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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自1978年以来，经过43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从一个从属于计划经济下财政的微弱系统，发展成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实力相对最雄厚的宏观相关部门，我个人作为一名普通的金融理论研究者亲眼目睹了这几十年的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切实体会到了党的领导在中国金融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界定“党的领导”的概念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看的确切涵义。我认为，从宏观意义上说“党的领导”就是指“中央领导”，在我国当前体制下，“中央领导”的具体化就是指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这种理解颇近似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对政府的定义，即国家的权力行政能力的代表者都可视为政府。我们的党政领导人在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交叉任职，国家层面重大政策的发布通常都用党中央国务院联名的方式表明，我们完全可以在经济分析中用“中央领导”概念来等同于“党的领导”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各个关键节点将党中央国务院或国务院同意的几部委下发的文件均视作“中央领导”在发挥“党的领导”的作用，使“党的领导”的作用分析在政策层面具体化。
改革头二十年中央对金融业重要性认识的深化过程
我于1982年7月毕业于吉林财贸学院财金系，当年报考了天津财经学院的研究生，我记得当年专业课考试有一道论述题，内容是简论银行信贷中的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那一年天津财院金融系只招收一名硕士生，面向全国招生，天财本校的报名者悉数落选，只有我一人侥幸高分考中，这道题我回答得比较圆满可能是因素之一。在那个年代，很多考生注重书本知识，我却鬼使神差地了解到中国的银行信贷在金融资源配置体系中的确切角色，即当时的计划经济年代，计划统领一切，银行只是财政的配角和钱袋子，在企业资金供应中，固定资金、定额流动资金都由财政供应，银行只是在超定额流动资金上作财政配套，这使得行政命令体制下的企业总是感到缺钱，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严重受限。从金融资源配置角度说，这近似于庄稼永远缺水，从而严重影响收成，结果是粮食产量上不去。这是金融对实体经济产生副作用的表现。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能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中央领导，他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中国金融改革的出发点也是从银行专管超定额流动资金到统管定额和超定额流动资金开始的，就是首先让有借有还的金融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转折点开启了中国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进程。
货币化进程开始以后，宏观调控就提上了日程，1983年9月，中央决定人民银行开始执行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对放贷功能进行剥离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以后中央银行掌管货币总闸门，专业银行执行放贷渠道的功能格局逐步形成，中国金融资源间接融资为主的局面开始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可以浓缩为一个字“放”。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使农业生产普遍放开，城市中的企业改革也提倡放权让利，价格改革也从双轨制入手，落实以放为主、以管为辅的方针，这自然会引发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于是就有聪明人想出银行信贷规模控制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央行每年制定信贷规模盘子，然后切分给专业银行，专业银行再根据贷款规模指标额将信贷资金注入实体经济部门。当年的中国经济仍属于短缺经济，在这个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企业都存有“赶超冲动”，经济易热难冷，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弊端。在处理银企关系时，地方政府从本地发展考虑，总是倾向于向银行施加压力，要求银行为企业发放纾困贷款、安定团结贷款等。中央领导已清楚地看到，在人民银行省分行体制下，这些央行的分支机构总是站在地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于是人民银行又进行了取消省分行体制的大区行改革，贷款的单一规模控制办法也改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现在尽管每年的信贷分配体制已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央行的政策工具已很丰富，但间接融资体系的资源分配模式与当年确定的方式并无本质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内建立证券市场的呼声日高，中央果断决定开办股票市场。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随后的1991年7月3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宣告成立，至此，中国股票市场形成了有组织的场内交易。中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两大市场格局形成。建立股票市场之初，中央高层主要有三点关切：股票市场会不会导致私有化？企业股改普遍化后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股票市场发展能否引发通货膨胀？当时出台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部分、股票每年确定发行额度等一系列办法，算是对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工作方法在股票市场初期的具体尝试。
从上海证交所成立至今已逾30年，中国股票市场市值已达80万亿元，上市公司有4100多家，多层次资本市场已初步形成，股票和债券这两种直接融资工具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愈发显现。但是，中国金融体系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仍然是8∶2的关系，中国金融体系属于银行主导型的体系特征并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中央始终把银行业改革放在金融改革日程表的首位。本文为简化分析，主要以银行为例谈中国金融问题。
