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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凭借一本《大败局》，吴晓波迈入“著名财经作家”之列，彼时“财经作家”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而现在，他一手创办的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已经签约了上百位财经作者，去年出版了90种商业书籍。
正如吴晓波所判断的，中国的商业时代正在崛起，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有旺盛的阅读渴求。2009年，蓝狮子试水读书会活动，入会会员每年需缴纳2000元～10000元不等的费用，蓝狮子根据会员喜好挑选图书，每月三五本送至读者。这个看似古老的方式，也迅速吸引到了4000多位会员。
在吴晓波的设想里，蓝狮子要打造商业阅读的产业链—从出版策划，到财经创作团队的建设，再到财经读者圈的建立，“这些环节一旦打通了—而且一定会被打通，我们就有一个远大的未来。”
作为财经出版领域最有号召力的实践者，吴晓波却表示自己并没有商业理想，做蓝狮子最初只是“逼上梁山”。虽然蓝狮子以公司化运作，但管理层达成的一个共识却是“不以赢利为第一目的”。
蓝狮子的迅速发展吸引着投资者的目光，当投资机构进入之时，这一切将发生改变，“这可能也是必然的，我或许将是蓝狮子整个事业的第一棒。”对于吴晓波来说，他的终极事业是写作。一如23年前的理想，做一个李普曼式的写作者，用图书累积一生。
选择，无法抗拒
之所以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理由很简单—容易找工作。“因为我只会写字，而且只喜欢写字，高考填志愿时，班主任问我填什么，我当然说是中文系，老师说，中文系不好找工作，我就问什么好找，他说新闻系好找，一毕业一定当记者。”
刚上大学的时候，吴晓波对于记者这个职业并没有多少认识，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的媒体环境远不活跃。直到他无意中看到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李普曼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对上个世纪的美国人而言，每天早上读李普曼如何评论这个世界，才能开始新的一天。
吴晓波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看完书的情景：我是在18年前的复旦图书馆里读到这些情节的。那是一个月光很亮的夜晚，我从图书馆走回六号楼宿舍，内心充溢着无限的憧憬和冲动。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18年之后依然无悔地走在这条路上，大半是被那天夜晚的月光所迷惑了。
吴晓波意识到，仅仅言论写作就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甚至是历史进程，写作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媒体人终身的职业，“你很难抗拒这样的人生。”
1990年，吴晓波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成为“工业组”的一名记者。当时经济学还不是显学，吴晓波的经济学教育完全依靠自学。“当时新华社招我，考的是缪尔森的经济学，我是看过他的书的，结果他们很惊奇，认为新闻系的人怎么会懂这个东西。大学时，我们一排一排书架地扫荡看书，从而建立了自己完整的阅读体系，以及对文字的把握能力。”
刚进新华社没几个月，吴晓波就去温州做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调查。随后，又进行了“百家大中型企业自主权调研”，半年时间里采访了全国近百家国有企业。这些都为他今后对企业的持续追踪观察，以及商业史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吴晓波跑遍了中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见过很多当时著名的企业家，调研过很多改革的前沿地区。
刚工作的时候，吴晓波不爱和人打交道、面对陌生人常常脸红心跳，这是他性格上的弱点，但他认为内向的性格也让自己多一些时间观察和思考。
在吴晓波看来，“成功必然是规划出来的”。在人生要做选择时，他决定以财经作为主攻方向，他判断这个行业是一个理性的、最能反映这个国家真实状况的行业。“我意识到中国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时代，因此关注财经是一个有未来的方向，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上，在三十岁之前，吴晓波并不明确的知道自己能够有多大的成长空间。“那时我每年行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写出一些肤浅的新闻报道，我想用眼睛和双脚把中国的真实发现出来。”但以文字为生的人就必须找一份能够终身从事的工作，当记者无法满足这个长远目标时，自然转型到了作家的角色。吴晓波没有选择那条从记者到部门主任、再到主编的体制内升迁之路，而是成为了一名财经作家。他决定每年写作一本图书，之后也做到了。
