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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打工妹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兴打工者主体的一部分，打工妹的形成过程有着独特的经验。在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和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张力下，她们被生产机器、社会关系及地方性文化实践等所塑造，这是打工妹主体的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打工主体的消解过程。在形成与消解中，女工们也通过日常策略、病痛及尖叫反抗着国家、资本和父权制给她们带来的压力。
关键词 打工妹 形成 抗争
作者简介：安丽莉，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2010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一批批非城市人口走出乡村走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不但人数多、流动性大，他们特殊的身份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学术界对于农民工的研究起源早，发展快，数量多。有的侧重于探讨农民工的自卑意识和身份认同，有的以性别差异为主要研究点，还有以农民工“帮派”冲突为研究内容等等。（陈佩华，2003）。
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一书则以打工妹这个新型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为中心主题（潘毅，2011：19）可谓是视角独特，其理论性与创新性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这本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书，获得了社会科学界的“美国米尔斯2005年最佳书籍”奖项，潘毅也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获奖者。
在本书中作者论述的国家、资本及家庭父权制对于打工妹形成的影响是笔者所关注的，这三种因素在打工妹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怎么样的影响和作用，打工妹对这三种压迫所采取的抵抗方式又是怎样的，本文将围绕这些话题展开论述。
一、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与消解
（一）国家
阶级一词在中国有很强的政治性。从“阶级斗争”到“阶级死亡”再到“阶级重构”，是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政治性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户籍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限制人口的“盲目”流动，然而这种制度将人从一出生就划分出了“类型”，将人们相对的固定在出生的地域，农村与城市户口的定义将人们的“身份”划定出来，要么是城市人，要么是农民，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十分困难。城乡分割就此产生，几十年的时间，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越拉越大，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流动加大，户籍制度仍然未有很大的变化，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参与工业化生产，但是他们无法在城市扎根，他们始终属于农村。也有了农民工这个极富现实意义的词。他们无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受到城市化、国家体制等的权力控制，成为身份模糊的打工者。潘毅指出在当代中国，决定新兴打工者主体形成与消解的是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打工阶级自身的失语，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潘毅，2011：48）
（二）资本
发展市场经济以来，跨国资本不断涌入我国资本市场，为了满足资本发展的需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资本当中，深圳在“全球化”过程中，出口加工业是发展的主要渠道，而出口加工业则是依靠最廉价和驯服的女性劳动者。（潘毅，2011：39）在加工业发展的同时，打工妹们被资本塑造的过程也就开始了。固定的岗位，统一的作息时间表，制度化的生活规定，工资制度等等。它们将身体规驯为机器，工人的身体被固定其特定位置上，她们就像是机器上的齿轮，有各自的功能和生产能力（潘毅，2011：80）作息时间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不断的强化给女工们，资本要在女工们有限的工作年限中获取最大的资本回报，当然女工们也要在短暂的题停留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资本经营在不断榨取女工们的劳动中循环着。工厂区域内随处可见的工厂守则，规范着工人们的工作、生产、日常行为等，而违反条例的后果则是罚款或是开除。而电子眼则成为车间内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权力技术手段，它隐蔽的约束着工人们的行为，在作者做田野的流星厂，女工们实际上完全处于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空间”之中。（潘毅，2011：107）
