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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门舞集对上海观众来说，真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云门2，恐怕就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了。其实，对所有内地的云门粉丝来说，云门2既亲切又陌生：亲切的是林怀民既是其创办者也是艺术总监，陌生的则是因为它从没来过内地，今年11月16日才将第一次登上上海的舞台。不同于1团,云门2的舞蹈更多来源于生活，同时旨在表现生活，因此它将更加亲民、鲜活、年轻。
青春的生猛与自由
依旧消瘦，依旧黑衫，依旧热情，尽管自嘲“几个月前刚领到老人证”，但林怀民带着他的云门舞集2团员们来到上海的那一刻，大家还是情不自禁为这段华人舞坛的经典传奇鼓掌雀跃。与之同行的，还有云门2的编舞布拉瑞扬及助理总监郑宗龙——两位活力四射的青年编舞家。
近年频频涉足内地演出的云门1，总是给人沉稳隽永，韵味无穷的美感。无论是《水月》、《行草》，还是《流浪者之歌》，往往在现代舞中渗入一点书法、太极等中华元素，林怀民的舞蹈总以内敛细腻的中国式美学来感动人。而云门2则不同，与其说是云门1 的继承，不如说是展现云门1无法兼顾的“自由、生猛”的另一面美感。
对于云门2即将在上海的演出，林怀民笑着对《新民周刊》记者说道：“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可口。人们总说云门舞集的作品发人深醒，但是这一次我想会非常可口。”云门2是由年轻的编舞家、年轻的舞者组成的，林怀民认为，这支年轻的队伍没有传统的包袱，他们生活在网络的浪潮上，是有许多活泼泼现实生活与情感的人。因此他们的作品更有张力，更通俗，也更贴近生活。
然而现代舞对大陆观众来说仍是有点陌生的新事物，很多观众感到现代舞难以理解，常常不知所云。对此，林怀民解释道，现代舞是肢体的语言，叙事能力很低，“它最好的状况就是简单。观众如果带着‘求知欲’来看舞蹈就会很辛苦。”就像听音乐一样，到剧院不是来上课，享受就好，“如果作品让观众感觉岔气、不安和烦躁，这不是现代舞和非现代舞的差别，而是作品好坏之间的差别。”无独有偶，编舞家布拉瑞扬更加坦率地呼吁：“谁说一定要看懂，舞蹈不应该限制想象。”
云门两个舞团常一起上课，但训练方式稍有不同。“1团是演绎林怀民的作品，所有舞者的塑造都出自林怀民的审美喜好；2团是很多年轻编导在创作，有更多的可能性。”郑宗龙说，两个舞团的美学需求和对舞者的身体需求不同。“1团的舞者因为修禅，练习内家拳和气功，身体充满张力；2团舞者的身体则輕松自在，他们是普通人的身体。”林怀民总结说。
不一样的身体塑造了不一样的舞蹈，不一样的编舞家，风格也不一样。云门2的舞蹈更加多样性、生活化，这是与云门1最大的不同。
如赤脚医生行走在艺术空白地带
云门2的创立追根溯源还要回到林怀民办舞团的初衷：“‘文革’时候，当时我在美国看到《人民画报》上的‘赤脚医生’，让我非常感动，觉得文化、艺术也要这样普及。财富也许没有办法真正均分，但文化要能够普及。”1973年林怀民成立了云门舞集来完成他的梦想，“基本上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到基层到社区，为基层民众，为学校学生表演。”几年间，云门的足迹踏遍了台湾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时至今日，它早已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图腾。
到90年代以后，云门舞集因巡演太忙，没办法频繁深入社区民间，林怀民萌生再建新团的想法。于是，1999年云门舞集2成立。2团的任务有两个：培养年轻编舞家，同时到社区到学校去演出。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云门舞集2成立两星期后，台湾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9·21”大地震。还在上课的团员们便奔赴山区，在残破的学校里，搬开坠落的砖瓦，翩翩起舞，创团首演就在灾区小学的穿堂中诞生。
自成立以来，云门2频繁地奔走在台湾各山区县城，驻校、驻县、驻市，教非舞蹈专科的学生跳舞，为社区群众表演。云门2舞蹈总监郑宗龙透露：“2团每年都会花六七个月在全台湾跑，剩余时间在团里创作。”云门2的团员们也一直期望可以走到更多没有去过的地方，为那些需要艺术滋养的地方带去快乐。
不同于粗制滥造的“下乡演出”，林怀民始终感到，舞团越是往基层走，作品就越要精良，“因为老太太和小孩看着喜欢就专注地坐下来了，不喜欢就会溜边走掉，或者小朋友打闹起来。”让林怀民十分骄傲的是， 1团、2团在纽约、伦敦歌剧院演出的舞蹈与在农村水泥台上的表演没有任何差别，也许唯一的不同是与村民、社区居民开心地互动，群众们热情、大方的回馈是团员们最大的动力。
