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济,字济之,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他4岁入书房跟一位表叔念书。1907年，他随父亲来到北京，进入北京两个著名中学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学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到1918年，李济结束了八年的清华学习生活，以官费生的身份，前往美国，开始“放洋”生涯。
这年的9月14日，船抵美国旧金山，李济进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就读，主攻心理学。1920年，他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罗兰·B.狄克森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
当这一研究课题基本完成后，李济把博士论文中的主要内容综合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英语短文，不久后，他将该文修订后发表在1923年123期《哈佛研究生》杂志，这篇“中国民族之科学研究第一部著作”，引起了学术界更加广泛的注意。此时，大哲学家罗素正在修订他的著作《中国问题》，在读了李济的论文后，“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随即征引了一些段落补入了他的著作中。由于罗素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和大师地位，被他引用了论文的李济也跟着名声大噪。
1923年，年仅27岁的李济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旋即收拾行装，告别浸润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归国的途程。回国后，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家丁文江。
好人丁文江
说起这位丁文江，他与大师李济的另一位恩人傅斯年之间，还曾有过一段误会，后者甚至扬言要杀死丁文江。
20世纪20年代初期，胡适、丁文江等人面对国内政治的黑暗，曾联合十六名大牌知识分子签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想依靠军阀组成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好政府”，也就是由所谓的几个“好人”知识分子出来做官掌权，改良中国政治。在一片鼓噪与吵嚷声中，军阀们终于做出了让步，在此事件中闹得最凶、跳得最高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三位干将，受命组织内阁，并分别出任总理、财政总长与教育总长之职，世称“好人内阁”。
但几个“好人”儒生自上台那天就被所谓的“坏人”架空，成了直系军阀吴佩孚们及其大小军阀的掌上玩偶。两个月零六天，“好人内阁”的椅子便被军阀们一阵号子掀翻在地，几个“好人”被摔得鼻青脸肿，一时成为笑柄。
但自视甚高，以诸葛孔明和“治世之能臣”自居的丁文江心有不甘，几经活动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入朝”的机会。1926年5月4日,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正式就任淞沪商埠第二任督办，聘请丁文江“充任总办之职，襄助办理”。文江得此机会，大喜，欲展满腹才华于上海滩。想不到就任之后，竟稀里糊涂地站在了进步力量的对立面。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文江深感大事不好，乃辞去职务，悄悄溜到北京和大连躲了起来。但北伐军还是把他作为一名政治逃犯，下令通缉捉拿。
胡适等人曾想法替这位“丁大哥”洗刷不白之冤，认为丁氏确有其抱负和实绩。但无论胡适如何为其开脱，书生丁文江毕竟没有看清大势。
1926年下半年，胡适取道西伯利亚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到巴黎小住。当年在五四运动中一举成名，时留学欧洲的傅斯年，于9月1日专程来巴黎看胡。在饭桌上，傅斯年也谈到丁文江，对其行为表现出极大愤慨，谓丁氏毫无知识分子骨气，给中国的读书人丢尽了脸面云云。席间，傅斯年曾三次对胡适说自己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刺杀丁文江。
傅学成归国后，在一个聚会上，胡适把丁文江介绍给他，说：“这就是你一直要杀掉的丁在君先生。”开始傅斯年还有点“愤青”的气概，随着二人交谈深入，有“大炮”之誉的傅斯年，面对丁文江的博学多才，反倒对他敬佩有加，激赏称赞。自这次相见之后，丁、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西阴村建功
再说李济与丁文江相识之际，丁正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佛利尔艺术馆，派毕士博率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而毕士博则向李济发出了参加考古工作队的邀请。李当时颇为踌躇，最后“就决定请教‘丁大哥’去”。丁文江认真听完李济的陈述后，直截了当地说：“教书固然是很好，研究更为重要。”
李济这才决定与对方合作，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第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
等到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之际，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几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们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当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因为梁对李有推荐保举之恩，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
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佛利尔艺术馆毕士博的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于是便有了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6月，由梅贻琦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教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组建考古陈列室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欲研究吾国古代之文明，人类进化之程序，典籍以外，尤必资藉于实物及遗迹之考察也。”乃议决由研究院与历史系合办考古学陈列室，由两部教授合组一考古学室委员会，公推李济为主席，主持其事。
借此契机，这年9月，李济与北京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袁复礼同赴山西，开始了调查发掘古物的田野考古之旅，并很快在夏县发现了著名的西阴村遗址。二人组织在当地发掘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
这次发掘收获颇丰，采集了76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
古物国有
梁启超看到这些文物，又惊又喜，连夜给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专业的儿子梁思永写信，颇为激动地谈到了这批出土器物，并详细叙述了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等问题，并说道：“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进行的发掘事业，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以坚实的出土材料否定了瑞典人安特生氏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同时，也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由这次成功发掘而正式转到考古学领域探索与实践之中，从而奠定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并以“中国考古学之父”而载入史册。
但李济作为大师之“大”，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在考古人类学领域，李济在初出茅庐之际，便极富创建地提出了三项主张：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设立国家博物馆，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
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在清华国学院第一次发掘西阴村时，就做出了“古物国有”的示范性表率。从他涉足古物的那一天起，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这是因为李济属猴，在台北参加了一个猴属同乡会而特别制作的。他生前藏有近2万册图书，但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两岸的科学、教育机构。
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倡导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这便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初到台湾的李济在朱家骅、傅斯年等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与阻力，于1949年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招生。李济除了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还兼任该系系主任，并聘请史语所同仁董作宾等人任教。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次在本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的典范，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
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龟壳研究会”和“刨死人骨头”工作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总算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当时除一个学生自动转系到考古人类学之外，首届毕业生仅有区区两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等人。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炼，大多成为蜚声中外的考古人类学家。其中张光直、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作者为现代文化史研究者
