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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显然不是尖锐的批评者。他认为学者之价值，在于专业水平；做政府智囊，独立性是必要前提；
而采纳与否以及后果如何，那不是学者的问题；至于决策所带来的成功，也不是学者自夸的资本。
1977年，24岁的樊纲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在河北省围场县一个公社铸铁厂体验生活时，从收音机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晚就赶回县城与亲友商量。当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自此迈入经济学门槛。“最难忘的两大经历，是土插队和洋插队，即下乡与出国。知青下乡，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那时候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没有出路的生活。开过拖拉机，推过木头轮子的车。”在经济学大家董辅的力荐下，樊纲留学哈佛，做了不注册的学子，“出国则是震撼，学术上知道了经济学之大、之广、之深；去人家的超市，那是商业震撼，才真正明白我们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个外貌酷似“朱军”的经济学家，回国后不爱出风头，不兼职，不演讲，沉潜于1980年代的书斋，却勃发于1990年代。其时，他与当时三名青年经济学家刘伟、钟朋荣、魏杰风头日盛，如铁蹄踏春风的经济学“黑马”，横贯朝野，一时江湖人称“京城四少”。“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如此自诩的樊纲做起政府高参，，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2006年8月11日，樊纲被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作为其中唯一的央行智囊团学者(其他委员都为财经部门的副部级官员),樊纲的任命引人瞩目。在樊纲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趋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一门科学。在他看来，学者与权力的关系，不能用一种愤青的角度去看，不要把为政府工作就等同于丧失独立人格。”正是有独立人格，你才能做好咨询政府工作。政府真正需要的，中国政府也是越来越需要的—他不需要附和他说话的人。有独立见解，你的咨询才有意义。否则他都知道的事，你来附和还有什么意义啊？你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不见得天天去做奏折”
记者：在国外，软科学的功能与国内有差别吗？
樊纲：基本一致。第一也就是指社会科学，或者叫做Social Science，或者叫做Human Science。我们的社科院都属于这个范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但从综合性研究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应用于所谓决策研究、咨询研究，多数的智库都属于这一类。很多现实当中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单学科的问题。现在发展软科学，正是要鼓励多种学科相互的交流、相互的碰撞。
记者：如何观察软科学的应用程度，似乎这很复杂？
樊纲：化繁为简，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基本代表着软科学的发展水平。这就是软科学基本的东西！
记者：为政府决策服务，在中国语境下，无法回避权力问题，学者如何处理？
樊纲：所有的国家，都有智库，其他国家可能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智库。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学的、法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们，都给政府做智库。因为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除了我们市场、企业外，个人本身亦可以改造世界。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而且是为这个社会要负责的很多公共机构，没有知识分子的影响，没有大学教授的影响，那不可想象。
记者：这也是知识分子干预社会的一种重要途径？
樊纲：发展软科学研究，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服务，去影响决策本来是知识分子的一项职责。不说中国过去知识分子经邦济世嘛。现代知识分子，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去影响政策，所以我们不見得天天去做奏折，不是去替代政府内部人应该做的事情。
“要不独立，都没人看得起你”
记者：在中国，软科学领域，做得比较出色的学者，你能举出几个吗？
樊纲：好的社会科学学者，都是好的软科学学者。中国软科学奖评出来的就是出色的软科学工作者，大家关注这个奖就是。
记者：学者的独立与做政府智囊有没有冲突？
樊纲：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你要不独立，都没人看得起你。你要不独立，最终都没人请你。没人要听你的。你必须得有独立见解，才有你存在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统一的。越有独立思考的人，越有独立人格的人，越受到社会的尊重；才能够提出独到见解，才能够在各种观点的碰撞过程当中，有一份价值。
记者：你觉得有风险么？
樊纲：风险当然有，你说的那些政治风险都是过渡性的，有的也是暂短的。
记者：做咨询与做决策，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樊纲：在一定意义上做咨询工作的风险在于你历来的表现，英文叫做type record，就是你的记录如何，你老在做错误的判断，总在出馊主意，还是你经常能出正确的主意和正确的判断。你的真正的风险是这个。说句实在话，最终的风险由最终的决策人和政府来承担，谋士只是谋一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可以想得更海阔天空一点。但是你不一定就会被决策者采纳，因为现实往往跟理想—现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在这个意义上谁也不要去声称那个决策只是你做出了贡献，没有那种事情,不懂科学的人才说那种话。
记者：作为决策咨询，从业者或进行研究的学者，需要具备什么意识或素质，才能保证服务的质量，或者说科学性？