2001年，《大败局》出版，短时间内销售达20万册，创下了当时财经类图书销售的奇迹，而此后，这个纪录又被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打破。
与他们格格不入
虽然长期浸淫在财经信息之中，天天和企业家打交道，但是吴晓波从来没有动过经商的念头。
他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初，吴晓波为一家饮料企业写过一篇内参。这篇内参在这家企业从一个区域品牌成为全国品牌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这家企业的老板非常感激，对他说：“小吴啊，我看你也没什么钱。我们做饮料需要瓶盖。要不这样，我借你个20万，你去办个瓶盖厂。以后我们需要的瓶盖全部向你买。等你赚了钱再还我钱。”
关于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吴晓波曾经写过一篇专栏—《我总是与他们格格不入》。“我就觉得我跟他们很熟，但是终归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不是一路人。一开始我也很好奇于这样的感觉，后来我想通了，其实我跟他们应该就不是一路的，是一路人就不对了。”吴晓波的乐趣在于观察，“我就是旁观者。”
2004年，在福特基金会的邀请下，吴晓波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民营企业的课题。在那里，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生活的陌生让他感到惊讶，即使是来自台湾、香港的学者，对内地的认识也都是概念性的、意识形态的，充满了想象。这使吴晓波萌发出书写中国当代商业史的念头，这个念头就是后来的《激荡三十年》。“哈佛的经历带给我最大的帮助或许就是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以一种‘介入的旁观者’视角去看待中国发生的一切。”
从哈佛回来之后，吴晓波也开始了自己的出版事业。“蓝狮子”品牌创立于2001年，是贝塔斯曼（世界四大传媒巨头之一）中国书友会为了培育还未成型的原创财经写作而搭建的平台，由吴晓波、秦朔等6位国内财经界的知名人士共同发起创建。2005年，贝塔斯曼退出“蓝狮子”品牌，吴晓波挑起大梁，将之“改制”为公司化运作。
“我不懂管理，而且性格不适合做具体的管理工作”，吴晓波强调。现在的他，一年有1/3多的时间呆在家里，还有1/3时间旅游，剩下1/3就是全国演讲和调研，在杭州的时候，一个月到蓝狮子两三趟。公司的具体事务有专业的团队在打理。
这种“半退休”的状态听上去很悠闲，但吴晓波也表示，没想象的那么轻松。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编辑和出版人的眼光，这正是吴晓波的优势。蓝狮子出版的书籍之所以能成为畅销书，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吴晓波的写作思路和观察。
公司成立初期，吴晓波管人，管钱，还带编辑。当时面临的困难是，国内并没有很好的财经作者。“我们只看到财经图书是很大的市场，但是全中国，称为财经作家的我们是第一代人。”当时，国内财经图书市场基本被海外引进图书所垄断。
而且，原创财经是怎样的一个写作模本，也尚在探索之中，“现在还有人认为是剪刀加浆糊，抄抄弄弄的，但写过书的都知道不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吴晓波选择轻装上阵—没有遵循传统出版商业模式，而是选择与出版社合作，绕开中间渠道，负责图书出版的两端—前期的策划、审稿和出版后的市场推广。“这么多的分销渠道，遇到10%的人没有信用，一本书就白做了。”吴晓波对拓展传统渠道心怀警惕。这样的轻资产运作，让蓝狮子的财务状况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
最开始，吴晓波的书在蓝狮子的收入比重能占到40%左右，此后，这个比例一直逐步降低。蓝狮子的业务模块也从单一的公司案例研究，扩展到理财、职场、财经小说等多种写作题材。在出版这个以规模取胜的行业里，蓝狮子开始进入快速扩张的黄金时期。在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10年中国最具潜力中小企业中排名第75位。“接下来的问题是，有没有出现一些特别卓越的图书能够配得上这个时代。不只是蓝狮子，这也是整个中国财经出版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不如归去
吴晓波现在仍然保持着每周6000字的写作习惯，“之所以能坚持，纯粹是因为喜欢文字，我是个以文字为生的人。”
吴晓波觉得自己算不上是个企业家，“企业家是要以盈利为目的的，可我好像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好。我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写作，出版是我的一个兴趣。”在蓝狮子里，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出版人”—就是贡献一些想法和建议。
