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知道张瀚，首先源于史学界一则耳熟能详的史料，大凡研究明清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都会用到张瀚在《松窗梦语》一书中的一段记载：
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入室，所酿酒尽败……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布，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1] （p.119）
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松窗梦语》“点校说明”中指出：“许多研究者指出，如果抹掉家世传说中的迷信色彩，这一材料对探讨明代工商业繁荣的情况尤其是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极为宝贵，有些学者即据此张姓机户的发家史来说明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1] （p.3）
许多研究中国经济史、明史或是浙江地方史的著作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张瀚祖上在成化年末由资本银一锭、织机一张起家，两年后增机一张，后增至二十张，成为“家业大饶”的工场主这一事例，跟明人冯梦龙在其《醒世恒言》卷十八描述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上施复一家的发迹经过，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纺织业中资本主义手工业作坊的发展乃至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典型案例。
由于史学界的推崇，这段史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得到普遍的引用。无论是旧版教材讲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是新课改后的教材讲“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不少教师都引用了这一案例。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教师发现这段史料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跟《松窗梦语》的原文对照，我们在引用这则史料时省略掉的东西恰带有一种“迷信色彩”，有的老师据此质疑这则史料的可信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把原文的记载摘录如下：
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入室，所酿酒尽败，每夜出倾败酒濯瓮。一夕归，忽有人自后而呼，祖回首应之，授以热物，忽不见。至家燃灯烛之，乃白金一锭也。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夫暮夜授金，其事甚怪。然吾祖以来，世传此语。岂神授之以开吾祖家业耶？[1] （p.119）
文中黑体部分就是我们在教学引用时省略掉的，因此有教师指出：“由此可知，张瀚此语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神人授银肯定是荒诞不经的，那么其家业大饶的来历和过程就一定可信吗？所以这段材料显然不能作为信史。”[2] （p.28）“据黄仁宇先生考证，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大多引用明代张瀚的《松窗梦语》中的描述来论证‘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其实，张瀚所描述的是其祖先夜梦神人一事，夜梦显然不能作为信史，更不能作为明清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依据。”[3] （p.41）
我个人认为，张瀚的这段记载虽不能完全作为信史，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引用这段材料，因为这段材料本身虚实相间，剔除虚幻的“神人授金”的叙述，其他的描述还是真实可信的。理由有三：第一，《松窗梦语》在明代笔记中史料价值颇高，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松窗梦语》是张瀚出仕四方的见闻，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很多方面，所载内容不仅广泛，而且大多属作者的亲历和见闻，特别是作者为官30多年，历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官至吏部尚书，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故其十分谙熟明朝的典章故实、朝野风气和各地风土民情，这样就使该书具有了记事具体真切的特点”[4] （p.92）。