中国金融业遭受的三次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总共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外部冲击：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二是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WTO后遇到的国际接轨冲击;三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货币泰铢大幅贬值，并由金融危机引发财政危机，最终导致区域政治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多国政府倒台或更换国家领导人，如韩国方面，执政多年的保守派大国家党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在野的新千年民主党首次取得政权;泰国方面，联合政府下台，由民主党重新执政;印尼方面，执政32年的苏哈托倒台;马来西亚方面，执政17年的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将其副首相安華·易卜拉欣革职;日本方面，首相桥本龙太郎被迫辞职;俄罗斯方面，在危机中一年更换六次总理。 面对亚洲除港币外的东南亚主要货币在短期的急剧贬值造成的货币体系和股市崩溃，中央于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召开几千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一是央行自身管理体制变革，省分行改为九大区行制，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用以处理从国有四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二是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改革为重点，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以补充四大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同时，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改革措施。三是重新确立金融监管格局，成立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专司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金融分业监管局面初步形成。
1998年，在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主导下，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任书记。自此，该机构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决策和金融系统人事安排的核心部门。我记得中央金融工委成立后，其办公地点华融大厦一下成了中国金融业的目光聚焦点，因为央行各专业银行省分行副职以上、保险机构省级分公司副职以上的人事任命都要经金融工委批准，证券基金类机构高管的人事任命亦然。在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金融机构系统党委和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该机构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派出机关，接受中纪委和中央金融工委的双重领导，并成立各金融机构纪委，撤销各金融机构党组和纪检组。各金融机构纪委接受同级党委和中央金融纪工委的双重领导。很明显，以上这些也是党中央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的党务纪检等工作收权的政治动作，目的在于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地应对危机可能引发的行为紊乱。在当年亚洲多数国家出现金融、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时候，中国经济金融政治社会始终能稳健地坚持改革开放和不断进步，上述举措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自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推进，2002年11月中央金融安全领导小组成立，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指导其工作。2003年3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央金融工委，此后成立了银监会，自此中国金融分业监管格局正式形成。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一次飞跃。对中国金融业来说，WTO冲击所表现出的并不是表面上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后的机构冲击，而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在融入世界体系后所面临的深层次的规则冲击。在入世后的五年过渡期中，中央非常重视法律法规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2003年，中央又决定成立银监会，将银行业、信托业等的监管从央行剥离，银监会成立后又将相当的工作精力放在落实《巴塞尔协议Ⅰ》《巴塞尔协议Ⅱ》及后来的《巴塞尔协议Ⅲ》方面，让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在监管标准上向国际标准靠拢。想一想，作为中国商业银行系统骨干力量的国有四大行的注资、财务重整、引入战略投资者及成功上市，这一连串动作都是在中国入世后陆续完成的。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许多外国的评论者就诟病说，中国的许多商业银行因为畸高的不良率事实上已经陷入技术上破产的境地。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在大量的不良资产剥离后，亏空的资本要怎样填补？对此，中国创造性地运用了外汇储备，用外汇储备发行2700亿元定向国债，通过债务债权关系的变换，巧妙地解决了四大国有银行财务重整中的资本注入问题。
动用外汇储备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这样的做法史无前例。我记得在当年还引起了一阵争论，我的两位老朋友，知名青年学者蔡重直和王巍，当时做了一次关于动用外汇储备为银行注资的二人对话，内容大致为：外汇储备是央行用人民币买下的，现在再将其重新投入国内货币流通，实际上是一钱二用，会引发严重的通胀。这个二人谈话当年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中央决策层不为所动，事后证明，用外汇储备发行定向国债为国有四大行注资的做法没错。银行业生存的根本是信任和信心，有一笔钱放进去成为银行的核心资本，就为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举措铺平了道路，其国际影响甚至会大于国内影响。我的博士生同学谢平讲过一个故事，当年建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时，找到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这些企业要价咬得很死，原始股只能一股1元，你定价1元零1分它都不买，但当找国外投资者时，我们的定价分为三轮谈判价格，美国银行30亿美元的入股加权平均价相当于建行2004年净资产的1.26倍，如果将期权的行权价格折现计算进来，入股价相当于建行当年净资产的1.7倍。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经济学家美国次贷危机考察团”访问美国，经济所所长刘树成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在访问美国银行时，其高管介绍说：“我们行这次在美洲地区遭受的损失通过售卖投资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股权全部赚回来了，不仅填平了窟窿，还有大量盈余。”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财务重整和股改上市改写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是中国金融体系变革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现在中国的工农中建在世界银行1000强中排名稳居前列。