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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从两方面简要加以说明：一是金融活动是在不同经济主体储蓄和投资分布不均，从而提出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需求中产生的。如果没有不同经济主体的净储蓄和净投资，以资金融通为基本特征的金融活动就无从产生。二是金融活动的利息收入，是经济部门所得利润的一部分。借贷资本运动是建立在职能资本运动基础之上的。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内容，借贷资本家“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这个过程中一个资本获得了双重存在：对于借贷资本家是财产资本;对于职能资本家是职能资本。财产资本与职能资本的这种分离，一方面表明此时由于金融活动的介入，原来闲置的资本不再闲置，进入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借贷资本为财产所有者赚取利息，是附着在职能资本之上的寄生物，表明金融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这同时也表明，金融活动若持续脱离经济活动，其本身增值将难以为继，将枯萎枯竭。
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一贯原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近些年新提出的与虚拟经济相对应的新概念，以前通用的提法是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金融工作直接服务于经济，服务于改善人民生活，服务于打赢革命战争的需要。
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就已经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后来在井冈山时期，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建设中资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把他们组织在生产的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他的代替物。”
193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党要“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其中合作社就包括信用合作社。1938年10月，他根據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 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同年10 月，他在《论新阶段》中更是明确指出： “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并将其列为十大财经政策之一。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保障国计民生即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目标出发，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 的主张， 他指出：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 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明确提出： “发展经济，保障借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里的财政工作包括金融工作。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引述孙中山先生关于大银行由国家经营的思想，并且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在这里，金融如何与经济相适应，已经作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被提了出来。
在延安时期，虽然财政收入有限， 但是为了发展边区经济，毛泽东同志仍然主张要把银行的部分资金用在商业贷款等方面。在起始阶段，边区政府将银行信贷主要用来支持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机关生产。1943年大生产运动广泛发展，这时转向支持私营经济，并且大力发放农业贷款，建立了边区农业贷款制度。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农贷1942 年为361万元，1943年即达到2780万元， 1944年则达到1亿元，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领导金融工作更是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统一加以部署。邓小平同志指出：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习近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认识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每次经济过热和同时出现的经济比例失调，大多与金融秩序混乱、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基础关系密切。例如，大家知道的1984年信贷失控和1985年的高息揽存、1988年的高通胀、1992年的乱集资乱拆借、2009年以后的信贷大投放、2015年的资本市场波动及互联网金融等等，每一次都以党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治理整顿而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但为什么实际生活中又每每发生问题呢？利益使然，技术进步条件下的金融新业态监管滞后使然，宏观金融失控使然。当货币还是金银本位制的时候，金融秩序虽然也可能会乱，但乱不到哪儿去。当全世界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而货币发行又每每不受制约时，巨额流动性总有一天会成为秩序混乱之源。金融秩序混乱，为“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制造了获取暴利的机会，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要做好金融工作，我们既要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又要认真总结和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金融管理的经验。只要做到这两条，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作者系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兼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
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一贯原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近些年新提出的与虚拟经济相对应的新概念，以前通用的提法是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金融工作直接服务于经济，服务于改善人民生活，服务于打赢革命战争的需要。
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就已经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后来在井冈山时期，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建设中资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把他们组织在生产的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他的代替物。”
193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党要“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其中合作社就包括信用合作社。1938年10月，他根據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 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同年10 月，他在《论新阶段》中更是明确指出： “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并将其列为十大财经政策之一。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保障国计民生即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目标出发，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 的主张， 他指出：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 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明确提出： “发展经济，保障借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里的财政工作包括金融工作。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引述孙中山先生关于大银行由国家经营的思想，并且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在这里，金融如何与经济相适应，已经作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被提了出来。
在延安时期，虽然财政收入有限， 但是为了发展边区经济，毛泽东同志仍然主张要把银行的部分资金用在商业贷款等方面。在起始阶段，边区政府将银行信贷主要用来支持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机关生产。1943年大生产运动广泛发展，这时转向支持私营经济，并且大力发放农业贷款，建立了边区农业贷款制度。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农贷1942 年为361万元，1943年即达到2780万元， 1944年则达到1亿元，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领导金融工作更是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统一加以部署。邓小平同志指出：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习近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认识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每次经济过热和同时出现的经济比例失调，大多与金融秩序混乱、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基础关系密切。例如，大家知道的1984年信贷失控和1985年的高息揽存、1988年的高通胀、1992年的乱集资乱拆借、2009年以后的信贷大投放、2015年的资本市场波动及互联网金融等等，每一次都以党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治理整顿而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但为什么实际生活中又每每发生问题呢？利益使然，技术进步条件下的金融新业态监管滞后使然，宏观金融失控使然。当货币还是金银本位制的时候，金融秩序虽然也可能会乱，但乱不到哪儿去。当全世界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而货币发行又每每不受制约时，巨额流动性总有一天会成为秩序混乱之源。金融秩序混乱，为“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制造了获取暴利的机会，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要做好金融工作，我们既要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又要认真总结和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金融管理的经验。只要做到这两条，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作者系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兼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