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物简介:布尔克哈尔特·米尔克(Burkhard Mielke),1943出生于德国,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European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前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国际中小学校长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Principals)理事会成员,德国北威州校长联合会名誉主席。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校长所面临的问题渐渐趋近
记者:米尔克博士,听说您刚从斯德哥尔摩峰会返回。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议?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米尔克:斯德哥尔摩峰会全称“学校教育一流领导斯德哥尔摩峰会”(Stockholm Summit for Top Level Leders in School Education),是全球名校校长交流与分享经验和观点的平台,由瑞典国家教育部、斯德哥尔摩市教育局、瑞典中小学监管者联合会和国际学校联盟发起并组织。峰会旨在提供教育领域发展的最新信息,并编织一个全球教育网络。峰会原先被设计为一个以学校主管机构领导为主的大会,这可以从主办机构的组成中看出。然而,来自各界的参与者相当踊跃,峰会的性质也就改变了,重心偏向于学术。
记者:本届有多少与会代表?其中中小学校长有多少?
米尔克:与会代表共200名左右,其中1/3是中小学校长。与会人数少于上届,这直接影响到主办方对2012年峰会的筹划。人数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瑞典的高消费,除了下榻希尔顿酒店,与会代表还要参加昂贵的附加活动,如游船、参观诺贝尔大厅,等等。这不是所有校长都能够承担得了的。
记者:从峰会的议程中可以发现,大会发言者均为教授或学者。为什么校长们迷信于专家,却忽视优秀的同行呢?
米尔克:邀请学界大腕来发表主旨演说,从而吸引公众的眼球,这已成为国际会议的惯例。这些演讲人按照美国的模式,站在耗资巨大的多媒体舞台上,制造轰动效应。的确,不少国家的观众热衷于这样的表演。拿着演讲稿站在讲台后的演说方式已过时。新兴的大腕很是热门。
记者:有关教育的国际会议繁多,打着峰会招牌亦不胜枚举,但大多乏善可陈。斯德哥尔摩峰会的特色如何显现呢?2012年之后,它又将何去何从?
米尔克:斯德哥尔摩峰会的特色就在于与会者群体。原本分开聚会的一些群体,比如政治家、学校主管部门领导、督导、校长、教师、心理工作者、培训者以及学者,在这儿济济一堂。这使得与会者能够跨越层级、行业与身份的藩篱进行交流。这就是特色!并由此产生一个与会者结成的网络。三次峰会,六年,可以使这项特殊的交流形式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可持续性。我们都饶有兴趣地期待2012年之后的发展。三次峰会之后将作一次评估与反思,然后筹划后续行动。在本届峰会上,我特意向会议组织方建议,邀请中国代表参加2012年的峰会。
记者:您个人如何评价此届峰会?
米尔克:正如2008年的首届峰会,本届峰会是一个高质量的会议。大会发言者以最新的科研成果吸引与会代表。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和临时快速结合的小组展现了国际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具有高水准、宽视域的特点。显然,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大家所面临的问题渐渐趋近。一流的教育领导者对于未来学校有着共同的设想。
记者:既然问题趋近,设想趋同,那么,此届峰会达成怎样的共识?
米尔克:政治家与教育工作者一致认为,全球教育体系必须改革,而且要更符合当今的需求。但是,采取的路径与方法差异很大。比如,政治家把全球的学校置于一个竞争状态,并总是迫切希望通过不断地测试获取学校在国内与国际的排名。尽管学校已争取到不少自主权,然而,这些自主权又被过度监控所打乱。这种政策对于那些常常实施测试与奖罚手段的国家,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显然是失败的。经合组织的最新数据充分证实了这点。
记者:美国政府在布什执政期间推行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越发受到质疑,因为它让更多的孩子掉队。那么,是否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呢?