“神人授金”只是记载家族的一个“传说”，也许张瀚本人都认为不可靠，所以他把这一段写在“异闻纪”里，反面印证张瀚为文下笔之慎重。第二、这段史料反映了当时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丝织业发展的状况。张瀚所在的仁和县是明清时期丝织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张家的发迹史是同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相吻合的。第三、材料中张家的发家记述是真实可信的。张家“世籍钱塘”，后“出居仁和”，其高祖介然公，“尝受知于潘中丞蕃，聘之入粤，赞画岭表”[1] （p.121），功成自归，隐居仁和。到张瀚已是第五代，世代以经商为业。始营酿酒，到成化末年张瀚的祖父辈开始，以机杼起家，富至数万。张瀚自述：“自曾祖以下才六世，其间相去仅百余年，而子孙之繁衍已几三百馀人，甲于郡城已。”[1] （p.119）因此，我觉得，历史教师在讲“中国古代手工业”或“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一课时，引用此史料是完全可以的，至于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生萌芽产生的证据，史学界见仁见智，则另当别论。
看一个教学示例：
2011年余杭区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比，一位教师在讲“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一课时，在导入时运用了这一则材料（材料文前已引，此处略）。
教师首先告诉学生这是明朝人张瀚追叙他的先祖张毅庵发家致富的经历，并补充说，“这张瀚可是我们塘栖人呵，他说的‘织机二十余’的作坊就在明朝时我们的塘栖镇”，因为这堂课是在塘栖镇上的塘栖中学上的，所以学生对家乡的古人往事一下子来了兴趣，也增加了探究学习的欲望。这位教师找到了很好的地方史史料。
教师首先让学生说说这段材料的大意，重在分析织机“二十余”，同时展示明代织机的图片，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图载中可知，明代的织机至少要两个人才能操作，那么，张毅庵的手工作坊至少需要机工40多人，还不包括采购、销售和管理人员。根据上面的记载，证明塘栖镇的丝织业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接着教师从雇佣关系入手，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把教材的最后一目提上来讲）。转而抛出一个问题：“张毅庵能不能再扩大规模生产？”
这个问题直面主题。有的学生回答说：张毅庵会扩大再生产，生产规模会越来越大。更多的学生说：由于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张毅庵不会扩大生产规模。他会用钱去买地，等等。
接着，教师设计了一个活动环节：先展示了马克思对当时中西社会的一段评价：“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抓住对联式悲歌，教师设计了一副残缺联，将中英两国当时的经济政策作了对比：渔牧海国重商霸海创新制；农耕天朝□□□□残萌芽。让学生将此联填写完整。有的学生说在空缺处填“重农禁海”，有的学生说填“抑商禁海”……老师作了一些肯定，最后还给出了横批是“中衰西盛”。由此转入对本课重点——明清经济政策的讲述。
我觉得，老师在这一课中对《松窗梦语》中这一段史料的运用，还是收到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对雇佣关系的理解也比较形象和直接，尤其是跟地方史有关的人物及其史料的引用激发了学生学习和探究的欲望。张瀚如果真是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人，这倒还是一个新发现呢。
说张瀚是塘栖镇人，主要来源于《余杭商贸老字号》的记载：
成化、弘治年间，塘栖镇出现“水乡一片月，万户织机声”的盛况，里人张毅庵有织机20多台，居民通过机织、售丝，积累了大量财富。[5] （p.14）
这段史料写的是张翰的祖父张毅庵，如果张毅庵是塘栖人，那么张瀚也可能是塘栖人了。但是课后，我还是对张瀚及张毅庵是不是塘栖人产生了疑问，所谓孤证不立，《余杭商贸老字号》一书的记载到底可不可靠？有没有其他的史料来佐证？
所有的史料都说张瀚是浙江仁和县人，这应该没有问题。仁和县地名始出现于北宋，明代时为杭州府辖县，其位置包括今杭州市区的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两塘河以东部分）、上城区（沿江一线）和余杭区的临平街道、东湖街道、南苑街道、星桥街道、崇贤镇、乔司镇、运河镇、塘栖镇（除大运河以北部分地区）、仁和镇、良渚镇（两塘河以东部分），以及海宁市许村镇西南部部分地区。现在余杭区的一大半包括塘栖镇是两宋、明清时期的仁和县辖地，所以说张瀚是塘栖人也是有可能的，况且塘栖镇在明清时期号称为江南十大名镇之首，其丝织业在当时也是相当发达的。
