是由他保存。
王兴国说，因为王船山穷，他的著作最后多由他的亲友，故旧保存——“他那个时候没钱，人家给他提供些稿纸，他写了后就交给他的朋友”。王兴国说上世纪80年代，他研究王船山学术的时候，打听到王船山的一个后人有本王船山的手稿。他找去后，对方主动要求捐献出来，但王兴国在复印完那个材料后还给了对方。“那个时候的人没现在这样唯利是图。”
夏天天热人出汗不出借，出借时阅读者要戴白手套王兴国认为他和王船山有缘。
1961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工作后，在学术上接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196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我与船山和船山学》的文章中，王兴国回忆了他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收入《四库全书》的船山《诗经稗疏》、《书经稗疏》等著作。“当时，《四库全书》还没有影印出版，我们据以校对的是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这其实是一种重要文物，所以阅读时图书馆的规定十分严格，夏天天热人出汗不出借，出借时阅读者要戴白手套，记录时不能用水性笔，只能用铅笔。”
寻霖介绍，只要是出于研究学术的需要，在提出申请后，湖南图书馆历史文献库也是可以让研究者在馆内借阅古籍的。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唐浩明编曾国藩全集的时候，湖南图书馆都尽可能给他们提供过方便。最近在历史文献库获得过支持的，便是王兴国。
1月12日，王兴国在被问及借阅古籍的程序时，先是对湖南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表示感谢，特别提到他在编湘军有关史料时，寻霖主动给他推荐的湘军将领罗孝连的亲笔自述。接着，这个直性子的老人把他的遗憾也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国家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的古籍，每位读者复印或翻拍书籍不能超过每册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只能借阅或抄写，但抄写很可能会抄错。”
王兴国退休前所在的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也有12万册古籍，一般情况下能满足他的需求，在十多年以前，他们单位图书馆的古籍可以借回家阅读，后来，因为某些同事的“要赖”只借不还，出于古籍保护和更多人共享的需要，也规定古籍不能借出馆。
网上几百G的大部头，手中的薄薄散页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年轻老师蒋志远出生于1986年，他有时会因为专业的需要查阅古籍，但他因为是“学语言学的，不是文献学的”，所以一般不用看古籍原本，他经常看的是古籍数据库和电子影印古籍。他们学校的图书馆购买了瀚堂典藏和中国基本古籍库的使用权限。这是两家专做古籍电子版的公司做的电子古籍库。他只在电子古籍库中找不到所需古籍的情况下才去某个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借阅室去借阅，但他的借书体验很不好，“因为不准（全书）拍照，不准（全书）复制，或者复制手续很麻烦，非常费劲。”
让蒋志远高兴的是，电子版的古籍库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好，“比如敦煌文献、甲骨文、金文文献，成规模的，专业整理影印的电子版已经在网上到处都是，动辄就是几百G的大部头影印古籍，还自带检索功能。”他举例说：“宋代有一本书讲过‘运动’的‘动’可以写成一个‘重量’的‘重’，外面一个走字底。这个字到底有没有这么用过呢？数据库里一找，果然，在长沙的子弹库的楚帛书里面用到过这个字。”
1月10日下午4时左右，寻霖结束了他在图书馆阅读大楼一楼多媒体厅的讲座，他带听众上四楼册府千华古籍展厅继续讲解时，被数十个古籍爱好者近乎团团包围。
去年下半年刚从娄底涟源考入长沙麻园湾小学任教的陈凯凯在包围寻霖的人群中略显年轻。他瞅准寻霖讲解中的一个停顿的机会，把他前一天刚从简牍博物馆附近的地摊上淘到的一本有些残损的线装书往寻霖身前一送：“寻老师，你帮我看看这本书吧。”
“这是本好书。”寻霖说，“我昨天也看到了，是有两本吧，因为破损得也还有点严重，我就没买。” 1月9日上午，寻霖也去了数年前从清水塘搬到简牍博物馆附近的古玩市场。
陈凯凯感到高兴的是，寻霖没有否定这本书，而且这本书属于寻霖推荐的值得收藏的“集”这一类。
陈凯凯最终掏“七八百”买下的这本书是明代小品文作家、松江华亭（令上海松江）人张鼐评选的“必读古文”集。不知是老鼠咬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本书每一页的左上角都残缺了。没有封面和目录。虽然才到手一天，但他注意到了这个或印于明代的集子中晋文部分收录的《兰亭记》即大家熟知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他好奇这篇文章的名字与大家熟知的有异。也好奇书上的句读圈点是何人所留。但，这些，他暂时没有答案。
10日下午，陈凯凯带到湖南图书馆的，还有几张夹在小学拼音练习簿里的数张散页。这些散页是源自一个手抄本，抄的全是七言绝句。在湖南图书馆一楼的休闲吧里，陈凯凯把拼音本放到桌上，打开，留着虫咬痕迹的、像是烟熏过的暗褐色散页带着它历经过的时光静静地躺在拼音练习簿上。
这几张散页的抄写者，身份不明，连名字都不知道。陈凯凯说，这是从娄底的一个地摊上买到的。
“准拟令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陈凯凯盯着抄有这首诗的散页看了会，然后指着散页上的作者名“杨诚斋”说：“杨诚斋就是杨万里。”
消失的古籍
2015年9月，1955年出生的湖南图书馆前馆员沈小丁在他退休半年后去了美国旅游。一不小心，他成了光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的第二个中国游客。据说第一个是某市侨联的工作人员。
东亚图书馆收藏的包括来自湖南的中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让他恍惚有回到了湖南图书馆的感觉。
让他感到巧合的是，他在一排红色书架上摆着的一套大开本的《新编红卫兵资料》中随意一抽，就抽出了来自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资料。沈小丁知道湖南图书馆藏有一批数量巨大的“文革”资料在某个地方。沈小丁在退休前的几年里，曾经想过要把它们整理出来，“我觉得我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文革”的时候我已经11岁，哪个是“保皇派”，哪个是“造反派”，我哈（全）晓得。整理起来，会迅速些，快些。”沈小丁说，但他最终未能如愿。湖南图书馆中的。文革”资料，传单那部分，红卫兵在撒传单的时候，湖南图书馆的两个老馆员就背着黄书包上街去收，然后把它们背回图书馆，用麻袋装好，放在大书库。大书库是1958年建的，在今湖南少儿图书馆院内。那个大书库，因为47军派有一个班的士兵值守，才未在文革中的破四旧风潮中得到毁灭性破坏。1984年就把那些资料搬到了现在的图书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目前公认的对古籍毁灭最严重的十年，“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下，无数古籍投入火海。2007年，我在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袁吉六老家邵阳隆回孟公乡采访，听到当地老乡说，袁吉六运回老家的藏书，“文革”期间被贫下中农们一册册拿回家做厕纸或卷烟草毁掉了。1月8日，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施文岚说他们修复的板结很严重的族谱或别的古籍，有相当部分是拿来垫床脚的。如果不是垫床脚，也很可能不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没几年，曾经为避祸也帮父亲饶过书的沈小丁到了湖南图书馆。虽然他退休前完成“文革”资料的整理的愿望没能实现，但赶在退休之前完成了《湖南近代图书馆史》。这本讲述湖南图书馆从无到有，一直到1949年这40余年历史的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本包括古籍在内的湖南图书保护史。沈小丁非常谨慎地记载了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中的数起因战乱对包括古籍在内的图书的破坏。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攻打长沙，8月6日撤离，沈小丁未提及何人纵火，“战火中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在教育会馆的）馆舍被焚毁”，沈小丁写到，此次被焚毁的书包括当时的省政府拨款3万银圆向叶德辉后人购买的观古堂的部分藏书。
