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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多，路怒作为驾驶过程中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交通安全。“路怒”即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主要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目前为止，学者对于“路怒症”的研究主要是在定性分析之上，其产生原因也各执一词，由于对“路怒症”原因分析的研究不同，采取措施时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本文对“路怒症”产生原因及应对措施做了简单综述。
关键词：路怒症;交通安全;交通违法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拥有机动车的数量与日俱增，它一方面方便了广大民众的出行，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但另一方面由此导致的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加之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竞争压力加大，“路怒症”应运而生。近年来随着汽车时代到来，因“路怒症”而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愈发严重，笔者认为“路怒症”已不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枚引起交通事故、影响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重磅炸弹”，此类问题应引起社会的重视并着手解决。
1 路怒症产生原因
“路怒症”产生的原因可谓是众说纷纭，但归结来说主要涉及人、心理、环境、法制等四个层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路怒症”的产生或与一种寄生虫感染有关。
1.1 人、心理、环境因素
赵建刚[1]认为驾驶者自身的个性心理、情绪状况、行车行为与理解等直接或间接诱发“路怒”的产生;复杂的行车环境和社会环境压力能够刺激驾驶者产生愤怒情绪;他人的驾驶方式与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路怒症”的产生。邱益烨等从驾驶人个人的个性特质差异、驾驶人的驾驶行为和驾驶人的心理对其原因进行探讨，值的一提的是，作者在心理层面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其中包括驾驶人的预期心理、驾驶人的安全需求、驾驶人的差别心理及驾驶人的内在观念四种。
郭峘，李旭巍[2]采用SAS焦虑自评量表和诺瓦克愤怒量表分别对汽车驾驶人的焦虑水平指数和愤怒水平指数进行测量分析。研究发现，驾车时间正向影响焦虑水平指数，焦虑水平指数又会正向影响愤怒水平指数。随着汽车驾驶人驾车时间的不断增长，焦虑情绪越来越明显，导致焦虑水平指数的升高，焦虑水平指数的升高又会引起愤怒水平指数的升高，带着愤怒情绪驾车必然会增加“路怒症”的发生率;另外，汽车驾驶人在缺乏睡眠或者过度睡眠的情况下驾车，都易产生焦虑情绪，会导致焦虑水平指数的升高，引起愤怒水平指数升高，增加“路怒症”的发生率。
总之，在人的因素方面，研究了性别、年龄、驾龄对“路怒症”产生的影响，但由于背景、驾驶习惯、道路环境等的不同，研究结果有待商榷;在心理方面，认为拥有积极的情绪和人格特征的驾驶员会尽量自身排解情绪，而负面情绪和人格会让驾驶员更激化愤怒;环境因素主要包括驾驶环境和道路条件两方面。道路条件差、交通设施设置不合理会降低道路的通行效率，影响出行速度，导致驾驶员产生愤怒情绪;驾驶环境方面，交通拥挤、噪声污染、不良天气等都会影响驾驶员的情绪。
1.2 法制因素
由于法制方面的欠缺刺激了“路怒症”产生，我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对于某些细节的方面考虑不全面，缺少对恶意超车等行为的处罚机制，其次是对驾驶员职业道德的考察力度不够;另外，存在部分驾驶员在驾驶技术尚未熟练时便上路驾驶。事实也的确如此，抛开所有的偏见，不论男性或女性驾驶员都会有不顾他人安全的驾驶行为，或者是不熟悉所驾驶车辆的各种控制，这也是滋生“路怒症”的温床。
王颂勃[3]从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博弈的角度提出：当驾驶者权利受到侵害时没有选择借助国家公力解决问题而是把自己当作执法者，依靠以牙还牙的私力救济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私力救济本身、实现方式、效果来看，驾驶人有采取私力救济的冲动、有不受任何限制的优势和补救自己所受侵犯的权利。
1.3 寄生虫感染
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称，“路怒症”或与弓形虫感染有关[4]，受到这种寄生虫感染的人可能引发一种被称为间歇性暴发性障碍（IED）的精神疾病，患者存在突发性的攻击冲动，包括容易“路怒”，但是这项研究只是表明弓形虫感染和攻击冲动之间有关联，但并不一定会致人暴怒。李厚都等[5]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研究，将神经精神症状与间歇性暴发性障碍联系，综述了弓形虫感染与路怒的关系。
2 “路怒症”应对措施