米尔克:在此,我还是想以芬兰为例说明。一旦人们创设了互信的学校氛围,好学校自然得以打造。芬兰以信任来取代监控。此外,芬兰竭尽一切可能使教师职业获得广泛的社会尊重。由此,芬兰最优秀的毕业生自然而然成为教师。
记者:说到芬兰,就自然联想到“国际学生评估”(PISA),一个长期被世界所忽视的北欧小国竟然领衔该评价排行榜多年,着实让国际教育界刮目相看。经合组织的研究还能传递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米尔克:经合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教育投资不仅仅对各个国家的总体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经济具有推动作用。此外,从教师教学工作量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课时量高的国家,其教育质量反而欠佳。比如说,美国教师待在教室时间最长,但测试结果最差。显然,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而是教师在教学时间之外干些什么。芬兰的教师课后不是马上回家,而是待在学校展开广泛合作。经合组织的结论是,教学工作量的降低可使教师拥有更多的时间在学校推进同侪合作与共同发展、改善教学质量、拟定帮助“学困生”的个性化方案,等等。就区域教育而言,学校应该与周边的校外机构紧密合作,以实现社会融合和个性化学习。
记者:其实,芬兰教师投入的工作量并不少,关键在于时间配置,即把时间用于课内还是课外,或者说,是以课堂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里隐含着以少见多的道理。这就是老子的“大成若缺”之道啊!
校长对学生成绩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记者:那么,校长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米尔克:校长对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业成绩具有高度影响力。就此,我想谈谈LISA。LISA是一个欧盟项目,全称为“改进校长工作,提高学生成绩”(Leadership Improvement for Student Achievement),于2007年正式启动。LISA主要研究校长对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业的影响程度。
记者:LISA是不是欧盟资助的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以校长为研究对象的项目?
米尔克:我目前还没有了解到类似的项目。不过,针对校长对于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业的作用,已经有过类似的研究项目。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LISA是由校长、教师和研究人员平等合作而展开的,由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七国以及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的专家组成。这是LISA与其他相关项目最大的区别。LISA的后续研究也始终由来自实践界和理论界的专家承担。
记者:显然,这是一项行动研究。2007年的里斯本会议之后,这类研究均纳入“欧洲终身学习资格框架”。与LISA平行展开的项目还有经合组织的“学校领导力提升” (Improving School Leadership)项目,它以校长工作条件为研究对象,在22个国家中展开调查,研究结果已在2008年公布。通过这个项目,你们发现哪些结果?
米尔克:校长对学校产生了比预料中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经由学校文化气息和工作氛围来打造。我们的研究在欧洲差异较大的7个国家的28所学校内展开。就如何评判校长的领导作风,样本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须填写一份问卷表格,这可谓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校性普查,结果非常令人兴奋。各所学校视这次调查为一次盘点,其结论作为推出改良举措的参考依据。根据严守机密原则,结果仅限于校内使用。
通过LISA,我们构建了一个校长领导作风的全息框架,校长处于学校所有行动的中心。不同的变量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外部指令”层面,校长无法影响,而是由政府来制定;二、“学校内部环境”层面作为一个中间层面,校长可以施加直接影响,并进而对依赖于学校内部环境的各个变量以及学校特有的变量施加影响;三、上述那些依赖于学校内部环境的各个变量则构成第三个层面。
基于这个框架,我们把校长领导风格作为研究重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元研究,我们提炼出五种领导风格,即指导型、人事发展型、参与型、企业家型和结构化型。针对这五种风格,样本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来评判所在学校的校长。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结构化型和企业家型在所有7个国家相当凸显。其他研究项目,包括经合组织的一系列项目,则强调指导型作为最重要的领导风格。它们的研究结果与LISA的研究发现并不吻合。
在我看来,整个项目得出以下结论:一、没有一种领导风格具有显著优势。更为普遍存在的是由不同风格整合而成的鸡尾酒混合式领导风格。各位校长日常应用的是各自的鸡尾酒混合式领导风格,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与政策指令。广泛的学校自治使效率问题日益凸显,从而更多地导致校长的企业家型领导风格的形成。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校长需要高度灵活,能够以不同的领导风格来应对变化多端的环境条件。这也将成为校长选拔与培训的基准。三、彻底量化的研究方法无法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针对这个主题,我们必须更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记者:LISA源自2004年的“国际学生评估与领导”(PISA and Leadership)和欧洲学校领导网络组织项目(ESLN-Projects,2004-2006),即所谓的从PISA到LISA,那么,LISA项目在未来将如何持续下去呢?