1932年，王先谦夫人宋氏将葵园著述《后汉书集解》、《诗三家集义疏》、（筒书孔传参正》、《前汉书补注》、《虚受堂诗》、《诗义标准》等其他共十六种书籍版片捐藏湖南中山图书馆，1938年10月，日机狂炸长沙，定王台馆舍因毗邻铁路，于10月19日被炸，房屋及所存数万块版片皆遭焚毁无遗。早半年前，湖南大学图书馆的54091册图书也在日机的轰炸中化为灰烬。
“散了”的藏书
“解放以前很多藏书家的书在50年代搞土改的时候散了。”王兴国说，他在社科院的图书馆的有些藏书上会看到进馆前原主人的一些标记，但更多的图书是没有标记的。“散了”的藏书，有部分流落到了市场。王兴国很怀念上世纪50年代长沙水风井的长沙古旧书店，“50年代，线装书多，又不贵，有些线装书几毛钱一本。不像现在，随便一本线装书，比如《资治通鉴》就可能价值好几万，有些其实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王兴国庆幸的是，“文革”之前，趁便宜，他和他的同事在古旧书店买了些他们需要或可能用得上的古籍。这些古籍，成了他们馆里今天12万册古籍的一个重要来源。
1月11日下午4时30分左右，窑岭旧书店，黎姓老板抱怨现在书源越来越少。问他是否有线装书，他说只有家谱。4时30分左右基本上是他每天整理新收到的旧书，标价、上架的时间，这个时候，在网上经营旧书生意的人往往会聚集他的店里，看上了的就被他们先下手为强。
在韭菜园湖南文物商店经营湖南现在唯一的古籍书店的龙桂生，便是在网上卖旧书的孙新航介绍给我的。
龙桂生的湖南省古籍书店才开一年不到。书店面街的橱窗上张贴有广告“本店长期收购、寄售古籍善本、金石碑帖、文献资料……”
这个1978年出生、小学文化的古籍书店老板是安化人，他上世纪90年代在老家安化梅城开始收售古玩，生意做大后来到长沙，先是在汽车北站附近做，后来再转到清水塘，再转到湖南文物商店。这一次在湖南图书馆的册府千华古籍展中，便有他任总经理的九麓文化送去的一卷唐代写经，及记载有邓小平等人事迹的新宁邓定岧编述的留法勤工俭学记原稿。 1月12日下午，他在他的店里和我喝茶聊古籍，这个非常好学的古籍店老板现在已经是古籍收藏的行家，对古籍的纸张及印刷工艺等了如指掌，他的妻子在听我们聊到古籍收藏既可作为投资，也可以修身养性时，说去年股票疯涨时，龙桂生差点也想抽资去炒股，是她的坚持才没投身股市，不然“半个店里的古籍就炒没了”。龙桂生夫妇在感慨古籍越收越少的同时，也很看好他们正在做的生意一能收到的古籍越少，他们已经拥有的古籍其实就越值钱。他们希望更多的人收藏古籍——“古籍值钱了，大家才会爱惜、保护。”
清代民国间湖南的著名藏书家
道州何氏（何凌汉）
何凌汉以科第起家，子孙皆能世承家学，其间又以何绍基藏书最多。何绍基退休后，居长沙化龙池，建有云龙万宝书楼。由于子孙大多在外为官求学，光绪末年，长沙市面上即已发现有何氏藏书散出。至民国间何绍基曾孙诒恺染上鸦片之毒，又常常沉溺于醉乡，更是尽售其先世所藏。其书多为叶启勋、启发兄弟所收，令又多归湖南图书馆。
湘潭袁氏（袁芳瑛）
袁芳瑛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好藏书，室名卧雪楼，与仁和朱学勤“结一庐”，丰顺丁日昌“持静斋”并称为成丰时三大藏书家。袁芳瑛死后，其子袁榆笙（曾国藩女婿）不喜古书，于长沙堆置五间楼房，不闻不问，任其白蚁滋生。当他知道古书可以换钱时，便一车一年拖到市场，随意书商挑择给钱。其书被李盛铎购去大半，后来捐献给北京大学，即令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精华所在。叶德辉、王礼培、缪荃孙、易培基等也购得一此。
湘乡曾氏（曾国藩）
同治三年（1864）曾氏将旧宅故居扩建为侯府，名富厚堂。次年又特辟藏书楼。曾国藩还亲自设计了书楼、书箱，家信中嘱咐：“（书箱）前后用横板三块，如吾乡仓门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为柱为匡，顶底及两头用板装之。出门则以绳络之而可挑，在家则以架乘之而可累两箱、三箱，四箱不等。开前仓板则可作柜，并开后仓板则可过风。”富厚堂藏书，除大陆解放前夕，曾宝荪、曾约农姐弟携部分曾国藩、曾纪泽等人家书、日记前往台湾外，大部分藏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陆土改期间，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接收，今皆藏于湖南图书馆。
长沙叶氏（叶德辉）
叶德辉1927年死时，藏书数量已达20多万卷。死后其书由其子叶居倬尽数赈卖，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傅熊湘与叶启倬请省政府拨款3万元予以收购，而其时主持湘政者为宁乡鲁涤平，小气抠门，仅拨款3000元选购叶氏部分精品藏书。这批藏书毁于1930年7月红军攻占长沙的战斗中。1951年，叶德辉的侄儿启勋、启发兄弟将流落的藏书悉数捐赠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令湖南图书馆善本书即以叶氏所捐为基础，其中最为瞩目者即宋版《说文解字》。
图注
《说文解字》宋刻元修本湖南图书馆藏正文第一页从上至下：“乱后幸存”“叶启发藏”“叶氏秘宋楼藏”“湘潭刘氏兰竹山房藏书之印”“拾经楼丁卯以后所得”“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子霞过眼”“莫友芝图书印”“毛展之印”“斧季””吴越王孙”“慧海楼藏书印”。
湖南唯一一个自画像印是两江总督陶澍留下的。印章中间是陶澍本人的肖像，右边是一行篆书“印心石屋主人”（印心石屋是陶澍的斋名），左边三行为“天眉庞，天髯长，仙心素儒天佛肠。手此一卷，舄奕书香”。
说明
藏书人为了标明其所有权，表达个人爱好，会在书中留下印章痕迹。一般钤盖藏书印有一定的规矩，第一个印章盖在正文的右下角，后来的藏书者依次往上盖。但是这本《说文解字》却有些例外，先得者先在显眼处留下自己的印痕。这本书先后被这些收藏者所有：常熟毛扆（字斧季，是出版家毛晋之子），海宁查莹慧海楼、湖州钱听默（吴越王孙）、贵州莫友芝、湘潭刘氏兰竹山房、长沙叶启勋，叶启发（堂号拾经楼）和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正文前留下了叶氏家族的叶启发的题跋。
图注
《南华经》明刻四色套印本湖南图书馆藏黑色：正文字体，晋子玄郭象注：蓝色：辑诸名家评释：朱色：明王凤洲评点，附陈明卿批
注：黄色：朱林鬳斋口义。
说明
套印在元代就有了，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清代达到高潮。套印有红色和黑色的“朱墨本”，也有三色，四色和五色套印本。
雕版印刷始于唐，兴于宋，此前书籍只能靠人工抄写。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但由于汉字数量繁多、排印复杂，未能推广，直到清代，雕版印刷仍是印书业的主流。
分辨雕版和活字印刷，一看边框是否留白，二看栏框是否分离，三看字距是否较宽，四看字体是否整齐。
古代印书所用的纸张，按时间大致可以分为：宋元时期多麻纸、皮纸，明代多用宣纸，清代官印多使用开化纸、太史连，民间用得多的则是毛边纸、毛太纸。
湖南历史上有名的刻书场所很多，长沙有名的有叶德辉的观古堂、王先谦的虚受堂，王闿运的湘绮楼。书铺刻书则以邵阳最为兴盛，目前长沙市面的线装书就以邵阳刻的居多。
图注
《宇课图说》清光绪石印本湖南省古籍书店
说明
版框 是指版面四周的粗线，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
行格 是版面内用直线分成的若干行，在鉴定和著录时，称“半页×行×字”，如果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行×字”（如下页图）。
版心是指每一个版面（包台左右两页）正中的位置，又叫节口。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有单鱼尾，也有上下对称的双鱼尾（如左图），有的还印有书名、卷数、页码及本页字数，明代以前，版心下方往往还印有刻工姓名。
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明代中期有这一特色。而不加线的叫白口。 朱丝栏、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以供人抄写古籍。
图注
《李义山诗集笺注》清乾隆四年湖南省古籍书店
说明
现在我们说的“宋体”，是为适应印刷术而生的，始于宋，成型于明。它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
朱代，蜀地刻书多宗颜体，江浙宗欧，福建宗柳。文中多讳字·
元代刻本继承宋代风格，宗赵孟頫，无讳，多简字。
明代初期继承了元代风格，中期字体为方字，万历以后，字体逐渐瘦长，有讳。
清乾隆以前，多软字（手写楷书），刻印精细，中晚期则多为硬体方字。
看不见的字体
