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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世宁
（1688年—1766年）
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意大利米兰，清康熙年间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成为宫廷画师，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主要作品有《十骏犬图》《百骏图》《乾隆大阅图》《聚瑞图》等。
郎世宁创作的《十骏犬图》从左至右分别命为：“霜花鹞”“睒星狼”“金翅猃”“苍水虬”“墨玉璃”“茹黄豹”“蓦空鹊”“雪爪卢”“斑锦彪”“苍猊”。
狗年驾到，为了迎合中国市場，各大奢侈品牌纷纷推出生肖限量版，花样繁多中透着怪诞与违和。就像迪奥（Dior）推出的帆布鞋，浓艳的大红色上，金灿的“狗”字熠熠闪光，经典的中国配色，大写的汉字，但在中国人看来总感觉哪里不对。
这一现象，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由于历史风俗等原因而形成的沟壑，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就可以弥合的。在汉语语境中，狗虽然有忠诚、可爱、勤劳的口碑，但同时也位列“六畜”，不大受汉族人，尤其是汉族文化人“待见”。
然而，在依靠游牧、狩猎的民族那里，狗却有很高的地位。这一点在满清王朝的宫廷风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清宫内外，爱犬、养犬之风盛行，留下许多以狗为题材的宫廷绘画作品。其中，郎世宁的“犬图”最为典型，也最具艺术感染力。相比如今外国设计师对“中国风”的深深误解，这位300多年前的意大利“洋画师”，却以一介海西远人，独领一时画院风骚，将中国与欧洲两种绘画传统，熔炼于同一个艺术坩埚，最终锻造出中国绘画史上的独特风貌。
满族崛起于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其前身为擅长游猎的女真族，自古有饲养猎犬的习俗。在满人看来，猎犬忠实可靠、善解人意，是外出狩猎、看家护院的好帮手。
相传，一只由清太祖努尔哈赤亲手饲养的大黄狗，曾在其开国征战遇难之时，救过他的性命。在“神犬救主”神话的渲染下，犬类成为开国功臣，加之“下马必亡”的祖训，使清朝帝王十分重视骑射武功，康熙、乾隆诸帝更是身体力行，每年统领八旗官兵在木兰围场中大举围猎。围场狩猎需要猎犬，紫禁城东华门内长街专设有狗房，作为内廷养狗之所，还制定了详细的喂养方案：成年犬每日喂熟羊肠十两，半升老白米饭。
宫中养狗则兴起于雍正。他十分爱狗，曾亲自设计狗窝、狗笼、狗衣、狗垫。他最喜欢的两条狗，一名“造化”，一名“百福”，他分别给它们设计过麒麟和老虎样式的“套头衫”，还下令制作了许多狗衣，每件都亲自察看，纽扣钉得牢不牢靠，皮托好不好看，稍有不妥，就必须返工。
乾隆爱狗不逊其父，狗房有名犬百余只，多为地方大吏、边疆王公的贺礼与外国使臣的进贡，凡为其所钟爱的，均冠以美名并绘入图画。
不过，狗在中国画中出现，要远远早于清代。在唐代的人物画中，就有了狗的形象。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描绘贵族妇女于庭院中戏犬赏花的悠然情景。此后，又有南宋李迪的《猎犬图》、明代仇英的《番人牵狗图》等，虽描摹传神，但小狗仍是画中的配角，和传统绘画中的花草鸟石一样，不能算作典型的“犬图”。
一直到清代，宫廷画中的狗才成为真正的主角。这主要得益于郎世宁等西洋画师，他们以西方的素描技巧，用短细的笔触展现猎犬健美的体态，为皇帝的爱犬们留下一幅幅“写真照”。
事实上，当1715年的冬天，27岁的郎世宁在北京第一次觐见康熙时，就向皇帝展示了他的画艺。而他所选取的写生对象，就是一只狗。康熙对他所画的狗十分满意，还问他是否能作肖像、懂不懂得线性透视法。
郎世宁作品《竹荫西狑图》。雍正十分喜爱这幅画，将其赐给了怡亲王允祥。
“我希望皇上会喜欢他。”当日领着郎世宁进宫的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十三年回忆》中这样写道。马国贤亦以画艺供奉内廷，于雍正元年（1723年）返回故乡那不勒斯。晚年的他可能料想不到，那个由他领进宫的、来自米兰的年轻人，竟真能得到皇帝赏识，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停留逾50年，并终老于此。