米尔克:我们已向欧盟提交了LISA后续项目——LISA 2的申请。我们设计的这个后续项目就是更偏重于质性研究。此次,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学校发展国际网络组织缔造者汉斯·君特·罗尔夫(Hans-Günter Rolff)教授加盟。目前,我们热切期待着布鲁塞尔的决定。
记者:在2008年巴塞尔的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议上,罗尔夫教授强调指出:“校长对学生成绩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校长对学校氛围和学校内部组织的影响越直接,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程度就越高。因此可以说,没有好的校长,就没有好的学校。”这句话当初产生极大反响。根据LISA的研究结果,校长的教育领导风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业?
米尔克:每一种类型的校长的影响力各不相同,我们发现,看似不谐调的几种领导风格结合在一起往往正好相配。LISA显示,教育领导是由多种不同的类型结合而成,即所谓的鸡尾酒混合。当然,这个结论存在争议。我认为,校长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来影响学校发展、学校氛围、教师教学动力、学生学业等。校长应该充分认识各式各样的领导类型,以便于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境遇。至于这类灵动性有多大可能,还是值得质疑的。不过,针对校长的培训与选拔,这点应该引起关注。对我个人而言,帮助未来的校长充分认识并发展其个性至关重要,因为认识并发展个性会在今后的职业发展中得到回报。在这一点上,格式塔心理学很有效。我刚刚组建了一个培训团队,就是为校长提供认识并发展个性的系列服务。
我们既是本国的校长,也是欧洲的校长
记者:此届峰会,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扮演了何种角色?
米尔克: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并没有介入斯德哥尔摩峰会的筹办。作为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我于2008年应邀出席了首届峰会。在此届峰会上,我应邀担任一个专题研讨会的主持人,当然,既以私人的身份,也以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名誉会长的身份。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并没有列入应邀名单。
记者: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是以何种方式与中国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在哪些领域具有合作空间?
米尔克:在此,我很抱歉地说,至今为止双方尚未展开交流与合作。我完全可以想象,未来,可以先跨出第一步,比如中国与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展开信息交流,也可以筹备一系列欧洲各国与中国的双边峰会。
记者:在首届教育领导中德高端对话(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12月1-5日,会议综述参见本刊2010年第5期)上,您发表了主旨讲演,题为《教育领导在欧洲》,其手稿已由《复旦教育论坛》今年第1期刊发。其中,您讲到欧洲的中小学校长正走向一个共同的欧洲教育领导理念。说到欧洲理念,欧洲人始终憧憬着一个一体化的欧洲。欧盟已成为区域化的导航灯,各地纷纷效仿,比如东盟。然而,希腊近来引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危及“欧盟”这个一体化项目。在教育领域,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不尽如人意。创建欧洲高等教育空间的时刻表一再地往后推延,去年鲁汶会议把2010年的期限改为2015年。至于这个所谓的博洛尼亚进程最终是否宣告破产,或许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在基础教育领域,欧洲一体化进程更为艰难,主要原因在于欧盟各个主权国的文化(教育)自主权,甚至在诸如德国这样的典型联邦制国家,文化(教育)自主权由各个联邦州来掌控,联邦政府几乎无法插手基础教育。即便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尚未有一个校长组织,就是各个省也绝大多数没有组建校长组织。欧洲的中小学果真能够携手共进吗?