因为专注于财经出版，蓝狮子已经成为行业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司，“从原创财经来讲，我们没什么竞争对手，所有的努力就是我们自己能做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在文化产业兴起的背景之下，已经有投资机构的资金找到吴晓波，等到机构进入的阶段，吴晓波会选择交棒，因为这一切将变成真正的“生意”。
但吴晓波还有另外一个让人颇为羡慕的资产，千岛湖畔的一个小岛。
因为从事财经写作和经济观察的缘故，吴晓波在90年代中期就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土地的增值是一个趋势。10年前因为某些机缘他在千岛湖租了一个100多亩的半岛，用于农业开发，现在种满了杨梅树。“在很多人眼里，这种不期而遇可能很有故事性，但目前对我而言，那里是一种尝试—按照我的想法与规划，在岛上种植杨梅会有不错的经济收益，现在也的确如此。除此之外，它可能仅仅是一年中某个周末过去小住的地方而已。”
吴晓波认真计算过这笔经济账：一棵杨梅树最多可以挂果100斤，那么4000多棵杨梅树，就有可能产40多万斤杨梅。按照现在2.8到3.8元的收购价格卖掉，每年就是100万元的收益。而按照杨梅树的生产周期，旺产的时候，每棵树可以挂果2000斤。
现在，吴晓波的岛成为杭州一带最大的杨梅园。每年，一些周边城市的人自驾游来千岛湖摘杨梅，一次收50到100元。
虽然现在吴晓波已经基本处于半退休状态，但是他觉得，到岛上去生活现在还不现实，“因为人是群居动物，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在写作《跌荡一百年》下卷时，他曾带着笔记本躲到岛上。但后来发现这也很麻烦，因为写书常常要带一大堆资料在身上，“真的到哪一天，我的书再也没有人买了，也只好去岛上做一个农夫。”
所有的牺牲、失败对于未来而言都是值得的。
我们应该为悲剧鼓掌。
这都是有尊严的失败。
—吴晓波
一个个国内曾经最为著名的企业，突然在它们“花样年华”的日子里灰飞烟灭，轰然倒下，这背后，是怎样的故事？又是怎样的成败教训？
两册《大败局》，记录了过去20年间发生在中国企业界的、最著名的19起失败案例，记录了一个时代所有的光荣、梦想与悲哀，并旨在探寻“中国式企业失败”的基因。
《大败局Ⅰ》、《大败局Ⅱ》曾分别于2001年、2007年出版，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模式，开创了公司案例写作的新时代，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图书”之一，被北大、中欧、复旦、浙大等多家国内知名的MBA教学机构选为学员必读的图书，被誉为“关于中国企业失败的MBA式教案”，畅销十年，国内累计销量突破百万，并输出了中文繁体字版、日文版、韩文版等多个语种版本。《大败局》（十周年纪念版）则新增了原书涉及企业和企业家的最新后续故事。
十年过后，我们在往前冲的时候，也许该回头看看曾经的失败，因为，“所有商业上的兴衰都如出一辙”。曾经的这些有尊严的失败者，他们以自己的失败为代价，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与珍藏的经验。
正如吴晓波所判断的，中国的商业时代正在崛起，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有旺盛的阅读渴求。2009年，蓝狮子试水读书会活动，入会会员每年需缴纳2000元～10000元不等的费用，蓝狮子根据会员喜好挑选图书，每月三五本送至读者。这个看似古老的方式，也迅速吸引到了4000多位会员。
在吴晓波的设想里，蓝狮子要打造商业阅读的产业链—从出版策划，到财经创作团队的建设，再到财经读者圈的建立，“这些环节一旦打通了—而且一定会被打通，我们就有一个远大的未来。”
作为财经出版领域最有号召力的实践者，吴晓波却表示自己并没有商业理想，做蓝狮子最初只是“逼上梁山”。虽然蓝狮子以公司化运作，但管理层达成的一个共识却是“不以赢利为第一目的”。
蓝狮子的迅速发展吸引着投资者的目光，当投资机构进入之时，这一切将发生改变，“这可能也是必然的，我或许将是蓝狮子整个事业的第一棒。”对于吴晓波来说，他的终极事业是写作。一如23年前的理想，做一个李普曼式的写作者，用图书累积一生。
选择，无法抗拒
之所以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理由很简单—容易找工作。“因为我只会写字，而且只喜欢写字，高考填志愿时，班主任问我填什么，我当然说是中文系，老师说，中文系不好找工作，我就问什么好找，他说新闻系好找，一毕业一定当记者。”
刚上大学的时候，吴晓波对于记者这个职业并没有多少认识，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的媒体环境远不活跃。直到他无意中看到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李普曼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对上个世纪的美国人而言，每天早上读李普曼如何评论这个世界，才能开始新的一天。
吴晓波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看完书的情景：我是在18年前的复旦图书馆里读到这些情节的。那是一个月光很亮的夜晚，我从图书馆走回六号楼宿舍，内心充溢着无限的憧憬和冲动。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18年之后依然无悔地走在这条路上，大半是被那天夜晚的月光所迷惑了。