郎世宁来华以前的27年间，随着西洋货物源源不断地涌进，大批传教士们也蜂拥而来，分驻在中国的各个省区。在京的教士，则大都奉职清廷，他们制定历法、测量土地、设计武器，还在和俄罗斯的边界谈判中担任外交官的角色。
改变了这种开放、包容局面的，是封闭、保守的罗马教廷。他们颁布了一项针对中国信徒的禁令，不许祭祀孔子和祖先，甚至不得进入孔庙和家祠行礼。罗马的傲慢触怒了康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幸运的是，康熙并没有因此而憎恶西方的一切，那些有技艺专长的传教士，仍可获准进京、奉职清廷。于是，传教士们极尽巧思，或展示才能、或设计器物，不断激发皇帝及其臣僚们对西洋文明的兴趣，以换取朝廷放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
郎世宁就在这么一个微妙的时间抵达中国。从意大利到北京，从画布到纸绢，其间的跨越不可谓不大，郎世宁却似乎不以为苦。他的作品，习于中国画的人，从中见到焦点透视、明暗光影，觉得西洋味十足;见惯欧洲油画的，从中见到骨法用笔、神韵意境，而觉得“很中国”。
很快，郎世宁就成了清朝宫廷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从雍正元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郎世宁绘画活动的详细记录：他画了双圆哈密瓜、暹罗国进贡的鹿、驴肝马肺钧窑缸、圆明园的牡丹，连烧制珐琅杯的花样也着他设计。 雍正皇帝在历史上以勤政闻名，生活中却不乏情调，喜欢鼓捣各种文玩器物，还热衷于养狗，并特意嘱咐画师，要为它们“画像留念”。雍正五年（1727年），郎世宁奉旨画了一幅“者得尔（满文：枣红色）小狗”。雍正皇帝虽赞誉有加，却挑剔狗尾巴上的毛太短，身子太小，命其重画。这只重画的小狗，很可能即是《花底仙尨》里的主人翁。它貌似今日认知的长毛吉娃娃，立于桃花树下，翹首回望，双眼滴溜溜的，模样十分可爱。
除了这只可爱的吉娃娃，雍正年间，郎世宁还画过一幅《竹荫西狑图》——一只高大矫健的猎犬，目光机警而温和，在它周围，散生着小草、野花，左端是苦瓜绕生的两竿翠竹。
雍正十分喜爱这幅画，将它赐给怡亲王允祥——即清宫剧中世人熟知的“十三爷”，一则对这位倚为心腹的兄弟示以恩宠，二则予以警策，希望“十三弟”如温顺忠诚的猎犬一样，永远忠心于帝王。
允祥一世精明，马上洞悉了皇兄的敲打之意，他恭敬地于画幅右上角钤盖上“怡亲王宝”之印，以示自己珍爱此画，不负帝心。而奉旨作画的郎世宁，自然也深知画中的深意：中国皇帝的恩泽，使他常在宫廷行走，但归根结底，他只是画匠，并没有被视为艺术家，他在内廷的绘画制作，必须唯皇帝的旨意是从。
尽管雍正喜爱郎世宁的作品，且常赐给他丰厚的礼物，却从未和他有过交谈。与这种不冷不热的关系相比，郎世宁与乾隆的关系显然要好很多。据与郎世宁同时来华的传教士巴多明说，登基不久，乾隆即“让郎世宁在他寝宫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作画”，而且“经常到教士屋里看他作画”。
郎世宁受乾隆礼遇，其中一个原因也在于乾隆爱惜其才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十骏犬图》，是清代宫廷犬类绘画中的代表。该图描绘了乾隆最为钟爱的10条猎犬。在每一幅画中，都有一只体型优美的猎犬位于画面中央偏下位置，身后配以树木、花草。画中的猎犬十分写实，得益于西洋古典画法，而环绕周围的树石花卉，却带有浓重的中国花鸟画气息。
对于今日的观众来说，两种风格的拼凑，呈现出不协调的割裂感。然而在当时，这却是乾隆皇帝有意为之的“混搭”。在他看来，郎世宁的画尽管逼真写实，但与中国画的趣味相去甚远，所谓“泰西绘画别具法”“似则似矣逊古格”，乾隆爷认为，当风景花木被描画得如同实景，山水画中的气韵与意境也就消失殆尽了。
因此，在命郎世宁作画的谕旨中，乾隆反复叮嘱“不要西洋气”。作为清宫画院最忙碌的画师，郎世宁独立绘画的机会越来越少。当西藏送来了藏獒、哈密进贡了孔雀、蒙古台吉献上罕见的白狍子，或来使进献马达加斯加狐猴时，他就被召来悉心图绘，而这些动物背后的山石树木等风景，则由深谙传统审美的本土画师补画。在传统的山水花鸟世界中，藩属国进贡的奇珍异兽嬉戏其间。乾隆皇帝的品位左右着郎世宁绘画的表现力，又借他的画笔构筑起一个梦幻般的帝国想象。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郎世宁在北京病逝。一个世纪以后，乘船跨海而来的英法军队攻破皇城。郎世宁画作中那些健壮的猎犬与英武的满洲勇士，成为帝国最后一抹光辉剪影。