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是我们遇到的第三次外部冲击。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加入WTO冲击不同，对于第三次，我们没有像前两次那样，一开始就进行了充分准备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刚出现的时候，国内经济学界只有余永定等少数学者发表了警示性文章，但未引起有关部门和决策层的注意，2008年10月份以后，决策层才感到问题有些严重。在11月份前后的高层会议上，有不少学者在应对措施上仍坚持用“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提法，是易纲同志提出要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建议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这是之后中国出台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决策背景。我查了一下，我本人在《银行家》杂志上自2007年开始陆续发表了《中国会发生金融危机吗》《次贷危机问答录》《从次贷危机看华尔街的水到底有多深》《如何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吸取教训》《后危机时代应思考的二十个问题》《矫正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公共失灵——简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国反危机思路的改进建议》等文章，算是对于决策层对金融相关部门提供建议，尽一点经济学家的义务。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银行体系购买“有毒”债券的金额不算高，直接传染情况不算严重，实体经济特别是外部需求严重萎缩成为大问题。因此，中央果断出台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政策的着眼点是用内需补外需。中国经济也因为这个刺激计划的成功实施而做到了“弯道超车”，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經济体，尽管这些计划后来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但其对中国经济成长和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度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政府是在世界各国政府中最早总结2008危机教训，提出金融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天职的聪明政府。奥巴马后来也针对金融危机的教训提出了“再工业化”的主张。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都已看到了金融资源脱离实体经济而进行自我循环徒然空转的危害，而中国却是在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采取措施最有力的国家之一。
在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行反思时，国际金融专家出现过一些观点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对金融机构来说，是监管资本重要还是流动性更重要？许多研究者发现，当重大风险冲击来临时，许多金融机构（也包括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往往在资产基础尚厚时却因流动性风险而猝死，这显然对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新挑战。中国银监会因此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在落实《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协议中严格监管资本计量时，又添加了流动性比率和净稳定融资率等新的考核条件。而且，为汲取危机的教训，中央银行也在传统的反洗钱、支付清算等監管职能之外，特别强调了宏观审慎监管。2015年12月29日，央行宣布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用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在上述三次外部冲击中，中央每一次都能审时度势，化危为机，不间断地进行内部的改革和调整，使得中国的银行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稳健成长且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较充分服务的金融部门。
中国银行体系稳健成长的三点经验
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其成长状态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实体经济部门的基本面;二是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引导手段;三是国家财经管理团队的整体素质。
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出现了近四十年的神话式增长，使得银行这个宏观相关部门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高速成长作支撑，任何国家的银行系统都可能成为“无米之炊”中的巧妇。实体经济发展了，全社会的储蓄增加了，贷款需求旺盛，银行业务发展才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企业状况好，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了，必然会在财政收入上有所体现，财政和金融互为表里。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由汇率问题引致的货币危机，但各国政府在对抗危机中比拼的都是国家财力。又如，中国在入世后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财务重整，依托的是1994年汇率并轨及入世前后中国外贸井喷式增长国际贸易顺差中形成的大量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也是国家财力的一个重要考评指标，中国外汇储备自2006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这自然也是中国总体金融实力的一个表现。
