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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观，彰显了译者主体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当代翻译理论。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矫枉过正，导致翻译中新的二元对立关系形成。作者在肯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贡献的基础之上，对其局限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剖析，期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能在自我肯定和批评的基础上，对其理论进行有益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 性别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局限性
一、引言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性主义思潮和翻译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兴翻译理论，它把性别视角带入翻译，立足于“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理论中的译作与原作、译者与原作者进行重新定位，达到凸显女性、替女性说话的政治目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改变了翻译在人们心中原有的印象，它在译学界的风起云涌引起了人们对翻译的重新思考。
二、翻译中的性别
性别与翻译原本并没有什么天然的联系，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和翻译研究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了女性这一社会性别角色和翻译之间的这种特殊联系。“译者，舌人也”，“译者是职业媒婆”[1]。女翻译家苏珊·罗宾涅尔·哈伍德曾说：“我翻译因为我是女性。”（I am translating because I am a woman.）于是，女性主义者决心揭示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用行动动摇长久以来维持着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她们把翻译当做自己获得新生的手段，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呼声，拉开了译学界对传统翻译理论改革的新阶段。
首先，西方女性主义者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精髓，她们从性别视角入手，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否认了文本意义的单一性和绝对性[2]。其次，女性主义者颠覆了传统翻译观中的忠实标准，认为译者在翻译中不应该只注重文本意义的对等关系，还应该看到多重意义的存在，她们认为翻译不再仅仅是对原文信息的复制，更是一种为争夺女性话语权的叛逆。她们解构了“忠实”，也就解构了传统的翻译标准。最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打破了传统译论中将译者置于隐形和无声地位的状态，突出了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和译文作者的重要作用，刻意在翻译中凸显女性的“自我”，在翻译中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3]。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杰出代表路易斯·冯·弗洛托对奉行女性主义翻译原则的译者们在翻译活动中经常采用的几种翻译策略进行了归纳，它们分别是：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和劫持（hijacking）[4]。通过以上三种手段或策略，女性主义译者最大限度地颠覆了男性特权对翻译的控制，完成了其创造性叛逆的过程。
三、对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再思考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在女性主义思想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传统结构主义翻译观基础上的进步。它尝试从性别的视角研究翻译；突破了把翻译和女性置于文学和社会从属地位的思维定势；对翻译中的各个主体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启发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再思考；为女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女性主义翻译流派的局限性
首先是“自我颠覆性”。巴西女性评论家罗斯玛丽·阿茹雅（Rosemary Arrojo）曾用三个术语描述这些流派理论的自我颠覆性。一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否认原文的“单一性和绝对性”。另一方面，她们声称翻译要反映原文主旨。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存在机会主义的倾向。不仅如此，女性主义者对自身翻译理论和对其他翻译理论采取了“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罗斯玛丽·阿茹雅指出，其实这些女性主义者与她们所要颠覆理论家一样具有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的攻击性，她们忽视了自身对文本的过分干预，这正是她们翻译的虚伪性所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思想，认为意义是开放且多元的，并且它们是永远无法被“复制”（reproduced）和“恢复”（recovered）的。然而，女性主义译者却一再强调对文本意义的“创造”（created）、“再创造”（recreated）和“更新”（anew），从这一点上看，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缺乏连贯性。
其次是“精英主义”。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载体，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的翻译必须达到易于理解和交流的效果。如果译者单纯处于女性话语权的角度，在翻译中刻意创造出晦涩难懂的词语和语句，就人为地增加了异域读者理解作品的难度，扼杀了作品原有的文学内涵，从而使得作品曲高和寡，达不到文学交流效果。吉蓝（Robyn Gillam）指出：“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通常在同一文本中掺杂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文字游戏，只有精通双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精英才能读懂。”[5]