（1688年—1766年）
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意大利米兰，清康熙年间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成为宫廷画师，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主要作品有《十骏犬图》《百骏图》《乾隆大阅图》《聚瑞图》等。
狗年驾到，为了迎合中国市場，各大奢侈品牌纷纷推出生肖限量版，花样繁多中透着怪诞与违和。就像迪奥（Dior）推出的帆布鞋，浓艳的大红色上，金灿的“狗”字熠熠闪光，经典的中国配色，大写的汉字，但在中国人看来总感觉哪里不对。
这一现象，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由于历史风俗等原因而形成的沟壑，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就可以弥合的。在汉语语境中，狗虽然有忠诚、可爱、勤劳的口碑，但同时也位列“六畜”，不大受汉族人，尤其是汉族文化人“待见”。
然而，在依靠游牧、狩猎的民族那里，狗却有很高的地位。这一点在满清王朝的宫廷风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清宫内外，爱犬、养犬之风盛行，留下许多以狗为题材的宫廷绘画作品。其中，郎世宁的“犬图”最为典型，也最具艺术感染力。相比如今外国设计师对“中国风”的深深误解，这位300多年前的意大利“洋画师”，却以一介海西远人，独领一时画院风骚，将中国与欧洲两种绘画传统，熔炼于同一个艺术坩埚，最终锻造出中国绘画史上的独特风貌。
清宫的爱犬、养犬之风
满族崛起于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其前身为擅长游猎的女真族，自古有饲养猎犬的习俗。在满人看来，猎犬忠实可靠、善解人意，是外出狩猎、看家护院的好帮手。
相传，一只由清太祖努尔哈赤亲手饲养的大黄狗，曾在其开国征战遇难之时，救过他的性命。在“神犬救主”神话的渲染下，犬类成为开国功臣，加之“下马必亡”的祖训，使清朝帝王十分重视骑射武功，康熙、乾隆诸帝更是身体力行，每年统领八旗官兵在木兰围场中大举围猎。围场狩猎需要猎犬，紫禁城东华门内长街专设有狗房，作为内廷养狗之所，还制定了详细的喂养方案：成年犬每日喂熟羊肠十两，半升老白米饭。
宫中养狗则兴起于雍正。他十分爱狗，曾亲自设计狗窝、狗笼、狗衣、狗垫。他最喜欢的两条狗，一名“造化”，一名“百福”，他分别给它们设计过麒麟和老虎样式的“套头衫”，还下令制作了许多狗衣，每件都亲自察看，纽扣钉得牢不牢靠，皮托好不好看，稍有不妥，就必须返工。
乾隆爱狗不逊其父，狗房有名犬百余只，多为地方大吏、边疆王公的贺礼与外国使臣的进贡，凡为其所钟爱的，均冠以美名并绘入图画。
不过，狗在中国画中出现，要远远早于清代。在唐代的人物画中，就有了狗的形象。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描绘贵族妇女于庭院中戏犬赏花的悠然情景。此后，又有南宋李迪的《猎犬图》、明代仇英的《番人牵狗图》等，虽描摹传神，但小狗仍是画中的配角，和传统绘画中的花草鸟石一样，不能算作典型的“犬图”。
一直到清代，宫廷画中的狗才成为真正的主角。这主要得益于郎世宁等西洋画师，他们以西方的素描技巧，用短细的笔触展现猎犬健美的体态，为皇帝的爱犬们留下一幅幅“写真照”。
宫廷洋画师
事实上，当1715年的冬天，27岁的郎世宁在北京第一次觐见康熙时，就向皇帝展示了他的画艺。而他所选取的写生对象，就是一只狗。康熙对他所画的狗十分满意，还问他是否能作肖像、懂不懂得线性透视法。
“我希望皇上会喜欢他。”当日领着郎世宁进宫的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十三年回忆》中这样写道。马国贤亦以画艺供奉内廷，于雍正元年（1723年）返回故乡那不勒斯。晚年的他可能料想不到，那个由他领进宫的、来自米兰的年轻人，竟真能得到皇帝赏识，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停留逾50年，并终老于此。
郎世宁来华以前的27年间，随着西洋货物源源不断地涌进，大批传教士们也蜂拥而来，分驻在中国的各个省区。在京的教士，则大都奉职清廷，他们制定历法、测量土地、设计武器，还在和俄罗斯的边界谈判中担任外交官的角色。