也许，你对古人说了些什么完全无感，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一看不惯竖排本，繁体字，甚至连翻书都不习惯，几百G的影印古籍还带检索功能呢。但是，你或许会对南宋的写版人有那么一点兴趣，他们曾经比赛着看谁把名家字体模仿得最像，你还可能在“创作”某个PPT时不小心选择过仿古的所谓“康熙字典体”。你一直在接触古老的书里的文字，在与一千年前打照面。1月14日下午，麓山南路的“艺术高地”，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设计师李少波对我们说，“打开古书，甚至有时候不必去读它究竟是什么内容，光看表面的样式品相，就够了。”
IM=晨服周刊×文=文艺
IM：从未刻本到民图教材，都能看到那种“横轻竖重，笔画末端有装饰”的方正字，它们都是朱体吗？
李：宋体是跟随雕版印刷术而出现的，它从宋代开始演变，明代逐渐定型为跟现在接近的字形。到了清代，官私刻书都达到鼎盛，它的变化就更加多元，但都可以称为宋体。它一开始模仿的是书法的楷书。
IM：为什么不是行书，隶书？
李：字体的流变大概是这样的，隋唐以前多是手抄，佛教兴起后催生了适应广泛传播需要的印刷，尤以经书为多。唐代的楷书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写版人以临摹楷书为最高的行业标准。但它又与楷书不太一样，毛笔写在宣纸上，笔触变化多端，用刀来临摹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不能百分之百还原，各个地方的木头也不一样，木头本身的纹理结构也会导致刻字发生变化，刀和木头的这种特性，就决定了会发展出一种具有工具美学的变异。除了刻工和材料，宋体在发展过程中还遇到了效率、投入等问题，以致产生了更多变化。雕版字和书法字是不同的两个体系，书法字追求的美学是中宫收紧，中间紧凑扎实，周围可以松一点，而雕版字的美学是比较放松的，这样即使缩得很小都能被识别。
IM：明代古籍里开始出现了一些瘦长清秀的宋体字，它们是仿宋的雏形吗？
李：真正运用到印刷里的仿宋是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的，在上海。仿宋的特点是笔画带有倾斜度，横竖笔画的宽度和重量基本一致，起笔，落笔和转角比较明显，字体看起来清秀，蘧些特点使它区别于宋体。古籍里看起来更清秀的宋体字仍然是横平竖直的，并不是印刷体意义上的仿宋，它模仿的应该还是毛笔里的楷书。
仿宋到令天也是很有影响的一妻文字。虽然年代近，但历史渊源很长。一种字体的形成是一个很缓慢的渐进过程，最后叉包容，交叉、交织在一起，然后合拢成一套典型的字体。
IM：20世纪初也出现了一些黑体字，它的起源在哪里？
李：中文印刷的黑体字是1910年从商务印书馆出来的。今天汉字印刷体的宋体、仿宋、楷体都来源于毛笔书耳体，但黑体是一个外来血源，是机器美学。黑体出自有中日台资背景的商务印书馆。清末民初，质量高的中文书大都是在日本印刷后，再拖到中国来卖，日本几个大出版社在上海都有分支。商务印书馆在成立之初很注重向日本学习，而日本又是向欧美学习的，日语里的黑体就是跟随美国叫法，叫Goshikku-tai。商务印书馆后来买下日本的印刷设备，做了整套的中文黑体字模，现代、简洁的黑体一开始出现在广告里，后来慢慢地变成一种风尚，到三四十年代就比较多地用于文章的标题了。
IM：如果从情感的浓烈程度上排序，宋体、仿宋体、黑体是怎样的？
李：我不认为可以做这样的排序。字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情绪变化的，但每一种字体其实都包含了书写者的情绪和内涵。标题一般用黑体。正文适合用老宋体。如果写轻盈的文章或是诗歌，仿宋体可能更合适。从字体本身的功用来看，行业内有个标准，最好的字体是看不到的。文字是用来承载内容的，字体本身不需要说话，也不要跳出来，它只是静悄悄地在那儿，把文字里的内容很好地传达出来，这就是最好的字体。
IM：民国启蒙课本多用楷体，但现在有人认为蚕头燕尾的隶书更适合儿童启蒙阅读，您怎么看？
李：我们对初学习字的儿童的要求是，笔顺关系是准确的，笔画之间的间架结构是符合汉字规律的，写好字，写端正，之后才是把字写漂亮。从这个要求看，横平竖直的隶书比楷体更容易把握。现在教学中，有的老师用黑体字来教学，因为黑体比隶书更简单，据说效果很好。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认为黑体字是将来教科书里应该出现的摹写的版本字体。楷书还是比较合适，但不能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楷书体，因为今天这个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字体，是针对报纸杂志设计的印刷体，它模拟了大师的字体，介乎欧柳之间，但其实是难度特别高的一个字体，笔画的结构、变化特别大，不适合儿童书写。
IM：您个人喜欢古籍里的哪一种字体？
李：没有特别喜欢哪一种。因为每一种字体背后部有生命力，每一个字都是人刻出来的，先写，再刻，再印。然后在不同的人手里流传，字体承载文字，文字承载文化，所以字体只要成体，都有它的价值。有的字做得特别规整精细，能看到渗透其中的人的劳动。有的字看起来有点粗糙，但提炼得好，却也有一种拙的味道。我们打开古书，甚至有时候不必去细读它的内容，光看它表面的样式、品相，就能感受到一种传递的信息，这样也足够了。 一百天不能修复一本
采访过去三天后，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的施文岚给我发微信：“我U盘里有一篇‘由修复克复堂说开去’的文章，您没拷过去吧？”
《克复堂记》是湖南长沙湘乡颜氏的家用账簿，施文岚2013年前后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把它修复好了。最初，“书库”把书交给修复室时，以为是曾氏家族的账簿，修复过程中，据账簿中所夹“颜兴祥亲批”字据推断，户主应为颜兴祥。
这个账簿，从道光二十九年至成丰三年，每年一本，一共5本。因记账的时间不一样，5本账簿的长宽尺寸都不同。“天头地脚都有文字”。天头指版心上方的白边。地脚指版心下方的白边，又称下脚。为了完整保留原貌，不漏过任何一个信息，施文岚在修复的时候非常小心。
虽然只是个账本，但施文岚和她的同事都认为非常重要。施文岚推断，账本主人是所在地的大土豪，家大业大，有田有地有山林，既出租土地，又经营商户，周围设有不少粮仓，店铺，家中请有不少长工、零工，每年都收取大量租谷，家里进进出出的粮米油盐菜药茶品种繁多，数额不少。“二月十一日，开去柳廷献、王昌富等共男女大小壹仟叁佰二十八名米贰石（担）
开去钱贰仟文伙食钱陆佰八十文”，这是施文岚记得的账簿中“逃荒会数”的一段，据此可以推断出，当时设有救助组织“逃荒会”，当地富人或为灾民捐钱捐米。
这个2013年1月20日“出库”，2月20日在修复室“建档”，5月28日“扫库”的账簿，到2016年1月8日上午我们采访的时候，因为湖南图书馆对古籍出库的严格规定，我们未能借出一睹。在施文岚的一个U盘中，我看到了这个账簿修复前的基本情况——
当时，记录的账簿“题名”是“湘乡曾氏克复堂账簿”，版本时代是“咸丰”，文献类型是“手稿”，装帧形式是“线装”，书页数量是“95页”，纸张种类是“草浆宣”。从破损情况中记载的“卷首、卷中、卷尾、天头、下脚、书口、书背、书线”等来看，真是体无完肤。其中，重度破损的是5到91页，严重破损的是92到95页，特别严重的是1到4页。
造成破损的原因，施文岚的记录是：虫蛀、鼠噬，霉蚀、脱浆、水渍、油渍、磨损、老化和人为撕裂。这几乎是所有待修复的破损古籍都可能存在的破损原因。
在施文岚的修复方案中，我看到蘧个账簿修复后的书皮面料是“栗色宣纸”：补纸用的是“浏阳二贡”（浏阳二贡是产自浏阳的传统名纸，用嫩竹纤维造成，纸细嫩、滑腻、洁白、吸水性强）：修补方式是“补洞，托纸”。 施文岚曾就克复堂的修复写了篇文章，但我并未从她给我的u盘中看到。这个工作细致、认真的修复师认为文章有些表述“还不成熟，不好公开”。
为了揭开板结在一块的书页，有时要把它们刷湿，有时要上锅用蒸汽蒸
1月8日上午，我在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看到的修复师，除了施文岚，还有稍晚于她到修复室工作的赵华以及她的徒弟颜胜。颜胜是新面孔，施文岚和赵华虽在2010年曾当面采访过，但因为她们文静、不张扬的性格，印象不深，直到施文岚从她的书桌抽屉里把她师父师玉祥退休前交给她的一根光亮的褐色笔槽拿出来时，我才确信五年多前，我曾采访过她。笔槽是木制的一根覆着看似筷子样的东西，实际上它的另一面挖有一个浅槽，修复古籍单页上的边框时，毛笔放在笔槽里，这样画出来的边框粗细一致。当时，她的“很爱玩”“喜欢飙车的”师父师玉祥刚退休不久。那一次，才拿到驾照便到处开出去玩的师玉祥婉拒了采访。
施文岚从抽屉里拿出来的还有锥子，镊子和竹起子。镊子和竹起子是用来揭页的。揭页是把板结的古籍一页页揭开。为了揭开板结在一块的，有时要把它们刷湿，有时要上锅用蒸汽蒸。锥子也是师玉祥留下的，据说是他在中国书店做学徒时，他的师父给他的。这些加上桌子上摆着的排笔、棕刷、板刷、压书板、剪子、锥板、方顶锤，浆糊、长针和白线以及桌旁地上一筐筐开箱和没开箱的压书石、压平机等，基本就是修复师们经常用到的工具了。