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引导手段也可以称作“指挥棒”。政府是全社会的管理者，监管部门是行业中政府理念、意志的具体执行者和体现者，因此，分析银行体系的成长状态一定要考虑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政策倾向性和理念的明晰程度。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大力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于是大家拼命造房子，银行拼命对次等信用阶层放贷，房贷又被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转化成衍生品，各大投行追逐衍生品高杠杆交易，三大信评机构对这些有毒衍生品又违心地进行信用增级，把它们卖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于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炸弹就此埋下。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又是一个以模糊为特色的金融决策者，他有一句名言：“如果你说你听懂了我的意思，那你一定是理解错了。”所以，最高金融监管者政策语言不明确，也是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进一步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观中国，我们的中央政府自1997年11月以来，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至2017年7月，该会议已召开了五次，而且中央重视程度、参会人员规格、会议内容和发出的政策信号、清晰度一次高过一次，这说明金融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现。2017年1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由刘鹤副总理任主任，该委员会隐然显现超级金融监管协调框架的形成并发挥作用。在1997年11月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兼任央行行长的朱镕基副总理最为重视的是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长篇讲话中也重点讲了金融八大风险点的排查和化解问题。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减税降费和银行系统要对处于困难中的实体经济大幅让利。我们的监管部门近年来又对一些大企业将债务留在国内，到国外用银行贷款投资购买大量资产的行为提出警告，对P2P坚决取缔，叫停虚拟货币挖矿行为等，这些倾向明确、立场清晰的政策信号都说明我们的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指挥棒运用得当，我们的监管理念和行为正不断进步。
任何社会的经济进步都是靠人来推动的，总结改革开放43年中国金融业和银行体系稳健成长的经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国财经管理团队的成长和发展状况。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提出把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决定》中提到“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这不能简单理解为语焉不详，而是当年上上下下都不知道金融改革应该怎样搞，刚刚下河淌水，想摸石头连石头在哪儿都不知道。《决定》之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任命刘鸿儒老师为组长，组员有谢明、周小川、楼继伟和宫著铭，还有两位五道口在读硕士生吴晓灵和李弘。
这个七人小组虽然人数不多，但以今天的眼光看，阵容也堪称豪华。组长刘鸿儒老师是留苏副博士（相当于硕士），是人行系统理论水平最高、改革信念最坚定的副部级干部，后成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其余六人中出了一位世界上任职时间长度仅次于艾伦·格林斯潘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任央行行长16年）;出了一位财政部长（楼继伟）和央行常务副行长（吴晓灵）。现在这几位从原来的位置退下来后，仍担任不同的社会职务，并在理论研究、政策探讨方面表现活跃。
中国的金融系统与国家其他各部委相比，干部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准和专业化程度明显要高些，这不仅是由金融业和银行业的行业技术精巧性、复杂性的客观需求所决定的，还因为在党管干部现行体制下，我们的体制能保证金融系统干部筛选、甄别、提拔机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近20年来，中国的财经金融管理团队在学历背景、理论水平、国际视野、实践积累和操作能力方面同世界上任何发达经济体的财经管理团队相比，也都不遑多让。这种团队优势通常还会产生能人选能人的行为惯性，使中国的金融业和银行业能在这支出色的财经管理团队的带领下不断规避风险、稳健成长，成为实体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续写中国经济神话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界定“党的领导”的概念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看的确切涵义。我认为，从宏观意义上说“党的领导”就是指“中央领导”，在我国当前体制下，“中央领导”的具体化就是指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这种理解颇近似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对政府的定义，即国家的权力行政能力的代表者都可视为政府。我们的党政领导人在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交叉任职，国家层面重大政策的发布通常都用党中央国务院联名的方式表明，我们完全可以在经济分析中用“中央领导”概念来等同于“党的领导”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各个关键节点将党中央国务院或国务院同意的几部委下发的文件均视作“中央领导”在发挥“党的领导”的作用，使“党的领导”的作用分析在政策层面具体化。
改革头二十年中央对金融业重要性认识的深化过程
我于1982年7月毕业于吉林财贸学院财金系，当年报考了天津财经学院的研究生，我记得当年专业课考试有一道论述题，内容是简论银行信贷中的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那一年天津财院金融系只招收一名硕士生，面向全国招生，天财本校的报名者悉数落选，只有我一人侥幸高分考中，这道题我回答得比较圆满可能是因素之一。在那个年代，很多考生注重书本知识，我却鬼使神差地了解到中国的银行信贷在金融资源配置体系中的确切角色，即当时的计划经济年代，计划统领一切，银行只是财政的配角和钱袋子，在企业资金供应中，固定资金、定额流动资金都由财政供应，银行只是在超定额流动资金上作财政配套，这使得行政命令体制下的企业总是感到缺钱，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严重受限。从金融资源配置角度说，这近似于庄稼永远缺水，从而严重影响收成，结果是粮食产量上不去。这是金融对实体经济产生副作用的表现。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能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中央领导，他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中国金融改革的出发点也是从银行专管超定额流动资金到统管定额和超定额流动资金开始的，就是首先让有借有还的金融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转折点开启了中国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进程。