米尔克:欧洲的中小学校长,从葡萄牙到白俄罗斯,从冰岛到塞浦路斯,来自36个国家的47个校长组织均融入我们的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是欧洲各国校长组织的联合体,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欧洲中小学校长均被编织进这个网络。这是事实。正因为我们拥有这股团结的力量,我们才能对欧盟施加影响,成为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认可和尊重的一个对话伙伴。在教育领域,欧盟的对话伙伴还有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欧洲教育工会联盟委员会(European Trade Union Committee for Education)、欧洲家长协会(European Parents Association)、欧洲学生联盟(European School Student Unions)等十余个社会团体。我们这些欧洲教育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定期与欧盟展开对话。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的观点与目标已摆在桌面上,也被各国政府所知晓,尤其是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我们支持《里斯本决议》及其后续决议。还在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任上的时候,我在一次原则性讲话中对此作了表述,其核心内容至今未变,即“4 T”:事实、信任、传统和时间(Truth,Trust,Tradition and Time)。
针对欧洲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设想,我并不认可您的悲观主义,尽管您刚才列举的均为事实,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确也持续遇到挫折。把各个不同的主权国家及其多元的文化与语言统一起来,是一条坎坷而又漫长的道路。不过,我坚信,这一定会成功,而且我们已经达到了不少预期目标。尽管有些成员国政府总是出于私利和政治谋略来盘算着自己的小日子,但是,我们清楚,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我们的周边布满了犯罪、投机、伎俩与腐败,这是世界性问题。我们必须制定规则来约束这些,现在是时候了。我们绝不会被分化。希腊是欧洲重要的组成部分。
学校教育有一个明晰的责任:融合即人权。这个责任必须贯彻。未来,在欧洲各个地区,学校教育领域的自主权将更为广泛,但是,特定的原则与方针必须适用于欧洲大陆所有学校。教育的发展不再限于国境,目前所展开的一系列欧盟的跨国教育项目便是一种承诺。
当然,把权力集中到布鲁塞尔,欧洲人从未这样设计,也不愿这样。至于博洛尼亚进程,我并不认为已破产,尽管抗议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相当强烈。抗议的目的在于实行必要的变革。事实上,到处潜伏着分裂分子,他们不愿接受任何变革,他们往往能够找到一些为他们随意撰写鉴定书的学者。不过,这也仅仅是博洛尼亚进程中的一些小小的梗塞。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校长所面临的问题渐渐趋近
记者:米尔克博士,听说您刚从斯德哥尔摩峰会返回。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议?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米尔克:斯德哥尔摩峰会全称“学校教育一流领导斯德哥尔摩峰会”(Stockholm Summit for Top Level Leders in School Education),是全球名校校长交流与分享经验和观点的平台,由瑞典国家教育部、斯德哥尔摩市教育局、瑞典中小学监管者联合会和国际学校联盟发起并组织。峰会旨在提供教育领域发展的最新信息,并编织一个全球教育网络。峰会原先被设计为一个以学校主管机构领导为主的大会,这可以从主办机构的组成中看出。然而,来自各界的参与者相当踊跃,峰会的性质也就改变了,重心偏向于学术。
记者:本届有多少与会代表?其中中小学校长有多少?
米尔克:与会代表共200名左右,其中1/3是中小学校长。与会人数少于上届,这直接影响到主办方对2012年峰会的筹划。人数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瑞典的高消费,除了下榻希尔顿酒店,与会代表还要参加昂贵的附加活动,如游船、参观诺贝尔大厅,等等。这不是所有校长都能够承担得了的。
记者:从峰会的议程中可以发现,大会发言者均为教授或学者。为什么校长们迷信于专家,却忽视优秀的同行呢?
米尔克:邀请学界大腕来发表主旨演说,从而吸引公众的眼球,这已成为国际会议的惯例。这些演讲人按照美国的模式,站在耗资巨大的多媒体舞台上,制造轰动效应。的确,不少国家的观众热衷于这样的表演。拿着演讲稿站在讲台后的演说方式已过时。新兴的大腕很是热门。
记者:有关教育的国际会议繁多,打着峰会招牌亦不胜枚举,但大多乏善可陈。斯德哥尔摩峰会的特色如何显现呢?2012年之后,它又将何去何从?