2010年夏天，施文岚和她的同事们用的浆糊是他们自制的。超市里买来做馒头用的面粉，通过人工手挤、揉搓，再加入他们独特的配方，将含有淀粉的面筋去掉，然后烤干，用瓦缸盛好，储存起来。用的时候，把膏状的浆糊用水调成糊状。这样加工的浆糊因为没了淀粉，虫子不会去叮咬。现在，他们根据需要，有时也会用淘宝上买的上海产的熊猫牌浆糊，但施文岚和她的同事仍认为最好的浆糊还是自己做的，“这样就保证浆糊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也是古籍修复成败的关键！” 这是一个必须慢工出细活的活。200年采访的时候，施文岚说当时湖南图书馆待修复的古籍，依照他们5个人的编制，5个人去修复，要修复400年。5年过去，编制未增，但待修复的古籍有增加，要修复目前所有待修复的古籍，仍至少需要400年。
“前几年有人说要来我们这里做事，说他修复了多少古籍，一天能修复多少页古籍，后来我们寻主任看了他修复的书，说肯定不是专业的古籍修复。做古籍修复的，能要求他的数量不？他说修复了那么多，是怎么修复出来的。很多时候，没好好修复就是对古籍的再一次的伤害。”施文岚认为。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曾经打算给修复师定级，并拟规定相应级别所能承接的修复业务，后来因为全国做古籍修复的人太少，这个定级的事情就一直没落实。在湖南图书馆，5个编制的修复师，分为两大块，修善本的和修普本的，施文岚主要修善本。
修补用的手工“老纸”越来越少，还好有储备
1月8日，我们看到，施文岚的工作台上，堆着的是一套在修的民国时期长沙春华山黄氏重修族谱，待修的还有一套印在唐图是龙的何氏族谱以及陶文毅书牍一卷。赵华在修的是一套来自益阳的族谱，颜胜则在手抄一本关于古籍修复的书一这个大学学的是体育教育的年轻男子因为邪本讲古籍修复的书是竖排本，他也竖排抄写。
这是施文岚在古籍修复室的第22年。1994年夏，因为回避不和父亲同单位，她从省政府信息办调到了刚好空了个编制的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她是怀着恐惧的心理接受这份工作的，因为古籍“有虫子、粉尘、老鼠尿、死蜘蛛、霉、虫卵”等，而且，当时她还听说古籍库房里有个姓刘的前辈因此得了皮肤病，手上和脸上都有。当时让她恐惧的这些，如今说起来，她脸上一点声色都没动。 比施文岚稍晚一年到古籍修复室的赵华，大学时学的是经济管理。她爱好古诗词，不过，让她稍感遗憾的是，她至今还未修复过一本古诗词。修复什么古籍，并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而是由古籍库决定。古籍库觉得哪本书需要修补了，就把活派给施文岚和赵华他们。近些年，他们修复的大多数古籍是家谱。
他们经常会参加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各地举办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和普遍存在的古籍修复人才的紧缺同样可能会影响到古籍的修复的，是手工纸的逐年减少一古籍都是用的各类手工纸，这些手工纸与现代的机制纸相比，纸质匀细、轻盈柔软、吸水性强，适用于书写毛笔字和绘制中国画。还好，湖南图书馆已经备了些包括济阳二贡和宣纸在内的手工纸。
文中“善本”注释：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依现在的标准，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肯定是善本，清代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版本清晰的印本，抄本，也算。辛亥革命前内容有价值的也算。
寻霖：尽管可能淘到伪古籍，但还是希望古籍收藏热起来
2015年的最后一个周日，“册府干华一湖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湖南图书馆开展。展览分为册府漫谈和善本华章两部分，展出了湖南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稀古籍150余部，不仅有敦煌写经、宋元旧椠，还有明清精校精刻本-名家手稿，批校本也是琳琅满目：一些清乾隆间禁毁书如长沙人廖元度的《覆巢余笔》、安乡人刘之珩的《格物集》亦在参展之列。
两周后，2016年的第二个周日下午，湖南图书馆文献所所长寻霖在图书馆阅读大楼一楼的新媒体大厅做了场怎样辨别真伪古籍的讲座。
寻霖是施文岚等人的领导，说话快雷快语。在他的讲座之前，他本来说要介绍就住在湖南图书馆对面维一星城小区的一个藏有不少古籍的藏书家给我采访的，但他事先作了说明，说对方很可能不会接受采访，一因为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二因为他最近买了本假古籍，阴沟里翻了船，心情不好。果然，那个很不应该地买了本假古籍的人最终没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
寻霖没细说那个行家是怎样看走眼的，也可能那个损失了数万或者十余万的行家没好意思告诉寻霖他究竟是哪里看走了眼。
1月10日下午，寻霖在讲座中没有提及那个住在湖南图书馆对面的阴沟里翻船的行家，但他提到了一个更大咖的行家。
他是在讲到明朝人影刻宋元版“本子”冒充宋版很难分辨时提到的叶德辉，“叶德辉也经常上当，把明代的影刻未元版的书当作了宋元版。这些（让他上当了的）书现在我们馆里。他自己在题跋上说是宋版书，后来一对照，发现是明代影刻的。”
寻霖讲话很快，讲完叶德辉上当的故事后，他没忘安慰现在把明代影刻本当朱元版的人，“当然咯，现在明代的影刻本也很值钱。”
尽管市场上时有伪古籍出现，但寻霖仍希望古籍收藏能热起来，他认为民间收藏古籍·是对图书馆收藏古籍的有益的补充，“一，图书馆没那么多的经费去收藏：二，图书馆收藏的门类和范围以及能够接触到的古籍有限。”
在焱多门类的古籍中，寻霖唯独对医书的收藏表示了质疑，认为有很多医术在古人传抄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误抄误记，价值不太。经史子集中，他鼓励大家多收藏“集”。
寻霖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现在简牍博物馆附近的卖古玩的地摊上存在很多名人字画的造假，“那些字画的纸，不是自然老化的，是染色染成的。”染色做旧和识别的方法，寻霖也告诉给了听众：“用板栗壳子或者茶叶，熬成水，很浓很浓的，然后直接洒水洒在书上或字画上——但其实也容易分辨得出来，它可能是用影印本做旧的，毕竟是书印好以后，把水刷在上面的，同一页纸上面，它可能刷得不均匀，一页纸上，这个地方颜色深一点，那个地方浅一点：还有就是做得太过，整个都是板栗色。”
染色是寻霖1月10日下午讲到的最后一种造伪方法。染色之前，他提到的造伪方法有：
①撕去新序，保留旧序，以新刻充旧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古人刻书，喜欢在书前加上自己写的序。）
②撕去部分或全部目录，以残充全。（这是因为全套书比缺一本的，价值相差悬殊。）
③以影印本、影刻本充原刻本。
④以抄本充稿本。
⑤伪造名人批校、题跋、签名、印记，以劣本充善本。
⑥一册分装多册。
⑦伪造、移植、撕去书牌。
⑧篡改书名。
⑨伪造著者。
古籍的年代鉴定，还有这些基础知识你应该知道：
①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是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案，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②一部古籍的内容-往往由序、目录、凡例、正文、跋等几部分组成，阅读序跋，查核正文及讳字，对于鉴定古籍版本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古籍卷末或卷中序目之后，常刻有牌记（又称书牌子）注明出版者姓名、书坊名称、雕版年代等，这也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
在数字时代谈论木板印刷，这中间还隔着一个机械时代，不得不说本期专题有点“穿越”。借湖南200万册古籍穿越回去，彼时的穷冬腊月里，读书人还是从或精或拙的印刷品里获得诗意和远方，开卷，还是一件充满热情和能量的事。
一件藏书事的两个版本
1月10日下午，湖南图书馆文献所所长寻霖在讲座中提到的一件古籍收藏界的往事，两天后，我在湖南社科院退休的王兴国那里再次听到。几乎是同样的一件事情，版本却不一样。
寻霖是在讲以抄本冒充稿本时提到这件事的。起初，寻霖似乎并不想把这件事可能牵涉到的人暴露出来，只是说这个抄本或者说稿本的作者是“某位名家，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上很有名”，但最终，快言快语的他还是说了出来，“王船山。大家可能也晓得”。
寻霖的版本是，10多年前，衡阳传说有人拥有王船山的稿本后，惊动了李长春，李长春批文给陈至立，陈至立再批交给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再组织专家去衡阳鉴定，寻霖即当时专家之一，最后鉴定结果，寻霖说是抄本，价值仅几十万，但那个抄本的拥有者坚称是稿本，他随着惊动的人越多，价格喊得越高，最后要价数千万。