科学技术发展能够一定程度减轻“路怒症”的发生率。虽然当前我国各类导航工具，手机导航软件为驾驶人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对于不熟悉的道路，驾驶人依靠导航也未必能避免错误的驾驶行为;或者导航出错等导致驾驶人焦虑的情绪，这有待此类导航工具的进一步优化。
韩振[6]从个人层面来探析如何缓解“路怒症”，这是学界在消除“路怒症”问题时支持自我内部调节的普遍看法。他指出良好的出行习惯是防治“路怒症”的根本，驾车过程需采取理性方式维权;田晓剑[7]认为，政府应科学决策，强化交通服务设施等，为驾驶人提供良好的驾驶环境。城市规划部门在进行道路规划时应征求交警部门、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避免因“一刀切”造成日后交通拥堵等隐患。对于交通压力较大的城市，大力推行公交出行、绿色出行，以此来减少因交通拥堵造成的路怒情绪。
3 结论
学界对“路怒症”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视角较为多样，目前的研究多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来分析问题;第二，对“路怒症”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的研究流于表层，可操作性不强，不能实现标本兼治;第三，未见相关学术专著和博士论文，总体来说研究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第四，交通法制报刊类的社评文章较多;第五，就研究对象而言，“路怒症”的对象不明确，过于宽泛，缺少对某一特定职业或是年龄层“路怒症”的研究。
“路怒症”的解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严格来说，此类受人的心理因素影响的症状都无法彻底解决，只能做到预防为主，对于驾驶员来说，也需定期前往车管所递交体检表，在体检程序中纳入心理测评可以对驾驶人的心理健康进行阶段性的检查，运用相关测量手段，可以从测量结果对其进行心理干预，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赵建刚.“路怒症”的现状、原因及疏解办法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2019，40（11）：155-156.
[2]郭峘，李旭巍.汽車驾驶人焦虑水平指数对“路怒症”产生的影响[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7，32（2）：118-120.
[3]王颂勃.由路怒症看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的博弈[J]. 汽车与安全，2015（6）：82-86.
[4]Coccaro EF，Lee R，et al.Toxoplasma gondii infection：relationship with aggression in psychiatric subjects[J].J Clin Psychiatry，2016，77 （3）：334-335.
[5]李厚都，安然.弓形虫感染可能引起“路怒”[J].科技视界，2018（3）：206-207.
[6]韩振.远离“路怒症”[J].家庭科技，2015（6）：38-39.
[7]田晓剑.“路怒”事件凸显驾驶人心理疏导机制严重缺失[J].山东人大工作，2015（6）：40.
关键词：路怒症;交通安全;交通违法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拥有机动车的数量与日俱增，它一方面方便了广大民众的出行，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但另一方面由此导致的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加之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竞争压力加大，“路怒症”应运而生。近年来随着汽车时代到来，因“路怒症”而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愈发严重，笔者认为“路怒症”已不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枚引起交通事故、影响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重磅炸弹”，此类问题应引起社会的重视并着手解决。
1 路怒症产生原因
“路怒症”产生的原因可谓是众说纷纭，但归结来说主要涉及人、心理、环境、法制等四个层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路怒症”的产生或与一种寄生虫感染有关。
1.1 人、心理、环境因素
赵建刚[1]认为驾驶者自身的个性心理、情绪状况、行车行为与理解等直接或间接诱发“路怒”的产生;复杂的行车环境和社会环境压力能够刺激驾驶者产生愤怒情绪;他人的驾驶方式与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路怒症”的产生。邱益烨等从驾驶人个人的个性特质差异、驾驶人的驾驶行为和驾驶人的心理对其原因进行探讨，值的一提的是，作者在心理层面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其中包括驾驶人的预期心理、驾驶人的安全需求、驾驶人的差别心理及驾驶人的内在观念四种。
郭峘，李旭巍[2]采用SAS焦虑自评量表和诺瓦克愤怒量表分别对汽车驾驶人的焦虑水平指数和愤怒水平指数进行测量分析。研究发现，驾车时间正向影响焦虑水平指数，焦虑水平指数又会正向影响愤怒水平指数。随着汽车驾驶人驾车时间的不断增长，焦虑情绪越来越明显，导致焦虑水平指数的升高，焦虑水平指数的升高又会引起愤怒水平指数的升高，带着愤怒情绪驾车必然会增加“路怒症”的发生率;另外，汽车驾驶人在缺乏睡眠或者过度睡眠的情况下驾车，都易产生焦虑情绪，会导致焦虑水平指数的升高，引起愤怒水平指数升高，增加“路怒症”的发生率。