樊纲：首先是好的研究者，有独立人格，有科学精神。这不是软科学的特殊问题，任何一个好的学者学科都是一样的。这个没有特殊问题，没有特殊的素质。
而采纳与否以及后果如何，那不是学者的问题；至于决策所带来的成功，也不是学者自夸的资本。
1977年，24岁的樊纲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在河北省围场县一个公社铸铁厂体验生活时，从收音机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晚就赶回县城与亲友商量。当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自此迈入经济学门槛。“最难忘的两大经历，是土插队和洋插队，即下乡与出国。知青下乡，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那时候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没有出路的生活。开过拖拉机，推过木头轮子的车。”在经济学大家董辅的力荐下，樊纲留学哈佛，做了不注册的学子，“出国则是震撼，学术上知道了经济学之大、之广、之深；去人家的超市，那是商业震撼，才真正明白我们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个外貌酷似“朱军”的经济学家，回国后不爱出风头，不兼职，不演讲，沉潜于1980年代的书斋，却勃发于1990年代。其时，他与当时三名青年经济学家刘伟、钟朋荣、魏杰风头日盛，如铁蹄踏春风的经济学“黑马”，横贯朝野，一时江湖人称“京城四少”。“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如此自诩的樊纲做起政府高参，，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2006年8月11日，樊纲被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作为其中唯一的央行智囊团学者(其他委员都为财经部门的副部级官员),樊纲的任命引人瞩目。在樊纲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趋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一门科学。在他看来，学者与权力的关系，不能用一种愤青的角度去看，不要把为政府工作就等同于丧失独立人格。”正是有独立人格，你才能做好咨询政府工作。政府真正需要的，中国政府也是越来越需要的—他不需要附和他说话的人。有独立见解，你的咨询才有意义。否则他都知道的事，你来附和还有什么意义啊？你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不见得天天去做奏折”
记者：在国外，软科学的功能与国内有差别吗？
樊纲：基本一致。第一也就是指社会科学，或者叫做Social Science，或者叫做Human Science。我们的社科院都属于这个范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但从综合性研究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应用于所谓决策研究、咨询研究，多数的智库都属于这一类。很多现实当中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单学科的问题。现在发展软科学，正是要鼓励多种学科相互的交流、相互的碰撞。
记者：如何观察软科学的应用程度，似乎这很复杂？
樊纲：化繁为简，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基本代表着软科学的发展水平。这就是软科学基本的东西！
记者：为政府决策服务，在中国语境下，无法回避权力问题，学者如何处理？
樊纲：所有的国家，都有智库，其他国家可能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智库。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学的、法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们，都给政府做智库。因为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除了我们市场、企业外，个人本身亦可以改造世界。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而且是为这个社会要负责的很多公共机构，没有知识分子的影响，没有大学教授的影响，那不可想象。
记者：这也是知识分子干预社会的一种重要途径？
樊纲：发展软科学研究，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服务，去影响决策本来是知识分子的一项职责。不说中国过去知识分子经邦济世嘛。现代知识分子，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去影响政策，所以我们不見得天天去做奏折，不是去替代政府内部人应该做的事情。
“要不独立，都没人看得起你”
记者：在中国，软科学领域，做得比较出色的学者，你能举出几个吗？
樊纲：好的社会科学学者，都是好的软科学学者。中国软科学奖评出来的就是出色的软科学工作者，大家关注这个奖就是。
记者：学者的独立与做政府智囊有没有冲突？
樊纲：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你要不独立，都没人看得起你。你要不独立，最终都没人请你。没人要听你的。你必须得有独立见解，才有你存在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统一的。越有独立思考的人，越有独立人格的人，越受到社会的尊重；才能够提出独到见解，才能够在各种观点的碰撞过程当中，有一份价值。
记者：你觉得有风险么？
樊纲：风险当然有，你说的那些政治风险都是过渡性的，有的也是暂短的。
记者：做咨询与做决策，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樊纲：在一定意义上做咨询工作的风险在于你历来的表现，英文叫做type record，就是你的记录如何，你老在做错误的判断，总在出馊主意，还是你经常能出正确的主意和正确的判断。你的真正的风险是这个。说句实在话，最终的风险由最终的决策人和政府来承担，谋士只是谋一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可以想得更海阔天空一点。但是你不一定就会被决策者采纳，因为现实往往跟理想—现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在这个意义上谁也不要去声称那个决策只是你做出了贡献，没有那种事情,不懂科学的人才说那种话。
记者：作为决策咨询，从业者或进行研究的学者，需要具备什么意识或素质，才能保证服务的质量，或者说科学性？
樊纲：首先是好的研究者，有独立人格，有科学精神。这不是软科学的特殊问题，任何一个好的学者学科都是一样的。这个没有特殊问题，没有特殊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