货币化进程开始以后，宏观调控就提上了日程，1983年9月，中央决定人民银行开始执行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对放贷功能进行剥离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以后中央银行掌管货币总闸门，专业银行执行放贷渠道的功能格局逐步形成，中国金融资源间接融资为主的局面开始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可以浓缩为一个字“放”。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使农业生产普遍放开，城市中的企业改革也提倡放权让利，价格改革也从双轨制入手，落实以放为主、以管为辅的方针，这自然会引发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于是就有聪明人想出银行信贷规模控制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央行每年制定信贷规模盘子，然后切分给专业银行，专业银行再根据贷款规模指标额将信贷资金注入实体经济部门。当年的中国经济仍属于短缺经济，在这个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企业都存有“赶超冲动”，经济易热难冷，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弊端。在处理银企关系时，地方政府从本地发展考虑，总是倾向于向银行施加压力，要求银行为企业发放纾困贷款、安定团结贷款等。中央领导已清楚地看到，在人民银行省分行体制下，这些央行的分支机构总是站在地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于是人民银行又进行了取消省分行体制的大区行改革，贷款的单一规模控制办法也改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现在尽管每年的信贷分配体制已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央行的政策工具已很丰富，但间接融资体系的资源分配模式与当年确定的方式并无本质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内建立证券市场的呼声日高，中央果断决定开办股票市场。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随后的1991年7月3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宣告成立，至此，中国股票市场形成了有组织的场内交易。中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两大市场格局形成。建立股票市场之初，中央高层主要有三点关切：股票市场会不会导致私有化？企业股改普遍化后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股票市场发展能否引发通货膨胀？当时出台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部分、股票每年确定发行额度等一系列办法，算是对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工作方法在股票市场初期的具体尝试。
从上海证交所成立至今已逾30年，中国股票市场市值已达80万亿元，上市公司有4100多家，多层次资本市场已初步形成，股票和债券这两种直接融资工具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愈发显现。但是，中国金融体系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仍然是8∶2的关系，中国金融体系属于银行主导型的体系特征并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中央始终把银行业改革放在金融改革日程表的首位。本文为简化分析，主要以银行为例谈中国金融问题。
中国金融业遭受的三次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总共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外部冲击：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二是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WTO后遇到的国际接轨冲击;三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货币泰铢大幅贬值，并由金融危机引发财政危机，最终导致区域政治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多国政府倒台或更换国家领导人，如韩国方面，执政多年的保守派大国家党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在野的新千年民主党首次取得政权;泰国方面，联合政府下台，由民主党重新执政;印尼方面，执政32年的苏哈托倒台;马来西亚方面，执政17年的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将其副首相安華·易卜拉欣革职;日本方面，首相桥本龙太郎被迫辞职;俄罗斯方面，在危机中一年更换六次总理。 面对亚洲除港币外的东南亚主要货币在短期的急剧贬值造成的货币体系和股市崩溃，中央于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召开几千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一是央行自身管理体制变革，省分行改为九大区行制，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用以处理从国有四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二是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改革为重点，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以补充四大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同时，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改革措施。三是重新确立金融监管格局，成立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专司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金融分业监管局面初步形成。
1998年，在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主导下，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任书记。自此，该机构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决策和金融系统人事安排的核心部门。我记得中央金融工委成立后，其办公地点华融大厦一下成了中国金融业的目光聚焦点，因为央行各专业银行省分行副职以上、保险机构省级分公司副职以上的人事任命都要经金融工委批准，证券基金类机构高管的人事任命亦然。在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金融机构系统党委和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该机构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派出机关，接受中纪委和中央金融工委的双重领导，并成立各金融机构纪委，撤销各金融机构党组和纪检组。各金融机构纪委接受同级党委和中央金融纪工委的双重领导。很明显，以上这些也是党中央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的党务纪检等工作收权的政治动作，目的在于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地应对危机可能引发的行为紊乱。在当年亚洲多数国家出现金融、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时候，中国经济金融政治社会始终能稳健地坚持改革开放和不断进步，上述举措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自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推进，2002年11月中央金融安全领导小组成立，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指导其工作。2003年3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央金融工委，此后成立了银监会，自此中国金融分业监管格局正式形成。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一次飞跃。