云门2成立12年以来，去年是第一次在香港举行商演，今年又陆续在美国、德国各城市商演，《纽约时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才华洋溢，技术超群……云门舞集2的卓越应与世界分享！”
林怀民把编舞看做是“手艺”，需要每天练习，在这个被网络、娱乐充斥的时代，他力图为年轻编舞家开拓一片天空。布拉瑞扬，是云门2特约编舞家，他有着浓黑的剑眉，深陷的双眸，挺直的鼻梁，黝黑的皮肤，怎么看都像一个“洋人”。林怀民打趣说：“在晚上你不大容易找得到他，因为他太黑了。”事实上布拉瑞扬是地道的台湾原住民，属于台湾14个少数民族之一的“排湾族”，布拉瑞扬意为“快乐的勇士”。云门2在上海的演出，他带来了早年的作品《出游》。《出游》描绘了一段神奇的梦境，1999年仍在纽约的布拉瑞扬接到一通电话，邀请他回云门编舞，当他兴冲冲地回到台湾，踏进云门舞集的大门时，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晚他不停地做恶梦，这个恶梦便成为了创作的元素。
另一位编舞家郑宗龙，同时也是云门舞集２的助理艺术总监，他成长在台北的街头，父亲开着一家拖鞋厂，郑宗龙很小就带着大包的拖鞋在街上叫卖，享受着没有人约束的下午，看着街上的行人，想象他们的生活。也许是这样的经历，让郑宗龙的作品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他的舞蹈《墙》刻画了“撞墙期”的心理历程，那份紧张，无法与人沟通的苦闷，都好似一堵墙横挡在眼前。强烈的音乐，繁复的队形转换迸发出震撼的效果。
谈到与林怀民的师生关系时，郑宗龙十分敬佩：“林老师是24小时的百科全书，心灵导师。有次半夜３点有个问题想不通，虽然电话那头老师的声音是睡意正浓，但还是会给你指引。” 而在布拉瑞扬眼中，林怀民是孩提时的偶像，如今则像是父亲。没有舞蹈基础而被录取的布拉瑞扬一直受到林怀民的厚爱，“离开舞团了，有时候他也会电话或简讯关心，担心着生活过得好不好。这跟他在排练场的威严的确差异很大，所以也就特别让人感到温暖。”
2012年9月18日，云门舞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迎来了第2000场演出——《九歌》。池水、金鱼、荷花、荷叶，如此真实的布景令观众们兴奋不已；合影、签名、盖章，林怀民一直工作到夜里11点。这样的辉煌和盛况对于林怀民来说好像做梦一样，“当年我们糊里糊涂地就办了云门，它是个个体户，到今天为止仍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年它还在不在，还能不能演下去。”
“现在我要担心的是明天是不是凑得够钱。”林怀民笑着说，很多朋友劝他不要搞个体，林怀民说，“全世界的个体户都很艰难，但是台湾的观众给我们掌声和支持，好歹也要认真办下去。”
青春的生猛与自由
依旧消瘦，依旧黑衫，依旧热情，尽管自嘲“几个月前刚领到老人证”，但林怀民带着他的云门舞集2团员们来到上海的那一刻，大家还是情不自禁为这段华人舞坛的经典传奇鼓掌雀跃。与之同行的，还有云门2的编舞布拉瑞扬及助理总监郑宗龙——两位活力四射的青年编舞家。
近年频频涉足内地演出的云门1，总是给人沉稳隽永，韵味无穷的美感。无论是《水月》、《行草》，还是《流浪者之歌》，往往在现代舞中渗入一点书法、太极等中华元素，林怀民的舞蹈总以内敛细腻的中国式美学来感动人。而云门2则不同，与其说是云门1 的继承，不如说是展现云门1无法兼顾的“自由、生猛”的另一面美感。
对于云门2即将在上海的演出，林怀民笑着对《新民周刊》记者说道：“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可口。人们总说云门舞集的作品发人深醒，但是这一次我想会非常可口。”云门2是由年轻的编舞家、年轻的舞者组成的，林怀民认为，这支年轻的队伍没有传统的包袱，他们生活在网络的浪潮上，是有许多活泼泼现实生活与情感的人。因此他们的作品更有张力，更通俗，也更贴近生活。
然而现代舞对大陆观众来说仍是有点陌生的新事物，很多观众感到现代舞难以理解，常常不知所云。对此，林怀民解释道，现代舞是肢体的语言，叙事能力很低，“它最好的状况就是简单。观众如果带着‘求知欲’来看舞蹈就会很辛苦。”就像听音乐一样，到剧院不是来上课，享受就好，“如果作品让观众感觉岔气、不安和烦躁，这不是现代舞和非现代舞的差别，而是作品好坏之间的差别。”无独有偶，编舞家布拉瑞扬更加坦率地呼吁：“谁说一定要看懂，舞蹈不应该限制想象。”
云门两个舞团常一起上课，但训练方式稍有不同。“1团是演绎林怀民的作品，所有舞者的塑造都出自林怀民的审美喜好；2团是很多年轻编导在创作，有更多的可能性。”郑宗龙说，两个舞团的美学需求和对舞者的身体需求不同。“1团的舞者因为修禅，练习内家拳和气功，身体充满张力；2团舞者的身体则輕松自在，他们是普通人的身体。”林怀民总结说。
不一样的身体塑造了不一样的舞蹈，不一样的编舞家，风格也不一样。云门2的舞蹈更加多样性、生活化，这是与云门1最大的不同。
如赤脚医生行走在艺术空白地带
