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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鲸搁浅”、“油井泄漏”、“赤潮回归”海洋污染，世人更多的关注在于这样的大事件。而穆尔·斯坦福在航海时偶然发现了“垃圾漩涡”，它才是更可怕的巨兽。不经意间，它已经吞噬了碧海清沙，为此，净滩在行动。
在一片宁静的海滩边晒太阳、看书、发呆、喝酒，或是游泳、潜水、捞个小海胆是人们对大海充满度假与放飞心情的向往。可是，突然间，海面上漂来一台冰箱，再来几条轮胎，一打塑料瓶这种情形想必没有人愿意遇上。
1993年，美国豪华邮轮“帝王公主号”因为倾倒了20个垃圾袋而被当局罚款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非常严厉的极具威慑力的处罚。而在中国，港务局对于船舶将厨房废物带回港口处理却不太情愿—从东亚海区港口收取垃圾服务费就可以看出。所以，许多船员选择在海上处理他们的垃圾—因为免费。有关海洋污染的话题，人们已见惯不怪，不过，公众对于海洋污染的关注，更多是围绕“巨鲸搁浅”、“油井泄漏”、“赤潮回归”之类的呈现，却眼见着一个个昔日风景如画的海滩，成为垃圾堆砌站，欢乐的人们在邋遢的近滩苟延残喘地嬉戏。
海滩到底有多脏？
春日午后，全球领先的互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思科（Cisco）公司的硬件经理彭云，带着妻子女儿，来到上海南汇东滩海滩边郊游。他们并非过来度假野餐晒太阳，而是在海滩堤坝上捡拾垃圾。在他手里，握有一张“ICC数据卡”，每捡拾一件垃圾，他都会用笔在数据卡上的不同垃圾类别栏口上画正字，在一个多小时枯燥重复地弯腰、拾起、扔进垃圾袋、记录之后，他们把这些垃圾集中扔进等在海滩边的垃圾车。彭云的这一行为，为西北太平洋四国行动计划中的海洋垃圾调查数据监测成果提供了便利。换句话说，就是“净滩”。
与彭云一家一同前来的，还有平日里寡言沉默的思科公司个人消费品事业部总监劳曦路，这名老外工作之余是名地道的环保人，这天，他也加入了“净滩”，思科志愿者团队与他一同前往。结伴而来的，还有在香港H股上市的天安（上海）投资有限公司香港高层、强生（中国）公司党委书记张同恩等热衷环保的企业人士。
海滩究竟有多脏？在东滩海滩，彭云用了“惊诧”来形容，“亲眼所见才真体会到有多脏。塑料片、方便面盒、塑胶、轮胎、铁罐子、烟头我们在进行了两小时的净滩讲解和捡拾垃圾后，都感觉不错。看着堆放在眼前的五花八门的垃圾，很有成就感”。
彭云所谓的五花八门，在上海南汇东滩海滩垃圾检测分类统计表（2010）中，可以窥见一斑，包括：塑料袋、纸袋、塑料瓶、玻璃瓶、食品包装盒、餐具杯具、衣服鞋袜、鱼网、木箱、灯泡、绳索、油瓶、玩具、烟蒂、打火机、烟盒、家电、建材、轮胎、汽油桶、尿布、注射器、避孕套、药盒、卫生巾这张统计表的制作方，是国际净滩行动组织（ICC）中国大陆地区的委托方—上海仁渡，一家致力于推动企业参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根据仁渡的统计，这些海滩垃圾的种类，仅仅是来自当年423人次收集的609公斤11617件垃圾。净滩行动在开展海滩垃圾清理的同时，还进行垃圾调查和数据专家分析，之后上报国家海洋局以及国际间的政府协调机构。以此调查垃圾的来源，通过国际组织、政府、公众间的沟通，减少污染。
为海滩垃圾看病
2005年，西太平洋行动计划的四个成员国—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在第十届政府间会议期，终于批准通过了一项国际公益行动—海洋垃圾行动计划（MALITA），与会人员以政府的名义共同允诺：接下来将大力开展海洋保护的行动和举措。2007年，中国轮值主办这项会议，上海仁渡，便在這样的背景下悄然成立。
作为国际海滩清洁活动（the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ICC）认定的中国区总协调机构，封曙厉是上海仁渡的发起人之一。封曙厉就职于上海天原（集团）有限公司，担任主治医师。在成立“仁渡”涉足净滩项目之前，他是一位热心的义工，先后担任过中国卫生部与世卫组织合作“卫七”项目（世界银行资助，人群健康生活行为干预实验项目）实施点官员、上海市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监事、安徽复新志愿者学校理事长等公益角色。