吴晓波意识到，仅仅言论写作就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甚至是历史进程，写作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媒体人终身的职业，“你很难抗拒这样的人生。”
1990年，吴晓波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成为“工业组”的一名记者。当时经济学还不是显学，吴晓波的经济学教育完全依靠自学。“当时新华社招我，考的是缪尔森的经济学，我是看过他的书的，结果他们很惊奇，认为新闻系的人怎么会懂这个东西。大学时，我们一排一排书架地扫荡看书，从而建立了自己完整的阅读体系，以及对文字的把握能力。”
刚进新华社没几个月，吴晓波就去温州做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调查。随后，又进行了“百家大中型企业自主权调研”，半年时间里采访了全国近百家国有企业。这些都为他今后对企业的持续追踪观察，以及商业史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吴晓波跑遍了中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见过很多当时著名的企业家，调研过很多改革的前沿地区。
刚工作的时候，吴晓波不爱和人打交道、面对陌生人常常脸红心跳，这是他性格上的弱点，但他认为内向的性格也让自己多一些时间观察和思考。
在吴晓波看来，“成功必然是规划出来的”。在人生要做选择时，他决定以财经作为主攻方向，他判断这个行业是一个理性的、最能反映这个国家真实状况的行业。“我意识到中国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时代，因此关注财经是一个有未来的方向，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上，在三十岁之前，吴晓波并不明确的知道自己能够有多大的成长空间。“那时我每年行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写出一些肤浅的新闻报道，我想用眼睛和双脚把中国的真实发现出来。”但以文字为生的人就必须找一份能够终身从事的工作，当记者无法满足这个长远目标时，自然转型到了作家的角色。吴晓波没有选择那条从记者到部门主任、再到主编的体制内升迁之路，而是成为了一名财经作家。他决定每年写作一本图书，之后也做到了。
2001年，《大败局》出版，短时间内销售达20万册，创下了当时财经类图书销售的奇迹，而此后，这个纪录又被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打破。
与他们格格不入
虽然长期浸淫在财经信息之中，天天和企业家打交道，但是吴晓波从来没有动过经商的念头。
他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初，吴晓波为一家饮料企业写过一篇内参。这篇内参在这家企业从一个区域品牌成为全国品牌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这家企业的老板非常感激，对他说：“小吴啊，我看你也没什么钱。我们做饮料需要瓶盖。要不这样，我借你个20万，你去办个瓶盖厂。以后我们需要的瓶盖全部向你买。等你赚了钱再还我钱。”
关于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吴晓波曾经写过一篇专栏—《我总是与他们格格不入》。“我就觉得我跟他们很熟，但是终归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不是一路人。一开始我也很好奇于这样的感觉，后来我想通了，其实我跟他们应该就不是一路的，是一路人就不对了。”吴晓波的乐趣在于观察，“我就是旁观者。”
2004年，在福特基金会的邀请下，吴晓波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民营企业的课题。在那里，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生活的陌生让他感到惊讶，即使是来自台湾、香港的学者，对内地的认识也都是概念性的、意识形态的，充满了想象。这使吴晓波萌发出书写中国当代商业史的念头，这个念头就是后来的《激荡三十年》。“哈佛的经历带给我最大的帮助或许就是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以一种‘介入的旁观者’视角去看待中国发生的一切。”
从哈佛回来之后，吴晓波也开始了自己的出版事业。“蓝狮子”品牌创立于2001年，是贝塔斯曼（世界四大传媒巨头之一）中国书友会为了培育还未成型的原创财经写作而搭建的平台，由吴晓波、秦朔等6位国内财经界的知名人士共同发起创建。2005年，贝塔斯曼退出“蓝狮子”品牌，吴晓波挑起大梁，将之“改制”为公司化运作。
“我不懂管理，而且性格不适合做具体的管理工作”，吴晓波强调。现在的他，一年有1/3多的时间呆在家里，还有1/3时间旅游，剩下1/3就是全国演讲和调研，在杭州的时候，一个月到蓝狮子两三趟。公司的具体事务有专业的团队在打理。
这种“半退休”的状态听上去很悠闲，但吴晓波也表示，没想象的那么轻松。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编辑和出版人的眼光，这正是吴晓波的优势。蓝狮子出版的书籍之所以能成为畅销书，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吴晓波的写作思路和观察。