这年的9月14日，船抵美国旧金山，李济进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就读，主攻心理学。1920年，他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罗兰·B.狄克森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
当这一研究课题基本完成后，李济把博士论文中的主要内容综合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英语短文，不久后，他将该文修订后发表在1923年123期《哈佛研究生》杂志，这篇“中国民族之科学研究第一部著作”，引起了学术界更加广泛的注意。此时，大哲学家罗素正在修订他的著作《中国问题》，在读了李济的论文后，“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随即征引了一些段落补入了他的著作中。由于罗素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和大师地位，被他引用了论文的李济也跟着名声大噪。
1923年，年仅27岁的李济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旋即收拾行装，告别浸润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归国的途程。回国后，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家丁文江。
好人丁文江
说起这位丁文江，他与大师李济的另一位恩人傅斯年之间，还曾有过一段误会，后者甚至扬言要杀死丁文江。
20世纪20年代初期，胡适、丁文江等人面对国内政治的黑暗，曾联合十六名大牌知识分子签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想依靠军阀组成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好政府”，也就是由所谓的几个“好人”知识分子出来做官掌权，改良中国政治。在一片鼓噪与吵嚷声中，军阀们终于做出了让步，在此事件中闹得最凶、跳得最高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三位干将，受命组织内阁，并分别出任总理、财政总长与教育总长之职，世称“好人内阁”。
但几个“好人”儒生自上台那天就被所谓的“坏人”架空，成了直系军阀吴佩孚们及其大小军阀的掌上玩偶。两个月零六天，“好人内阁”的椅子便被军阀们一阵号子掀翻在地，几个“好人”被摔得鼻青脸肿，一时成为笑柄。
但自视甚高，以诸葛孔明和“治世之能臣”自居的丁文江心有不甘，几经活动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入朝”的机会。1926年5月4日,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正式就任淞沪商埠第二任督办，聘请丁文江“充任总办之职，襄助办理”。文江得此机会，大喜，欲展满腹才华于上海滩。想不到就任之后，竟稀里糊涂地站在了进步力量的对立面。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文江深感大事不好，乃辞去职务，悄悄溜到北京和大连躲了起来。但北伐军还是把他作为一名政治逃犯，下令通缉捉拿。
胡适等人曾想法替这位“丁大哥”洗刷不白之冤，认为丁氏确有其抱负和实绩。但无论胡适如何为其开脱，书生丁文江毕竟没有看清大势。
1926年下半年，胡适取道西伯利亚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到巴黎小住。当年在五四运动中一举成名，时留学欧洲的傅斯年，于9月1日专程来巴黎看胡。在饭桌上，傅斯年也谈到丁文江，对其行为表现出极大愤慨，谓丁氏毫无知识分子骨气，给中国的读书人丢尽了脸面云云。席间，傅斯年曾三次对胡适说自己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刺杀丁文江。
傅学成归国后，在一个聚会上，胡适把丁文江介绍给他，说：“这就是你一直要杀掉的丁在君先生。”开始傅斯年还有点“愤青”的气概，随着二人交谈深入，有“大炮”之誉的傅斯年，面对丁文江的博学多才，反倒对他敬佩有加，激赏称赞。自这次相见之后，丁、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西阴村建功
再说李济与丁文江相识之际，丁正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佛利尔艺术馆，派毕士博率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而毕士博则向李济发出了参加考古工作队的邀请。李当时颇为踌躇，最后“就决定请教‘丁大哥’去”。丁文江认真听完李济的陈述后，直截了当地说：“教书固然是很好，研究更为重要。”
李济这才决定与对方合作，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第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
等到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之际，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几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们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当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因为梁对李有推荐保举之恩，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
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佛利尔艺术馆毕士博的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于是便有了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6月，由梅贻琦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教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组建考古陈列室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欲研究吾国古代之文明，人类进化之程序，典籍以外，尤必资藉于实物及遗迹之考察也。”乃议决由研究院与历史系合办考古学陈列室，由两部教授合组一考古学室委员会，公推李济为主席，主持其事。
借此契机，这年9月，李济与北京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袁复礼同赴山西，开始了调查发掘古物的田野考古之旅，并很快在夏县发现了著名的西阴村遗址。二人组织在当地发掘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
这次发掘收获颇丰，采集了76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
古物国有
梁启超看到这些文物，又惊又喜，连夜给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专业的儿子梁思永写信，颇为激动地谈到了这批出土器物，并详细叙述了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等问题，并说道：“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进行的发掘事业，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以坚实的出土材料否定了瑞典人安特生氏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同时，也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由这次成功发掘而正式转到考古学领域探索与实践之中，从而奠定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并以“中国考古学之父”而载入史册。
但李济作为大师之“大”，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在考古人类学领域，李济在初出茅庐之际，便极富创建地提出了三项主张：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设立国家博物馆，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
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在清华国学院第一次发掘西阴村时，就做出了“古物国有”的示范性表率。从他涉足古物的那一天起，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这是因为李济属猴，在台北参加了一个猴属同乡会而特别制作的。他生前藏有近2万册图书，但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两岸的科学、教育机构。
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倡导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这便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初到台湾的李济在朱家骅、傅斯年等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与阻力，于1949年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招生。李济除了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还兼任该系系主任，并聘请史语所同仁董作宾等人任教。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次在本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的典范，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
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龟壳研究会”和“刨死人骨头”工作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总算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当时除一个学生自动转系到考古人类学之外，首届毕业生仅有区区两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等人。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炼，大多成为蜚声中外的考古人类学家。其中张光直、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作者为现代文化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