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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在苏联学习工作了4年，大大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坚强信念和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的信心与勇气。但由于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回国后，特别是在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期间，把学到的一套苏联革命的经验和理论，生搬硬套地推广到中国革命中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博古后来回顾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时说：“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种上根。”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博古结识了比他高一班的王明等人，并以王明为核心，形成一个由博古、何克全、何子述、张闻天等，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通过王明，博古还结识了米夫。
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演讲极富煽动力。而他的热情奔放也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出于对中国革命现状的估计过高，李立三于这一年6月11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何子述、王稼祥等一一发言，矛头直指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最后，王明做了长篇发言，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
原来，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野心勃勃，早就想取代李立三，便事先与博古等人商量好，借机发难。然而，大权毕竟还是掌握在李立三的手中。几天后，向忠发出面找王明、博古等人谈话，宣布对他们纪律处分，这反倒使博古跟王明贴得更近了。几个月后，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王明立即得势。不久，中共中央迫于米夫的压力，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与他“共患难”的博古自然受到重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随后，王明在远赴莫斯科前，把博古推上了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宝座。
王明让博古负总责，而不让他担任总书记，可谓用心良苦。其一，博古既是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分子；其二，博古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资历浅，斗争经验少，但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忠心耿耿，这非常有利于王明遥控指挥；其三，王明一旦从苏联回国，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总书记这把交椅。
于是，博古在中共党史上创下了两项迄今未曾打破的“纪录”：第一，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二，他当时不过24岁，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人称“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果然，王明的眼光不错，博古作为“总负责”，确实非常忠实地执行他的路线。
随着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加紧“围剿”，并对处于白区的中共党组织进行疯狂地搜捕，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面临日益危险的困境。
在王明去了苏联后，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等人也相继奉命去了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和洛甫两人。
1933年初，临时中共中央在上海越来越难以立足，博古与陈云一起历经艰难，进入了中央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了。这样，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也就随之消失。博古就成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摘自长征出版社《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 作者：李涛）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博古结识了比他高一班的王明等人，并以王明为核心，形成一个由博古、何克全、何子述、张闻天等，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通过王明，博古还结识了米夫。
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演讲极富煽动力。而他的热情奔放也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出于对中国革命现状的估计过高，李立三于这一年6月11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何子述、王稼祥等一一发言，矛头直指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最后，王明做了长篇发言，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
原来，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野心勃勃，早就想取代李立三，便事先与博古等人商量好，借机发难。然而，大权毕竟还是掌握在李立三的手中。几天后，向忠发出面找王明、博古等人谈话，宣布对他们纪律处分，这反倒使博古跟王明贴得更近了。几个月后，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王明立即得势。不久，中共中央迫于米夫的压力，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与他“共患难”的博古自然受到重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随后，王明在远赴莫斯科前，把博古推上了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宝座。
王明让博古负总责，而不让他担任总书记，可谓用心良苦。其一，博古既是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分子；其二，博古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资历浅，斗争经验少，但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忠心耿耿，这非常有利于王明遥控指挥；其三，王明一旦从苏联回国，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总书记这把交椅。
于是，博古在中共党史上创下了两项迄今未曾打破的“纪录”：第一，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二，他当时不过24岁，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人称“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果然，王明的眼光不错，博古作为“总负责”，确实非常忠实地执行他的路线。
随着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加紧“围剿”，并对处于白区的中共党组织进行疯狂地搜捕，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面临日益危险的困境。
在王明去了苏联后，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等人也相继奉命去了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和洛甫两人。
1933年初，临时中共中央在上海越来越难以立足，博古与陈云一起历经艰难，进入了中央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了。这样，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也就随之消失。博古就成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摘自长征出版社《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 作者：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