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她是站在刘烨背后的女人，曾用相机记录中国地下音乐人，如今和老友再组乐队，追忆青春。
1979年生于法国尼斯，现居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职业摄影师，曾任法国《自由报》驻北京记者。作品有摄影集《中国肖像》《中国和犹太人》等，曾举办“温度”个人摄影展，展示2002至2006年间中国地下音乐人的生活。2018年，她和一批音樂人朋友组成“河乐队”，发行了新专辑《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
法国人安娜伊思·马田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每每忆及往事，她都会想起一个重要的日子——2001年7月13日。那天，北京申奥成功，“全北京跟炸了锅似的”。22岁的安娜独自一人来到天安门，看到很多中国人拿着印有“北京2008”字样的报纸，在广场上唱歌、跳舞，她举起相机“咔嚓咔嚓”，记录下那一刻。
这天晚上，安娜去和她的音乐人朋友张玮玮、小河告别——她的交换生生活结束了，第二天就要飞回巴黎。他们相约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唱歌。夏日的夜晚，街道上人来人往，安娜用希伯来语唱起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片尾曲——《金色的耶路撒冷》，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她开始教他们唱，一句一句地纠正发音，直到深夜两点，各自回家。
如今，17年过去，安娜再次唱起这首歌，在“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上。她穿着白色上衣，黑色蓬蓬裙，边唱边跳，伴唱的正是张玮玮、小河、万晓利和郭龙。舞台上，张玮玮抱着手风琴，依然戴着贝雷帽；小河头发已花白，但笑容灿烂。那场音乐会，主唱安娜还唱了朋友们的老歌，小河的《森林里的一棵树》、万晓利的《陀螺》、张玮玮的《米店》……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法语、中文等6种语言，总共13首歌，后来都收在新专辑《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中。
“那些歌见证着我们的情谊，讲述着我们的青春故事。”安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她中文流利，还带有一点京味儿。年近不惑，这个优雅的法国女人在中国文化里如鱼得水。她正一步步走向台前，和老朋友唱歌，和新朋友做话剧，在民谣界、戏剧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之前，她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来自于家庭——演员刘烨的妻子、萌娃诺一和霓娜的妈妈。
2001年初春，在巴黎求学的安娜作为交换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当时的她已爱上摄影，来中国之前特地又去学了半年摄影。到北京后，她背着相机四处游走，串胡同，逛公园，有时在二环桥、三环桥上待半天，每天拍一张北京，“远离家乡，一切都是新鲜的” 。
有一天，安娜和3位意大利姑娘去三里屯一个酒吧看演出。进门时，野孩子乐队正在台上表演，唱的是西北民谣。这个乐队1995年成立，创始人是小索和张佺。1996年，两人从兰州出发，一路沿着黄河溯流而上，抵达北京。他们的歌扎根于西北高原，浸润着黄河上游的水，开腔如裂帛，浑厚而清亮。
当时，同样来自甘肃的张玮玮刚加入乐队不久。他戴着贝雷帽，坐在后排拉手风琴。第一次见到他，安娜就觉得很亲切——贝雷帽是法国人常有的打扮，手风琴也是欧洲的传统乐器。但更吸引她的是音乐，曲调既不流行，也不上口，“却是无可挑剔的好”。后来，安娜也思考过为何会被西北民谣打动，“可能是因为西北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音乐中会有一些西方的音乐元素。这是血液里的东西，我感觉是我的DNA认出了一些千年之前的感受” 。
在那场演出中，安娜还走上台，打了一会儿手鼓，乐队的人也因此记住了她——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法国女孩。演出结束，乐队告诉台下观众：“我们的根据地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有空可以去看看。”河酒吧是野孩子乐队开的，起名为“河”，是因为大家都来自西北，与黄河关系亲密。