米尔克:斯德哥尔摩峰会的特色就在于与会者群体。原本分开聚会的一些群体,比如政治家、学校主管部门领导、督导、校长、教师、心理工作者、培训者以及学者,在这儿济济一堂。这使得与会者能够跨越层级、行业与身份的藩篱进行交流。这就是特色!并由此产生一个与会者结成的网络。三次峰会,六年,可以使这项特殊的交流形式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可持续性。我们都饶有兴趣地期待2012年之后的发展。三次峰会之后将作一次评估与反思,然后筹划后续行动。在本届峰会上,我特意向会议组织方建议,邀请中国代表参加2012年的峰会。
记者:您个人如何评价此届峰会?
米尔克:正如2008年的首届峰会,本届峰会是一个高质量的会议。大会发言者以最新的科研成果吸引与会代表。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和临时快速结合的小组展现了国际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具有高水准、宽视域的特点。显然,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大家所面临的问题渐渐趋近。一流的教育领导者对于未来学校有着共同的设想。
记者:既然问题趋近,设想趋同,那么,此届峰会达成怎样的共识?
米尔克:政治家与教育工作者一致认为,全球教育体系必须改革,而且要更符合当今的需求。但是,采取的路径与方法差异很大。比如,政治家把全球的学校置于一个竞争状态,并总是迫切希望通过不断地测试获取学校在国内与国际的排名。尽管学校已争取到不少自主权,然而,这些自主权又被过度监控所打乱。这种政策对于那些常常实施测试与奖罚手段的国家,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显然是失败的。经合组织的最新数据充分证实了这点。
记者:美国政府在布什执政期间推行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越发受到质疑,因为它让更多的孩子掉队。那么,是否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呢?
米尔克:在此,我还是想以芬兰为例说明。一旦人们创设了互信的学校氛围,好学校自然得以打造。芬兰以信任来取代监控。此外,芬兰竭尽一切可能使教师职业获得广泛的社会尊重。由此,芬兰最优秀的毕业生自然而然成为教师。
记者:说到芬兰,就自然联想到“国际学生评估”(PISA),一个长期被世界所忽视的北欧小国竟然领衔该评价排行榜多年,着实让国际教育界刮目相看。经合组织的研究还能传递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米尔克:经合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教育投资不仅仅对各个国家的总体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经济具有推动作用。此外,从教师教学工作量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课时量高的国家,其教育质量反而欠佳。比如说,美国教师待在教室时间最长,但测试结果最差。显然,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而是教师在教学时间之外干些什么。芬兰的教师课后不是马上回家,而是待在学校展开广泛合作。经合组织的结论是,教学工作量的降低可使教师拥有更多的时间在学校推进同侪合作与共同发展、改善教学质量、拟定帮助“学困生”的个性化方案,等等。就区域教育而言,学校应该与周边的校外机构紧密合作,以实现社会融合和个性化学习。
记者:其实,芬兰教师投入的工作量并不少,关键在于时间配置,即把时间用于课内还是课外,或者说,是以课堂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里隐含着以少见多的道理。这就是老子的“大成若缺”之道啊!
校长对学生成绩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记者:那么,校长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米尔克:校长对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业成绩具有高度影响力。就此,我想谈谈LISA。LISA是一个欧盟项目,全称为“改进校长工作,提高学生成绩”(Leadership Improvement for Student Achievement),于2007年正式启动。LISA主要研究校长对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业的影响程度。
记者:LISA是不是欧盟资助的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以校长为研究对象的项目?
米尔克:我目前还没有了解到类似的项目。不过,针对校长对于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业的作用,已经有过类似的研究项目。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LISA是由校长、教师和研究人员平等合作而展开的,由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七国以及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的专家组成。这是LISA与其他相关项目最大的区别。LISA的后续研究也始终由来自实践界和理论界的专家承担。
记者:显然,这是一项行动研究。2007年的里斯本会议之后,这类研究均纳入“欧洲终身学习资格框架”。与LISA平行展开的项目还有经合组织的“学校领导力提升” (Improving School Leadership)项目,它以校长工作条件为研究对象,在22个国家中展开调查,研究结果已在2008年公布。通过这个项目,你们发现哪些结果?