最后是“新殖民主义”。美籍印度裔女学者佳娅特利·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认为女性主义的呼声不仅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她们应该参与到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作品的翻译中，这就面临着把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翻译成英语这一问题。既然英语已是多数人的语言，翻译成英语也无可厚非，然而，在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作品实际翻译的过程中，许多西方的女性主义者暴露出了新的殖民主义倾向，她们完全在用自己的言语方式翻译作品，丝毫不考虑原作的语言特色。另外，一部好的译作不仅传递作品语言信息、原作者写作风格和行文技巧，更重要的是它能折射出原作的文学和文化背景。因此，如果译者无法顾及或者不够重视源语文本的文学和文化背景，那么就容易出现对非西方世界新殖民主义的构建。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负面效应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驳斥了父权制统治下男性的话语权，试图建立女性的话语中心。在翻译实践中，她们强调运用译者主体性对原作进行改写，她们对原作中的男性意识、男性话语不留一丝的情面，以致过度彰显了原作中处于隐形状态甚至从不存在的女性话语。从这个意义上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似乎在重蹈传统二元对立的老路，它们过于强调性别差异，过于在翻译中凸显女性身份。既然男性主义的阐释模式是偏离、是背叛，那为什么女性主义的阐释就是意义丰富的？因此，女性主义有重新建构新的二元对立之嫌。翻译的基本内涵是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传达同样的信息，因此，一个称职的译者就必须具备对两种不同语言乃至文化的精通和对翻译高度的责任感。然而在女性主义翻译中，女性主义者不惜使用一系列翻译策略和方法对原作进行改写，并且利用乃至创造任何能凸显女性身份的机会，替女性说话，她们甚至把翻译看做是一种创造。试想，如果所有译者都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去解释、改写原作，那传达不同语言中相同信息的目标还怎么实现呢，这样反而会助长滥译、乱译之风。尽管女性主义的初衷并不是要操纵翻译，但出于翻译的本质，我们不能仅仅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对语言中所体现的性别歧视现象斤斤计较，操纵翻译，从而违背翻译的本质。
四、结语
存在即为合理，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好与坏来评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利与弊。诚然，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给传统翻译理论与实践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它成为女性在翻译领域、语言领域中与父权权威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译学界的一股新生力量。然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比较稚嫩、不成熟和不完善，急需得到改进。我们希望能在一种理性情感的基础之上端正态度，权衡利弊，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来剖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贡献与局限，以促进翻译理论和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只有克服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种种局限，女性主义翻译才能既传达女性的心声，又不背离翻译的本质。
参考文献：
[1]袁莉.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77.
[2]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M].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1997：11.
[3]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M].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
关键词： 性别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局限性
一、引言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性主义思潮和翻译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兴翻译理论，它把性别视角带入翻译，立足于“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理论中的译作与原作、译者与原作者进行重新定位，达到凸显女性、替女性说话的政治目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改变了翻译在人们心中原有的印象，它在译学界的风起云涌引起了人们对翻译的重新思考。
二、翻译中的性别
性别与翻译原本并没有什么天然的联系，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和翻译研究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了女性这一社会性别角色和翻译之间的这种特殊联系。“译者，舌人也”，“译者是职业媒婆”[1]。女翻译家苏珊·罗宾涅尔·哈伍德曾说：“我翻译因为我是女性。”（I am translating because I am a woman.）于是，女性主义者决心揭示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用行动动摇长久以来维持着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她们把翻译当做自己获得新生的手段，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呼声，拉开了译学界对传统翻译理论改革的新阶段。
首先，西方女性主义者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精髓，她们从性别视角入手，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否认了文本意义的单一性和绝对性[2]。其次，女性主义者颠覆了传统翻译观中的忠实标准，认为译者在翻译中不应该只注重文本意义的对等关系，还应该看到多重意义的存在，她们认为翻译不再仅仅是对原文信息的复制，更是一种为争夺女性话语权的叛逆。她们解构了“忠实”，也就解构了传统的翻译标准。最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打破了传统译论中将译者置于隐形和无声地位的状态，突出了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和译文作者的重要作用，刻意在翻译中凸显女性的“自我”，在翻译中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3]。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杰出代表路易斯·冯·弗洛托对奉行女性主义翻译原则的译者们在翻译活动中经常采用的几种翻译策略进行了归纳，它们分别是：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和劫持（hijacking）[4]。通过以上三种手段或策略，女性主义译者最大限度地颠覆了男性特权对翻译的控制，完成了其创造性叛逆的过程。