王船山的研究者王兴国的版本是，那个有着抄本和稿本之争议的是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它的所有者是个农民。王兴国认为那个抄本或者说稿本，对现在刊行的《读通鉴论》有“校勘价值”。王兴国说，当时那个农民要求将他全家转为城市户口。这个要求有些难实现，就僵住了。王兴国提议说，让那个还读了些书的农民拿他手中的《读通鉴论》与当时刊行不久的《读通鉴论》相比较，把不同的地方标注出来。开始，那个农民答应了这个请求。后来，随着政府高层的重视，国务院派了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个专家来鉴定，该专家认为是清稿本，也就是真的稿本。但当时湖南方面，特别是编王船山全集的责任编辑杨坚始终认为是抄本。这就搞僵了，他不答应标注不同了。
王兴国说着说着，记起了那个农民的名字，说叫莫尔雅。现在，那个稿本或者说抄本还是由他保存。
王兴国说，因为王船山穷，他的著作最后多由他的亲友，故旧保存——“他那个时候没钱，人家给他提供些稿纸，他写了后就交给他的朋友”。王兴国说上世纪80年代，他研究王船山学术的时候，打听到王船山的一个后人有本王船山的手稿。他找去后，对方主动要求捐献出来，但王兴国在复印完那个材料后还给了对方。“那个时候的人没现在这样唯利是图。”
夏天天热人出汗不出借，出借时阅读者要戴白手套王兴国认为他和王船山有缘。
1961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工作后，在学术上接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196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我与船山和船山学》的文章中，王兴国回忆了他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收入《四库全书》的船山《诗经稗疏》、《书经稗疏》等著作。“当时，《四库全书》还没有影印出版，我们据以校对的是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这其实是一种重要文物，所以阅读时图书馆的规定十分严格，夏天天热人出汗不出借，出借时阅读者要戴白手套，记录时不能用水性笔，只能用铅笔。”
寻霖介绍，只要是出于研究学术的需要，在提出申请后，湖南图书馆历史文献库也是可以让研究者在馆内借阅古籍的。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唐浩明编曾国藩全集的时候，湖南图书馆都尽可能给他们提供过方便。最近在历史文献库获得过支持的，便是王兴国。
1月12日，王兴国在被问及借阅古籍的程序时，先是对湖南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表示感谢，特别提到他在编湘军有关史料时，寻霖主动给他推荐的湘军将领罗孝连的亲笔自述。接着，这个直性子的老人把他的遗憾也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国家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的古籍，每位读者复印或翻拍书籍不能超过每册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只能借阅或抄写，但抄写很可能会抄错。”
王兴国退休前所在的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也有12万册古籍，一般情况下能满足他的需求，在十多年以前，他们单位图书馆的古籍可以借回家阅读，后来，因为某些同事的“要赖”只借不还，出于古籍保护和更多人共享的需要，也规定古籍不能借出馆。
网上几百G的大部头，手中的薄薄散页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年轻老师蒋志远出生于1986年，他有时会因为专业的需要查阅古籍，但他因为是“学语言学的，不是文献学的”，所以一般不用看古籍原本，他经常看的是古籍数据库和电子影印古籍。他们学校的图书馆购买了瀚堂典藏和中国基本古籍库的使用权限。这是两家专做古籍电子版的公司做的电子古籍库。他只在电子古籍库中找不到所需古籍的情况下才去某个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借阅室去借阅，但他的借书体验很不好，“因为不准（全书）拍照，不准（全书）复制，或者复制手续很麻烦，非常费劲。”
让蒋志远高兴的是，电子版的古籍库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好，“比如敦煌文献、甲骨文、金文文献，成规模的，专业整理影印的电子版已经在网上到处都是，动辄就是几百G的大部头影印古籍，还自带检索功能。”他举例说：“宋代有一本书讲过‘运动’的‘动’可以写成一个‘重量’的‘重’，外面一个走字底。这个字到底有没有这么用过呢？数据库里一找，果然，在长沙的子弹库的楚帛书里面用到过这个字。”
1月10日下午4时左右，寻霖结束了他在图书馆阅读大楼一楼多媒体厅的讲座，他带听众上四楼册府千华古籍展厅继续讲解时，被数十个古籍爱好者近乎团团包围。
去年下半年刚从娄底涟源考入长沙麻园湾小学任教的陈凯凯在包围寻霖的人群中略显年轻。他瞅准寻霖讲解中的一个停顿的机会，把他前一天刚从简牍博物馆附近的地摊上淘到的一本有些残损的线装书往寻霖身前一送：“寻老师，你帮我看看这本书吧。”
“这是本好书。”寻霖说，“我昨天也看到了，是有两本吧，因为破损得也还有点严重，我就没买。” 1月9日上午，寻霖也去了数年前从清水塘搬到简牍博物馆附近的古玩市场。
陈凯凯感到高兴的是，寻霖没有否定这本书，而且这本书属于寻霖推荐的值得收藏的“集”这一类。
陈凯凯最终掏“七八百”买下的这本书是明代小品文作家、松江华亭（令上海松江）人张鼐评选的“必读古文”集。不知是老鼠咬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本书每一页的左上角都残缺了。没有封面和目录。虽然才到手一天，但他注意到了这个或印于明代的集子中晋文部分收录的《兰亭记》即大家熟知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他好奇这篇文章的名字与大家熟知的有异。也好奇书上的句读圈点是何人所留。但，这些，他暂时没有答案。
10日下午，陈凯凯带到湖南图书馆的，还有几张夹在小学拼音练习簿里的数张散页。这些散页是源自一个手抄本，抄的全是七言绝句。在湖南图书馆一楼的休闲吧里，陈凯凯把拼音本放到桌上，打开，留着虫咬痕迹的、像是烟熏过的暗褐色散页带着它历经过的时光静静地躺在拼音练习簿上。
这几张散页的抄写者，身份不明，连名字都不知道。陈凯凯说，这是从娄底的一个地摊上买到的。
“准拟令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陈凯凯盯着抄有这首诗的散页看了会，然后指着散页上的作者名“杨诚斋”说：“杨诚斋就是杨万里。”
消失的古籍
2015年9月，1955年出生的湖南图书馆前馆员沈小丁在他退休半年后去了美国旅游。一不小心，他成了光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的第二个中国游客。据说第一个是某市侨联的工作人员。
东亚图书馆收藏的包括来自湖南的中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让他恍惚有回到了湖南图书馆的感觉。
让他感到巧合的是，他在一排红色书架上摆着的一套大开本的《新编红卫兵资料》中随意一抽，就抽出了来自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资料。沈小丁知道湖南图书馆藏有一批数量巨大的“文革”资料在某个地方。沈小丁在退休前的几年里，曾经想过要把它们整理出来，“我觉得我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文革”的时候我已经11岁，哪个是“保皇派”，哪个是“造反派”，我哈（全）晓得。整理起来，会迅速些，快些。”沈小丁说，但他最终未能如愿。湖南图书馆中的。文革”资料，传单那部分，红卫兵在撒传单的时候，湖南图书馆的两个老馆员就背着黄书包上街去收，然后把它们背回图书馆，用麻袋装好，放在大书库。大书库是1958年建的，在今湖南少儿图书馆院内。那个大书库，因为47军派有一个班的士兵值守，才未在文革中的破四旧风潮中得到毁灭性破坏。1984年就把那些资料搬到了现在的图书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目前公认的对古籍毁灭最严重的十年，“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下，无数古籍投入火海。2007年，我在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袁吉六老家邵阳隆回孟公乡采访，听到当地老乡说，袁吉六运回老家的藏书，“文革”期间被贫下中农们一册册拿回家做厕纸或卷烟草毁掉了。1月8日，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施文岚说他们修复的板结很严重的族谱或别的古籍，有相当部分是拿来垫床脚的。如果不是垫床脚，也很可能不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没几年，曾经为避祸也帮父亲饶过书的沈小丁到了湖南图书馆。虽然他退休前完成“文革”资料的整理的愿望没能实现，但赶在退休之前完成了《湖南近代图书馆史》。这本讲述湖南图书馆从无到有，一直到1949年这40余年历史的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本包括古籍在内的湖南图书保护史。沈小丁非常谨慎地记载了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中的数起因战乱对包括古籍在内的图书的破坏。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攻打长沙，8月6日撤离，沈小丁未提及何人纵火，“战火中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在教育会馆的）馆舍被焚毁”，沈小丁写到，此次被焚毁的书包括当时的省政府拨款3万银圆向叶德辉后人购买的观古堂的部分藏书。