总之，在人的因素方面，研究了性别、年龄、驾龄对“路怒症”产生的影响，但由于背景、驾驶习惯、道路环境等的不同，研究结果有待商榷;在心理方面，认为拥有积极的情绪和人格特征的驾驶员会尽量自身排解情绪，而负面情绪和人格会让驾驶员更激化愤怒;环境因素主要包括驾驶环境和道路条件两方面。道路条件差、交通设施设置不合理会降低道路的通行效率，影响出行速度，导致驾驶员产生愤怒情绪;驾驶环境方面，交通拥挤、噪声污染、不良天气等都会影响驾驶员的情绪。
1.2 法制因素
由于法制方面的欠缺刺激了“路怒症”产生，我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对于某些细节的方面考虑不全面，缺少对恶意超车等行为的处罚机制，其次是对驾驶员职业道德的考察力度不够;另外，存在部分驾驶员在驾驶技术尚未熟练时便上路驾驶。事实也的确如此，抛开所有的偏见，不论男性或女性驾驶员都会有不顾他人安全的驾驶行为，或者是不熟悉所驾驶车辆的各种控制，这也是滋生“路怒症”的温床。
王颂勃[3]从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博弈的角度提出：当驾驶者权利受到侵害时没有选择借助国家公力解决问题而是把自己当作执法者，依靠以牙还牙的私力救济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私力救济本身、实现方式、效果来看，驾驶人有采取私力救济的冲动、有不受任何限制的优势和补救自己所受侵犯的权利。
1.3 寄生虫感染
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称，“路怒症”或与弓形虫感染有关[4]，受到这种寄生虫感染的人可能引发一种被称为间歇性暴发性障碍（IED）的精神疾病，患者存在突发性的攻击冲动，包括容易“路怒”，但是这项研究只是表明弓形虫感染和攻击冲动之间有关联，但并不一定会致人暴怒。李厚都等[5]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研究，将神经精神症状与间歇性暴发性障碍联系，综述了弓形虫感染与路怒的关系。
2 “路怒症”应对措施
科学技术发展能够一定程度减轻“路怒症”的发生率。虽然当前我国各类导航工具，手机导航软件为驾驶人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对于不熟悉的道路，驾驶人依靠导航也未必能避免错误的驾驶行为;或者导航出错等导致驾驶人焦虑的情绪，这有待此类导航工具的进一步优化。
韩振[6]从个人层面来探析如何缓解“路怒症”，这是学界在消除“路怒症”问题时支持自我内部调节的普遍看法。他指出良好的出行习惯是防治“路怒症”的根本，驾车过程需采取理性方式维权;田晓剑[7]认为，政府应科学决策，强化交通服务设施等，为驾驶人提供良好的驾驶环境。城市规划部门在进行道路规划时应征求交警部门、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避免因“一刀切”造成日后交通拥堵等隐患。对于交通压力较大的城市，大力推行公交出行、绿色出行，以此来减少因交通拥堵造成的路怒情绪。
3 结论
学界对“路怒症”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视角较为多样，目前的研究多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来分析问题;第二，对“路怒症”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的研究流于表层，可操作性不强，不能实现标本兼治;第三，未见相关学术专著和博士论文，总体来说研究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第四，交通法制报刊类的社评文章较多;第五，就研究对象而言，“路怒症”的对象不明确，过于宽泛，缺少对某一特定职业或是年龄层“路怒症”的研究。
“路怒症”的解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严格来说，此类受人的心理因素影响的症状都无法彻底解决，只能做到预防为主，对于驾驶员来说，也需定期前往车管所递交体检表，在体检程序中纳入心理测评可以对驾驶人的心理健康进行阶段性的检查，运用相关测量手段，可以从测量结果对其进行心理干预，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赵建刚.“路怒症”的现状、原因及疏解办法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2019，40（11）：155-156.
[2]郭峘，李旭巍.汽車驾驶人焦虑水平指数对“路怒症”产生的影响[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7，32（2）：118-120.
[3]王颂勃.由路怒症看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的博弈[J]. 汽车与安全，2015（6）：82-86.
[4]Coccaro EF，Lee R，et al.Toxoplasma gondii infection：relationship with aggression in psychiatric subjects[J].J Clin Psychiatry，2016，77 （3）：334-335.
[5]李厚都，安然.弓形虫感染可能引起“路怒”[J].科技视界，2018（3）：206-207.
[6]韩振.远离“路怒症”[J].家庭科技，2015（6）：38-39.
[7]田晓剑.“路怒”事件凸显驾驶人心理疏导机制严重缺失[J].山东人大工作，2015（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