三、对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再思考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在女性主义思想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传统结构主义翻译观基础上的进步。它尝试从性别的视角研究翻译；突破了把翻译和女性置于文学和社会从属地位的思维定势；对翻译中的各个主体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启发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再思考；为女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女性主义翻译流派的局限性
首先是“自我颠覆性”。巴西女性评论家罗斯玛丽·阿茹雅（Rosemary Arrojo）曾用三个术语描述这些流派理论的自我颠覆性。一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否认原文的“单一性和绝对性”。另一方面，她们声称翻译要反映原文主旨。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存在机会主义的倾向。不仅如此，女性主义者对自身翻译理论和对其他翻译理论采取了“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罗斯玛丽·阿茹雅指出，其实这些女性主义者与她们所要颠覆理论家一样具有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的攻击性，她们忽视了自身对文本的过分干预，这正是她们翻译的虚伪性所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思想，认为意义是开放且多元的，并且它们是永远无法被“复制”（reproduced）和“恢复”（recovered）的。然而，女性主义译者却一再强调对文本意义的“创造”（created）、“再创造”（recreated）和“更新”（anew），从这一点上看，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缺乏连贯性。
其次是“精英主义”。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载体，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的翻译必须达到易于理解和交流的效果。如果译者单纯处于女性话语权的角度，在翻译中刻意创造出晦涩难懂的词语和语句，就人为地增加了异域读者理解作品的难度，扼杀了作品原有的文学内涵，从而使得作品曲高和寡，达不到文学交流效果。吉蓝（Robyn Gillam）指出：“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通常在同一文本中掺杂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文字游戏，只有精通双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精英才能读懂。”[5]
最后是“新殖民主义”。美籍印度裔女学者佳娅特利·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认为女性主义的呼声不仅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她们应该参与到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作品的翻译中，这就面临着把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翻译成英语这一问题。既然英语已是多数人的语言，翻译成英语也无可厚非，然而，在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作品实际翻译的过程中，许多西方的女性主义者暴露出了新的殖民主义倾向，她们完全在用自己的言语方式翻译作品，丝毫不考虑原作的语言特色。另外，一部好的译作不仅传递作品语言信息、原作者写作风格和行文技巧，更重要的是它能折射出原作的文学和文化背景。因此，如果译者无法顾及或者不够重视源语文本的文学和文化背景，那么就容易出现对非西方世界新殖民主义的构建。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负面效应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驳斥了父权制统治下男性的话语权，试图建立女性的话语中心。在翻译实践中，她们强调运用译者主体性对原作进行改写，她们对原作中的男性意识、男性话语不留一丝的情面，以致过度彰显了原作中处于隐形状态甚至从不存在的女性话语。从这个意义上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似乎在重蹈传统二元对立的老路，它们过于强调性别差异，过于在翻译中凸显女性身份。既然男性主义的阐释模式是偏离、是背叛，那为什么女性主义的阐释就是意义丰富的？因此，女性主义有重新建构新的二元对立之嫌。翻译的基本内涵是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传达同样的信息，因此，一个称职的译者就必须具备对两种不同语言乃至文化的精通和对翻译高度的责任感。然而在女性主义翻译中，女性主义者不惜使用一系列翻译策略和方法对原作进行改写，并且利用乃至创造任何能凸显女性身份的机会，替女性说话，她们甚至把翻译看做是一种创造。试想，如果所有译者都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去解释、改写原作，那传达不同语言中相同信息的目标还怎么实现呢，这样反而会助长滥译、乱译之风。尽管女性主义的初衷并不是要操纵翻译，但出于翻译的本质，我们不能仅仅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对语言中所体现的性别歧视现象斤斤计较，操纵翻译，从而违背翻译的本质。
四、结语
存在即为合理，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好与坏来评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利与弊。诚然，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给传统翻译理论与实践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它成为女性在翻译领域、语言领域中与父权权威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译学界的一股新生力量。然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比较稚嫩、不成熟和不完善，急需得到改进。我们希望能在一种理性情感的基础之上端正态度，权衡利弊，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来剖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贡献与局限，以促进翻译理论和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只有克服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种种局限，女性主义翻译才能既传达女性的心声，又不背离翻译的本质。
参考文献：
[1]袁莉.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77.
[2]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M].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1997：11.
[3]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M].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