当时的河酒吧是中国地下音乐人的集散地，除野孩子乐队外，小河所在的美好药店乐队、万晓利、马木尔等，包括一些乐评人，一大批贫穷而率真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唱歌、喝酒、聊天，用周云蓬的话说，那里有“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
安娜很快就加入到“乌托邦”的行列，每周到河酒吧报到。“酒吧空间很小，大概20平方米的样子，但一进来就很轻松。”那时，有人会哼一些熟悉的歌，然后全场都跟着一起唱。更多的时候是放一张专辑，所有人都坐着听，边听边玩，敲桌子、敲门、敲烟灰缸……所有能响的东西全在响。
来的次数多了，安娜便和张玮玮、小河、万晓利他们混熟了，成为好友。一帮人浩浩荡荡，有时在小酒馆喝酒，有时到留学生公寓里聚会。她还常常给他们推荐CD，上面都是世界各地的音乐。听不懂的时候，她就各种比划，常常是一整晚都在说一首歌。
“在一定程度上，我的音乐审美受到安娜的影响，她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和世界同步的。”张玮玮说。他也记得2001年7月13日的那个晚上，深夜两点，安娜走后，他打不到出租车，只得步行回家。公路上挤满了车辆，很多人坐在车顶上，唱着国歌，他却满脑子都是安娜刚教的那首《金色的耶路撒冷》。“它的旋律有些伤感，也有些神秘。奥林匹克和耶路撒冷，突然那么真切地出现在我身边，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和世界离得这么近。”
离开的那晚，安娜并不觉得伤感，“或许是因为太年轻，不太会去想那一刻过后，一切都会结束。我相信缘分和命运，既然让我们相遇，又那么有默契，我们自然会再相见”。
再见已是半年后。这是安娜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因为看了她拍摄的中国，一个法国图片社聘请她做摄影记者，常驻北京。2002年初，她飞回北京，住在三里屯附近。刚一回来，她就去了河酒吧，酒吧店面扩大了一倍，熟悉的人都还在。
安娜再一次成为那里的常客。来河酒吧的乐队多了起来，一周大概有几千人看演出。每周三是小河和万晓利的演出时间，两人各半场。演出那天，他们要从20多公里外的天通苑折腾到三里屯，因为乐器沉重，不得不租面包车，有时唱一晚上的钱，还不够打车。小河喜欢书法，有一段时间他在白纸上写一些古怪的字，放在盘子上，在演出现场临时拍卖。 作为专职摄影师，安娜为图片社拍了一些中国主题的照片。比如“中国肖像”系列，她拍摄了40个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中国人，有卖羊肉串的小贩、广东的年轻女工、成都的心理医生、宁夏的农民……再如“犹太人在中国”等。工作之外，她也把镜头对准了河酒吧的众人。“拍摄过程很简单，就是你有一群朋友，你很喜欢他们做事的方式，就想记录下来。所以这些照片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时间。”
春节聚会上放肆疯闹的众人，张玮玮在黑夜屋檐下的侧影，酒吧演出结束后撸羊肉串的小河，还有聚会上不知是谁伸出的一只手……都被安娜的镜头锁住。很多画面虚掉了，还有一些被二次曝光，“我想要记录一个真实的感觉。10个人拍同一个人，可能会有10张不同的照片，哪一张是真实的？摄影是创作，我只是尽力去追求真实”。
拍着拍着，安娜觉得酒吧的空间太小，于是走出去，走到那些音乐人的家中，记录他们生活中的样子。“张玮玮的家里特别干净，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小河也是这样，他家是一个排练室，事情都一二三条列好了，清清楚楚。”安娜回忆说。
也是那一年，非典到来，整个北京人心惶惶，河酒吧倒闭。“那时就感觉‘啊，没家了一样’！”安娜说。不久，野孩子乐队解散，安娜也很少再拍照。后来，她把那些年拍的照片仔细分类，整整齐齐放在一个盒子里。
各自散去后，大家都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张佺、周云蓬、张玮玮生活在云南，小部分时间在全国演出，大部分时间在大理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小河离开了美好药店乐队，戒烟、戒酒、信佛，做“音乐肖像”，为陌生人唱歌。
安娜也开始面对自己的人生。2009年盛夏，她和刘烨在北京举行婚礼。张玮玮连夜飞回北京，在婚礼现场，当安娜敬酒敬到他们那一桌时，张玮玮从桌下拿起手风琴弹了起来，和过去河酒吧的朋友们一起唱起了歌。“他们把新疆歌《阿瓦尔古丽》改编了一下：我骑着马儿唱起歌儿/走过了伊犁/看见了美丽的安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安娜不由自主地唱了起来。
婚后，安娜渐渐回归家庭，生下诺一和霓娜。刘烨在娱乐圈打拼，她在家相夫教子。曾经热爱的摄影也放在一边，每天还会拍照记录，但用的是手机，拍的是家人。“有可能我骗了自己，我没那么爱摄影，或者我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世界。”