对中国金融业来说，WTO冲击所表现出的并不是表面上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后的机构冲击，而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在融入世界体系后所面临的深层次的规则冲击。在入世后的五年过渡期中，中央非常重视法律法规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2003年，中央又决定成立银监会，将银行业、信托业等的监管从央行剥离，银监会成立后又将相当的工作精力放在落实《巴塞尔协议Ⅰ》《巴塞尔协议Ⅱ》及后来的《巴塞尔协议Ⅲ》方面，让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在监管标准上向国际标准靠拢。想一想，作为中国商业银行系统骨干力量的国有四大行的注资、财务重整、引入战略投资者及成功上市，这一连串动作都是在中国入世后陆续完成的。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许多外国的评论者就诟病说，中国的许多商业银行因为畸高的不良率事实上已经陷入技术上破产的境地。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例，在大量的不良资产剥离后，亏空的资本要怎样填补？对此，中国创造性地运用了外汇储备，用外汇储备发行2700亿元定向国债，通过债务债权关系的变换，巧妙地解决了四大国有银行财务重整中的资本注入问题。
动用外汇储备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这样的做法史无前例。我记得在当年还引起了一阵争论，我的两位老朋友，知名青年学者蔡重直和王巍，当时做了一次关于动用外汇储备为银行注资的二人对话，内容大致为：外汇储备是央行用人民币买下的，现在再将其重新投入国内货币流通，实际上是一钱二用，会引发严重的通胀。这个二人谈话当年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中央决策层不为所动，事后证明，用外汇储备发行定向国债为国有四大行注资的做法没错。银行业生存的根本是信任和信心，有一笔钱放进去成为银行的核心资本，就为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举措铺平了道路，其国际影响甚至会大于国内影响。我的博士生同学谢平讲过一个故事，当年建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时，找到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这些企业要价咬得很死，原始股只能一股1元，你定价1元零1分它都不买，但当找国外投资者时，我们的定价分为三轮谈判价格，美国银行30亿美元的入股加权平均价相当于建行2004年净资产的1.26倍，如果将期权的行权价格折现计算进来，入股价相当于建行当年净资产的1.7倍。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经济学家美国次贷危机考察团”访问美国，经济所所长刘树成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在访问美国银行时，其高管介绍说：“我们行这次在美洲地区遭受的损失通过售卖投资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股权全部赚回来了，不仅填平了窟窿，还有大量盈余。”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财务重整和股改上市改写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是中国金融体系变革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现在中国的工农中建在世界银行1000强中排名稳居前列。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是我们遇到的第三次外部冲击。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加入WTO冲击不同，对于第三次，我们没有像前两次那样，一开始就进行了充分准备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刚出现的时候，国内经济学界只有余永定等少数学者发表了警示性文章，但未引起有关部门和决策层的注意，2008年10月份以后，决策层才感到问题有些严重。在11月份前后的高层会议上，有不少学者在应对措施上仍坚持用“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提法，是易纲同志提出要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建议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这是之后中国出台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决策背景。我查了一下，我本人在《银行家》杂志上自2007年开始陆续发表了《中国会发生金融危机吗》《次贷危机问答录》《从次贷危机看华尔街的水到底有多深》《如何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吸取教训》《后危机时代应思考的二十个问题》《矫正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公共失灵——简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国反危机思路的改进建议》等文章，算是对于决策层对金融相关部门提供建议，尽一点经济学家的义务。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银行体系购买“有毒”债券的金额不算高，直接传染情况不算严重，实体经济特别是外部需求严重萎缩成为大问题。因此，中央果断出台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政策的着眼点是用内需补外需。中国经济也因为这个刺激计划的成功实施而做到了“弯道超车”，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經济体，尽管这些计划后来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但其对中国经济成长和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度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政府是在世界各国政府中最早总结2008危机教训，提出金融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天职的聪明政府。奥巴马后来也针对金融危机的教训提出了“再工业化”的主张。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都已看到了金融资源脱离实体经济而进行自我循环徒然空转的危害，而中国却是在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采取措施最有力的国家之一。
在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行反思时，国际金融专家出现过一些观点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对金融机构来说，是监管资本重要还是流动性更重要？许多研究者发现，当重大风险冲击来临时，许多金融机构（也包括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往往在资产基础尚厚时却因流动性风险而猝死，这显然对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新挑战。中国银监会因此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在落实《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协议中严格监管资本计量时，又添加了流动性比率和净稳定融资率等新的考核条件。而且，为汲取危机的教训，中央银行也在传统的反洗钱、支付清算等監管职能之外，特别强调了宏观审慎监管。2015年12月29日，央行宣布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用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在上述三次外部冲击中，中央每一次都能审时度势，化危为机，不间断地进行内部的改革和调整，使得中国的银行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稳健成长且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较充分服务的金融部门。