1932年，王先谦夫人宋氏将葵园著述《后汉书集解》、《诗三家集义疏》、（筒书孔传参正》、《前汉书补注》、《虚受堂诗》、《诗义标准》等其他共十六种书籍版片捐藏湖南中山图书馆，1938年10月，日机狂炸长沙，定王台馆舍因毗邻铁路，于10月19日被炸，房屋及所存数万块版片皆遭焚毁无遗。早半年前，湖南大学图书馆的54091册图书也在日机的轰炸中化为灰烬。
“散了”的藏书
“解放以前很多藏书家的书在50年代搞土改的时候散了。”王兴国说，他在社科院的图书馆的有些藏书上会看到进馆前原主人的一些标记，但更多的图书是没有标记的。“散了”的藏书，有部分流落到了市场。王兴国很怀念上世纪50年代长沙水风井的长沙古旧书店，“50年代，线装书多，又不贵，有些线装书几毛钱一本。不像现在，随便一本线装书，比如《资治通鉴》就可能价值好几万，有些其实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王兴国庆幸的是，“文革”之前，趁便宜，他和他的同事在古旧书店买了些他们需要或可能用得上的古籍。这些古籍，成了他们馆里今天12万册古籍的一个重要来源。
1月11日下午4时30分左右，窑岭旧书店，黎姓老板抱怨现在书源越来越少。问他是否有线装书，他说只有家谱。4时30分左右基本上是他每天整理新收到的旧书，标价、上架的时间，这个时候，在网上经营旧书生意的人往往会聚集他的店里，看上了的就被他们先下手为强。
在韭菜园湖南文物商店经营湖南现在唯一的古籍书店的龙桂生，便是在网上卖旧书的孙新航介绍给我的。
龙桂生的湖南省古籍书店才开一年不到。书店面街的橱窗上张贴有广告“本店长期收购、寄售古籍善本、金石碑帖、文献资料……”
这个1978年出生、小学文化的古籍书店老板是安化人，他上世纪90年代在老家安化梅城开始收售古玩，生意做大后来到长沙，先是在汽车北站附近做，后来再转到清水塘，再转到湖南文物商店。这一次在湖南图书馆的册府千华古籍展中，便有他任总经理的九麓文化送去的一卷唐代写经，及记载有邓小平等人事迹的新宁邓定岧编述的留法勤工俭学记原稿。 1月12日下午，他在他的店里和我喝茶聊古籍，这个非常好学的古籍店老板现在已经是古籍收藏的行家，对古籍的纸张及印刷工艺等了如指掌，他的妻子在听我们聊到古籍收藏既可作为投资，也可以修身养性时，说去年股票疯涨时，龙桂生差点也想抽资去炒股，是她的坚持才没投身股市，不然“半个店里的古籍就炒没了”。龙桂生夫妇在感慨古籍越收越少的同时，也很看好他们正在做的生意一能收到的古籍越少，他们已经拥有的古籍其实就越值钱。他们希望更多的人收藏古籍——“古籍值钱了，大家才会爱惜、保护。”
清代民国间湖南的著名藏书家
道州何氏（何凌汉）
何凌汉以科第起家，子孙皆能世承家学，其间又以何绍基藏书最多。何绍基退休后，居长沙化龙池，建有云龙万宝书楼。由于子孙大多在外为官求学，光绪末年，长沙市面上即已发现有何氏藏书散出。至民国间何绍基曾孙诒恺染上鸦片之毒，又常常沉溺于醉乡，更是尽售其先世所藏。其书多为叶启勋、启发兄弟所收，令又多归湖南图书馆。
湘潭袁氏（袁芳瑛）
袁芳瑛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好藏书，室名卧雪楼，与仁和朱学勤“结一庐”，丰顺丁日昌“持静斋”并称为成丰时三大藏书家。袁芳瑛死后，其子袁榆笙（曾国藩女婿）不喜古书，于长沙堆置五间楼房，不闻不问，任其白蚁滋生。当他知道古书可以换钱时，便一车一年拖到市场，随意书商挑择给钱。其书被李盛铎购去大半，后来捐献给北京大学，即令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精华所在。叶德辉、王礼培、缪荃孙、易培基等也购得一此。
湘乡曾氏（曾国藩）
同治三年（1864）曾氏将旧宅故居扩建为侯府，名富厚堂。次年又特辟藏书楼。曾国藩还亲自设计了书楼、书箱，家信中嘱咐：“（书箱）前后用横板三块，如吾乡仓门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为柱为匡，顶底及两头用板装之。出门则以绳络之而可挑，在家则以架乘之而可累两箱、三箱，四箱不等。开前仓板则可作柜，并开后仓板则可过风。”富厚堂藏书，除大陆解放前夕，曾宝荪、曾约农姐弟携部分曾国藩、曾纪泽等人家书、日记前往台湾外，大部分藏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陆土改期间，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接收，今皆藏于湖南图书馆。
长沙叶氏（叶德辉）
叶德辉1927年死时，藏书数量已达20多万卷。死后其书由其子叶居倬尽数赈卖，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傅熊湘与叶启倬请省政府拨款3万元予以收购，而其时主持湘政者为宁乡鲁涤平，小气抠门，仅拨款3000元选购叶氏部分精品藏书。这批藏书毁于1930年7月红军攻占长沙的战斗中。1951年，叶德辉的侄儿启勋、启发兄弟将流落的藏书悉数捐赠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令湖南图书馆善本书即以叶氏所捐为基础，其中最为瞩目者即宋版《说文解字》。
图注
《说文解字》宋刻元修本湖南图书馆藏正文第一页从上至下：“乱后幸存”“叶启发藏”“叶氏秘宋楼藏”“湘潭刘氏兰竹山房藏书之印”“拾经楼丁卯以后所得”“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子霞过眼”“莫友芝图书印”“毛展之印”“斧季””吴越王孙”“慧海楼藏书印”。
湖南唯一一个自画像印是两江总督陶澍留下的。印章中间是陶澍本人的肖像，右边是一行篆书“印心石屋主人”（印心石屋是陶澍的斋名），左边三行为“天眉庞，天髯长，仙心素儒天佛肠。手此一卷，舄奕书香”。
说明
藏书人为了标明其所有权，表达个人爱好，会在书中留下印章痕迹。一般钤盖藏书印有一定的规矩，第一个印章盖在正文的右下角，后来的藏书者依次往上盖。但是这本《说文解字》却有些例外，先得者先在显眼处留下自己的印痕。这本书先后被这些收藏者所有：常熟毛扆（字斧季，是出版家毛晋之子），海宁查莹慧海楼、湖州钱听默（吴越王孙）、贵州莫友芝、湘潭刘氏兰竹山房、长沙叶启勋，叶启发（堂号拾经楼）和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正文前留下了叶氏家族的叶启发的题跋。
图注
《南华经》明刻四色套印本湖南图书馆藏黑色：正文字体，晋子玄郭象注：蓝色：辑诸名家评释：朱色：明王凤洲评点，附陈明卿批
注：黄色：朱林鬳斋口义。
说明
套印在元代就有了，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清代达到高潮。套印有红色和黑色的“朱墨本”，也有三色，四色和五色套印本。
雕版印刷始于唐，兴于宋，此前书籍只能靠人工抄写。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但由于汉字数量繁多、排印复杂，未能推广，直到清代，雕版印刷仍是印书业的主流。
分辨雕版和活字印刷，一看边框是否留白，二看栏框是否分离，三看字距是否较宽，四看字体是否整齐。
古代印书所用的纸张，按时间大致可以分为：宋元时期多麻纸、皮纸，明代多用宣纸，清代官印多使用开化纸、太史连，民间用得多的则是毛边纸、毛太纸。
湖南历史上有名的刻书场所很多，长沙有名的有叶德辉的观古堂、王先谦的虚受堂，王闿运的湘绮楼。书铺刻书则以邵阳最为兴盛，目前长沙市面的线装书就以邵阳刻的居多。
图注
《宇课图说》清光绪石印本湖南省古籍书店
说明
版框 是指版面四周的粗线，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
行格 是版面内用直线分成的若干行，在鉴定和著录时，称“半页×行×字”，如果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行×字”（如下页图）。