米尔克:校长对学校产生了比预料中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经由学校文化气息和工作氛围来打造。我们的研究在欧洲差异较大的7个国家的28所学校内展开。就如何评判校长的领导作风,样本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须填写一份问卷表格,这可谓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校性普查,结果非常令人兴奋。各所学校视这次调查为一次盘点,其结论作为推出改良举措的参考依据。根据严守机密原则,结果仅限于校内使用。
通过LISA,我们构建了一个校长领导作风的全息框架,校长处于学校所有行动的中心。不同的变量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外部指令”层面,校长无法影响,而是由政府来制定;二、“学校内部环境”层面作为一个中间层面,校长可以施加直接影响,并进而对依赖于学校内部环境的各个变量以及学校特有的变量施加影响;三、上述那些依赖于学校内部环境的各个变量则构成第三个层面。
基于这个框架,我们把校长领导风格作为研究重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元研究,我们提炼出五种领导风格,即指导型、人事发展型、参与型、企业家型和结构化型。针对这五种风格,样本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来评判所在学校的校长。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结构化型和企业家型在所有7个国家相当凸显。其他研究项目,包括经合组织的一系列项目,则强调指导型作为最重要的领导风格。它们的研究结果与LISA的研究发现并不吻合。
在我看来,整个项目得出以下结论:一、没有一种领导风格具有显著优势。更为普遍存在的是由不同风格整合而成的鸡尾酒混合式领导风格。各位校长日常应用的是各自的鸡尾酒混合式领导风格,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与政策指令。广泛的学校自治使效率问题日益凸显,从而更多地导致校长的企业家型领导风格的形成。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校长需要高度灵活,能够以不同的领导风格来应对变化多端的环境条件。这也将成为校长选拔与培训的基准。三、彻底量化的研究方法无法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针对这个主题,我们必须更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记者:LISA源自2004年的“国际学生评估与领导”(PISA and Leadership)和欧洲学校领导网络组织项目(ESLN-Projects,2004-2006),即所谓的从PISA到LISA,那么,LISA项目在未来将如何持续下去呢?
米尔克:我们已向欧盟提交了LISA后续项目——LISA 2的申请。我们设计的这个后续项目就是更偏重于质性研究。此次,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学校发展国际网络组织缔造者汉斯·君特·罗尔夫(Hans-Günter Rolff)教授加盟。目前,我们热切期待着布鲁塞尔的决定。
记者:在2008年巴塞尔的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议上,罗尔夫教授强调指出:“校长对学生成绩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校长对学校氛围和学校内部组织的影响越直接,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程度就越高。因此可以说,没有好的校长,就没有好的学校。”这句话当初产生极大反响。根据LISA的研究结果,校长的教育领导风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业?
米尔克:每一种类型的校长的影响力各不相同,我们发现,看似不谐调的几种领导风格结合在一起往往正好相配。LISA显示,教育领导是由多种不同的类型结合而成,即所谓的鸡尾酒混合。当然,这个结论存在争议。我认为,校长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来影响学校发展、学校氛围、教师教学动力、学生学业等。校长应该充分认识各式各样的领导类型,以便于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境遇。至于这类灵动性有多大可能,还是值得质疑的。不过,针对校长的培训与选拔,这点应该引起关注。对我个人而言,帮助未来的校长充分认识并发展其个性至关重要,因为认识并发展个性会在今后的职业发展中得到回报。在这一点上,格式塔心理学很有效。我刚刚组建了一个培训团队,就是为校长提供认识并发展个性的系列服务。
我们既是本国的校长,也是欧洲的校长
记者:此届峰会,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扮演了何种角色?
米尔克: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并没有介入斯德哥尔摩峰会的筹办。作为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我于2008年应邀出席了首届峰会。在此届峰会上,我应邀担任一个专题研讨会的主持人,当然,既以私人的身份,也以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名誉会长的身份。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并没有列入应邀名单。
记者: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是以何种方式与中国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在哪些领域具有合作空间?