云门2的创立追根溯源还要回到林怀民办舞团的初衷：“‘文革’时候，当时我在美国看到《人民画报》上的‘赤脚医生’，让我非常感动，觉得文化、艺术也要这样普及。财富也许没有办法真正均分，但文化要能够普及。”1973年林怀民成立了云门舞集来完成他的梦想，“基本上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到基层到社区，为基层民众，为学校学生表演。”几年间，云门的足迹踏遍了台湾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时至今日，它早已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图腾。
到90年代以后，云门舞集因巡演太忙，没办法频繁深入社区民间，林怀民萌生再建新团的想法。于是，1999年云门舞集2成立。2团的任务有两个：培养年轻编舞家，同时到社区到学校去演出。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云门舞集2成立两星期后，台湾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9·21”大地震。还在上课的团员们便奔赴山区，在残破的学校里，搬开坠落的砖瓦，翩翩起舞，创团首演就在灾区小学的穿堂中诞生。
自成立以来，云门2频繁地奔走在台湾各山区县城，驻校、驻县、驻市，教非舞蹈专科的学生跳舞，为社区群众表演。云门2舞蹈总监郑宗龙透露：“2团每年都会花六七个月在全台湾跑，剩余时间在团里创作。”云门2的团员们也一直期望可以走到更多没有去过的地方，为那些需要艺术滋养的地方带去快乐。
不同于粗制滥造的“下乡演出”，林怀民始终感到，舞团越是往基层走，作品就越要精良，“因为老太太和小孩看着喜欢就专注地坐下来了，不喜欢就会溜边走掉，或者小朋友打闹起来。”让林怀民十分骄傲的是， 1团、2团在纽约、伦敦歌剧院演出的舞蹈与在农村水泥台上的表演没有任何差别，也许唯一的不同是与村民、社区居民开心地互动，群众们热情、大方的回馈是团员们最大的动力。
云门2成立12年以来，去年是第一次在香港举行商演，今年又陆续在美国、德国各城市商演，《纽约时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才华洋溢，技术超群……云门舞集2的卓越应与世界分享！”
林怀民把编舞看做是“手艺”，需要每天练习，在这个被网络、娱乐充斥的时代，他力图为年轻编舞家开拓一片天空。布拉瑞扬，是云门2特约编舞家，他有着浓黑的剑眉，深陷的双眸，挺直的鼻梁，黝黑的皮肤，怎么看都像一个“洋人”。林怀民打趣说：“在晚上你不大容易找得到他，因为他太黑了。”事实上布拉瑞扬是地道的台湾原住民，属于台湾14个少数民族之一的“排湾族”，布拉瑞扬意为“快乐的勇士”。云门2在上海的演出，他带来了早年的作品《出游》。《出游》描绘了一段神奇的梦境，1999年仍在纽约的布拉瑞扬接到一通电话，邀请他回云门编舞，当他兴冲冲地回到台湾，踏进云门舞集的大门时，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晚他不停地做恶梦，这个恶梦便成为了创作的元素。
另一位编舞家郑宗龙，同时也是云门舞集２的助理艺术总监，他成长在台北的街头，父亲开着一家拖鞋厂，郑宗龙很小就带着大包的拖鞋在街上叫卖，享受着没有人约束的下午，看着街上的行人，想象他们的生活。也许是这样的经历，让郑宗龙的作品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他的舞蹈《墙》刻画了“撞墙期”的心理历程，那份紧张，无法与人沟通的苦闷，都好似一堵墙横挡在眼前。强烈的音乐，繁复的队形转换迸发出震撼的效果。
谈到与林怀民的师生关系时，郑宗龙十分敬佩：“林老师是24小时的百科全书，心灵导师。有次半夜３点有个问题想不通，虽然电话那头老师的声音是睡意正浓，但还是会给你指引。” 而在布拉瑞扬眼中，林怀民是孩提时的偶像，如今则像是父亲。没有舞蹈基础而被录取的布拉瑞扬一直受到林怀民的厚爱，“离开舞团了，有时候他也会电话或简讯关心，担心着生活过得好不好。这跟他在排练场的威严的确差异很大，所以也就特别让人感到温暖。”
2012年9月18日，云门舞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迎来了第2000场演出——《九歌》。池水、金鱼、荷花、荷叶，如此真实的布景令观众们兴奋不已；合影、签名、盖章，林怀民一直工作到夜里11点。这样的辉煌和盛况对于林怀民来说好像做梦一样，“当年我们糊里糊涂地就办了云门，它是个个体户，到今天为止仍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年它还在不在，还能不能演下去。”
“现在我要担心的是明天是不是凑得够钱。”林怀民笑着说，很多朋友劝他不要搞个体，林怀民说，“全世界的个体户都很艰难，但是台湾的观众给我们掌声和支持，好歹也要认真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