公司成立初期，吴晓波管人，管钱，还带编辑。当时面临的困难是，国内并没有很好的财经作者。“我们只看到财经图书是很大的市场，但是全中国，称为财经作家的我们是第一代人。”当时，国内财经图书市场基本被海外引进图书所垄断。
而且，原创财经是怎样的一个写作模本，也尚在探索之中，“现在还有人认为是剪刀加浆糊，抄抄弄弄的，但写过书的都知道不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吴晓波选择轻装上阵—没有遵循传统出版商业模式，而是选择与出版社合作，绕开中间渠道，负责图书出版的两端—前期的策划、审稿和出版后的市场推广。“这么多的分销渠道，遇到10%的人没有信用，一本书就白做了。”吴晓波对拓展传统渠道心怀警惕。这样的轻资产运作，让蓝狮子的财务状况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
最开始，吴晓波的书在蓝狮子的收入比重能占到40%左右，此后，这个比例一直逐步降低。蓝狮子的业务模块也从单一的公司案例研究，扩展到理财、职场、财经小说等多种写作题材。在出版这个以规模取胜的行业里，蓝狮子开始进入快速扩张的黄金时期。在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10年中国最具潜力中小企业中排名第75位。“接下来的问题是，有没有出现一些特别卓越的图书能够配得上这个时代。不只是蓝狮子，这也是整个中国财经出版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不如归去
吴晓波现在仍然保持着每周6000字的写作习惯，“之所以能坚持，纯粹是因为喜欢文字，我是个以文字为生的人。”
吴晓波觉得自己算不上是个企业家，“企业家是要以盈利为目的的，可我好像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好。我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写作，出版是我的一个兴趣。”在蓝狮子里，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出版人”—就是贡献一些想法和建议。
因为专注于财经出版，蓝狮子已经成为行业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司，“从原创财经来讲，我们没什么竞争对手，所有的努力就是我们自己能做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在文化产业兴起的背景之下，已经有投资机构的资金找到吴晓波，等到机构进入的阶段，吴晓波会选择交棒，因为这一切将变成真正的“生意”。
但吴晓波还有另外一个让人颇为羡慕的资产，千岛湖畔的一个小岛。
因为从事财经写作和经济观察的缘故，吴晓波在90年代中期就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土地的增值是一个趋势。10年前因为某些机缘他在千岛湖租了一个100多亩的半岛，用于农业开发，现在种满了杨梅树。“在很多人眼里，这种不期而遇可能很有故事性，但目前对我而言，那里是一种尝试—按照我的想法与规划，在岛上种植杨梅会有不错的经济收益，现在也的确如此。除此之外，它可能仅仅是一年中某个周末过去小住的地方而已。”
吴晓波认真计算过这笔经济账：一棵杨梅树最多可以挂果100斤，那么4000多棵杨梅树，就有可能产40多万斤杨梅。按照现在2.8到3.8元的收购价格卖掉，每年就是100万元的收益。而按照杨梅树的生产周期，旺产的时候，每棵树可以挂果2000斤。
现在，吴晓波的岛成为杭州一带最大的杨梅园。每年，一些周边城市的人自驾游来千岛湖摘杨梅，一次收50到100元。
虽然现在吴晓波已经基本处于半退休状态，但是他觉得，到岛上去生活现在还不现实，“因为人是群居动物，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在写作《跌荡一百年》下卷时，他曾带着笔记本躲到岛上。但后来发现这也很麻烦，因为写书常常要带一大堆资料在身上，“真的到哪一天，我的书再也没有人买了，也只好去岛上做一个农夫。”
所有的牺牲、失败对于未来而言都是值得的。
我们应该为悲剧鼓掌。
这都是有尊严的失败。
—吴晓波
一个个国内曾经最为著名的企业，突然在它们“花样年华”的日子里灰飞烟灭，轰然倒下，这背后，是怎样的故事？又是怎样的成败教训？
两册《大败局》，记录了过去20年间发生在中国企业界的、最著名的19起失败案例，记录了一个时代所有的光荣、梦想与悲哀，并旨在探寻“中国式企业失败”的基因。
《大败局Ⅰ》、《大败局Ⅱ》曾分别于2001年、2007年出版，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模式，开创了公司案例写作的新时代，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图书”之一，被北大、中欧、复旦、浙大等多家国内知名的MBA教学机构选为学员必读的图书，被誉为“关于中国企业失败的MBA式教案”，畅销十年，国内累计销量突破百万，并输出了中文繁体字版、日文版、韩文版等多个语种版本。《大败局》（十周年纪念版）则新增了原书涉及企业和企业家的最新后续故事。
十年过后，我们在往前冲的时候，也许该回头看看曾经的失败，因为，“所有商业上的兴衰都如出一辙”。曾经的这些有尊严的失败者，他们以自己的失败为代价，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与珍藏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