我首先翻阅了张瀚的《松窗梦语》，想从中找一点蛛丝马迹。张瀚在该书序言中称自己是“虎林山人八十三翁张瀚”，“虎林”即“武林”，据传唐朝为避李虎之讳而改“虎林”为“武林”，而武林是旧时杭州的别称，以武林山得名，一般认为，武林山即今灵隐、天竺一带群山的总称，这可能就是杭州古称武林的由来。从这条记载中看，张瀚是塘栖人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塘栖是水乡，离武林山毕竟还有30公里左右。张瀚如果是塘栖镇人，就不会称自己是“虎林山人”。
再看正史的记载，《明史》中有张瀚的列传，短短六百七十余字，概要介绍了张瀚中进士后的官宦历程，他曾任工部、刑部部曹，庐州、大名知府，长期担任陕西、四川、福建、广东、山西等省的高级官员；又任过陕西巡抚、总督漕运、总督两广军务，后由南京工部尚书于万历元年擢升为吏部尚书。万历五年，张居正“谋夺情”，令大臣上奏，“瀚独不与，抚膺太息曰：‘三纲沦矣！’”[6]因而得罪了首辅张居正，后受到排挤，回杭州故里。此段描述颇为传神。《明史·艺文志》中还有张瀚著述的存目，如《吏部职掌》八卷、《张瀚诗文集》四十卷、《明疏议辑略》三十七卷、奏疏《台省书稿》八卷等。
如果说张瀚是塘栖镇人，那肯定会在地方志中留下记载。余杭地方文献相当丰富，在全国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以塘栖镇为例，仅在清代就修撰了《栖里景物略》《唐栖志略》《栖乘类编》《唐栖志》等12种镇志，我查找了《唐栖志》《嘉靖仁和志》等地方史志，感到意外的是没有一本塘栖镇志中有张瀚或其著述的记载。《唐栖志》“人物·选举表”中也没有看到嘉靖十四年的进士榜，倒是在《嘉靖仁和志》中有明白无误的记载，张翰于当年中举。《塘栖艺文志》考载塘栖人著述六百余种，地方文献近四百种，也没有任何张瀚的著述。后来我查到清人丁申著的《武林藏书录》，该书引用《嘉靖仁和志》的记载，较详细地记述了张瀚先人张翱（即介然公）的事迹及张氏几代丰富的著述和收藏。我终于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
张翱，原名珍，字济时，一字羽皋，号介然，生洪武甲戌，其先汴人，扈驾南渡，始寓钱塘，后徙仁和睦亲坊。[7]
这里出现了一个地名：仁和睦亲坊。从张翱开始，张家就一直居住在睦亲坊，因此只要知道了睦亲坊在哪里，张瀚是不是塘栖人就迎刃而解了。可遗憾的是，塘栖镇从来没有过“睦亲坊”这一地名。后来，我在一篇《东南的旗营与旗地问题》的文章中找到了“睦亲坊”：
旗营的具体位置，位于杭州中城西部，西倚旧城，濒湖为堑，其范围：南自涌金闸而东，……又北截蝙蝠弄、睦亲坊、宝树巷……环九里有奇。[8]
文章在阐述杭州旗营的位置时提到了“睦亲坊”，到这里为止，可以确定张瀚肯定不是塘栖人了，因为杭州旗营的位置不可能在塘栖，只能在杭州老城区内。
继续查“睦亲坊“条目，我又在《书林清话》一书中，看到了南宋临安府刻书业的状况，在“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一目中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的记载，当时睦亲坊的陈宅是杭城私营出版业的翘楚。该文还记载“陈思在大街，陈起在睦亲坊，即今弼教坊”[9]。又一条新的信息出现了：睦亲坊即弼教坊。我输入“弼教坊”百度搜索，一条文字很快出现：“杭州有个弼教坊。”文中说：弼教坊现为区片名，在平海路东端与中山中路交接处南侧一带。今浣纱路至中山中路段，宋时称官巷。宋室南渡后，置睦亲宗学于此，地名睦亲坊，俗称狗儿山巷（民间传说有岳飞冤死后被狱卒葬尸于狗儿山螺蛳洞一说）。明代此地是按察使署所在，署前广阔，设两块牌坊，一曰“明刑”一曰“弼教”，弼教坊名由此而来。
说得够清楚了，弼教坊位于今杭州市下城区，这一带自唐代起，就是杭州丝绸业集中生产地。当即进入下城区政府网站，看到下城区档案局劳志鹏先生的一篇文章《武林街巷志》，里面有这样一段：
至明代，忠清里（即弼教坊一带——笔者注），一带丝织更是发达……吏部尚书张瀚的先祖亦曾居忠清里，他在《松窗梦语》中记，张毅庵（张瀚先祖）初营酿酒，失败后转营丝绸作坊而致富。
至此，所有的材料都可以证明，张瀚及其先祖一直居住在今杭州市下城区弼教坊（今中山中路和平海里交叉口一带），不曾在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居住过，所以张瀚是杭州人，不能说是塘栖人。
当今历史教学界，越来越注重史料的来源和价值，史料的真实性考证和史料的本义阐述，从来没有引起过学者和历史老师们如此的关注，这是历史教学中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对张瀚的籍贯问题的考证，恐怕也是这则史料教学中的一个额外收获吧。
【作者简介】陈杰，1963年生，浙江余杭人，中学高级教师，余杭区教育局教研室高中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和地方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张瀚.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王俊伟.历史命题转引的材料要正确[J].中学历史教学，2010（10）.
[3]周明.历史教学要关注历史的“另一面”[J].历史教学，2011（10）.