版心是指每一个版面（包台左右两页）正中的位置，又叫节口。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有单鱼尾，也有上下对称的双鱼尾（如左图），有的还印有书名、卷数、页码及本页字数，明代以前，版心下方往往还印有刻工姓名。
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明代中期有这一特色。而不加线的叫白口。 朱丝栏、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以供人抄写古籍。
图注
《李义山诗集笺注》清乾隆四年湖南省古籍书店
说明
现在我们说的“宋体”，是为适应印刷术而生的，始于宋，成型于明。它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
朱代，蜀地刻书多宗颜体，江浙宗欧，福建宗柳。文中多讳字·
元代刻本继承宋代风格，宗赵孟頫，无讳，多简字。
明代初期继承了元代风格，中期字体为方字，万历以后，字体逐渐瘦长，有讳。
清乾隆以前，多软字（手写楷书），刻印精细，中晚期则多为硬体方字。
看不见的字体
也许，你对古人说了些什么完全无感，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一看不惯竖排本，繁体字，甚至连翻书都不习惯，几百G的影印古籍还带检索功能呢。但是，你或许会对南宋的写版人有那么一点兴趣，他们曾经比赛着看谁把名家字体模仿得最像，你还可能在“创作”某个PPT时不小心选择过仿古的所谓“康熙字典体”。你一直在接触古老的书里的文字，在与一千年前打照面。1月14日下午，麓山南路的“艺术高地”，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设计师李少波对我们说，“打开古书，甚至有时候不必去读它究竟是什么内容，光看表面的样式品相，就够了。”
IM=晨服周刊×文=文艺
IM：从未刻本到民图教材，都能看到那种“横轻竖重，笔画末端有装饰”的方正字，它们都是朱体吗？
李：宋体是跟随雕版印刷术而出现的，它从宋代开始演变，明代逐渐定型为跟现在接近的字形。到了清代，官私刻书都达到鼎盛，它的变化就更加多元，但都可以称为宋体。它一开始模仿的是书法的楷书。
IM：为什么不是行书，隶书？
李：字体的流变大概是这样的，隋唐以前多是手抄，佛教兴起后催生了适应广泛传播需要的印刷，尤以经书为多。唐代的楷书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写版人以临摹楷书为最高的行业标准。但它又与楷书不太一样，毛笔写在宣纸上，笔触变化多端，用刀来临摹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不能百分之百还原，各个地方的木头也不一样，木头本身的纹理结构也会导致刻字发生变化，刀和木头的这种特性，就决定了会发展出一种具有工具美学的变异。除了刻工和材料，宋体在发展过程中还遇到了效率、投入等问题，以致产生了更多变化。雕版字和书法字是不同的两个体系，书法字追求的美学是中宫收紧，中间紧凑扎实，周围可以松一点，而雕版字的美学是比较放松的，这样即使缩得很小都能被识别。
IM：明代古籍里开始出现了一些瘦长清秀的宋体字，它们是仿宋的雏形吗？
李：真正运用到印刷里的仿宋是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的，在上海。仿宋的特点是笔画带有倾斜度，横竖笔画的宽度和重量基本一致，起笔，落笔和转角比较明显，字体看起来清秀，蘧些特点使它区别于宋体。古籍里看起来更清秀的宋体字仍然是横平竖直的，并不是印刷体意义上的仿宋，它模仿的应该还是毛笔里的楷书。
仿宋到令天也是很有影响的一妻文字。虽然年代近，但历史渊源很长。一种字体的形成是一个很缓慢的渐进过程，最后叉包容，交叉、交织在一起，然后合拢成一套典型的字体。
IM：20世纪初也出现了一些黑体字，它的起源在哪里？
李：中文印刷的黑体字是1910年从商务印书馆出来的。今天汉字印刷体的宋体、仿宋、楷体都来源于毛笔书耳体，但黑体是一个外来血源，是机器美学。黑体出自有中日台资背景的商务印书馆。清末民初，质量高的中文书大都是在日本印刷后，再拖到中国来卖，日本几个大出版社在上海都有分支。商务印书馆在成立之初很注重向日本学习，而日本又是向欧美学习的，日语里的黑体就是跟随美国叫法，叫Goshikku-tai。商务印书馆后来买下日本的印刷设备，做了整套的中文黑体字模，现代、简洁的黑体一开始出现在广告里，后来慢慢地变成一种风尚，到三四十年代就比较多地用于文章的标题了。
IM：如果从情感的浓烈程度上排序，宋体、仿宋体、黑体是怎样的？
李：我不认为可以做这样的排序。字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情绪变化的，但每一种字体其实都包含了书写者的情绪和内涵。标题一般用黑体。正文适合用老宋体。如果写轻盈的文章或是诗歌，仿宋体可能更合适。从字体本身的功用来看，行业内有个标准，最好的字体是看不到的。文字是用来承载内容的，字体本身不需要说话，也不要跳出来，它只是静悄悄地在那儿，把文字里的内容很好地传达出来，这就是最好的字体。
IM：民国启蒙课本多用楷体，但现在有人认为蚕头燕尾的隶书更适合儿童启蒙阅读，您怎么看？
李：我们对初学习字的儿童的要求是，笔顺关系是准确的，笔画之间的间架结构是符合汉字规律的，写好字，写端正，之后才是把字写漂亮。从这个要求看，横平竖直的隶书比楷体更容易把握。现在教学中，有的老师用黑体字来教学，因为黑体比隶书更简单，据说效果很好。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认为黑体字是将来教科书里应该出现的摹写的版本字体。楷书还是比较合适，但不能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楷书体，因为今天这个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字体，是针对报纸杂志设计的印刷体，它模拟了大师的字体，介乎欧柳之间，但其实是难度特别高的一个字体，笔画的结构、变化特别大，不适合儿童书写。
IM：您个人喜欢古籍里的哪一种字体？
李：没有特别喜欢哪一种。因为每一种字体背后部有生命力，每一个字都是人刻出来的，先写，再刻，再印。然后在不同的人手里流传，字体承载文字，文字承载文化，所以字体只要成体，都有它的价值。有的字做得特别规整精细，能看到渗透其中的人的劳动。有的字看起来有点粗糙，但提炼得好，却也有一种拙的味道。我们打开古书，甚至有时候不必去细读它的内容，光看它表面的样式、品相，就能感受到一种传递的信息，这样也足够了。 一百天不能修复一本
采访过去三天后，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的施文岚给我发微信：“我U盘里有一篇‘由修复克复堂说开去’的文章，您没拷过去吧？”
《克复堂记》是湖南长沙湘乡颜氏的家用账簿，施文岚2013年前后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把它修复好了。最初，“书库”把书交给修复室时，以为是曾氏家族的账簿，修复过程中，据账簿中所夹“颜兴祥亲批”字据推断，户主应为颜兴祥。
这个账簿，从道光二十九年至成丰三年，每年一本，一共5本。因记账的时间不一样，5本账簿的长宽尺寸都不同。“天头地脚都有文字”。天头指版心上方的白边。地脚指版心下方的白边，又称下脚。为了完整保留原貌，不漏过任何一个信息，施文岚在修复的时候非常小心。
虽然只是个账本，但施文岚和她的同事都认为非常重要。施文岚推断，账本主人是所在地的大土豪，家大业大，有田有地有山林，既出租土地，又经营商户，周围设有不少粮仓，店铺，家中请有不少长工、零工，每年都收取大量租谷，家里进进出出的粮米油盐菜药茶品种繁多，数额不少。“二月十一日，开去柳廷献、王昌富等共男女大小壹仟叁佰二十八名米贰石（担）
开去钱贰仟文伙食钱陆佰八十文”，这是施文岚记得的账簿中“逃荒会数”的一段，据此可以推断出，当时设有救助组织“逃荒会”，当地富人或为灾民捐钱捐米。
这个2013年1月20日“出库”，2月20日在修复室“建档”，5月28日“扫库”的账簿，到2016年1月8日上午我们采访的时候，因为湖南图书馆对古籍出库的严格规定，我们未能借出一睹。在施文岚的一个U盘中，我看到了这个账簿修复前的基本情况——
当时，记录的账簿“题名”是“湘乡曾氏克复堂账簿”，版本时代是“咸丰”，文献类型是“手稿”，装帧形式是“线装”，书页数量是“95页”，纸张种类是“草浆宣”。从破损情况中记载的“卷首、卷中、卷尾、天头、下脚、书口、书背、书线”等来看，真是体无完肤。其中，重度破损的是5到91页，严重破损的是92到95页，特别严重的是1到4页。
造成破损的原因，施文岚的记录是：虫蛀、鼠噬，霉蚀、脱浆、水渍、油渍、磨损、老化和人为撕裂。这几乎是所有待修复的破损古籍都可能存在的破损原因。
在施文岚的修复方案中，我看到蘧个账簿修复后的书皮面料是“栗色宣纸”：补纸用的是“浏阳二贡”（浏阳二贡是产自浏阳的传统名纸，用嫩竹纤维造成，纸细嫩、滑腻、洁白、吸水性强）：修补方式是“补洞，托纸”。 施文岚曾就克复堂的修复写了篇文章，但我并未从她给我的u盘中看到。这个工作细致、认真的修复师认为文章有些表述“还不成熟，不好公开”。
为了揭开板结在一块的书页，有时要把它们刷湿，有时要上锅用蒸汽蒸