米尔克:在此,我很抱歉地说,至今为止双方尚未展开交流与合作。我完全可以想象,未来,可以先跨出第一步,比如中国与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展开信息交流,也可以筹备一系列欧洲各国与中国的双边峰会。
记者:在首届教育领导中德高端对话(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12月1-5日,会议综述参见本刊2010年第5期)上,您发表了主旨讲演,题为《教育领导在欧洲》,其手稿已由《复旦教育论坛》今年第1期刊发。其中,您讲到欧洲的中小学校长正走向一个共同的欧洲教育领导理念。说到欧洲理念,欧洲人始终憧憬着一个一体化的欧洲。欧盟已成为区域化的导航灯,各地纷纷效仿,比如东盟。然而,希腊近来引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危及“欧盟”这个一体化项目。在教育领域,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不尽如人意。创建欧洲高等教育空间的时刻表一再地往后推延,去年鲁汶会议把2010年的期限改为2015年。至于这个所谓的博洛尼亚进程最终是否宣告破产,或许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在基础教育领域,欧洲一体化进程更为艰难,主要原因在于欧盟各个主权国的文化(教育)自主权,甚至在诸如德国这样的典型联邦制国家,文化(教育)自主权由各个联邦州来掌控,联邦政府几乎无法插手基础教育。即便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尚未有一个校长组织,就是各个省也绝大多数没有组建校长组织。欧洲的中小学果真能够携手共进吗?
米尔克:欧洲的中小学校长,从葡萄牙到白俄罗斯,从冰岛到塞浦路斯,来自36个国家的47个校长组织均融入我们的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是欧洲各国校长组织的联合体,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欧洲中小学校长均被编织进这个网络。这是事实。正因为我们拥有这股团结的力量,我们才能对欧盟施加影响,成为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认可和尊重的一个对话伙伴。在教育领域,欧盟的对话伙伴还有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欧洲教育工会联盟委员会(European Trade Union Committee for Education)、欧洲家长协会(European Parents Association)、欧洲学生联盟(European School Student Unions)等十余个社会团体。我们这些欧洲教育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定期与欧盟展开对话。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的观点与目标已摆在桌面上,也被各国政府所知晓,尤其是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我们支持《里斯本决议》及其后续决议。还在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任上的时候,我在一次原则性讲话中对此作了表述,其核心内容至今未变,即“4 T”:事实、信任、传统和时间(Truth,Trust,Tradition and Time)。
针对欧洲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设想,我并不认可您的悲观主义,尽管您刚才列举的均为事实,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确也持续遇到挫折。把各个不同的主权国家及其多元的文化与语言统一起来,是一条坎坷而又漫长的道路。不过,我坚信,这一定会成功,而且我们已经达到了不少预期目标。尽管有些成员国政府总是出于私利和政治谋略来盘算着自己的小日子,但是,我们清楚,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我们的周边布满了犯罪、投机、伎俩与腐败,这是世界性问题。我们必须制定规则来约束这些,现在是时候了。我们绝不会被分化。希腊是欧洲重要的组成部分。
学校教育有一个明晰的责任:融合即人权。这个责任必须贯彻。未来,在欧洲各个地区,学校教育领域的自主权将更为广泛,但是,特定的原则与方针必须适用于欧洲大陆所有学校。教育的发展不再限于国境,目前所展开的一系列欧盟的跨国教育项目便是一种承诺。
当然,把权力集中到布鲁塞尔,欧洲人从未这样设计,也不愿这样。至于博洛尼亚进程,我并不认为已破产,尽管抗议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相当强烈。抗议的目的在于实行必要的变革。事实上,到处潜伏着分裂分子,他们不愿接受任何变革,他们往往能够找到一些为他们随意撰写鉴定书的学者。不过,这也仅仅是博洛尼亚进程中的一些小小的梗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