记忆被封存，安娜偶尔会想起那段时光，每个人都闪闪发光。2017年底，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将老照片翻出，举办了一场名为 “温暖”的个人摄影展。“现在再回头去看，觉得那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挺可爱的。她很单纯，拍摄对象也很单纯。”
“她从遥远的法国来到中国，和我们一起度过那个时代，并且把那个时代留下。”看完摄影展后，张玮玮说。后来经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要为“那个时代”做一些事情，最终决定举办一场音乐会，名字就叫“安娜和她的朋友们”。
2018年初，安娜在自己的摄影展前搭建了一个小型舞台。她站在话筒前，时而用中文唱着《孤独鸟》，时而用法语唱着《米店》和《陀螺》，“音乐是超越国界和语言的。不管你能不能听懂，但能感受到歌中的情绪和感情”。在她的背后，是老朋友小河、万晓利、张玮玮、郭龙，他们边弹边和。
“我们唱当年的青春之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每个人都快乐得像个孩子。”安娜记得，在那场音乐会上，她和小河合唱了《那不是我的名字》。“我还拉着一个外国人的手/在春天的三里屯南街走/后来我喝醉了/戴着一顶谁也看不懂的帽子/醒来时候/一个背照相机的姑娘/拿着相机对着我/咔嚓咔嚓……”这首歌是小河的专辑《飞得高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中的一首，创作于2002年。当小河唱到“一个背照相机的姑娘”时，两人相对一笑。“背照相機的姑娘”正是安娜。
演出刚一结束，安娜和朋友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大家都说会一直唱到99岁”。前不久，他们的首张专辑《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发行上线。
每次看老照片，或者唱歌，安娜的思绪都会被拉回到过去：那时，他们一帮人常常聚在张玮玮租住的小区门口，摆张桌子，放上一些吃的，席地而坐，弹琴唱歌。“那些美好只能珍藏，偶尔拿出来看看。庆幸的是大家现在都还在做音乐，还很开心，依旧团结，没有妥协。”
1979年生于法国尼斯，现居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职业摄影师，曾任法国《自由报》驻北京记者。作品有摄影集《中国肖像》《中国和犹太人》等，曾举办“温度”个人摄影展，展示2002至2006年间中国地下音乐人的生活。2018年，她和一批音樂人朋友组成“河乐队”，发行了新专辑《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
法国人安娜伊思·马田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每每忆及往事，她都会想起一个重要的日子——2001年7月13日。那天，北京申奥成功，“全北京跟炸了锅似的”。22岁的安娜独自一人来到天安门，看到很多中国人拿着印有“北京2008”字样的报纸，在广场上唱歌、跳舞，她举起相机“咔嚓咔嚓”，记录下那一刻。
这天晚上，安娜去和她的音乐人朋友张玮玮、小河告别——她的交换生生活结束了，第二天就要飞回巴黎。他们相约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唱歌。夏日的夜晚，街道上人来人往，安娜用希伯来语唱起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片尾曲——《金色的耶路撒冷》，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她开始教他们唱，一句一句地纠正发音，直到深夜两点，各自回家。
如今，17年过去，安娜再次唱起这首歌，在“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上。她穿着白色上衣，黑色蓬蓬裙，边唱边跳，伴唱的正是张玮玮、小河、万晓利和郭龙。舞台上，张玮玮抱着手风琴，依然戴着贝雷帽；小河头发已花白，但笑容灿烂。那场音乐会，主唱安娜还唱了朋友们的老歌，小河的《森林里的一棵树》、万晓利的《陀螺》、张玮玮的《米店》……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法语、中文等6种语言，总共13首歌，后来都收在新专辑《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中。