1月8日上午，我在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看到的修复师，除了施文岚，还有稍晚于她到修复室工作的赵华以及她的徒弟颜胜。颜胜是新面孔，施文岚和赵华虽在2010年曾当面采访过，但因为她们文静、不张扬的性格，印象不深，直到施文岚从她的书桌抽屉里把她师父师玉祥退休前交给她的一根光亮的褐色笔槽拿出来时，我才确信五年多前，我曾采访过她。笔槽是木制的一根覆着看似筷子样的东西，实际上它的另一面挖有一个浅槽，修复古籍单页上的边框时，毛笔放在笔槽里，这样画出来的边框粗细一致。当时，她的“很爱玩”“喜欢飙车的”师父师玉祥刚退休不久。那一次，才拿到驾照便到处开出去玩的师玉祥婉拒了采访。
施文岚从抽屉里拿出来的还有锥子，镊子和竹起子。镊子和竹起子是用来揭页的。揭页是把板结的古籍一页页揭开。为了揭开板结在一块的，有时要把它们刷湿，有时要上锅用蒸汽蒸。锥子也是师玉祥留下的，据说是他在中国书店做学徒时，他的师父给他的。这些加上桌子上摆着的排笔、棕刷、板刷、压书板、剪子、锥板、方顶锤，浆糊、长针和白线以及桌旁地上一筐筐开箱和没开箱的压书石、压平机等，基本就是修复师们经常用到的工具了。
2010年夏天，施文岚和她的同事们用的浆糊是他们自制的。超市里买来做馒头用的面粉，通过人工手挤、揉搓，再加入他们独特的配方，将含有淀粉的面筋去掉，然后烤干，用瓦缸盛好，储存起来。用的时候，把膏状的浆糊用水调成糊状。这样加工的浆糊因为没了淀粉，虫子不会去叮咬。现在，他们根据需要，有时也会用淘宝上买的上海产的熊猫牌浆糊，但施文岚和她的同事仍认为最好的浆糊还是自己做的，“这样就保证浆糊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也是古籍修复成败的关键！” 这是一个必须慢工出细活的活。200年采访的时候，施文岚说当时湖南图书馆待修复的古籍，依照他们5个人的编制，5个人去修复，要修复400年。5年过去，编制未增，但待修复的古籍有增加，要修复目前所有待修复的古籍，仍至少需要400年。
“前几年有人说要来我们这里做事，说他修复了多少古籍，一天能修复多少页古籍，后来我们寻主任看了他修复的书，说肯定不是专业的古籍修复。做古籍修复的，能要求他的数量不？他说修复了那么多，是怎么修复出来的。很多时候，没好好修复就是对古籍的再一次的伤害。”施文岚认为。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曾经打算给修复师定级，并拟规定相应级别所能承接的修复业务，后来因为全国做古籍修复的人太少，这个定级的事情就一直没落实。在湖南图书馆，5个编制的修复师，分为两大块，修善本的和修普本的，施文岚主要修善本。
修补用的手工“老纸”越来越少，还好有储备
1月8日，我们看到，施文岚的工作台上，堆着的是一套在修的民国时期长沙春华山黄氏重修族谱，待修的还有一套印在唐图是龙的何氏族谱以及陶文毅书牍一卷。赵华在修的是一套来自益阳的族谱，颜胜则在手抄一本关于古籍修复的书一这个大学学的是体育教育的年轻男子因为邪本讲古籍修复的书是竖排本，他也竖排抄写。
这是施文岚在古籍修复室的第22年。1994年夏，因为回避不和父亲同单位，她从省政府信息办调到了刚好空了个编制的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她是怀着恐惧的心理接受这份工作的，因为古籍“有虫子、粉尘、老鼠尿、死蜘蛛、霉、虫卵”等，而且，当时她还听说古籍库房里有个姓刘的前辈因此得了皮肤病，手上和脸上都有。当时让她恐惧的这些，如今说起来，她脸上一点声色都没动。 比施文岚稍晚一年到古籍修复室的赵华，大学时学的是经济管理。她爱好古诗词，不过，让她稍感遗憾的是，她至今还未修复过一本古诗词。修复什么古籍，并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而是由古籍库决定。古籍库觉得哪本书需要修补了，就把活派给施文岚和赵华他们。近些年，他们修复的大多数古籍是家谱。
他们经常会参加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各地举办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和普遍存在的古籍修复人才的紧缺同样可能会影响到古籍的修复的，是手工纸的逐年减少一古籍都是用的各类手工纸，这些手工纸与现代的机制纸相比，纸质匀细、轻盈柔软、吸水性强，适用于书写毛笔字和绘制中国画。还好，湖南图书馆已经备了些包括济阳二贡和宣纸在内的手工纸。
文中“善本”注释：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依现在的标准，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肯定是善本，清代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版本清晰的印本，抄本，也算。辛亥革命前内容有价值的也算。
寻霖：尽管可能淘到伪古籍，但还是希望古籍收藏热起来
2015年的最后一个周日，“册府干华一湖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湖南图书馆开展。展览分为册府漫谈和善本华章两部分，展出了湖南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稀古籍150余部，不仅有敦煌写经、宋元旧椠，还有明清精校精刻本-名家手稿，批校本也是琳琅满目：一些清乾隆间禁毁书如长沙人廖元度的《覆巢余笔》、安乡人刘之珩的《格物集》亦在参展之列。
两周后，2016年的第二个周日下午，湖南图书馆文献所所长寻霖在图书馆阅读大楼一楼的新媒体大厅做了场怎样辨别真伪古籍的讲座。
寻霖是施文岚等人的领导，说话快雷快语。在他的讲座之前，他本来说要介绍就住在湖南图书馆对面维一星城小区的一个藏有不少古籍的藏书家给我采访的，但他事先作了说明，说对方很可能不会接受采访，一因为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二因为他最近买了本假古籍，阴沟里翻了船，心情不好。果然，那个很不应该地买了本假古籍的人最终没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
寻霖没细说那个行家是怎样看走眼的，也可能那个损失了数万或者十余万的行家没好意思告诉寻霖他究竟是哪里看走了眼。
1月10日下午，寻霖在讲座中没有提及那个住在湖南图书馆对面的阴沟里翻船的行家，但他提到了一个更大咖的行家。
他是在讲到明朝人影刻宋元版“本子”冒充宋版很难分辨时提到的叶德辉，“叶德辉也经常上当，把明代的影刻未元版的书当作了宋元版。这些（让他上当了的）书现在我们馆里。他自己在题跋上说是宋版书，后来一对照，发现是明代影刻的。”
寻霖讲话很快，讲完叶德辉上当的故事后，他没忘安慰现在把明代影刻本当朱元版的人，“当然咯，现在明代的影刻本也很值钱。”
尽管市场上时有伪古籍出现，但寻霖仍希望古籍收藏能热起来，他认为民间收藏古籍·是对图书馆收藏古籍的有益的补充，“一，图书馆没那么多的经费去收藏：二，图书馆收藏的门类和范围以及能够接触到的古籍有限。”
在焱多门类的古籍中，寻霖唯独对医书的收藏表示了质疑，认为有很多医术在古人传抄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误抄误记，价值不太。经史子集中，他鼓励大家多收藏“集”。
寻霖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现在简牍博物馆附近的卖古玩的地摊上存在很多名人字画的造假，“那些字画的纸，不是自然老化的，是染色染成的。”染色做旧和识别的方法，寻霖也告诉给了听众：“用板栗壳子或者茶叶，熬成水，很浓很浓的，然后直接洒水洒在书上或字画上——但其实也容易分辨得出来，它可能是用影印本做旧的，毕竟是书印好以后，把水刷在上面的，同一页纸上面，它可能刷得不均匀，一页纸上，这个地方颜色深一点，那个地方浅一点：还有就是做得太过，整个都是板栗色。”
染色是寻霖1月10日下午讲到的最后一种造伪方法。染色之前，他提到的造伪方法有：
①撕去新序，保留旧序，以新刻充旧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古人刻书，喜欢在书前加上自己写的序。）
②撕去部分或全部目录，以残充全。（这是因为全套书比缺一本的，价值相差悬殊。）
③以影印本、影刻本充原刻本。
④以抄本充稿本。
⑤伪造名人批校、题跋、签名、印记，以劣本充善本。
⑥一册分装多册。
⑦伪造、移植、撕去书牌。
⑧篡改书名。
⑨伪造著者。
古籍的年代鉴定，还有这些基础知识你应该知道：
①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是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案，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②一部古籍的内容-往往由序、目录、凡例、正文、跋等几部分组成，阅读序跋，查核正文及讳字，对于鉴定古籍版本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古籍卷末或卷中序目之后，常刻有牌记（又称书牌子）注明出版者姓名、书坊名称、雕版年代等，这也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