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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London Science Museum）举办的“照亮印度”（Illuminating India）展始于2017年10月，将于今年3月底结束。此次展览设置了两个展场：一个展示印度的科技史与发明史，另一个是摄影展，在科学的主场撑起一面人文的旗帜。摄影展以1857年和1947年为时间点，分成三大板块：“权力与表演”（Power and Performance）、“艺术与独立”（Art and Independent）和“现代与当代”（Modern and Contemporary）。这样的分法也暗合摄影术的发展脉络：作为一门新技术，首先也是为权贵所用，然后尝试着独立成一门艺术，并从现代进入当代。更进一步来说，从被英国敲开国门开始的印度，也符合这一发展规律。不仅是摄影术，甚至印度本身，在被英国敲开国门之后，也首先为权贵所“用”，掠夺其主权与资源，然后尝试着独立，经过漫长的斗争与探索，终以现代化的姿态迈入当代世界舞台。
摄影术传入印度之时，与其隔喜马拉雅山脉而接壤的中国刚刚被发动的鸦片战争的英国侵略，开启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1842年7月，出现了最早在中国使用达盖尔摄影术的记录。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尾声，使用者是英国军官和医生。不过这一次的记录并未留下照片或版画。摄影术随着战争传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代表摄影术的相机和照片也可以代表西方的强权，对其产生畏惧和厌恶是很自然的。这点与在摄影术诞生之前就已经实际控制印度的英国不同。虽然在摄影术刚诞生时，被拍摄对象对照相机都有无知的焦虑甚至恐惧，但对印度民众来说，这个大匣子更像是殖民者带来的新玩具。
权力与表演
早在17世纪初，英国成立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开始与印度通商，并赢得了莫卧儿王朝的信任，在印度的土地上建立了贸易據点，随即组建军队，逐渐开辟殖民地。到17世纪最后10年，印度当地的英国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准国家”，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之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人清除了在印度的竞争对手，不断扩张殖民地，直到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印度次大陆，并开始推行现代化。在这期间，摄影术于1839年宣告发明，不多久便随英国殖民者传入了印度，很快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之一。英国军队与殖民地官员利用摄影术记录这片次大陆的风土人情，同时也带出了第一批印度本土的摄影师，为印度王室服务。
1857年，发生了印度民族起义（之前称为“哗变”），其结果是统治印度300余年的莫卧儿帝国正式终结，由英国政府直接支配印度，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 Shah II）被流放至缅甸直至去世。来自英国的摄影师查尔斯·谢泼德（Charles Shepherd）与当地英国士兵罗伯特·泰勒（Robert Tyler）拍下了这位以诗才出名的末代皇帝在审判之后、流放之前的照片。他瘫卧在床，眼神涣散，前景是支长烟枪。与此同时，早期战地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经克里米亚到达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Lucknow），拍下一些起义之后的场景，比如今天已是景点的巴拉墓园，当时却是一片残垣断壁，大门外、空地上，反抗军的遗骸铺散，这样戏剧性的视觉冲击，却难逃摆拍之嫌。彼时的勒克瑙，影像资料多过泰姬陵，包含“风景”“废墟”“皇宫”等主题的组照，成为了明信片、立体画和印刷品最流行的题材。而记录它们的，都是西方摄影师。刚才提到的查尔斯·谢泼德（Charles Shepherd）正是世界上运营时间最长的摄影工作室伯恩与谢泼德（Bourne & Shepherd）的创始人之一，这个于1863年在印度创立的摄影工作室在2016年的所有权官司败诉后最终关门。其鼎盛时期，几乎就是无名分的官方照相馆，拍摄了大量官员的照片，也对印度社会进行着长久持续的记录，影像质量颇高。
艾哈迈德·阿里·汗（Ahmad Ali Khan）是首位知名的印度摄影师。他为北方统治者瓦吉德·阿里·沙（Wajid Ali Shah）及其王室成员拍摄的照片是印度人拍摄印度人的先驱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摄影术在这片土地上是如何糅合传统文化，造就出独具风格的艺术品的。艾哈迈德为统治者女儿拍摄的肖像，就是这样一张作品。一张穿着传统服饰的标准坐像居中，周围镶金边以作框，框上有二美人鱼形侍女，组成统治者的纹章，框下用乌尔都语写着人物小传。照片和纹饰，加上文字，构成了整幅摄影作品，显示出了印度审美的偏好。