“那些歌见证着我们的情谊，讲述着我们的青春故事。”安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她中文流利，还带有一点京味儿。年近不惑，这个优雅的法国女人在中国文化里如鱼得水。她正一步步走向台前，和老朋友唱歌，和新朋友做话剧，在民谣界、戏剧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之前，她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来自于家庭——演员刘烨的妻子、萌娃诺一和霓娜的妈妈。
打手鼓的法国姑娘
2001年初春，在巴黎求学的安娜作为交换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当时的她已爱上摄影，来中国之前特地又去学了半年摄影。到北京后，她背着相机四处游走，串胡同，逛公园，有时在二环桥、三环桥上待半天，每天拍一张北京，“远离家乡，一切都是新鲜的” 。
有一天，安娜和3位意大利姑娘去三里屯一个酒吧看演出。进门时，野孩子乐队正在台上表演，唱的是西北民谣。这个乐队1995年成立，创始人是小索和张佺。1996年，两人从兰州出发，一路沿着黄河溯流而上，抵达北京。他们的歌扎根于西北高原，浸润着黄河上游的水，开腔如裂帛，浑厚而清亮。
当时，同样来自甘肃的张玮玮刚加入乐队不久。他戴着贝雷帽，坐在后排拉手风琴。第一次见到他，安娜就觉得很亲切——贝雷帽是法国人常有的打扮，手风琴也是欧洲的传统乐器。但更吸引她的是音乐，曲调既不流行，也不上口，“却是无可挑剔的好”。后来，安娜也思考过为何会被西北民谣打动，“可能是因为西北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音乐中会有一些西方的音乐元素。这是血液里的东西，我感觉是我的DNA认出了一些千年之前的感受” 。
在那场演出中，安娜还走上台，打了一会儿手鼓，乐队的人也因此记住了她——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法国女孩。演出结束，乐队告诉台下观众：“我们的根据地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有空可以去看看。”河酒吧是野孩子乐队开的，起名为“河”，是因为大家都来自西北，与黄河关系亲密。
当时的河酒吧是中国地下音乐人的集散地，除野孩子乐队外，小河所在的美好药店乐队、万晓利、马木尔等，包括一些乐评人，一大批贫穷而率真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唱歌、喝酒、聊天，用周云蓬的话说，那里有“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
安娜很快就加入到“乌托邦”的行列，每周到河酒吧报到。“酒吧空间很小，大概20平方米的样子，但一进来就很轻松。”那时，有人会哼一些熟悉的歌，然后全场都跟着一起唱。更多的时候是放一张专辑，所有人都坐着听，边听边玩，敲桌子、敲门、敲烟灰缸……所有能响的东西全在响。
来的次数多了，安娜便和张玮玮、小河、万晓利他们混熟了，成为好友。一帮人浩浩荡荡，有时在小酒馆喝酒，有时到留学生公寓里聚会。她还常常给他们推荐CD，上面都是世界各地的音乐。听不懂的时候，她就各种比划，常常是一整晚都在说一首歌。
“在一定程度上，我的音乐审美受到安娜的影响，她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和世界同步的。”张玮玮说。他也记得2001年7月13日的那个晚上，深夜两点，安娜走后，他打不到出租车，只得步行回家。公路上挤满了车辆，很多人坐在车顶上，唱着国歌，他却满脑子都是安娜刚教的那首《金色的耶路撒冷》。“它的旋律有些伤感，也有些神秘。奥林匹克和耶路撒冷，突然那么真切地出现在我身边，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和世界离得这么近。”
离开的那晚，安娜并不觉得伤感，“或许是因为太年轻，不太会去想那一刻过后，一切都会结束。我相信缘分和命运，既然让我们相遇，又那么有默契，我们自然会再相见”。
用镜头记录中国地下音乐时代
再见已是半年后。这是安娜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因为看了她拍摄的中国，一个法国图片社聘请她做摄影记者，常驻北京。2002年初，她飞回北京，住在三里屯附近。刚一回来，她就去了河酒吧，酒吧店面扩大了一倍，熟悉的人都还在。
安娜再一次成为那里的常客。来河酒吧的乐队多了起来，一周大概有几千人看演出。每周三是小河和万晓利的演出时间，两人各半场。演出那天，他们要从20多公里外的天通苑折腾到三里屯，因为乐器沉重，不得不租面包车，有时唱一晚上的钱，还不够打车。小河喜欢书法，有一段时间他在白纸上写一些古怪的字，放在盘子上，在演出现场临时拍卖。 作为专职摄影师，安娜为图片社拍了一些中国主题的照片。比如“中国肖像”系列，她拍摄了40个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中国人，有卖羊肉串的小贩、广东的年轻女工、成都的心理医生、宁夏的农民……再如“犹太人在中国”等。工作之外，她也把镜头对准了河酒吧的众人。“拍摄过程很简单，就是你有一群朋友，你很喜欢他们做事的方式，就想记录下来。所以这些照片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时间。”