中国银行体系稳健成长的三点经验
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其成长状态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实体经济部门的基本面;二是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引导手段;三是国家财经管理团队的整体素质。
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出现了近四十年的神话式增长，使得银行这个宏观相关部门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高速成长作支撑，任何国家的银行系统都可能成为“无米之炊”中的巧妇。实体经济发展了，全社会的储蓄增加了，贷款需求旺盛，银行业务发展才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企业状况好，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了，必然会在财政收入上有所体现，财政和金融互为表里。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由汇率问题引致的货币危机，但各国政府在对抗危机中比拼的都是国家财力。又如，中国在入世后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财务重整，依托的是1994年汇率并轨及入世前后中国外贸井喷式增长国际贸易顺差中形成的大量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也是国家财力的一个重要考评指标，中国外汇储备自2006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这自然也是中国总体金融实力的一个表现。
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引导手段也可以称作“指挥棒”。政府是全社会的管理者，监管部门是行业中政府理念、意志的具体执行者和体现者，因此，分析银行体系的成长状态一定要考虑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政策倾向性和理念的明晰程度。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大力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于是大家拼命造房子，银行拼命对次等信用阶层放贷，房贷又被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转化成衍生品，各大投行追逐衍生品高杠杆交易，三大信评机构对这些有毒衍生品又违心地进行信用增级，把它们卖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于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炸弹就此埋下。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又是一个以模糊为特色的金融决策者，他有一句名言：“如果你说你听懂了我的意思，那你一定是理解错了。”所以，最高金融监管者政策语言不明确，也是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进一步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观中国，我们的中央政府自1997年11月以来，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至2017年7月，该会议已召开了五次，而且中央重视程度、参会人员规格、会议内容和发出的政策信号、清晰度一次高过一次，这说明金融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现。2017年1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由刘鹤副总理任主任，该委员会隐然显现超级金融监管协调框架的形成并发挥作用。在1997年11月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兼任央行行长的朱镕基副总理最为重视的是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长篇讲话中也重点讲了金融八大风险点的排查和化解问题。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减税降费和银行系统要对处于困难中的实体经济大幅让利。我们的监管部门近年来又对一些大企业将债务留在国内，到国外用银行贷款投资购买大量资产的行为提出警告，对P2P坚决取缔，叫停虚拟货币挖矿行为等，这些倾向明确、立场清晰的政策信号都说明我们的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指挥棒运用得当，我们的监管理念和行为正不断进步。
任何社会的经济进步都是靠人来推动的，总结改革开放43年中国金融业和银行体系稳健成长的经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国财经管理团队的成长和发展状况。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提出把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决定》中提到“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这不能简单理解为语焉不详，而是当年上上下下都不知道金融改革应该怎样搞，刚刚下河淌水，想摸石头连石头在哪儿都不知道。《决定》之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任命刘鸿儒老师为组长，组员有谢明、周小川、楼继伟和宫著铭，还有两位五道口在读硕士生吴晓灵和李弘。
这个七人小组虽然人数不多，但以今天的眼光看，阵容也堪称豪华。组长刘鸿儒老师是留苏副博士（相当于硕士），是人行系统理论水平最高、改革信念最坚定的副部级干部，后成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其余六人中出了一位世界上任职时间长度仅次于艾伦·格林斯潘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任央行行长16年）;出了一位财政部长（楼继伟）和央行常务副行长（吴晓灵）。现在这几位从原来的位置退下来后，仍担任不同的社会职务，并在理论研究、政策探讨方面表现活跃。
中国的金融系统与国家其他各部委相比，干部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准和专业化程度明显要高些，这不仅是由金融业和银行业的行业技术精巧性、复杂性的客观需求所决定的，还因为在党管干部现行体制下，我们的体制能保证金融系统干部筛选、甄别、提拔机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近20年来，中国的财经金融管理团队在学历背景、理论水平、国际视野、实践积累和操作能力方面同世界上任何发达经济体的财经管理团队相比，也都不遑多让。这种团队优势通常还会产生能人选能人的行为惯性，使中国的金融业和银行业能在这支出色的财经管理团队的带领下不断规避风险、稳健成长，成为实体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续写中国经济神话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