[4]郭朝辉.张瀚之《松窗梦语》成因[J].安徽文学，2011（12）
[5]李晓亮，虞铭.余杭商贸老字号[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6]（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清）丁申.武林藏书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8]马学强.东南社会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清）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入室，所酿酒尽败……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布，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1] （p.119）
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松窗梦语》“点校说明”中指出：“许多研究者指出，如果抹掉家世传说中的迷信色彩，这一材料对探讨明代工商业繁荣的情况尤其是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极为宝贵，有些学者即据此张姓机户的发家史来说明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1] （p.3）
许多研究中国经济史、明史或是浙江地方史的著作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张瀚祖上在成化年末由资本银一锭、织机一张起家，两年后增机一张，后增至二十张，成为“家业大饶”的工场主这一事例，跟明人冯梦龙在其《醒世恒言》卷十八描述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上施复一家的发迹经过，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纺织业中资本主义手工业作坊的发展乃至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典型案例。
由于史学界的推崇，这段史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得到普遍的引用。无论是旧版教材讲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是新课改后的教材讲“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不少教师都引用了这一案例。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教师发现这段史料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跟《松窗梦语》的原文对照，我们在引用这则史料时省略掉的东西恰带有一种“迷信色彩”，有的老师据此质疑这则史料的可信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把原文的记载摘录如下：
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入室，所酿酒尽败，每夜出倾败酒濯瓮。一夕归，忽有人自后而呼，祖回首应之，授以热物，忽不见。至家燃灯烛之，乃白金一锭也。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夫暮夜授金，其事甚怪。然吾祖以来，世传此语。岂神授之以开吾祖家业耶？[1] （p.119）
文中黑体部分就是我们在教学引用时省略掉的，因此有教师指出：“由此可知，张瀚此语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神人授银肯定是荒诞不经的，那么其家业大饶的来历和过程就一定可信吗？所以这段材料显然不能作为信史。”[2] （p.28）“据黄仁宇先生考证，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大多引用明代张瀚的《松窗梦语》中的描述来论证‘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其实，张瀚所描述的是其祖先夜梦神人一事，夜梦显然不能作为信史，更不能作为明清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依据。”[3] （p.41）
我个人认为，张瀚的这段记载虽不能完全作为信史，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引用这段材料，因为这段材料本身虚实相间，剔除虚幻的“神人授金”的叙述，其他的描述还是真实可信的。理由有三：第一，《松窗梦语》在明代笔记中史料价值颇高，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松窗梦语》是张瀚出仕四方的见闻，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很多方面，所载内容不仅广泛，而且大多属作者的亲历和见闻，特别是作者为官30多年，历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官至吏部尚书，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故其十分谙熟明朝的典章故实、朝野风气和各地风土民情，这样就使该书具有了记事具体真切的特点”[4] （p.92）。