春节聚会上放肆疯闹的众人，张玮玮在黑夜屋檐下的侧影，酒吧演出结束后撸羊肉串的小河，还有聚会上不知是谁伸出的一只手……都被安娜的镜头锁住。很多画面虚掉了，还有一些被二次曝光，“我想要记录一个真实的感觉。10个人拍同一个人，可能会有10张不同的照片，哪一张是真实的？摄影是创作，我只是尽力去追求真实”。
拍着拍着，安娜觉得酒吧的空间太小，于是走出去，走到那些音乐人的家中，记录他们生活中的样子。“张玮玮的家里特别干净，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小河也是这样，他家是一个排练室，事情都一二三条列好了，清清楚楚。”安娜回忆说。
也是那一年，非典到来，整个北京人心惶惶，河酒吧倒闭。“那时就感觉‘啊，没家了一样’！”安娜说。不久，野孩子乐队解散，安娜也很少再拍照。后来，她把那些年拍的照片仔细分类，整整齐齐放在一个盒子里。
没有妥协的人生
各自散去后，大家都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张佺、周云蓬、张玮玮生活在云南，小部分时间在全国演出，大部分时间在大理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小河离开了美好药店乐队，戒烟、戒酒、信佛，做“音乐肖像”，为陌生人唱歌。
安娜也开始面对自己的人生。2009年盛夏，她和刘烨在北京举行婚礼。张玮玮连夜飞回北京，在婚礼现场，当安娜敬酒敬到他们那一桌时，张玮玮从桌下拿起手风琴弹了起来，和过去河酒吧的朋友们一起唱起了歌。“他们把新疆歌《阿瓦尔古丽》改编了一下：我骑着马儿唱起歌儿/走过了伊犁/看见了美丽的安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安娜不由自主地唱了起来。
婚后，安娜渐渐回归家庭，生下诺一和霓娜。刘烨在娱乐圈打拼，她在家相夫教子。曾经热爱的摄影也放在一边，每天还会拍照记录，但用的是手机，拍的是家人。“有可能我骗了自己，我没那么爱摄影，或者我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世界。”
记忆被封存，安娜偶尔会想起那段时光，每个人都闪闪发光。2017年底，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将老照片翻出，举办了一场名为 “温暖”的个人摄影展。“现在再回头去看，觉得那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挺可爱的。她很单纯，拍摄对象也很单纯。”
“她从遥远的法国来到中国，和我们一起度过那个时代，并且把那个时代留下。”看完摄影展后，张玮玮说。后来经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要为“那个时代”做一些事情，最终决定举办一场音乐会，名字就叫“安娜和她的朋友们”。
2018年初，安娜在自己的摄影展前搭建了一个小型舞台。她站在话筒前，时而用中文唱着《孤独鸟》，时而用法语唱着《米店》和《陀螺》，“音乐是超越国界和语言的。不管你能不能听懂，但能感受到歌中的情绪和感情”。在她的背后，是老朋友小河、万晓利、张玮玮、郭龙，他们边弹边和。
“我们唱当年的青春之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每个人都快乐得像个孩子。”安娜记得，在那场音乐会上，她和小河合唱了《那不是我的名字》。“我还拉着一个外国人的手/在春天的三里屯南街走/后来我喝醉了/戴着一顶谁也看不懂的帽子/醒来时候/一个背照相机的姑娘/拿着相机对着我/咔嚓咔嚓……”这首歌是小河的专辑《飞得高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中的一首，创作于2002年。当小河唱到“一个背照相机的姑娘”时，两人相对一笑。“背照相機的姑娘”正是安娜。
演出刚一结束，安娜和朋友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大家都说会一直唱到99岁”。前不久，他们的首张专辑《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发行上线。
每次看老照片，或者唱歌，安娜的思绪都会被拉回到过去：那时，他们一帮人常常聚在张玮玮租住的小区门口，摆张桌子，放上一些吃的，席地而坐，弹琴唱歌。“那些美好只能珍藏，偶尔拿出来看看。庆幸的是大家现在都还在做音乐，还很开心，依旧团结，没有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