（三）父权制
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没有颠覆父权制。（潘毅，2011：187）女工们为了挑战父权制家庭，改变自己的生活而走出农村，资本正是利用了女工们的这种欲望，实现对她们的利用。然而她们始终不属于城市，她们大多数回到农村。《中国女工》中作者提到的故事中，女工们有的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情况，有的是为了反抗家庭的控制，或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出来打工，她们都清楚在农村婚姻一直是女人的“终身大事”，女工们的最终归宿仍然是回到老家，嫁到婆家，生儿育女，度过余生。这种外出打工的行为可谓是“暂时”的反抗，因为能真正完全战胜这种父权制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女工们还是需要父权制家庭的支持，在外出打工期间除了能逃避农村的困苦生活，感受城市的现代化生活之外，还有可能为自己增加一些经济资本，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
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张力，在这三种张力之下，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产生了。（潘毅，2011：4）在国家、资本和父权制三者的合力下，女孩们被吸引、推动，走出农村，来到城市，并被逐步成为女工，而当她们的青春被耗尽，她们又被父权制家庭拉回农村。国家无需为她们提供保障，资本支付低廉的佣金，她们的劳动被榨取殆尽，她们也始终不被城市所接纳。
二、自我形塑
她们渴望离开农村去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渴望非常强烈，尽管她们非常清楚血汗工厂的生活，知道工厂生活的艰苦。（潘毅，2011：20）她们来到工厂，工厂利用各种规训手段将她们塑造为打工妹，同样她们自身也有强烈的渴望将自己尽早塑造成打工妹，得到新的身份认同和生活。合格的工人是工厂需要的，女工们则希望通过各种方法尽快的适应过程的生活。对于生产线的适应每个人所需要的时间不同有的快有的慢，书中和作者在一个工位的美芳刚开始并不适应流水线的工作，想要离开，但是看到其他人都能适应，她也同其他女工一样努力去适应过程的生活，留了下来。女工们每到要发工资的时候就会在一起谈论休息的时候要去逛街，没到发完工资的休息日，女工们就会结伴去逛街。其实每次逛街不一定都是购物，有的时候只是为了体验城市生活。穿上T恤，牛仔裤，用上美白产品，用上口红等等这些更贴近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是女工们在自我形塑过程中探索出来的，这种参与消费的方式，是女工们得到认同的一种形式。 广东话是工厂中的官方语言，比普通话更具合法性。工人们要想得到更好的工作岗位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是必备的，同样是讲广东话，口音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身份认同。亲缘、地缘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语言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听流行歌曲、听香港广播、尽量和作者说话都成为女工们改善自己的语言的方法。在女工们去学习具有优越性的广东话的、追求现代生活模式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去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这个过程一旦形成，自我形塑也就完成了。（潘毅，2011：132）
三、抗争
女工们的反抗形式可以归结为是一种日常生活策略及身体的病痛。在工厂中很少看到集体的大规模的罢工出现，只有当流水线的速度调得太快或者奖金率太苛刻的时候，集体装病才成为经常出现的事情。（潘毅，2011：91）忙季通常也是抗争的好机会，不仅可以改变一下工作而且有可能在生活方面有所改善。在流水线上放慢速度、故意出错、甚至是停产罢工，都是女工们所采取的反抗形式。然而身体的病痛、梦魇和尖叫则是女工们身体对工业劳动的客观形式的反抗。女工们在进入工厂工作一段时间以后都会出现很多慢性病，痛经、头痛、感冒、胃痛、浑身无力等等。痛经是女工中普遍都有的慢性病痛，女工们承受着痛经的折磨，有的会忽然昏倒。为了保障流水线的正常运作主管们会给经期的女工们发放类似避孕药的药物来减轻疼痛感，然而这些药物对于女工的身体是有潜在影响的，主管们不忘提醒女工们不可以随意乱吃。然而女工们在农村的时候一般都没有痛经的经历，只是来到工厂以后才出现了这种情况。规训的时间是经过科学研究，并且精心编排的，但是女工们的身体根本不可能完全被工业生产的节奏所管制和吸纳，她们有自身的时钟。（潘毅，2011：177）这种身体的抵抗形式是看似不被察觉，但是它时刻体现在工厂中，体现在工业时间当中。
尖叫和梦魇是人类的极限体验，是人类在无法承受的痛苦之中发出的一声呼喊，在痛苦的极限之中呼喊出人类对自由的体验。（潘毅，2011：22）书中女工阿英就是作者描绘的尖叫的主体，她可以说是女工的缩影，慢性病痛折磨着她，长时间的劳动，极少的睡眠，工业的规训，身份认同的模糊等等，这一切化作压力，压在女工们身上，她们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在一声声尖叫中被暂时的释放，尖叫过后她们仍然要面对这些她们无法改变的现实。尖叫声是她们真实生命的体现，是对现实强有力的反抗。
学界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内容很多涉及的角度也是多种多样，沈原就提出要将农民工的研究更进一步的深化，回归到具体工人的研究上，并且将他们纳入到整个转型期工人阶级形成的框架中来。（沈原，2007）《中国女工》一书正是以一种底层视角来表达女性打工者，在中国社会急剧重构的背景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工们她们的生活，她们的形成，她们的抗争，正是作者给我们的，给学术界的思考。女工在国家、资本及父权制三种张力的合力下形成了，又在这三种张力中奋力的抗争。