在封曙厉看来，他接下并承担下经过层层转接的净滩项目运作，主要原因是看重上海目前的大型企业，都有CSR（企业社会责任）诉求。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欧盟目前的官方定义为“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将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融入到其商业运作以及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的相互关系中”。“CSR概念在欧美早已提出多年，像在英国和美国的上市公司，每年都会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简单来说，做这个项目，是个不会亏本的善举。”这是封曙厉的出发点。
“中国企业这方面比较空白。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美跨国企业进驻中国，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的企业文化，寻找可实施的环保项目。这种企业文化也影响到了中国大型企业。”封曙厉在仁渡经常性的工作是不停地和大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协商，然后取得人力和钱力资助。美国强生公司延续在美国的净滩行动资助传统，委托仁渡，每年赞助3.5万人民币。近期，封曙厉还和全球排名第一的高档酒业集团帝亚吉欧洋酒集团谈妥，帝亚吉欧出资24万元人民币，支持净滩项目两年的运营成本。
“海洋垃圾分为岸滩垃圾和水中垃圾，我们主要是清理岸滩垃圾，大海原本有一个自净功能，但越来越多的东西无法分解。经过风吹日晒，漂到岸边。”经过封曙厉的统计，在他所涉及净滩的几个区域里，有近50%的垃圾是塑料及塑料泡沫垃圾，“这显示出中国政府的禁塑令并不彻底，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不够。从全球角度来看，净滩垃圾排名第一的是烟蒂。”甚至我们还捡到过弹壳，“这里可是禁猎区啊，有弹壳说明有狩猎行为。要让政府引起重视。”对这样一片风平浪静之下暗流涌动的海滩，封曙厉不停地问诊把脉。
“西太平洋四国，日本是做得最好的，比中国好一千倍，他们行动多，人次数量、清理量都大过中国，还有最重要的是，日本人主动丢弃的行为较少。台湾也有类似的净滩行动，他们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共有2561人参与这项行动，清理了12.68公里海岸线，累积6692公斤的垃圾。做得最差的是俄罗斯。” 封曙厉对行业情形如数家珍。一年52周，封曙厉省下8周时间用来净滩，所费精力并不占多数，反而，让他的人生意义更加丰富。
为海滩环境起诉
与封曙厉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净滩行动不同，企业志愿者们大都会利用这样的公益活动开展团队拓展。“几年下来，发现海外包括台港澳地区的志愿者，普遍能够做到接近两小时，三四十岁的中国经理们能做到一个小时，普通中国白领大都少于一小时，学生志愿者少于45分钟，坚持时间最短的是带孩子一起来的妈妈。”
根据仁渡的统计，学生团队的垃圾收集量最少，大致6至8公斤，“而只要包括了外籍人士的团队，收集量普遍高于20公斤，大家都比较卖力。”各类企业参与净滩行动，目的也是千奇百怪，“美资公司比较大方，有的甚至利用上班时间过来活动。日资公司对细节追究较深入，甚至盒饭都要管。中资公司就随意许多，大都是打着环保公益的旗号农家乐。”
律师刘永龙是封曙厉的同道中人。这位曾担任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和资产管理顾问的上海律师，现在全职投入环保公益项目。上海仁渡公司法人代表是他的其中一个身份。2007年，他与封曙厉一起发起了“仁渡”。“我们期待企业来参与，财务上能够平衡。尽管单次行动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甚至结余，但这项环保行动不是天天进行，有季节性限制。每年5月至11月，便是净滩最为便捷的季节时段。”
“仁渡”创立初期，刘永龙打理诸多具体事务，包括理顺流程、整理数据、志愿者召集、海外材料收集整理、与美国和韩国信息往来等。除了与美国ICC联络，他还要与澳大利亚的“清洁世界”CUW组织保持互通有无。“相比起国外这些组织，中国的规模还太小，国外的活动经常是成千上万的人。许多名流、明星都会参与其中，甚至有相关的节庆活动，带动一些衍生的娱乐生活。”
