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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们还期待着，再过一段时间后为张先生过百岁华诞。可来不及等来那一天，先生就走了。
先生怀有深厚的报国情结，同时又是一位举止可爱、言谈风趣的长者，常能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寻着大智慧。
1988年我亲耳听他讲过一段放牛的故事：1973年在咸宁向阳湖农场劳动改造时，他一人放四头大牯牛，别人喂的牛瘦弱不堪，他喂的这四头却肚皮滚圆。数次放牛的经历，使他领悟到大牯牛深陷泥坑时，只抓牛鼻无法助其摆脱困境，唯有托起牛肚子才能使之走出泥潭。后来“牛肚子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构成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1913年7月10日，先生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旧时中国农民贫苦、愚昧的生活给先生留下极深的印象。在那个时期，他便立志，要终生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改变农民贫穷的境遇而不懈努力。
23年前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当他了解到我也出身农民家庭、而且从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转向经济学研究生，曾鼓励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这也是我当年下定决心攻读经济学科的原因。”
先生正是带着发展农业经济、振兴祖国的理想，进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读本科。当他在1934年大学毕业后，以最优成绩被选送到北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由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主持，特别强调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受此环境熏陶，先生在中研院的六年中，不辞辛劳进行田野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村。在此期间，他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等著作，发表论文40余篇。
1941年，先生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带着理想，负笈哈佛，并在那里埋头读书，立志学成后报效祖国。在哈佛的生活快乐而清贫，他唯一的“奢侈”消费就是在每个周日，去波士顿城市音乐厅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因为周日上午可以买到学生半价票。他偶尔喜欢吃一顿美式快餐，并将这一喜好保持了一生，晚年时仍不改每周去麦当劳吃一个汉堡的习惯。
他在哈佛学习工商管理一年多之后，转入农业经济与经济史研究，接受熊彼特、张伯伦等大师的熏陶与引领，从此如鱼得水。经数年刻苦钻研，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获得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他是迄今为止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学者。在经济学界与他一样或先或后获得威尔士奖的学者，有许多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萨谬尔森、索罗、斯宾塞等。该论文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际上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其理论成为后来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读书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学术上刚刚崭露头角，前途无量之际，先生选择了返回祖国。记得十年前，当我听说得过威尔士奖的斯宾塞荣获诺贝尔奖时，曾问过先生，“如果再让您做一次选择，还会回来吗？”先生毫不犹豫，“会的，出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1949年，他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被调往组建中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负责建校的基建工作，后又在政治运动中遭遇冲击，使他数十载远离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先生得以重返阔别30年之久的学术界，尽管他已年近古稀，仍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和一些学界同仁率先将西方经济理论引进到中国，他自己也完成了《新发展经济学》。
先生为人还有一事足令众人叹服。但凡他认准的事情，总能咬定青山不放松，甚至花费数十载上下求索。“文革”后，他开始向有关部门提出设立博士点的申请，并坚持了20年，终于在1998年，以85岁高龄成为当时中国最年长的博士生导师。
多年教书育人，先生桃李满天下，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如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李京文、何炼成等。
先生学识渊博，却不古板，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20多年前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盛行时，先生本本必看。他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正义和侠气，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兴许会找到一些创新的灵感。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对人真诚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学术上，他严于律己，从不马虎；生活上艰苦朴素，最喜欢吃红薯稀饭。他曾用一副对联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培刚先生的博士生
先生怀有深厚的报国情结，同时又是一位举止可爱、言谈风趣的长者，常能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寻着大智慧。
1988年我亲耳听他讲过一段放牛的故事：1973年在咸宁向阳湖农场劳动改造时，他一人放四头大牯牛，别人喂的牛瘦弱不堪，他喂的这四头却肚皮滚圆。数次放牛的经历，使他领悟到大牯牛深陷泥坑时，只抓牛鼻无法助其摆脱困境，唯有托起牛肚子才能使之走出泥潭。后来“牛肚子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构成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1913年7月10日，先生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旧时中国农民贫苦、愚昧的生活给先生留下极深的印象。在那个时期，他便立志，要终生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改变农民贫穷的境遇而不懈努力。
23年前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当他了解到我也出身农民家庭、而且从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转向经济学研究生，曾鼓励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这也是我当年下定决心攻读经济学科的原因。”
先生正是带着发展农业经济、振兴祖国的理想，进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读本科。当他在1934年大学毕业后，以最优成绩被选送到北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由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主持，特别强调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受此环境熏陶，先生在中研院的六年中，不辞辛劳进行田野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村。在此期间，他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等著作，发表论文40余篇。
1941年，先生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带着理想，负笈哈佛，并在那里埋头读书，立志学成后报效祖国。在哈佛的生活快乐而清贫，他唯一的“奢侈”消费就是在每个周日，去波士顿城市音乐厅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因为周日上午可以买到学生半价票。他偶尔喜欢吃一顿美式快餐，并将这一喜好保持了一生，晚年时仍不改每周去麦当劳吃一个汉堡的习惯。
他在哈佛学习工商管理一年多之后，转入农业经济与经济史研究，接受熊彼特、张伯伦等大师的熏陶与引领，从此如鱼得水。经数年刻苦钻研，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获得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他是迄今为止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学者。在经济学界与他一样或先或后获得威尔士奖的学者，有许多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萨谬尔森、索罗、斯宾塞等。该论文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际上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其理论成为后来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读书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学术上刚刚崭露头角，前途无量之际，先生选择了返回祖国。记得十年前，当我听说得过威尔士奖的斯宾塞荣获诺贝尔奖时，曾问过先生，“如果再让您做一次选择，还会回来吗？”先生毫不犹豫，“会的，出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1949年，他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被调往组建中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负责建校的基建工作，后又在政治运动中遭遇冲击，使他数十载远离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先生得以重返阔别30年之久的学术界，尽管他已年近古稀，仍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和一些学界同仁率先将西方经济理论引进到中国，他自己也完成了《新发展经济学》。
先生为人还有一事足令众人叹服。但凡他认准的事情，总能咬定青山不放松，甚至花费数十载上下求索。“文革”后，他开始向有关部门提出设立博士点的申请，并坚持了20年，终于在1998年，以85岁高龄成为当时中国最年长的博士生导师。
多年教书育人，先生桃李满天下，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如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李京文、何炼成等。
先生学识渊博，却不古板，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20多年前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盛行时，先生本本必看。他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正义和侠气，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兴许会找到一些创新的灵感。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对人真诚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学术上，他严于律己，从不马虎；生活上艰苦朴素，最喜欢吃红薯稀饭。他曾用一副对联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培刚先生的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