参考文献：
[1]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人的生活.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3]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 打工妹 形成 抗争
作者简介：安丽莉，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2010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一批批非城市人口走出乡村走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不但人数多、流动性大，他们特殊的身份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学术界对于农民工的研究起源早，发展快，数量多。有的侧重于探讨农民工的自卑意识和身份认同，有的以性别差异为主要研究点，还有以农民工“帮派”冲突为研究内容等等。（陈佩华，2003）。
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一书则以打工妹这个新型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为中心主题（潘毅，2011：19）可谓是视角独特，其理论性与创新性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这本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书，获得了社会科学界的“美国米尔斯2005年最佳书籍”奖项，潘毅也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获奖者。
在本书中作者论述的国家、资本及家庭父权制对于打工妹形成的影响是笔者所关注的，这三种因素在打工妹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怎么样的影响和作用，打工妹对这三种压迫所采取的抵抗方式又是怎样的，本文将围绕这些话题展开论述。
一、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与消解
（一）国家
阶级一词在中国有很强的政治性。从“阶级斗争”到“阶级死亡”再到“阶级重构”，是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政治性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户籍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限制人口的“盲目”流动，然而这种制度将人从一出生就划分出了“类型”，将人们相对的固定在出生的地域，农村与城市户口的定义将人们的“身份”划定出来，要么是城市人，要么是农民，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十分困难。城乡分割就此产生，几十年的时间，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越拉越大，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流动加大，户籍制度仍然未有很大的变化，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参与工业化生产，但是他们无法在城市扎根，他们始终属于农村。也有了农民工这个极富现实意义的词。他们无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受到城市化、国家体制等的权力控制，成为身份模糊的打工者。潘毅指出在当代中国，决定新兴打工者主体形成与消解的是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打工阶级自身的失语，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潘毅，2011：48）
（二）资本
发展市场经济以来，跨国资本不断涌入我国资本市场，为了满足资本发展的需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资本当中，深圳在“全球化”过程中，出口加工业是发展的主要渠道，而出口加工业则是依靠最廉价和驯服的女性劳动者。（潘毅，2011：39）在加工业发展的同时，打工妹们被资本塑造的过程也就开始了。固定的岗位，统一的作息时间表，制度化的生活规定，工资制度等等。它们将身体规驯为机器，工人的身体被固定其特定位置上，她们就像是机器上的齿轮，有各自的功能和生产能力（潘毅，2011：80）作息时间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不断的强化给女工们，资本要在女工们有限的工作年限中获取最大的资本回报，当然女工们也要在短暂的题停留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资本经营在不断榨取女工们的劳动中循环着。工厂区域内随处可见的工厂守则，规范着工人们的工作、生产、日常行为等，而违反条例的后果则是罚款或是开除。而电子眼则成为车间内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权力技术手段，它隐蔽的约束着工人们的行为，在作者做田野的流星厂，女工们实际上完全处于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空间”之中。（潘毅，2011：107）
（三）父权制