尽管这样的净滩行动在中国广阔的海岸线上显得无济于事，“有点以卵击石的感觉。”封曙厉和刘永龙，还有其他积极投身净滩行动的人，却立志深入下去，他们已经在温州、烟台、连云港、大连、青岛等地扩大调研范围。现在，他们还在为海洋生态中外来物种的入侵问题，绞尽脑汁。
在一片宁静的海滩边晒太阳、看书、发呆、喝酒，或是游泳、潜水、捞个小海胆是人们对大海充满度假与放飞心情的向往。可是，突然间，海面上漂来一台冰箱，再来几条轮胎，一打塑料瓶这种情形想必没有人愿意遇上。
1993年，美国豪华邮轮“帝王公主号”因为倾倒了20个垃圾袋而被当局罚款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非常严厉的极具威慑力的处罚。而在中国，港务局对于船舶将厨房废物带回港口处理却不太情愿—从东亚海区港口收取垃圾服务费就可以看出。所以，许多船员选择在海上处理他们的垃圾—因为免费。有关海洋污染的话题，人们已见惯不怪，不过，公众对于海洋污染的关注，更多是围绕“巨鲸搁浅”、“油井泄漏”、“赤潮回归”之类的呈现，却眼见着一个个昔日风景如画的海滩，成为垃圾堆砌站，欢乐的人们在邋遢的近滩苟延残喘地嬉戏。
海滩到底有多脏？
春日午后，全球领先的互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思科（Cisco）公司的硬件经理彭云，带着妻子女儿，来到上海南汇东滩海滩边郊游。他们并非过来度假野餐晒太阳，而是在海滩堤坝上捡拾垃圾。在他手里，握有一张“ICC数据卡”，每捡拾一件垃圾，他都会用笔在数据卡上的不同垃圾类别栏口上画正字，在一个多小时枯燥重复地弯腰、拾起、扔进垃圾袋、记录之后，他们把这些垃圾集中扔进等在海滩边的垃圾车。彭云的这一行为，为西北太平洋四国行动计划中的海洋垃圾调查数据监测成果提供了便利。换句话说，就是“净滩”。
与彭云一家一同前来的，还有平日里寡言沉默的思科公司个人消费品事业部总监劳曦路，这名老外工作之余是名地道的环保人，这天，他也加入了“净滩”，思科志愿者团队与他一同前往。结伴而来的，还有在香港H股上市的天安（上海）投资有限公司香港高层、强生（中国）公司党委书记张同恩等热衷环保的企业人士。
海滩究竟有多脏？在东滩海滩，彭云用了“惊诧”来形容，“亲眼所见才真体会到有多脏。塑料片、方便面盒、塑胶、轮胎、铁罐子、烟头我们在进行了两小时的净滩讲解和捡拾垃圾后，都感觉不错。看着堆放在眼前的五花八门的垃圾，很有成就感”。
彭云所谓的五花八门，在上海南汇东滩海滩垃圾检测分类统计表（2010）中，可以窥见一斑，包括：塑料袋、纸袋、塑料瓶、玻璃瓶、食品包装盒、餐具杯具、衣服鞋袜、鱼网、木箱、灯泡、绳索、油瓶、玩具、烟蒂、打火机、烟盒、家电、建材、轮胎、汽油桶、尿布、注射器、避孕套、药盒、卫生巾这张统计表的制作方，是国际净滩行动组织（ICC）中国大陆地区的委托方—上海仁渡，一家致力于推动企业参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根据仁渡的统计，这些海滩垃圾的种类，仅仅是来自当年423人次收集的609公斤11617件垃圾。净滩行动在开展海滩垃圾清理的同时，还进行垃圾调查和数据专家分析，之后上报国家海洋局以及国际间的政府协调机构。以此调查垃圾的来源，通过国际组织、政府、公众间的沟通，减少污染。
为海滩垃圾看病
2005年，西太平洋行动计划的四个成员国—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在第十届政府间会议期，终于批准通过了一项国际公益行动—海洋垃圾行动计划（MALITA），与会人员以政府的名义共同允诺：接下来将大力开展海洋保护的行动和举措。2007年，中国轮值主办这项会议，上海仁渡，便在這样的背景下悄然成立。
作为国际海滩清洁活动（the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ICC）认定的中国区总协调机构，封曙厉是上海仁渡的发起人之一。封曙厉就职于上海天原（集团）有限公司，担任主治医师。在成立“仁渡”涉足净滩项目之前，他是一位热心的义工，先后担任过中国卫生部与世卫组织合作“卫七”项目（世界银行资助，人群健康生活行为干预实验项目）实施点官员、上海市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监事、安徽复新志愿者学校理事长等公益角色。