改变了这种开放、包容局面的，是封闭、保守的罗马教廷。他们颁布了一项针对中国信徒的禁令，不许祭祀孔子和祖先，甚至不得进入孔庙和家祠行礼。罗马的傲慢触怒了康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幸运的是，康熙并没有因此而憎恶西方的一切，那些有技艺专长的传教士，仍可获准进京、奉职清廷。于是，传教士们极尽巧思，或展示才能、或设计器物，不断激发皇帝及其臣僚们对西洋文明的兴趣，以换取朝廷放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
郎世宁就在这么一个微妙的时间抵达中国。从意大利到北京，从画布到纸绢，其间的跨越不可谓不大，郎世宁却似乎不以为苦。他的作品，习于中国画的人，从中见到焦点透视、明暗光影，觉得西洋味十足;见惯欧洲油画的，从中见到骨法用笔、神韵意境，而觉得“很中国”。
很快，郎世宁就成了清朝宫廷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从雍正元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郎世宁绘画活动的详细记录：他画了双圆哈密瓜、暹罗国进贡的鹿、驴肝马肺钧窑缸、圆明园的牡丹，连烧制珐琅杯的花样也着他设计。 雍正皇帝在历史上以勤政闻名，生活中却不乏情调，喜欢鼓捣各种文玩器物，还热衷于养狗，并特意嘱咐画师，要为它们“画像留念”。雍正五年（1727年），郎世宁奉旨画了一幅“者得尔（满文：枣红色）小狗”。雍正皇帝虽赞誉有加，却挑剔狗尾巴上的毛太短，身子太小，命其重画。这只重画的小狗，很可能即是《花底仙尨》里的主人翁。它貌似今日认知的长毛吉娃娃，立于桃花树下，翹首回望，双眼滴溜溜的，模样十分可爱。
除了这只可爱的吉娃娃，雍正年间，郎世宁还画过一幅《竹荫西狑图》——一只高大矫健的猎犬，目光机警而温和，在它周围，散生着小草、野花，左端是苦瓜绕生的两竿翠竹。
雍正十分喜爱这幅画，将它赐给怡亲王允祥——即清宫剧中世人熟知的“十三爷”，一则对这位倚为心腹的兄弟示以恩宠，二则予以警策，希望“十三弟”如温顺忠诚的猎犬一样，永远忠心于帝王。
允祥一世精明，马上洞悉了皇兄的敲打之意，他恭敬地于画幅右上角钤盖上“怡亲王宝”之印，以示自己珍爱此画，不负帝心。而奉旨作画的郎世宁，自然也深知画中的深意：中国皇帝的恩泽，使他常在宫廷行走，但归根结底，他只是画匠，并没有被视为艺术家，他在内廷的绘画制作，必须唯皇帝的旨意是从。
有意为之的“混搭”
尽管雍正喜爱郎世宁的作品，且常赐给他丰厚的礼物，却从未和他有过交谈。与这种不冷不热的关系相比，郎世宁与乾隆的关系显然要好很多。据与郎世宁同时来华的传教士巴多明说，登基不久，乾隆即“让郎世宁在他寝宫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作画”，而且“经常到教士屋里看他作画”。
郎世宁受乾隆礼遇，其中一个原因也在于乾隆爱惜其才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十骏犬图》，是清代宫廷犬类绘画中的代表。该图描绘了乾隆最为钟爱的10条猎犬。在每一幅画中，都有一只体型优美的猎犬位于画面中央偏下位置，身后配以树木、花草。画中的猎犬十分写实，得益于西洋古典画法，而环绕周围的树石花卉，却带有浓重的中国花鸟画气息。
对于今日的观众来说，两种风格的拼凑，呈现出不协调的割裂感。然而在当时，这却是乾隆皇帝有意为之的“混搭”。在他看来，郎世宁的画尽管逼真写实，但与中国画的趣味相去甚远，所谓“泰西绘画别具法”“似则似矣逊古格”，乾隆爷认为，当风景花木被描画得如同实景，山水画中的气韵与意境也就消失殆尽了。
因此，在命郎世宁作画的谕旨中，乾隆反复叮嘱“不要西洋气”。作为清宫画院最忙碌的画师，郎世宁独立绘画的机会越来越少。当西藏送来了藏獒、哈密进贡了孔雀、蒙古台吉献上罕见的白狍子，或来使进献马达加斯加狐猴时，他就被召来悉心图绘，而这些动物背后的山石树木等风景，则由深谙传统审美的本土画师补画。在传统的山水花鸟世界中，藩属国进贡的奇珍异兽嬉戏其间。乾隆皇帝的品位左右着郎世宁绘画的表现力，又借他的画笔构筑起一个梦幻般的帝国想象。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郎世宁在北京病逝。一个世纪以后，乘船跨海而来的英法军队攻破皇城。郎世宁画作中那些健壮的猎犬与英武的满洲勇士，成为帝国最后一抹光辉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