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没有颠覆父权制。（潘毅，2011：187）女工们为了挑战父权制家庭，改变自己的生活而走出农村，资本正是利用了女工们的这种欲望，实现对她们的利用。然而她们始终不属于城市，她们大多数回到农村。《中国女工》中作者提到的故事中，女工们有的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情况，有的是为了反抗家庭的控制，或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出来打工，她们都清楚在农村婚姻一直是女人的“终身大事”，女工们的最终归宿仍然是回到老家，嫁到婆家，生儿育女，度过余生。这种外出打工的行为可谓是“暂时”的反抗，因为能真正完全战胜这种父权制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女工们还是需要父权制家庭的支持，在外出打工期间除了能逃避农村的困苦生活，感受城市的现代化生活之外，还有可能为自己增加一些经济资本，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
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张力，在这三种张力之下，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产生了。（潘毅，2011：4）在国家、资本和父权制三者的合力下，女孩们被吸引、推动，走出农村，来到城市，并被逐步成为女工，而当她们的青春被耗尽，她们又被父权制家庭拉回农村。国家无需为她们提供保障，资本支付低廉的佣金，她们的劳动被榨取殆尽，她们也始终不被城市所接纳。
二、自我形塑
她们渴望离开农村去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渴望非常强烈，尽管她们非常清楚血汗工厂的生活，知道工厂生活的艰苦。（潘毅，2011：20）她们来到工厂，工厂利用各种规训手段将她们塑造为打工妹，同样她们自身也有强烈的渴望将自己尽早塑造成打工妹，得到新的身份认同和生活。合格的工人是工厂需要的，女工们则希望通过各种方法尽快的适应过程的生活。对于生产线的适应每个人所需要的时间不同有的快有的慢，书中和作者在一个工位的美芳刚开始并不适应流水线的工作，想要离开，但是看到其他人都能适应，她也同其他女工一样努力去适应过程的生活，留了下来。女工们每到要发工资的时候就会在一起谈论休息的时候要去逛街，没到发完工资的休息日，女工们就会结伴去逛街。其实每次逛街不一定都是购物，有的时候只是为了体验城市生活。穿上T恤，牛仔裤，用上美白产品，用上口红等等这些更贴近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是女工们在自我形塑过程中探索出来的，这种参与消费的方式，是女工们得到认同的一种形式。 广东话是工厂中的官方语言，比普通话更具合法性。工人们要想得到更好的工作岗位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是必备的，同样是讲广东话，口音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身份认同。亲缘、地缘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语言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听流行歌曲、听香港广播、尽量和作者说话都成为女工们改善自己的语言的方法。在女工们去学习具有优越性的广东话的、追求现代生活模式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去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这个过程一旦形成，自我形塑也就完成了。（潘毅，2011：132）
三、抗争
女工们的反抗形式可以归结为是一种日常生活策略及身体的病痛。在工厂中很少看到集体的大规模的罢工出现，只有当流水线的速度调得太快或者奖金率太苛刻的时候，集体装病才成为经常出现的事情。（潘毅，2011：91）忙季通常也是抗争的好机会，不仅可以改变一下工作而且有可能在生活方面有所改善。在流水线上放慢速度、故意出错、甚至是停产罢工，都是女工们所采取的反抗形式。然而身体的病痛、梦魇和尖叫则是女工们身体对工业劳动的客观形式的反抗。女工们在进入工厂工作一段时间以后都会出现很多慢性病，痛经、头痛、感冒、胃痛、浑身无力等等。痛经是女工中普遍都有的慢性病痛，女工们承受着痛经的折磨，有的会忽然昏倒。为了保障流水线的正常运作主管们会给经期的女工们发放类似避孕药的药物来减轻疼痛感，然而这些药物对于女工的身体是有潜在影响的，主管们不忘提醒女工们不可以随意乱吃。然而女工们在农村的时候一般都没有痛经的经历，只是来到工厂以后才出现了这种情况。规训的时间是经过科学研究，并且精心编排的，但是女工们的身体根本不可能完全被工业生产的节奏所管制和吸纳，她们有自身的时钟。（潘毅，2011：177）这种身体的抵抗形式是看似不被察觉，但是它时刻体现在工厂中，体现在工业时间当中。
尖叫和梦魇是人类的极限体验，是人类在无法承受的痛苦之中发出的一声呼喊，在痛苦的极限之中呼喊出人类对自由的体验。（潘毅，2011：22）书中女工阿英就是作者描绘的尖叫的主体，她可以说是女工的缩影，慢性病痛折磨着她，长时间的劳动，极少的睡眠，工业的规训，身份认同的模糊等等，这一切化作压力，压在女工们身上，她们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在一声声尖叫中被暂时的释放，尖叫过后她们仍然要面对这些她们无法改变的现实。尖叫声是她们真实生命的体现，是对现实强有力的反抗。
学界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内容很多涉及的角度也是多种多样，沈原就提出要将农民工的研究更进一步的深化，回归到具体工人的研究上，并且将他们纳入到整个转型期工人阶级形成的框架中来。（沈原，2007）《中国女工》一书正是以一种底层视角来表达女性打工者，在中国社会急剧重构的背景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工们她们的生活，她们的形成，她们的抗争，正是作者给我们的，给学术界的思考。女工在国家、资本及父权制三种张力的合力下形成了，又在这三种张力中奋力的抗争。
参考文献：
[1]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人的生活.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3]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