在封曙厉看来，他接下并承担下经过层层转接的净滩项目运作，主要原因是看重上海目前的大型企业，都有CSR（企业社会责任）诉求。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欧盟目前的官方定义为“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将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融入到其商业运作以及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的相互关系中”。“CSR概念在欧美早已提出多年，像在英国和美国的上市公司，每年都会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简单来说，做这个项目，是个不会亏本的善举。”这是封曙厉的出发点。
“中国企业这方面比较空白。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美跨国企业进驻中国，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的企业文化，寻找可实施的环保项目。这种企业文化也影响到了中国大型企业。”封曙厉在仁渡经常性的工作是不停地和大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协商，然后取得人力和钱力资助。美国强生公司延续在美国的净滩行动资助传统，委托仁渡，每年赞助3.5万人民币。近期，封曙厉还和全球排名第一的高档酒业集团帝亚吉欧洋酒集团谈妥，帝亚吉欧出资24万元人民币，支持净滩项目两年的运营成本。
“海洋垃圾分为岸滩垃圾和水中垃圾，我们主要是清理岸滩垃圾，大海原本有一个自净功能，但越来越多的东西无法分解。经过风吹日晒，漂到岸边。”经过封曙厉的统计，在他所涉及净滩的几个区域里，有近50%的垃圾是塑料及塑料泡沫垃圾，“这显示出中国政府的禁塑令并不彻底，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不够。从全球角度来看，净滩垃圾排名第一的是烟蒂。”甚至我们还捡到过弹壳，“这里可是禁猎区啊，有弹壳说明有狩猎行为。要让政府引起重视。”对这样一片风平浪静之下暗流涌动的海滩，封曙厉不停地问诊把脉。
“西太平洋四国，日本是做得最好的，比中国好一千倍，他们行动多，人次数量、清理量都大过中国，还有最重要的是，日本人主动丢弃的行为较少。台湾也有类似的净滩行动，他们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共有2561人参与这项行动，清理了12.68公里海岸线，累积6692公斤的垃圾。做得最差的是俄罗斯。” 封曙厉对行业情形如数家珍。一年52周，封曙厉省下8周时间用来净滩，所费精力并不占多数，反而，让他的人生意义更加丰富。
为海滩环境起诉
与封曙厉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净滩行动不同，企业志愿者们大都会利用这样的公益活动开展团队拓展。“几年下来，发现海外包括台港澳地区的志愿者，普遍能够做到接近两小时，三四十岁的中国经理们能做到一个小时，普通中国白领大都少于一小时，学生志愿者少于45分钟，坚持时间最短的是带孩子一起来的妈妈。”
根据仁渡的统计，学生团队的垃圾收集量最少，大致6至8公斤，“而只要包括了外籍人士的团队，收集量普遍高于20公斤，大家都比较卖力。”各类企业参与净滩行动，目的也是千奇百怪，“美资公司比较大方，有的甚至利用上班时间过来活动。日资公司对细节追究较深入，甚至盒饭都要管。中资公司就随意许多，大都是打着环保公益的旗号农家乐。”
律师刘永龙是封曙厉的同道中人。这位曾担任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和资产管理顾问的上海律师，现在全职投入环保公益项目。上海仁渡公司法人代表是他的其中一个身份。2007年，他与封曙厉一起发起了“仁渡”。“我们期待企业来参与，财务上能够平衡。尽管单次行动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甚至结余，但这项环保行动不是天天进行，有季节性限制。每年5月至11月，便是净滩最为便捷的季节时段。”
“仁渡”创立初期，刘永龙打理诸多具体事务，包括理顺流程、整理数据、志愿者召集、海外材料收集整理、与美国和韩国信息往来等。除了与美国ICC联络，他还要与澳大利亚的“清洁世界”CUW组织保持互通有无。“相比起国外这些组织，中国的规模还太小，国外的活动经常是成千上万的人。许多名流、明星都会参与其中，甚至有相关的节庆活动，带动一些衍生的娱乐生活。”
尽管这样的净滩行动在中国广阔的海岸线上显得无济于事，“有点以卵击石的感觉。”封曙厉和刘永龙，还有其他积极投身净滩行动的人，却立志深入下去，他们已经在温州、烟台、连云港、大连、青岛等地扩大调研范围。现在，他们还在为海洋生态中外来物种的入侵问题，绞尽脑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