“神人授金”只是记载家族的一个“传说”，也许张瀚本人都认为不可靠，所以他把这一段写在“异闻纪”里，反面印证张瀚为文下笔之慎重。第二、这段史料反映了当时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丝织业发展的状况。张瀚所在的仁和县是明清时期丝织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张家的发迹史是同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相吻合的。第三、材料中张家的发家记述是真实可信的。张家“世籍钱塘”，后“出居仁和”，其高祖介然公，“尝受知于潘中丞蕃，聘之入粤，赞画岭表”[1] （p.121），功成自归，隐居仁和。到张瀚已是第五代，世代以经商为业。始营酿酒，到成化末年张瀚的祖父辈开始，以机杼起家，富至数万。张瀚自述：“自曾祖以下才六世，其间相去仅百余年，而子孙之繁衍已几三百馀人，甲于郡城已。”[1] （p.119）因此，我觉得，历史教师在讲“中国古代手工业”或“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一课时，引用此史料是完全可以的，至于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生萌芽产生的证据，史学界见仁见智，则另当别论。
看一个教学示例：
2011年余杭区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比，一位教师在讲“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一课时，在导入时运用了这一则材料（材料文前已引，此处略）。
教师首先告诉学生这是明朝人张瀚追叙他的先祖张毅庵发家致富的经历，并补充说，“这张瀚可是我们塘栖人呵，他说的‘织机二十余’的作坊就在明朝时我们的塘栖镇”，因为这堂课是在塘栖镇上的塘栖中学上的，所以学生对家乡的古人往事一下子来了兴趣，也增加了探究学习的欲望。这位教师找到了很好的地方史史料。
教师首先让学生说说这段材料的大意，重在分析织机“二十余”，同时展示明代织机的图片，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图载中可知，明代的织机至少要两个人才能操作，那么，张毅庵的手工作坊至少需要机工40多人，还不包括采购、销售和管理人员。根据上面的记载，证明塘栖镇的丝织业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接着教师从雇佣关系入手，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把教材的最后一目提上来讲）。转而抛出一个问题：“张毅庵能不能再扩大规模生产？”
这个问题直面主题。有的学生回答说：张毅庵会扩大再生产，生产规模会越来越大。更多的学生说：由于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张毅庵不会扩大生产规模。他会用钱去买地，等等。
接着，教师设计了一个活动环节：先展示了马克思对当时中西社会的一段评价：“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抓住对联式悲歌，教师设计了一副残缺联，将中英两国当时的经济政策作了对比：渔牧海国重商霸海创新制；农耕天朝□□□□残萌芽。让学生将此联填写完整。有的学生说在空缺处填“重农禁海”，有的学生说填“抑商禁海”……老师作了一些肯定，最后还给出了横批是“中衰西盛”。由此转入对本课重点——明清经济政策的讲述。
我觉得，老师在这一课中对《松窗梦语》中这一段史料的运用，还是收到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对雇佣关系的理解也比较形象和直接，尤其是跟地方史有关的人物及其史料的引用激发了学生学习和探究的欲望。张瀚如果真是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人，这倒还是一个新发现呢。
说张瀚是塘栖镇人，主要来源于《余杭商贸老字号》的记载：
成化、弘治年间，塘栖镇出现“水乡一片月，万户织机声”的盛况，里人张毅庵有织机20多台，居民通过机织、售丝，积累了大量财富。[5] （p.14）
这段史料写的是张翰的祖父张毅庵，如果张毅庵是塘栖人，那么张瀚也可能是塘栖人了。但是课后，我还是对张瀚及张毅庵是不是塘栖人产生了疑问，所谓孤证不立，《余杭商贸老字号》一书的记载到底可不可靠？有没有其他的史料来佐证？
所有的史料都说张瀚是浙江仁和县人，这应该没有问题。仁和县地名始出现于北宋，明代时为杭州府辖县，其位置包括今杭州市区的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两塘河以东部分）、上城区（沿江一线）和余杭区的临平街道、东湖街道、南苑街道、星桥街道、崇贤镇、乔司镇、运河镇、塘栖镇（除大运河以北部分地区）、仁和镇、良渚镇（两塘河以东部分），以及海宁市许村镇西南部部分地区。现在余杭区的一大半包括塘栖镇是两宋、明清时期的仁和县辖地，所以说张瀚是塘栖人也是有可能的，况且塘栖镇在明清时期号称为江南十大名镇之首，其丝织业在当时也是相当发达的。
我首先翻阅了张瀚的《松窗梦语》，想从中找一点蛛丝马迹。张瀚在该书序言中称自己是“虎林山人八十三翁张瀚”，“虎林”即“武林”，据传唐朝为避李虎之讳而改“虎林”为“武林”，而武林是旧时杭州的别称，以武林山得名，一般认为，武林山即今灵隐、天竺一带群山的总称，这可能就是杭州古称武林的由来。从这条记载中看，张瀚是塘栖人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塘栖是水乡，离武林山毕竟还有30公里左右。张瀚如果是塘栖镇人，就不会称自己是“虎林山人”。