这样的偏好迅速发扬光大，在王室成员中流传开来，形成新形式的摄影作品。画家以摄影师所拍照片为底，用水彩、水粉或者油画颜料加工，满足各种对画面和意境的追求。《乌代浦的法特·辛格王公》（Maharana Fateh Singh of Udaipur）是一张伯恩与谢泼德工作室出品的肖像照片。照片中，大君身着传统服饰，执佩刀立于窗前。而由这张照片加工而成的作品，经整体上色后，大君本人的形象未变，头上多出的羽饰和比例加大的挂饰更显华贵；背景被涂掉，角落增加了一根维多利亚风格的立柱和窗帘。这样一来，除了颜色鲜艳，主体更加突出，立柱代表的支撑与稳定也与大君的身份相得益彰。
摄影术传入印度之时，与其隔喜马拉雅山脉而接壤的中国刚刚被发动的鸦片战争的英国侵略，开启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1842年7月，出现了最早在中国使用达盖尔摄影术的记录。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尾声，使用者是英国军官和医生。不过这一次的记录并未留下照片或版画。摄影术随着战争传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代表摄影术的相机和照片也可以代表西方的强权，对其产生畏惧和厌恶是很自然的。这点与在摄影术诞生之前就已经实际控制印度的英国不同。虽然在摄影术刚诞生时，被拍摄对象对照相机都有无知的焦虑甚至恐惧，但对印度民众来说，这个大匣子更像是殖民者带来的新玩具。
权力与表演
早在17世纪初，英国成立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开始与印度通商，并赢得了莫卧儿王朝的信任，在印度的土地上建立了贸易據点，随即组建军队，逐渐开辟殖民地。到17世纪最后10年，印度当地的英国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准国家”，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之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人清除了在印度的竞争对手，不断扩张殖民地，直到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印度次大陆，并开始推行现代化。在这期间，摄影术于1839年宣告发明，不多久便随英国殖民者传入了印度，很快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之一。英国军队与殖民地官员利用摄影术记录这片次大陆的风土人情，同时也带出了第一批印度本土的摄影师，为印度王室服务。
1857年，发生了印度民族起义（之前称为“哗变”），其结果是统治印度300余年的莫卧儿帝国正式终结，由英国政府直接支配印度，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 Shah II）被流放至缅甸直至去世。来自英国的摄影师查尔斯·谢泼德（Charles Shepherd）与当地英国士兵罗伯特·泰勒（Robert Tyler）拍下了这位以诗才出名的末代皇帝在审判之后、流放之前的照片。他瘫卧在床，眼神涣散，前景是支长烟枪。与此同时，早期战地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经克里米亚到达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Lucknow），拍下一些起义之后的场景，比如今天已是景点的巴拉墓园，当时却是一片残垣断壁，大门外、空地上，反抗军的遗骸铺散，这样戏剧性的视觉冲击，却难逃摆拍之嫌。彼时的勒克瑙，影像资料多过泰姬陵，包含“风景”“废墟”“皇宫”等主题的组照，成为了明信片、立体画和印刷品最流行的题材。而记录它们的，都是西方摄影师。刚才提到的查尔斯·谢泼德（Charles Shepherd）正是世界上运营时间最长的摄影工作室伯恩与谢泼德（Bourne & Shepherd）的创始人之一，这个于1863年在印度创立的摄影工作室在2016年的所有权官司败诉后最终关门。其鼎盛时期，几乎就是无名分的官方照相馆，拍摄了大量官员的照片，也对印度社会进行着长久持续的记录，影像质量颇高。
艾哈迈德·阿里·汗（Ahmad Ali Khan）是首位知名的印度摄影师。他为北方统治者瓦吉德·阿里·沙（Wajid Ali Shah）及其王室成员拍摄的照片是印度人拍摄印度人的先驱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摄影术在这片土地上是如何糅合传统文化，造就出独具风格的艺术品的。艾哈迈德为统治者女儿拍摄的肖像，就是这样一张作品。一张穿着传统服饰的标准坐像居中，周围镶金边以作框，框上有二美人鱼形侍女，组成统治者的纹章，框下用乌尔都语写着人物小传。照片和纹饰，加上文字，构成了整幅摄影作品，显示出了印度审美的偏好。
这样的偏好迅速发扬光大，在王室成员中流传开来，形成新形式的摄影作品。画家以摄影师所拍照片为底，用水彩、水粉或者油画颜料加工，满足各种对画面和意境的追求。《乌代浦的法特·辛格王公》（Maharana Fateh Singh of Udaipur）是一张伯恩与谢泼德工作室出品的肖像照片。照片中，大君身着传统服饰，执佩刀立于窗前。而由这张照片加工而成的作品，经整体上色后，大君本人的形象未变，头上多出的羽饰和比例加大的挂饰更显华贵；背景被涂掉，角落增加了一根维多利亚风格的立柱和窗帘。这样一来，除了颜色鲜艳，主体更加突出，立柱代表的支撑与稳定也与大君的身份相得益彰。