再看正史的记载，《明史》中有张瀚的列传，短短六百七十余字，概要介绍了张瀚中进士后的官宦历程，他曾任工部、刑部部曹，庐州、大名知府，长期担任陕西、四川、福建、广东、山西等省的高级官员；又任过陕西巡抚、总督漕运、总督两广军务，后由南京工部尚书于万历元年擢升为吏部尚书。万历五年，张居正“谋夺情”，令大臣上奏，“瀚独不与，抚膺太息曰：‘三纲沦矣！’”[6]因而得罪了首辅张居正，后受到排挤，回杭州故里。此段描述颇为传神。《明史·艺文志》中还有张瀚著述的存目，如《吏部职掌》八卷、《张瀚诗文集》四十卷、《明疏议辑略》三十七卷、奏疏《台省书稿》八卷等。
如果说张瀚是塘栖镇人，那肯定会在地方志中留下记载。余杭地方文献相当丰富，在全国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以塘栖镇为例，仅在清代就修撰了《栖里景物略》《唐栖志略》《栖乘类编》《唐栖志》等12种镇志，我查找了《唐栖志》《嘉靖仁和志》等地方史志，感到意外的是没有一本塘栖镇志中有张瀚或其著述的记载。《唐栖志》“人物·选举表”中也没有看到嘉靖十四年的进士榜，倒是在《嘉靖仁和志》中有明白无误的记载，张翰于当年中举。《塘栖艺文志》考载塘栖人著述六百余种，地方文献近四百种，也没有任何张瀚的著述。后来我查到清人丁申著的《武林藏书录》，该书引用《嘉靖仁和志》的记载，较详细地记述了张瀚先人张翱（即介然公）的事迹及张氏几代丰富的著述和收藏。我终于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
张翱，原名珍，字济时，一字羽皋，号介然，生洪武甲戌，其先汴人，扈驾南渡，始寓钱塘，后徙仁和睦亲坊。[7]
这里出现了一个地名：仁和睦亲坊。从张翱开始，张家就一直居住在睦亲坊，因此只要知道了睦亲坊在哪里，张瀚是不是塘栖人就迎刃而解了。可遗憾的是，塘栖镇从来没有过“睦亲坊”这一地名。后来，我在一篇《东南的旗营与旗地问题》的文章中找到了“睦亲坊”：
旗营的具体位置，位于杭州中城西部，西倚旧城，濒湖为堑，其范围：南自涌金闸而东，……又北截蝙蝠弄、睦亲坊、宝树巷……环九里有奇。[8]
文章在阐述杭州旗营的位置时提到了“睦亲坊”，到这里为止，可以确定张瀚肯定不是塘栖人了，因为杭州旗营的位置不可能在塘栖，只能在杭州老城区内。
继续查“睦亲坊“条目，我又在《书林清话》一书中，看到了南宋临安府刻书业的状况，在“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一目中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的记载，当时睦亲坊的陈宅是杭城私营出版业的翘楚。该文还记载“陈思在大街，陈起在睦亲坊，即今弼教坊”[9]。又一条新的信息出现了：睦亲坊即弼教坊。我输入“弼教坊”百度搜索，一条文字很快出现：“杭州有个弼教坊。”文中说：弼教坊现为区片名，在平海路东端与中山中路交接处南侧一带。今浣纱路至中山中路段，宋时称官巷。宋室南渡后，置睦亲宗学于此，地名睦亲坊，俗称狗儿山巷（民间传说有岳飞冤死后被狱卒葬尸于狗儿山螺蛳洞一说）。明代此地是按察使署所在，署前广阔，设两块牌坊，一曰“明刑”一曰“弼教”，弼教坊名由此而来。
说得够清楚了，弼教坊位于今杭州市下城区，这一带自唐代起，就是杭州丝绸业集中生产地。当即进入下城区政府网站，看到下城区档案局劳志鹏先生的一篇文章《武林街巷志》，里面有这样一段：
至明代，忠清里（即弼教坊一带——笔者注），一带丝织更是发达……吏部尚书张瀚的先祖亦曾居忠清里，他在《松窗梦语》中记，张毅庵（张瀚先祖）初营酿酒，失败后转营丝绸作坊而致富。
至此，所有的材料都可以证明，张瀚及其先祖一直居住在今杭州市下城区弼教坊（今中山中路和平海里交叉口一带），不曾在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居住过，所以张瀚是杭州人，不能说是塘栖人。
当今历史教学界，越来越注重史料的来源和价值，史料的真实性考证和史料的本义阐述，从来没有引起过学者和历史老师们如此的关注，这是历史教学中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对张瀚的籍贯问题的考证，恐怕也是这则史料教学中的一个额外收获吧。
【作者简介】陈杰，1963年生，浙江余杭人，中学高级教师，余杭区教育局教研室高中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和地方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张瀚.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王俊伟.历史命题转引的材料要正确[J].中学历史教学，2010（10）.
[3]周明.历史教学要关注历史的“另一面”[J].历史教学，2011（10）.
[4]郭朝辉.张瀚之《松窗梦语》成因[J].安徽文学，2011（12）
[5]李晓亮，虞铭.余杭商贸老字号[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6]（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清）丁申.武林藏书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8]马学强.东南社会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清）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